据说考试始于隋朝大业元年，至今已历经千余年，其间有许多关于考试的趣闻。

1唐朝末年，文采不错的鲍毅得罪了考官刘太珍。刘太真曾信誓旦旦不让鲍毅通过考试。第一次考完，刘太真想慢慢来，第二次考试会让宝姨开心。第二次考完，刘太真又让他上第三次，想让他开心一会儿。第三次考试后，刘太真没有拿录取包，就拿着名单去找丞相。就在朱霸之乱之后，名单里多了一个朱。丞相很不高兴，要求刘太真换掉他。吓得刘太真想不起其他孩子的名字，只记得保怡，最后上了保怡高中。

2何张之主考官，考上的进士不符合士子的期望，引起公愤，引起民众围攻何父。何张之架起梯子爬上墙，趴在墙上回答孩子们提出的问题。

3王伟参加科考，想走后门。听说公主喜欢音乐，于是他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扮成乐师，手持琵琶迎接公主，被公主看中，一举夺得第一名。

4赵颜，唐朝人，多次考试不及格。他的家人恨他和他的妻子。有一次我公公家办晚会，邀请剧团来演出。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除了赵林顿的妻子。演出中途，有人举报赵林同是秀才。家里人一听，赶紧把赵林童的老婆请了进来，给她穿上新衣服，换了凳子，然后继续看演出。

5宋真宗时期的宰相晏殊天资聪颖，从小就被当作神童推荐到朝廷。后来，他被推荐去见宋真宗，而宋真宗正在面试一个进士，所以他被邀请参加。颜姝一看到试题就说：“我前几天做了这个题目，你还是改一下吧。”宋真宗，这种喜悦，诚实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能力。颜姝由此进入政府高层。

6宋代学者刘冕非常重视禁忌。他参加科举考试从来没听过“罗”字或与“罗”同音的字，怕是“状元”。他自己也常常把“快乐”说成“安康”，仆人们也跟着他。考完试，老刘派仆人去看名单。仆人回来，老刘急忙问自己中了没有，仆人回答说：“秀才痊愈了。”

7明朝成化年间，浙江秀才李习安在乡试期间，有一次私访，看到两个考生在下棋。一位考生甚至夸口说，“不用复习，上榜没问题。李和贤总不能用一个包含100个名字的奇怪标题来为难我们吧？”李习安一生气，就带回来一个包含100个名字的怪问题，就是“孔子门下有72位圣贤，那么圣贤之德是什么？云台28会怎么做？”结果，没有人能解释所有的问题，所以李习安没有接受任何一个问题。

8刘望陵，福建同安县人，明末参加公务员考试，考了福建省第三十四名，后因故被罢官。入清后再次参加福建省考，再次考了第34名。隔三差五赢同一个地方，比中500万**还低。

9清代陕西乡试中，有一位考官到西安安当考官。临行前，他拜访了关的老师舒。两人交谈过程中，尚叔放了个屁，但他不好意思，动了动屁股。考官以为有玄机，当即询问有何吩咐。尚书说：“没有他，你可以自由呼吸！”意思是，“没事，就是放屁。”考官误会了，以为他想录取一个叫夏的人。结果，在安，真的有一个叫夏的考生，而这个夏却误中了第一名。

10清朝嘉庆年间，文官考试完毕后，帕拉

11吴某，阿清人，目不识丁，因为左维护了他的松江县令的地位。他在主持郡考的时候，把枪手列的试题放在靴子里，想公布试题的时候，又忘了放在哪里。秘书问他知不知道考题内容，吴说只记得开头的“马”字。秘书在《四书》参观了“马”字，吴说不喜欢。后来他突然想到在靴筒里，就看了一眼。原考题为“不知道现在谁来了”。

12道光年间的考官穆彰阿，录取考生不是看卷子答得怎么样，而是看他的鼻烟壶。他有两个形状相同但颜色不同的鼻烟壶，一个是琥珀，一个是白玉。考官推荐卷子时，用两个鼻烟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如果是琥珀，谢天谢地，这张卷子被文曲星看中，考上了进士；如果是白玉的话，对不起，我要和这纸的主人说再见了！取够了地方，下面的论文，再好，都会被当成废纸。

