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石碑字迹不清晰，当然可以修复了，但是需要专门的修复工匠才可以。古代石碑往往都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石碑的建立肯定是有大事发生或者值得纪念的事发生。如果自己不清晰的话，可以找专门的石匠或者工匠，利用精修的方式统一进行修复。

有关古典文献之古籍标点名词术语与思考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一些资料，供大家参阅。

　古籍标点名词术语

1句读

古人著书，一般不加标点符号，人们在读书时必须对如何停顿作出判断，这项工作，古代称为“句读”。宋人毛晃父子在《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卷四中说：“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讽咏谓之读。”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一句话的结尾点断称为“句”，为便于阅读在一句话当中点分称为“读”。

2标点

宋、元人读书，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句读的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标点一词。当时的所谓标点，是除句读外，还有符号。点，是指句读说的;至于“标”只是将书中重要的或特殊的内容，用各种符号打记下来以帮助记忆。整理古籍，把整篇或整卷的文字分段，加上新式标点，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

3胡适与古籍标点

五四运动前后，胡适积极等酝酿并尝试着使用新式标点。胡适在1916年发表《论句读及文字元号》、《论句读符号》等文。在广泛讨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胡适、马裕藻等人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作为教育部1920年训令公布。胡适也为新式标点符号的普及作出了贡献，当时他要求与他合作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标点本古籍，其他出版社纷纷仿效，新式标点符号很快得到了普及。胡适还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强调，国故整理之初步工作，如标点、校勘，必须首先做到，然后可谈进一步的整理。整理古书，一律须用标点符号。”

4顾颉刚与古籍标点

在胡适的影响下，顾颉刚当时标点了《崔东壁遗书》、《四部正讹》等，并酝酿标点《二十四史》，还与徐文珊合作，将司马迁《史记》标点、分段，作为整理国故的第一部书。抗战期间，顾颉刚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时，曾拟定若干计划，整理廿四史并逐一加以标点，这为他20世纪70年代初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工作做了准备。

5古书句读释例

《古书句读释例》是著名学者杨树达所撰的讲述古书句读基本知识的著作，有中华书局1954年版。全书分误读的型别、误读的贻害、误读的原因、特殊的例句等四个部分。作者从先秦两汉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中，选择l68条句谪有歧义的例句一一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6标点符号使用法

新中国成立后对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工作相当重视，1951年9月，中央人民 出版总署公布了《标点符号使用法》，适用于直行文稿。1956年4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了再版本，主要适用于横行文稿。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新闻出版署修订释出了《标点符号用法》，由语文出版社出版，主要增加了连线号“一”和间隔号“”。本书依据30多年标点符号的使用情况及某些发展变化，对16种标点符号的用法举例作了说明，是我们目前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的依据。

7古籍点校通例

针对古籍整理,中华书局编辑部草拟了《古籍点校通例》初稿,并有关于古籍标点的特别说明。其所拟古籍点校标准，大致依据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的点校准则，其具体内容分标点、校勘和其他三部分。载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12期。

8标点致误原因

古籍标点出现一些错误是常见现象。古籍标点错误的原因大致有八项，即，一、不明词义;二、不明专有名词;三、不明文献名称;四、不明引文;五、不明语法;六、不明文体;七、不明文意;八、文献有误，未加校勘就加标点。

9标点方法

标点古籍需要精通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还要具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当然这需要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高。针对形成标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标点古籍的主要方法有以下数项，即，一、弄清全文和上下文义;二、参考已有的标点成果;三、勤于查考相关工具书与其他资料;四、充分注意并利用文体特点。古籍标点是一项深入细致的工作，其方法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

思考题之一标点错误有哪些主要原因

古籍标点错误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八项，即，一、不明词义;二、不明专有名词;三、不明文献名称;四、不明引文;五、不明语法;六、不明文体;七、不明文意;八、文献有误，未加校勘就加标点。

这八项主要原因有各有一些具体小类，分述如下。

第一大项不明词义，具体又包含不明古汉语词汇、不明古音通假、不明典故、不明方言俗语等。

第二大项不明专有名词，不明专有名词实际上也属不明词义的范畴，由于专有名词涉及中国文化基础知识，情况比较复杂，所以专门列为一类。 具体包括有不明人名、不明地名、不明官名。所以我们在标点古籍时，还应当对古代文化、地理、官制有所了解，否则也会出现错误。

第三大项，不明文献名称。文献名称当标书名号，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判断文献名称，标点时可能会出现以下错误。具体包括系文献名称而未标书名号、非文献名称而标了书名号、两种文献名合而为一、一种文献名误分为二。

