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姓氏字号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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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字号摭谈

文/阙维杭

古代人在本名之外，大多另有字，这风气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普遍了。《礼记·曲礼上》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贵族男子二十岁时(成年)行加冠之仪而取表字，女子出嫁(成年)之时可以盘发插笄(簪子)了，也要取字；故后来亦称女子许嫁为“字”，如：待字，字人，等等。看起来，这取字的规矩最初是囿于上层社会的圈子，但后来渐渐打破了界限，一般平民也多取字，相沿成习。

那么，字与名是什么关系呢《颜氏家训·风操》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广义的理解，字不妨是名的含义的诠释，也可以是名的内涵的发挥。例如诸葛亮字孔明，关羽字云长，鲍照字明远，陶潜字渊明，白居易字乐天等等，都是词义互见，相辅相成的。苏轼，字子瞻，假如我们知道“轼”字的古义是指车子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子”则系夫子自称，那么凭栏而望称之为“瞻”也就是顺理成词了。他的另一个表字“和仲”很少用，“仲”是二的意思，苏轼排行第二，加“和”字则含有吉祥意，了解这些字的本义再看表字，含义就明确了。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字裕之，人“好问”而学识“裕之”，这字取得实在妙；清代戏曲家李渔的字为“笠翁”，则又可谓以俗字见雅趣了。也有的干脆拆名为字，简便好记，如清代诗人舒位字立人，尤侗字同人。又有些人喜欢取许多字，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文人中多字的冠军，大概要算清初杭州肖山的毛奇龄(一名甡)，他一字两生，又字大可、齐於、于、初晴、晚晴、老晴、秋晴、春迟、春庄、僧弥、僧开等等，真是随心所欲，莫名其妙了。

至于文人学士在名、字之外再取别号，也是不可少的雅事，而这号又往往比字取得更玄乎乃至无迹可寻，但大多数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少人喜欢以曾经居住或逗留过的地名风物为号，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李白五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之青莲乡，后因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后，“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取“东坡”为号还有仰慕白居易的意思，因白居易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曾于东坡屋地栽花自娱，诗尝数言及“东坡”，苏慕而效之，遂以为号。苏轼的这个号在文坛与民间最为普及，他其他的别号多达三十余个，有以排行、籍贯称的，如：大苏(以别于其弟苏辙)、峨眉先生、眉山公；有以职官学名行世的，如：苏使君、苏贤良、西湖长；也有因人格、诗风自称或被人称，以及旨在揄扬胸臆的，如：坡仙、谪仙人、狂副使，不一而足。从他的这许多名号也可见出古人取号的广泛与无限制，多号也就习以为常了。不少的文人还因传闻轶事或佳句而得号，如晚唐温庭筠年轻时参加科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这很近于是一种绰号或谑称了。宋代词人张先因有三句写“影”的佳句，被誉称为“张三影”；元末袁凯因咏白燕诗出名，人呼“袁白燕”；清初王士禛作《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一时称善，遂号为“王桐花”。这些都是以诗名人的例子。以署邸、书斋名为号也是文人的一种惯例，清代诗人袁枚在江宁(今南京市)小仓山筑随园定居，因号“随园老人”；清代藏书家钱曾的藏书楼名叫“也是园”，他的号就称为“也是翁”。

近代文人多号达数十个的有苏曼殊、姚民哀两位，有人作打油诗戏称他俩：“一人数十百名字，从此阎王捉不来。”提倡白话文以后，也有人开玩笑在报上把名号译成语体，如称丹翁为“通红老头子”，君博为“皇帝赌钱”，令人忍俊不禁。

答案是：“名字”。

解释分析：此题为一题脑筋急转弯题目，题目中问“什么东西明明是你自己的，别人却用得比你多”，日常生活中的“东西”一旦是自己的，那经常使用的应该是自己；所以这件“东西”应属于特殊性的，我们所拥有的就是让别人使用的；

而“名字”这符合这一点，名字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名字是用来呼唤我们的，所以名字是我们自己的，但是名字就是起来给别人喊的，所以答案是名字。

扩展资料：

古人的名字

在史书或古籍中常看到古人除了姓名外，还有字，古代人有“名”有“字”，“名”又叫“ 本名”，旧说是古代婴儿出生后三个月由父亲所取(当然亦有一说是出生后即可取名了)；