13清道光某年，原状元是邱实。当道光看到他的名字时，邱实是一个“死囚”，这是不吉利的，所以他没有接受。当我看到二年级第九名戴长芬的时候，我的心里突然一阵狂喜，我立刻以状元的身份开始写作。因为清朝延续到第九次，戴兰芬真的很幸运。

14写《聊斋志异》的作家蒲松龄曾经考公务员。当他拿到考题时，他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了。看完书，他“越级”，就是第一页看完，直接翻到第三页做。对此没有补救办法。哦，不，我又过不了辽宁工业大学一卡通了。

15古代乡试和会试有三次连考，每次三天。考生吃喝拉撒都在考场。康熙三十六年状元李逊，家境贫寒，考试时篮子里装了36个馒头。

16清代广东盛行科举赌博。每逢考试，一些富商就设赌局，事先拟好几个考生的名字，赢的钱大到几万块银两。考试公布后，根据猜测决定胜负。所以越隐晦的姓氏，买的人越多。

17文，唐朝名人，陕西人。他的祖上是——年的文彦博，一个在唐朝政界和文坛都很有名气的双料人。他在政坛上是宰相，在文坛上成就了一代著名诗人。在文这一代，他年轻时才思敏捷，年纪轻轻就以词成名，但在仕途上却走不出一个人，即所谓仕途驴友也。文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傲慢。他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把科举当回事。他一直以为，每当他要考试的时候，皇帝就会把他的黑帽子给他，所以他就一直吊儿郎当。将近40岁的时候，文玩够了，逛够了，于是大摇大摆走进考场，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现在他把科举当回事，科举却不把他当回事。直到56岁，他的名字始终没有进入进士榜。在作弊最严重的唐朝，就连著名诗人文，上至高官子弟，下至贫苦百姓，都乐此不疲，加入了轰轰烈烈的作弊大军。但与一般的饕餮相比，文达诗人的欺骗手段堪称一绝。即使在考官防贼的“防守”下，他依然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八个人的卷子，甚至还能全身而退，这让当时的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如果他自称是唐朝的第二号骗子，没有人敢自称是第一号骗子。

18唐德宗贞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85年，白居易29岁，参加了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在助教那里

19蒲松龄老师，山东淄川人，留下一个《聊斋志异》，几十万字。19岁初，这位蒲老师考了男生，考了县政路第一名，补了博士生。不幸的是，他这次考试不及格。他没有过官瘾，他不甘心。他还是每三年考一次，按时去考试。考试，考试，直到71岁，连胡子都全白了。考官看他实在可怜，就做出一个榜样，成为进贡生。满腹悲愤，无处发泄。在艰难的岁月里，浦先生逐渐认识到“仕途黑暗，天理不正。”他把心中所有的委屈都寄托在小说创作上，写出了他的不朽著作《聊斋志异》年》。

2016岁时，唐伯虎考上了他原籍苏州的状元。明孝宗十二年，梁楚良大人来南京主持乡试，他以状元的身份被录取。第二年，唐杰元得意洋洋地去北京试。如果唐伯虎想参加飞行员考试，他难免会有点紧张。心里没底就去找考官垫底。因为唐伯虎被牵连进考场作弊案，名声受挫，家庭陷入困境，经历坎坷。他的老朋友和朋友都避之不及，甚至他的妻子也对他翻白眼。人情被忽略，世态炎凉。只好去城外建了一座桃花庵，自称“六僧”，卖书卖画为生。

21吴承恩擅长书画，多才多艺。但科举不利，直到中年才当上进贡生。60岁时，他当上了长兴县令，却因与长官不和而离职。之后，他聘请了荆王宓嵇山。

2240多岁的老学者孟郊感慨地说：“春风以马蹄疾为荣，一天就能看遍长安花。“通过考试后，他游街示众，一天之内看遍了全城的美女。这位吟游诗人只当过县尉，“慈母手中的线，为她任性的少年的身体做衣服”也是“孟局”的一句话。