第四大项，不明引文。《标点符号用法》要求：“引号标明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行文中直接引用的话一般要用引号标明，为的是和作者自己的话区别开来。”不明引文起讫导致标点错误的主要有直接引用的话未加引号、非直接引用的话加了引号、将两条引文误合在同一引号中。

第五大项，不明语法。不明古汉语语法也是古籍标点出现错误的重要原因，具体包括不明词类、不明句式、不明句子的成分和结构等。

第六大项，不明文体。标点古籍应当熟悉古代的文体，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特点，如诗词需要押韵，每句诗的字数通常有规律可循，骈体文强调行文对仗等，熟悉这些特点会有助于标点工作，不注意这些特点会造成标点错误。

第七大项，不明文意。有些古文从字面上看，并不难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文意领会错了，标点也不容易点对。

第八大项，文献本身有误，未加校正，就加标点，当然也会导致标点错误。

思考题之二我们在标点古籍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标点古籍需要精通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还要具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当然这需要在学习与实践中不断提高。针对形成标点错误的主要原因，标点古籍时应当注意下述问题。

首先要弄清全文和上下文义。标点古籍应先易后难，分析上下文意解决难点。点句遇到难通的地方，先把能点断的地方点断，读完全篇，再解决难点，理解了全文的意义，有些难点自然迎刃而解。因为区域性的问题和整体的意义相联络，前后进行比较就可以明确。

其次，要参考此前已有的标点成果。有些古籍，前人已经作过句读标点，我们当然可以用作参考。也可以参考相关材料的标点成果，还可以利用注释，因为古书中的注释往往置于需要句读处，并且对如何理解词义，怎样标点作了辨析。

其次，要勤于查考。标点古籍，遇到疑点一定要查考清楚，不能随意为之。有的问题，只要翻翻工具书就可以解决。如遇到书名、作者有怀疑，不妨查查目录;遇到引文有怀疑，不妨查查原书。

再次，要注意利用文体特点。各种文体在行文时都有一定的规律，我们在标点时应当充分利用这些规律，不应当违背这些规律。应充分注意古文中的对偶、排比句。古籍标点是一项深入细致的工作，其方法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需要注意的事项也不仅仅限于上述四个方面。

可能是留存下来的时候没有保存好或者木遭到腐蚀而造成文字不清楚。

看不清的地方可以根据上下午推敲一下，校对古籍时如果有参考，可以参考其他书目进行校对，选择最符合你认为的文意，进行适度的推测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那么就用方框表示，有几个字就用几个方框，空出缺文位置。以待更多资料。首先挑一本自己感兴趣的古籍，要有详细的注释，最好也要有翻译，然后把它认真地、仔细地学习完，记住是学习完，不是看完，这是个学习的过程，一定要动笔写笔记。可以写心得，也可以写点能帮助你理解内容的文字，比如对字词的注解，对句子的诠释。

看不懂的地方一定要查资料写注释，看了那么多古籍到现在我才意识到看古籍一定要写注释，否则将来再看一遍，不懂的地方还是不懂，那就永远没有进步。

　　一是纯属文字歧异，不必改而改，以至使《论语》面目全非的。《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校释》改“弟”作“悌”，改“泛”作“泛”，校语说：“出则悌，‘悌’旧作‘弟’，古字，今从皇本、正平本、邢本及敦煌诸唐写本改今字……泛爱众而亲仁，‘泛’旧作‘泛’，古字，今改通用字”（第7页）。两条改动大可不必，因为“弟”、“悌”属古今字，古代“弟”本来就有“顺从敬重兄长”义，后来为了和“兄弟、弟弟”义相区别，才另造“悌”（今读tì）；而“泛”与“泛”是异体字，改与不改并不影响意义。类似的还有，“与”改“欤”、 “说”改“悦”、“知”改“智”、“取”改“娶”、“女”改“汝”、“道”改“导”等等。大家知道，校勘古书的目的，无疑为了恢复古籍原貌、准确理解古籍，以上改动，使古籍“走样”、“失真”，并在《论语》的流传过程中增加不必要的版本歧异。该书《例言》第一条说：“本编旨在最大限度地恢复《论语》文字的本来面目。”可是，古字变了今字、异体字甲形成了乙形、通假字改为本字了，无疑与“最大限度地恢复《论语》文字的本来面目”这一目标背道而驰。

