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拚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肝肺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诗云：“赡彼淇澳，绿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涧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涧兮者，恂溧也；赫兮喧兮则，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煊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诗云：“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惕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之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贲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戮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唯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为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瑁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中国同。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速，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引言：相信很多小伙伴在读书的时候都会遇到“四书”，“四库”这样的词语，每次遇到这样子的词语是不是都想知道，书中的“四书”“四库”到底是哪“四书”哪“四库”呢？为了解决小伙伴的疑惑，接下来就由小编带大家去看一下“四书”“四库”究竟是哪些东西吧！

一、“四书”

四书其实又被我们称为四子书，具体的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以及《中庸》。这四本书被我们统称为四书。在这四本书中，最被人所熟知的，应该便是《论语》，在许多的初中以及高中的教材里，《论语》的内容都被收入其中，让同学们对“四书”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论语》中主要内容是孔子及其弟子所说的一些言语，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将这些收录起来编辑成的一本。

二、“四库”

四库具体是指《经部》、《史部》、《子部》还有《集部》。它收入的图书有3503种，其中又分为79337卷以及36304册，这本书是在1773年清乾隆时期开始卷修。总共历经了大约十年的时间才编辑完成。它的内容十分的丰富，可以说它是我们中国古代里最大的文化工程，而他基本上又包含了中国古代所有的图书知识，因此就被别人称为《四库全书》。

三、意义

我国作为一个拥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文化的传承基本上都是靠着文字的记载，而类似于“四书”“四库“这样的拥有着很高研究价值的文字资料便更加的显得重要。因为有了这些文字的传承，我们才能更好的了解历史，借此从历史中得到教训，知道一些事物的基本规律，让我们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来丰富我们自己。所以它们的意义是重大的。

《大学》的作者是谁

《大学》原为西汉戴圣所编的《礼记》一书中的第四十二篇，是儒家讲修身治国的书。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大学》的作者，隋、唐以前没有人提及，到宋代有了不同的说法。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认为，《大学》是“孔氏之遗言”，就是说是孔子遗留下来的话。南宋朱熹在编“四书”时，将《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就是说，“经”是孔子的话，由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宋末元初，黎立武作《大学本旨》，认为朱熹所谓“经”的部分是曾皙的话，其他为曾参的解释。明朝崇祯年间，任国子祭酒的谭贞默在《三经见圣编•序》中说：子思的书现在称作《中庸》、《大学》的，其实就是一部《中庸》，因为《大学》就是《中庸》的后小半，所以平时所说的《四书》实际上是《三书》。以上几种说法，以曾子作《大学》流传最广。

清代学者俞正燮对上述几种说法进行了全盘否定，说《大学》是汉代《诗》《书》博士杂集的。近代蒋伯潜也认为《大学》成书于汉代。他认为，从《论语》到战国诸子文体演变来看，《大学》与《论语》《孟子》《中庸》等比较，不但与《论语》《孟子》完全为记言体不同，而且与《中庸》半为记言体半为议论体也不一样，已是一篇组织严密的论文，明显属于后出的作品。今人杨天宇也否定《大学》为曾子所作，他在《礼记译注》中说：朱熹“抬出孔子和曾子，不过为了借经学以说理事，欲尊大其学而已，其实并没有什么根据。本篇的作者究系何人，今实不可考”。

然而，当代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先秦竹简的成批出土，使人们的认识有了变化。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篇《五行》。帛书本的《五行》有“经”有“传”，“经”的部分是子思的话，“传”的部分是子思的再传学生世硕所作。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也有《五行》。但竹简本《五行》却有“经”无“传”。根据古籍有“经”、“传”或分或离的现象，今人李学勤著文说：“以帛书本论，经传前后连贯，其体例和《礼记》中的《大学》十分近似。《大学》一篇文字有错乱脱漏之处，宋代学者特别是朱子，曾做过细致的分析整理，将篇内经传区别开来。”认为朱熹的观点是正确的，《大学》“传”部分是曾子解释“经”的话，而由他的学生记录下来的。其依据是，“传文明记有‘曾子曰’，而曾子的话又和整个传文不能分割。按战国时著书统例，这是曾子门人记录曾子的论点，和孟子著书有与其弟子讨论相同，所以《大学》的传应认为曾子作品。”