23“三线落地”定鼎家。在明朝，丁贤是第一个坐上头把交椅的福建人。在测试中，汇源是来自江西的黄子澄，来自江西的连，丁贤是第三名。在科举考试中，丁贤的文章是最好的，排名第一，连仍然排名第二，黄子澄退居第三。传说在排名公布前夕，朱元璋皇帝夜里梦见“三根电线落地”。一觉醒来，我查了一下丁嘉的名字，发现丁贤的“贤”和连的姓都含有“嗣”字，而黄子澄的名字与“嗣”毫无关系。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找了一个叫“丝绸”的花轮来代替黄子澄。正要下单，突然发现丁贤的“贤”字里有两个“丝”字。他连紫凝已经是“三丝”，加上花轮，就成了“四丝”。于是，只好作罢，按照原来的排名公布：丁第一。

24明代文学家李梦阳，督江西一年，任监考。他觉得好笑，发现秀才候选人花名册上有一个重名候选人，于是对重名秀才无声地打了个电话，说：“我弟弟和本官重名，真是巧了，本官要管管。好吧，我给你一副对联。如果你能在课堂上处理好，你就赢了。答不上来，就请你回去再好好学三年，下次农村考了再来。”那个学者也是一个充满文采的儒生。他听了这话，笑着答道：“你若不后悔你的话，请说些什么。”李梦阳精心制作了一副诙谐的对联：“蔺相如、司马相如，名字相同，但他们是不同的。”此联名异于他人，适合自己和同名考生，有调侃之意。听了这话，考生赫斯塔

25清代道光年间状元孙家鼐，在一大卷殿试中，误将“董仲舒”的“书”字写成“书”字。清廷规定，阅卷大臣在大卷中选出前10名的书，叠在一起，第一名为状元，呈送科举。有时皇帝递出原文，有时倒序。当时科举和孙家鼐写的其他字，10个阅卷大臣都没出来，却被抽中为甲等状元，折在第一册。道光是国王任命的，而孙家鼐按照原来的顺序获得了第一名。另一个词是事后发现的，10个阅卷大臣联名上书要求处罚。因为状元是道光帝亲自任命的，不方便追究，所以孙家鼐是“天下第一状元”。从此，这位幸运的“状元”仕途亨通，一路高升，成为大学士、军务尚书、同治皇帝的老师。

26刘的《半月照乾坤》让印象深刻。清朝乾隆年间，江西萍乡有一位勤奋好学的儒生，名叫刘。20岁之前，他不仅已经熟读四书五经，而且对唐诗宋词也了如指掌，背得滚瓜烂熟。所以他有县考，地方考，考试。然而，刘是丑陋的，只有一只眼睛。按照当时的规定，五官不全的人是不允许当官的。碰巧这次考试的考官是个人才，他勇敢地告诉了皇帝。为了避免以貌取人，龙决定参观保和殿。那一天，乾隆皇帝坐在御椅上，得意地笑了。他叫刘回应说：“独眼龙不登龙虎榜。”这幅对联既有讽刺，也有泼冷水。才华横溢的刘趾高气昂，接口说得对：“半月犹照坤！”隆帝见其气魄，暗暗称奇，便又造了一句：“东，西长庚，南济北斗，我是摘星人！”刘不卑不亢，马上答道：“春牡丹，夏牡丹，秋菊花，冬梅花，我是探花的！”龙帝见其才情如此敏捷，节奏整齐和谐，不禁为之神往。当即立下一圈诏书，任命刘为殿试探花，登上金榜。

27张发才：古代科举，在考场上跟进监牢是一模一样的。考生不得不穿单衣、单裤、单鞋，检查完后脱下来体检。然后检查文具怕小抄被塞进笔管或者砚台里。安检后放在小号里回答问题。除了来回巡逻的考官，考场内还会建一座炮塔，名为“明远楼”，供考官居高临下监视

28福尔摩斯：清末有一本《五经全注》，是中国古籍中字最小、版面最密的私刻本。卖贼贵，《易经》，《尚书》，《诗经》，《礼记》，《左传》，都是宋代儒家大师的详细评论。两卷共352页，30万字，面积只有火柴盒大小。每毫米一个字还是很清楚的。这台印刷机是从德国进口的——它是干什么用的？考试作弊，大家拿着放大镜装福尔摩斯。

9往好里说：福建一个大官主持考试。在北京，我设宴招待老乡、亲戚朋友，用酒壶倒酒，说：“干这壶”。我明白了。所有的八股都是以“都做到”结尾的，都是对的。太多学生出事了。该官员被传讯，但该官员认为此事已经结束。但是没关系——因为他叔叔考试不及格，所以他被证明是无辜的。其实是他女婿喝多了，所以糊涂了，把答题卡忘了。

