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各部的成年男子（15岁至70岁），不分贵贱，也不管家中人口多少，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平时从事牧业生产和其他工作，一旦战争发生，就要根据蒙古政权的需要，或则“空营帐而出”，举国皆兵；或则抽调其中一部分人出征，被抽调出征人的奴仆也要随军出征。15岁以下的少年有时也要从军，以使他们早日熟悉军旅生活，蒙古人称之为“怯困都军”（意为“渐长成丁军”）。这种成年男子皆兵的兵役制度，是由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决定的，在游牧民和战士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是很多游牧民族共同的兵役制度。

汉人的兵役制度不同于蒙古人，实行专门指定一部分人户出军的征兵制度。蒙古统治者在中原汉人民户中签发士兵的同时，即着手定立汉军军籍。凡列名军籍的人户，就要世代服兵役，不能任意改变。

13世纪的蒙古高原，部落林立，征战不休，部落结构经常被打破，跨部落的军事联盟成为必然趋势。

成吉思汗生于蒙古乞颜部贵族世家，因其父被害，跟随母亲艰难度日。长大后依附蒙古高原最强大的克烈部首领，又与札木合结为兄弟，逐步发展势力。后又广结盟友，选贤任能，宽厚待人，吸引许多蒙古部落投靠。

1206年春，铁木真完成了历史十八年的统一战争，被各部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尊号-成吉思汗，创立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的王国版图在13世纪横跨蒙古到阿富汗，并延伸至俄罗斯和伊朗。牛津大学人类基因学教授赛克斯在他《亚当的诅咒》书中，声称成吉思汗可能是“历史上最成功的播种者”，这位统治者至少有1600万后裔，即便在英伦三岛也有可能发现他的子孙。

成吉思汗的功劳主要是：

一是将蒙古各部落紧密联合，实现蒙古帝国的统一。

二是数次征战使得疆域贯穿欧亚，促进了欧亚文明的交流。团结多种民族，建立稳定的社会制度

1206年在库里勒台大会（蒙古语中大聚会）上，蒙古各部落一致尊成吉思汗为“大汗”，也就是至高无上的“汗”的意思，突厥和蒙古人都合并于这个新的蒙古联邦国家中。此后，成吉思汗从律法，等级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完成了国家的文化统一。

1，宽容的宗教政策

成吉思汗信仰萨满教，萨满教宣扬万物有灵论。

作为蒙古帝国统治工具的萨满教，认为大汗就是神的体现，是腾格里的化身。

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统治都是腾格里的统治，反对他们就是反对腾格里。成吉思汗在出征之前会到肯特山上朝圣，向长生天祈求保佑，他们相信登上圣山的顶峰就是接近腾格里。

蒙古人在信仰萨满的同时，还默认其他教派，比如聂斯托利派，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士都可以在蒙古传教。普遍的迷信恐惧产生了普遍的容忍，他们容忍其他宗教的存在，也保证了他们的腾格里信仰。

2，颁布了一套贯彻执行的新律法

为了消除草原上互相劫掠报复，相互怨恨的现象，成吉思汗颁布了一套新的法令。

规定：禁止抢夺妇女；禁止诱拐和奴役任何蒙古人；任何谋杀、盗窃、通奸、收受赃物等都杀无赦。

成吉思汗通过这一套严格的纪律和法典约束人民和军队，这套法典既是民用法典也是行政法典，是实现社会管理的工具。在法典的约束下，蒙古人服从自己的统治者，民风淳朴，改善了以前的混乱状况，提高了蒙古社会的道德水平。

3，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

蒙古社会中有一套金字塔形状的等级制度，最下层的奴隶是普通的百姓，中间层是蒙古国的战士，上层是蒙古的贵族，位于金字塔的顶尖，就是成吉思汗的家族，也被称“黄金家族”。这套森严的等级制度，使得不同阶层的人以世袭纽带联系在一起。

4，将蒙古人的战术发挥到空前程度

蒙古的战术是在草原上大规模狩猎中积累发展而成，成吉思汗的战术中有一句经典名言：“白天以老狼般的警觉注视，夜间以乌鸦般的眼睛注视，战时像猎鹰般扑向敌人，他们从鹿群那里学到了派暗哨观察探听敌情的方法。”

一旦发现敌人，他们就立即发起攻击，每人向敌人射出三四只箭；敌人如果太强大就撤回到自己的阵地，诱敌深入，等着敌人进入埋伏圈；

如果敌人是一只大军无取胜把握，就策马离开，逗留在离敌人一天或两天路程的地方，等敌人经过此处时，突然发起进攻。

征服欧亚的大汗

统一蒙古之后，成吉思汗把他的征伐目标投向了中国北部和中亚。

1207~1209年，征服西夏

对西夏的征服，被视作成吉思汗针对更强大的女真人的战争前言，对西夏的袭击，也令熟悉草原环境的成吉思汗重新掌握了一种新的战争模式。

1211~1215年，征服女真

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控制着中国东北地区，内蒙古的大部以及华北地区。

1214年成吉思汗包围了女真中都，女真以联姻以及承认自己是蒙古附庸的方式换取和解。但蒙古人刚刚撤走，女真朝廷就背盟毁约，成吉思汗于是再次整编作战军队挥师而下，攻陷中都。洗劫这座城市之后，蒙古人带着成队的民众、牲畜和货物返回了蒙古高原。

1219年，战胜黑契丹，控制丝绸之路

居住在天山山脉的黑契丹是成吉思汗的老仇人屈出律所统治的，信仰基督教的屈出律迫害穆斯林，这些穆斯林转而向成吉思汗求助，希望他来推翻屈出律。

成吉思汗应当地穆斯林的请求，出兵保护穆斯林，处决了屈出律。战胜之后的成吉思汗完全控制了中原汉地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丝绸之路。