有关《大学》作者的问题，虽学者们意见纷陈，但从其所倡导的儒家有关理论方面来看，《大学》确乎与曾子理论有着极为近似之处。《大学》提倡人伦秩序，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在各种人伦关系中，尤以孝悌二者为重，谓“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以为这种家庭伦理能够扩展而成为治国为政之道。而曾子即以其孝道理论著称于世，在一定程度上他的孝道理论亦与治国为政相关。他说：“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先修之谓也。故曰孝子善事君，弟弟善事长”（《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可以看出，在有关孝道理论方面，两者具有一致性。在忠恕之道方面，曾子强调发自内心的真诚，他说：“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己虽不能，亦不以援人。”（《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这个思想在《大学》里面也处于重要位置，《大学》谓“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其宽厚真挚的待人之道，与曾子思想如出一辙。

《大学》与曾子思想相通的另一个突出之点，在于两者共有的“正心诚意”的修身论。而这一点也正是后儒以为《大学》主旨与曾子一脉相承的重要论据。高度重视个人的思想修养，是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一大特色。曾子在传统儒家理论的基础上，开始注重“修心”，即将外在的规则、约束等都内化于心灵，使得美德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更是内心所拥有的。曾子将孔子的思想线索，“一以贯之”概括为“忠恕”之道，宋儒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忠恕二者，事实上隐含了突出“心”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的意蕴（说见王均林先生《从孔子到孟子的儒家“修己”思想—兼论曾子承先启后的中介性作用》，《孔子研究》1994年第4期）。曾子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以本心为标尺的反省论。这一思想特征，与《大学》所强调的“正心”论若合符节，“正心”就是注重内心修养，其关键环节，在于“诚意”，即内心美德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使得内外、表里和谐地统一于“一”。曾子说：“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于中则播于外也。故曰：以其见者，占其隐者。”（《大戴礼记·曾子立事》）认为外在应当是内心恰如其分的体现，无须任何虚饰。而《大学》在论述“诚意”时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慎其独也”，都认为君子只求内心有所得，不以装模作样而自欺欺人，其所强调的与曾子完全一致。总之，在修身，尤其是重视“心”之作用这一方面，曾子理论与《大学》完全同步。因此人们常将曾子一派同《大学》联系起来，朱熹将《大学》的成书归于曾子，可谓目光如炬，清晰地注意到了儒家学派“修心”理论实肇始于曾子，而又在《大学》中得以充分发挥这个关键问题。

总之，无论《大学》的作者是谁，其阐发的主旨与曾子的思想是吻合的。

1黄友义自2002年起担任国际译联理事，2005年在第17届世界翻译大会上首次被选为国际译联副主席，是我国第一位当选国际译联理事会高层领导的翻译家。

2，张培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系福建福州人，出生于1921年。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1]他曾任研究生导师，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委，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外文出版社英文翻译顾问，获国务院颁发的突出贡献者特殊津贴。他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中国翻译家词典》，在当今中国翻译界有着重要的地位。几年来，他一直在为《中国翻译》杂志的"翻译自学之友·汉译英练习"专栏撰稿，这些译文自然流畅并且极具文采，充分体现了译者的翻译理念，实乃翻译作品的经典，令许多读者和翻译爱好者受益匪浅。这些译文后来被收进《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集结出版，不但为中国学者进一步研究翻译理论与技巧提供了丰富的实例文章，而且为外国学者研究中国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目前他还担任《英语世界》杂志的顾问。

,3古籍英文翻译版《孙子兵法》受世界好评 ， 闵德福将《孙子兵法》议成了英文，让世界更多的朋友可以了解到它，《孙子兵法》的观点也渗透在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闵德福，出生在伯明翰一个外交世家，年少时就喜欢中国文化，他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新西兰的大学任教 ，担任过奥克兰大学中文系主任，澳大利国立大学中韩研究中心主任 、亚洲研究项目成员。是英国著名汉学家、学者、才华横溢的文学翻译家。

朱光潜（1897年-1986年），笔名孟实、盟石。安徽省桐城人（今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人）。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常务委员，民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朱光潜熟练掌握英、法、德语，几十年来，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他对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他出版的译著还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此外，他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译文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傅雷（190847—196693），字怒安，号怒庵，汉族，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现上海市南汇区航头镇）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

当然

古籍的翻译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古籍了解很多我们不知道的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继续传承。古籍的善本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版本，像是宋版书籍由于校对精确，印刷精致更是历代出书商人的重点收集对象。一个文学作品或是史志等，由于在历代的再版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校订失误，而引起某些历史的误读，因此就需要收集各个时期的同类出版物古籍进行综合的论证和考评。

人们可以通过古籍了解历史，了解以前的制度、技术，还有文化发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