30齐天大圣：一个北京官员在福建主持考试，亲戚学生向他询问考题。景宽一脸正义，怒斥道：“你这个猴子

32在史书中，洗澡总是与“斋戒”、“更衣”联系在一起，放在皇帝登基、朝臣上朝、祭祀仪式等重要事件之前。以示庄严肃穆。它堪称中国古代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之一。但我极其怀疑，古人似乎在政治上抓洗澡这件事抓得比较紧，在生活上抓得比较松。比如《太平御览》引自《汉书》“汉代官员五天洗澡都要休息，说要休息洗澡。”也就是说，汉朝要求官员工作五天，“休息”一天。另一方面，似乎休息日与洗澡是紧密相连的，这意味着当时的官员可能因为长时间不洗澡而影响了自己的官容，以至于不得不在法律上对“洗澡”做出明确规定。这绝非天方夜谭。看看白居易的诗《沐浴》:“长年不洗澡，皮肤上满是污垢。今天洗个澡，你会瘦下来的问自己今年是哪一年，春秋四十出头。”四十多岁的人可以很多年不洗澡，但洗完澡就沾沾自喜地磨掉几层老泥，“减肥”了。看到这里，要不是他老人家亲口表白，我们晚辈怎么可能想象得到。从老教师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风格，似乎可以想见，沐浴在古代人的生活中并不总是如此，是有道理的。古代没有热水器，没有浴缸淋浴房，洗澡不方便。上说“身体的毛发和皮肤都是受父母影响的，谁也不能展示”，这甚至为公共澡堂的出现设置了伦理障碍。唯一方便洗澡的大概就是皇帝了。年，内廷有“混堂司”，有“宦官一员，无定员监，管沐浴。”这说明皇帝的澡堂及其工作人员是正式建立的。毕竟天下洗浴小，皇帝洗浴大。说到皇帝洗澡，就不能不提到白居易的《孝经》，“那是初春。他们让她在纯净的水池中沐浴，温暖并抚平她乳脂般晶莹的肌肤。由于她的疲倦，一个侍女举着她，当皇帝第一次注意到她并选择她作为他的新娘时。唐皇沐浴不仅足够隆重，而且内容丰富。也是名扬千年，足够嚣张。历史上，洗澡曾经是对抗考试作弊的重要方式。在记载当时的科举考试之前，考生都要被不识字的士兵搜身，以防作弊。后来有人指出“搜身检查虽然要严割，但是光是解开衣服、电缆、耳鼻就太过分了，不要客气！”于是，他向皇帝建议，“让我们洗个澡，让官员把衣服穿上，这样既防止辱骂，又不失礼节”，得到了允许。考前洗澡并提供标准服装是合理的，既能防止作弊又不“失礼”。

要知道古书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的错误,首先要了解古书是以何形式流传的,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分析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一、古藉简介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蒙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三、主要错误辑佚（缺失）：由于古藉承载物有甲骨、简、金石、帛等形式,在某种情况下都会受到损坏,造成句字缺失,甚至整本整卷残缺不全,虽然后人会整理出“辑佚本”,辑佚本几乎一定会有错漏、误解辑佚可能是古藉传出错最大的原因有时不是整段缺失,会少写少抄一字,往往被称为“脱字” 错字（别字）：古人在誊刻、誊写、排字等过程中由于疏忽、误读、误认、通假字等原因造成错字有些错字是关键字眼,甚至会造成后人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误解例如况周颐在《蕙风词话》卷四中提到：“朱淑真词,自来选家列之南宋,谓是文公侄女,或且以为元人,其误甚矣淑真与曾布妻魏氏为词友曾布贵盛,丁元以后,崇宁以前,大观元年卒淑真为布妻之友,则是北宋人无疑李易安时代,犹稍后於淑真即以词格论,淑真清空婉约,纯乎北宋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沈博,下开南宋风气,非所诣不相若,则时会为之也池北偶谈谓淑真玑图记,作於绍定三年绍定当是绍圣之误绍定、理宗改元,已近南宋末季浙地隶辇毂久矣记云：‘家君宦游浙西’临安亦浙西,讵容有此称耶”由上文可见,绍定是绍圣之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这也是一个古藉出错的主要原因 误中国文字几千年来词意变化很大,早期古文又十分简练,会造成后人在阅读时产生不同的理解结论,如果流传载体同时有缺失,后人在整理时加入自己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误解 张冠李戴：同在以上《蕙风词话》同一卷中,指出欧阳修的一首词误入朱淑真集 以讹传讹：古人读书人少,写书人更少,当一专家泰斗在书中写出错误结论时,很少有人去怀疑其正确性,后人引用此论,导致以讹传讹 标点错误：古书没有标点,后人在标点过程中会加入自己的理解,不一定是古人的愿意,甚至有可能完全是相反的意思 标音错误：在校勘过程中,注音也是工作内容之一,校勘者对原文注音的理解不同,也会造成一定错误 年代错误：对古藉出现、整理或作者生存年代的误认 以上为几种主要错误,由于本人不是这方面专家,只是对此感兴趣的“票友”,答案不能作为专业使用,仅供参考谢谢!