而“字”又叫“表字”，是除本名外另取一个与本名有所关联的名字，男子在二十岁行冠礼时取字 (不过三国乱世，思想反叛，冠而取字并不是一定遵循，曹冲、孙亮都是未冠死去而皆有字)，而女子则在十五岁行笄礼时取字。

名，在夏朝之前已经有，而取字据说始于商朝，如推翻夏桀的商汤，原名履，又名天乙，字汤。还有，名与字是有区别的，古人常自称己名以表示谦称，称人之字以表示对人尊称，另姓与字连称亦是对人尊称。

要说影响战国历史走向的人，除了诸侯、变法名臣、名将之外，大概还得算上周游列国游说的纵横家们吧。如果说纵横家中最出名的是张仪和苏秦，那么显得最神秘又最厉害的，当属张仪苏秦二人的老师，鬼谷子。

说他神秘，是因为他的生平事迹不可考，但关于他的传说却多如牛毛。有人说他是神仙，和黄帝同时代，活了一千多岁，但这种说法大家听听就算了，呵呵哒。也有人说他生于春秋战国之交，主要活动年代属战国时期，这倒是和史记中所说张仪苏秦“俱事鬼谷先生”相吻合。

关于鬼谷子的真实姓名，一直很难考证，就连这个人是否真实存在也是争议不断。晋代以前的说法是，此人以隐居地的地名为号，所以被称作鬼谷子。从晋代一直到宋代，才慢慢出现了记载着鬼谷子姓名的文献，说鬼谷子姓王，名誗或训，又或者诩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记录鬼谷子姓名的古籍也多是《神仙传》、《太平广记》之类的志怪小说，不足为信。

直称姓名大致有三种情况：（1）自称姓名或名。如“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2）用于介绍或作传。如“遂与鲁肃俱诣孙权”，“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3）称所厌恶、所轻视的人。如“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

称字古人幼时命名，成年（男20岁、女15岁）取字，字和名有意义上的联系。字是为了便于他人称谓，对平辈或尊辈称字出于礼貌和尊敬。如称屈平为屈原，司马迁为司马子长，陶渊明为陶元亮，李白为李太白，杜甫为杜子美，韩愈为韩退之，柳宗元为柳子厚，欧阳修为欧阳永叔，司马光为司马君实，苏轼为苏子瞻，苏辙为苏子由等。

称号号又叫别号、表号。名、字与号的根本区别是：前者由父亲或尊长取定，后者由自己取定。号，一般只用于自称，以显示某种志趣或抒发某种情感；对人称号也是一种敬称。如：陶潜号五柳先生，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号香山居士，李商隐号玉溪生，贺知章晚年自号四明狂客，欧阳修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王安石晚年号半山，苏轼号东坡居士，陆游号放翁，文天祥号文山，辛弃疾号稼轩，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杨万里号诚斋，罗贯中号湖海散人，关汉卿号已斋叟，吴承恩号射阳山人，方苞号望溪，吴趼人号我佛山人，袁枚号随园老人，刘鹗号洪都百炼生。

四大名著：

一．吴承恩(明) <<西游记>>

二施耐庵(明) <<水浒传>>

三罗贯中(明) <<三国演义>>

四曹雪芹(清) <<红楼梦>>

还有很多咧~~一口气说出来要累死人的!!

古代人有“名”有“字”，“名”又叫“ 本名”，旧说是古代婴儿出生后三个月由父亲所取(当然亦有一说是出生后即可取名了)；

而“字”又叫“表字”，是除本名外另取一个与本名有所关联的名字，男子在二十岁行冠礼时取字 ，而女子则在十五岁行笄礼时取字。

名，在夏朝之前已经有，而取字据说始于商朝，如推翻夏桀的商汤，原名履，又名天乙，字汤。还有，名与字是有区别的，古人常自称己名以表示谦称，称人之字以表示对人尊称，另姓与字连称亦是对人尊称。

名与字是有关系、关联的。有的是意义上的联系，有的是意义上的相辅，有的是意义上的相反。另外，古人的名和字往往取自古典古籍。

扩展资料：

姓名是中华名文化的脉承之一，它是人们以血脉传承为根基的社会人文标识。姓名是人们在社会中必不可少的符号与标识，它是人在社会人文交流必须的信息表达、交流、传播的一种工具；

它还是人们在描叙自己的能量与另一个能量之间的延续气场的一种载体。姓名就是名主的长辈为名主传承的思想，也是别人对自己的逻辑思想的记忆。

—名字

—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