1219~1223年，征服花剌子模及中亚大部分地区

四年的征战中，成吉思汗横扫了中亚各个城市，从喜马拉雅山脉到高加索山脉，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了中亚各国。

1226年，再次征讨西夏

原本西夏已经成为蒙古人的属臣，但却不愿履行职责。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权威，成吉思汗决定马上出兵征讨西夏。

1227年8月，壮志未酬的他在平凉以西的地区去世，享年60岁。宁夏在此后不久就被蒙军攻破，按成吉思汗的最后命令，屠杀了全城百姓。

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后代继续横扫欧洲。奠定了今天俄罗斯、印度、伊朗及伊拉克的版图。成吉思汗的征服活动让定居文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每征服一地就把城市夷为平地，破坏农田使之成为草原。

成吉思汗曾说：“男子最大之乐事，莫过于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尽夺取其所有，迫使其妻痛哭，纳其美貌之妻妾。”

蒙古人不仅在征战时对征服地极尽屠杀，在战后依然用一种极尽恐怖的体制管理着陌生的城市，文化上的欠缺使得蒙古人的征战最终变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走马观花。

然而成吉思汗把铁的纪律强行贯彻在亚欧大陆上，在保证和平，促进东西方商业往来这方面，成吉思汗开通了通往文明的新路。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出生日期：1889年10月26日，逝世日期：1971年4月29日

籍贯地：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 家人：父亲李卓侯，姐姐李希贤，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李四光名言

·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李四光

·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李四光

·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李四光

·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李四光

·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李四光

·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李四光

当斯大林决心扩大红军中的蒙古部队时，一个意外消息彻底打乱了一切。

1942年8月12日，德国南方集团军群攻克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首府埃斯塔那。为笼络当地骁勇善战的蒙古人，纳粹拆除集体农庄，将土地“还给”蒙古人，并许诺蒙古人能最终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最终，三名当地长老归顺了德国，并主动帮助德军司令魏克斯元帅组建第103蒙古营和2200名蒙古人组成的“多尔蒙古团”。

蒙古人替纳粹效劳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勃然大怒。他推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2月27日发布命令：撤销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蒙古族为“叛徒民族”，并将12余万名族人（参加苏联红军的除外）强制流放到西伯利亚、中亚和哈萨克斯坦。

这时，苏德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较量也进入关键时刻。坦克部队已消耗大半的苏军极需骑兵充当重要突击力量，然而最适合担当这一角色的蒙古人却被划入叛徒的行列，这让红军将领们左右为难。

在这个局势微妙的时刻，已退居二线的前卡尔梅克骑兵团团长戈罗多维科夫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向斯大林上书要求保留一支蒙古部队，他以性命担保卡尔梅克蒙古部队永远忠于苏维埃国家。最终，斯大林同意了戈罗多维科夫的请求，但将这支部队的人数限定在2000人之内。

1944年3月，经过戈罗多维科夫多方奔走，苏联近卫第1骑兵军直辖的蒙古骑兵团正式组建，已是上将军衔的戈罗多维科夫担任团长，这是二战中后期苏联红军唯一一支成建制的蒙古部队。

为鼓舞士气，戈罗多维科夫要求该团将士在作战时不仅要打出苏联战旗，还要高举成吉思汗时代的灵旗──苏勒德（Sulde）。苏勒德是用最好的牡马身上割下的马鬃制成，系在紧挨长矛刃口作为缨穗。战士每到一地扎营，就将苏勒德插在营帐入口外以表明身分。按照蒙古将士的说法，苏勒德迎风飞舞，捕捉着“长生天”赐予的力量，又将力量传递给战士。据说，战士活着时，苏勒德引领着他的命运；战士牺牲时，他的灵魂会寄附在苏勒德上，鼓舞一代又一代的后人。正是在强烈荣誉感的召唤下，这支蒙古部队斗志昂扬，苏联骑兵元帅布琼尼在一次视察蒙古骑兵团时说：“这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军队，骑兵们期待‘奥卡汗’（士兵们私下对戈罗多维科夫的称谓）带领他们横扫敌巢。”

蒙古历史上有三次西征。

第一次是在成吉思汗时代，当时成吉思汗灭亡西辽打败西夏与金，气势正盛。由于蒙古派往其西部的花啦子模寻求通商贸易，结果使节团被谋害，于是成吉思汗出兵复仇。结果花拉子模一触即溃，成吉思汗派遣追击花拉子模王的由哲别、速不台等率领的别动队横扫中东，一直打到高加索山脉（欧洲与亚洲的分界线）一带。

第二次在窝阔台时代，当时窝阔台集中各路亲王的长子组成远征军，由辈分与年龄最长的拔都（术赤次子兼继承人）率领，速不台实际指挥。越过高加索，横扫南俄，一直进入匈牙利，大破欧洲联军。后因窝阔台病势而退兵。在此次西征中，拔都与窝阔台之子贵由产生矛盾，以至贵由即位后险些出兵讨伐拔都，但因其早逝而避免了一场危机。后来在拔都支持下，拖雷之子蒙哥继贵由之后即位为蒙古大汗。

第三次在蒙哥时代，当时旭烈兀奉蒙哥大汗之命西征中东。他占领伊朗后进入伊拉克，包围巴格达，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拒绝投降的情况下毁灭了巴格达，灭亡了阿拉伯帝国。此后他继续西进至叙利亚及巴勒斯坦，但遭到马木路克王朝反击而毫无进展。后来蒙哥战死合川钓鱼城，旭烈兀回师，途中听闻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于是驻兵大不里士。其后受忽必烈封为汗，建立伊利（伊儿）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