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杭州刻书业研究

日期：11/03/22

提 要：两宋时期，凭借吴越国、南宋两次建都以及商业繁华、手工业发达之便利，杭州成为全国4大刻书中心之一。笔者试就杭州刻书业兴盛的成因，南宋定都临安后官、私、坊3大刻书业中，尤其是“坊刻”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卓越贡献，以及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两宋 杭州 刻书业

作者仇家京，杭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古籍地方文献组副研究馆员（邮政编码 310006）。

宋代享国300余年，面对北方的威胁，军事上的失利，自靖康之祸，中原沦陷、继而高宗渡江、向金称臣，蒙受了耻辱，但在刻书印刷业方面却成绩卓著。元人吴澄云：“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授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这就是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誉之为“宋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960—1279年）”，而杭州刻书业则是处于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佼佼者。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即是此意。笔者试就两宋杭州刻书业的成因、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繁盛以及刻书特点进行阐述。

一、杭州雕版印刷素负盛名的成因

杭州自五代以来，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吴越王钱鏐在“天下大乱，豪杰蜂起”的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审时度势，采取“与其闭门作天子，不如开门为节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纳土归宋的策略，换来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的太平局面。钱氏诸王恪守钱鏐遗愿，谨慎守土，发展经济，为杭州的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吴越钱鏐及其子孙信奉佛教，统治杭州期间，兴建佛寺佛塔，尤其是吴越王三世钱俶，先后在显德三年（956年）、乙丑（965年）、乙亥（975年）3次大规模主持刻印佛经，印数达20余万卷。其中藏于杭州雷峰塔塔砖之内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即刻于宋开宝八年（975年）。从这些存世的经卷实物来看，纸墨俱佳、刻印精良，已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宋承五代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已至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开辟了我国刻书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浙江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又盛产纸张，具备发展雕版印刷业的有利条件，而杭州在五代时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术颇负盛名。北宋国子监除了遍刻儒家经典以外，还大量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诗文总集。这些监本虽发行于汴梁（开封），但大都在杭州雕版。如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称：“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北宋时，杭州不仅承担朝廷刻书，“市易务”等公私刻书也很多。地方官刻书，有景祐四年（1037年）杭州通判林冀等衔名，经杭州详定官重详定的《白氏文集》72卷；张君房知钱塘时刻印《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等；翟昭应知仁和县时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版印卖。私人刊印者有临安陈氏万卷堂、钱塘颜氏、杭州沈氏等。坊肆刻书有杭州晏家与钱家。寺院刻书则有淳化、咸平间龙兴寺刊《华严经》，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刻《韩昌黎集》等。

宋代提倡文治，实施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统治者为宣传封建文化，大力提倡读书、刻书。如宋蒙学课本《神童诗》所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时成为社会价值取向，更使得图书需求量与流通量的激增。朝野的官僚、士子亦以读书、劝学为重，地方官刻书成为时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栻等百余人在各处做官之处无不刻书。他们刊刻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乡贤名宦著述。公余之暇，会同属吏以校雕刻书为美绩。至于各地士大夫刊其师友著述，或将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是不胜枚举。两宋的学术活动空前发展，科学、文化、历史、哲学著述丰富，编撰成绩斐然，这又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官私刻书蔚成风气，这就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营造了巨大的出版业市场。而活字印刷的出现，则是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宋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1042—1048年）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印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娄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尽管至今还没有发现上述泥活字印刷品的实物，但是通过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950多年前，毕升所创制的泥活字印刷技术，从制字、排版、印刷、贮字等工序上已具备了后世铅字排版印刷术的基本原理。《梦溪笔谈》中泥活字印刷工艺，或为杭州籍科学家沈括亲见并记载，而毕升所遗活字及排印器具亦为沈括子侄所得，曾有学者推测毕升是杭州人，虽缺乏文献佐证，但也足见杭州与活字印刷术的渊源。

二、宋室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

绍兴八年（1138年），自高宗“车驾驻跸临安”起，终南宋之世，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九帝，达140年之久。自高宗迁都临安后，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财政收入增多，都城人口骤增，商市繁华，官府衙署的相继修建，杭州更是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所谓“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南宋时，手工艺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两浙又是全国的造纸中心，印刷物料尤其纸墨的质量与产量超越前代，为杭州刻书印刷业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北宋亡，汴梁的一部分雕版刻印业南迁杭州，杭州成了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南宋经济繁荣，文化进步迅速，著述人才辈出，科举制度的勃兴，更为杭州刻书业推波助澜，公私刻书两旺。至南宋高宗末、孝宗、光宗、宁宗、理宗时，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南宋得“行在所”之便，在乾道五年（1169年）至咸淳四年（1268年）的100年间，曾3次纂修、刊印府志，这就是被誉为方志之上驷的《临安三志》，折射出当时浓郁的学术文化氛围与刻书业的兴盛。史载，嘉泰三年（1203年），来杭投考太学者37000人。来京应试的各路生员及京城的各类学生与官员士大夫自然都有大量的书籍需求，更是推动了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繁荣。

南宋官刻本，除了国子监、秘书省可以印刷书籍以外，其他官刻本有德寿殿、左廊司局、修内司、太医局、临安府、临安府府学、浙漕司等，刻印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之书。杭州寺院刻本，有南山慧因讲院、北关接待妙行院、西湖净慈寺、菩提教院、净戒院刻印的佛教经籍。坊刻本，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杭州书坊可考的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要求贾官人宅、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保佑坊前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橘园亭文籍书房、杭州积善坊王二郎、行在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临安赵宅书籍铺、临安李氏书肆、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等20家，其中有的是从汴京迁来。

当时临安城中有御河，河有棚桥，有长街，分南棚、中棚、棚北大街。这一带书坊所刻之书，为宋以后的历代藏书家所珍视，称之为“书棚本”。在杭州诸多书坊中，尤值得称道的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起父子陈宅书籍铺。20世纪60年代，北京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收录全国公藏单位的189种存世宋版书中，浙江刻本75种，其中杭州刻本就达45种，且多为坊刻本。今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唐女郎鱼玄机诗集》一书，卷终镌“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为历代递藏者所宝，钤印累累，即为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

陈起（亦名陈彦才、陈道人），字宗之，号芸居，著名出版家、图书编撰家。据有关学者考订，陈起当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右，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4朝。陈起有藏书楼名“芸居楼”，酷爱读书，有《芸居乙稿》行世。从时人“生来稽古心，文士独知音”“成卷好诗人借看”“每留名士饮”的说法，甚或被文士誉为“知音”，可见其在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方回、刘克庄、吴文英等许多著名作家都与他交游唱和。所刻书自有一般书商不能企及的学术与市场眼光，且校印精审，为世人所重。陈起一生刻印过大量图书。据统计，陈起编刻唐诗别集在50家之上，如初唐四杰《王勃集》《杨炯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女郎鱼玄机》《唐贯休诗集》等；编刻宋江湖诗人作品总集达111家之多，《四库全书》收有《江湖小集》《江湖后集》，前者收有62家作品，后者收有49家作品；陈起编印的其他图书，据《四库全书》《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书著录，还有汉刘熙《释名》、宋邓春《画继》、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宋赵与时《宾退录》等。陈解元为陈起的儿子，名续芸，既称解元，似应中过举，也是有学问的人。陈起死后，他继承父业，从现存的书棚本来看，他刻书的数量甚至超过乃父。如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所称：“宋季临安书肆若陈起父子编刊唐宋人诗集，有功于古籍甚大。”

三、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

从两宋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形成与发展不难看出，杭州的刻书业在政府重视与地方官的提倡之下，刻书地点十分普及。加之刻书印书有利可图，即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纷纷设立书坊。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处于雕版印刷黄金时代的两宋杭州刻本，既有时代共性，也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特点。

（一）从写本过渡到“化身于亿万”的刻本时代

在历代刻本中，人们对宋刻本倍为推崇。从诸如“百宋一廛”“皕宋楼”等藏书楼名可以看出，明清以来藏书家将收藏宋本视同拱璧，甚或有“佞宋”一说。撇开宋刻本经济价值日见昂贵诸因素不论，主要原因在于经籍是依据蜀石经刊刻外，其他的古籍大都直接根据唐人或唐以前的写本刻印，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书、古注的原貌。随着古写本的濒临绝迹，宋本记载的材料也最为可靠，它不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订正明以后因辗转刻印而产生的妄改或讹舛错脱的最重要的校本。两宋时期，杭州雕版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得古写本化身于亿万赖以流传至今而免遭泯灭，为古代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所举杭州睦亲坊陈起遍刻唐宋人别集、总集即是一例，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和江标辑《唐人五十家小集》，即是根据陈起刻本翻刻行世。

（二）官、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

宋朝政府重视古文献的整理，无论官刻本或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北宋时设有专门收藏、整理、编撰书籍的中央所属机构。如崇文院（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3部分），曾经整理过许多书籍。宋代官刻书在未刻之前必须精加校勘。据《事实类苑》载，凡一书校勘既毕，送复勘官，复勘既毕，送主判管阁官，复加点校，经过3道手续成定后，方可镂版。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刻，其质量自不待言，因以将所刻书作为民间范本，即便私家乃至许多有识之士主持的书坊也是如此。如上述南宋杭州书坊主陈起、陈续芸父子，本人就是文学家，能诗善文并且识书，陈起在编刻书籍的过程中，忠于原著，并非随意删改。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李群玉诗集》云：“明郎瑛《七修类稿》言陈道人刻诗，于缺字处多以意补，今观此集，缺而未补者正多。”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披沙集》云：“盖陈氏在临安刊书最多，而且精也。今观此本，刻印雅洁，全书完美无缺，信可宝也。”可见陈起编刻之书，实事求是且校勘精良，为世人所赞誉。

（三）纸墨俱佳，写刻精良

宋代文化发达，物力充足。官刻本、监刻本开本弘朗，纸白如玉，字大如钱，墨黑如漆；且装潢典雅，工艺之精美，素为后世称道。宋刻本率由善书之士亲写上版，字体大都继承唐代的欧、柳、褚、颜诸家风格，间架波磔，浓纤得中，端庄凝重，读之赏心悦目。明高濂《燕闲清赏笺》云：“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云：“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可见，大部分宋本的雕印十分精美，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其版式特征亦成为明、清雕版印刷的楷模，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版本学资料。

杭州不但写刻精工，而数量也多，有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可证。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始不减杭州，而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从这一段话中可以得知，宋代京师（开封）、杭州、蜀与福建4大刻书中心，其他3处的刻书质量都不能与杭州刻本相比。就刻书的数量而言，入元后，在全国知名的书院中，尤以杭州西湖书院刻书最为有名，其原因就是西湖书院为宋时太学故址，原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版多达20余万，几乎是浙江版刻总汇。从这个侧面可看出南宋杭州雕版印刷业的空前盛况。

参考文献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浙½­古籍出版社，2006年。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先行：《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戴南海：《版本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89年。

这个问题也算复杂。因为从字体来说，明初与明末的古书风格区别很大。可以说是两个体系。中间有又嘉靖本的存在，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

从刊刻机构来说，又有官刻、私刻、坊刻等，每一种刻又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

而刻本之外又有稿本、抄本，尤其明抄本，与嘉靖本一样是独立于刻本的。所以，建议你可以卖一些图录来看看。如果囊占羞涩，直接去旧书摊买过期的古籍拍场图录，是最直观和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