　　二是毫无可靠依据而改。《论语·学而》有“贤贤易色”，历来是训诂疑点，此类问题，前人每每存疑，今天利用出土材料，可以对这些问题尝试解决，但该书在证据薄弱的情况下，改成“见贤易色”（第8页）。再如，《论语·子路》有“樊迟问仁”，《校释》改成“樊迟问行”，理由是“樊迟问行，‘行’旧讹‘仁’，形相似，今改正”（第321页）。还有：《论语·子罕》有“空空如也”，《校释》改成“我空空如也”，依据是“‘我’字旧在‘叩其两端’前，盖后人误移，今据义移正”（第207页）。以上可见，该书要么不谈依据，要么凭“盖……误”之类的猜测之词，就改动古书，未免草率了些。

　　三是提出新说或取舍旧说，不能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和论证。“泛爱众而亲仁”一句，作者改“仁”为 “人”，理由是“‘人’旧作‘仁’。按‘人’与‘众’不相对，当以音误。《大戴礼记·曾子立事》云：‘言必有主，行必有法，亲人必有方。’正作‘亲人’，今据改”（第7页）。揣摩文意发现，不如不改。因为《论语·颜渊》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概括为“仁者爱人”，是说“爱人”（即关爱众人）是“仁”的体现，“泛爱众”是具体行为和表现，“而亲仁”是“泛爱众”的性质和目的，“泛爱众”和“而亲仁”之间意义上有递进、互补关系，全句是“广泛地关爱众人而接近仁”。如果把“仁”改成“人”，就成了“广泛地爱人而亲近人”（第8页），“泛爱众”和“而亲人”变得意义重复了，孔子说话不会这样罗嗦吧。所以《论语》众多传本都不作“亲人”。把“仁”改成“人”，依据《大戴礼记》，如果《大戴礼记》引用了该句而作“泛爱众而亲人”，也算是个证据，但《大戴礼记》“亲人必有方”与《论语》“泛爱众而亲仁”不是引用被引用的关系，凭借这类旁证，就改动《论语》原文，是缺乏说服力的。

　　还有，《论语·述而》有“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校释》作“举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也。”作者按：“‘而示之 ’、‘吾’四字旧本无，据皇本、正平本及敦煌二唐写本补”（第154页）。其实，添补“而示之”三字殊为不经，因为“隅”是墙角，《论语》原意为“说一个墙角如果不能明白其他三个墙角，便不再教他了。”这是孔子在打比方，所谓“举一隅”，是“虚”的；但加上“而示之”（即“并且给他们看”）之后，整句话的内容变成“实”的了，让人感觉孔老夫子真的要“举起来一个墙角”了，不然怎么“而示之（给他们看）”呢？所以，如此添补，使人难安。

　　该书《前言》中说：“特别需要指出，只有异文对校，并不能确保校出好的本子，因为异文需要裁断，而裁断异文，必须结合训诂。只有在合理贯通、正确训解的前提下，才能对异文作出合理的裁断”（第45页）。这话说得非常正确，足以让所有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学者奉为圭臬。但是，怎样才是 “在合理贯通、正确训解的前提下”？则有见仁见智的问题。因而“对异文作出合理的裁断”时，是否应该把“异文”材料的时间、地域因素考虑在内？

　　四是对聚讼已久的《论语》校勘上的争论，不能做到择善而从。《论语·学而》有“未若贫而乐，富而知礼”，“贫而乐”有的版本作“贫而乐道”，有无“道”字争议已久，东汉郑玄所见版本为“贫而乐”，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号称“多存异本”，也没有 “道”字，而陆氏是遍列唐以前各种传本的，他所见的版本有魏·何晏的《论语集解》和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说明这些版本都没有“道”字；而主张当为 “贫而乐道”的有清代学者阮元、武亿等，依据是传世本（即国内亡佚，又从日本引进的）皇侃《论语义疏》，但是敦煌发现的几种《论语义疏》的唐写本中都作 “贫而乐”，没有“道”字。所以，关于传世本《论语义疏》有“道”字，有的学者指出其为“衍字”。（单承彬，《“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校正》，见黄怀信、李景明主编《儒家文献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108页）综合各种情况看，宋代以前的各类版本中，都没有“道”字。近年发现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作“贫而乐”，据考古研究，这是西汉时期的文献，也是现存最早的《论语》写本，没有经过后人的窜改，其可信度不言而喻，《校释》把“贫而乐”改成 “贫而乐道”，实属可商。

　　五是“失校”问题。既然书名“新校”，毋庸置疑，应该对近年新的研究成果有所吸收和参考，否则无法体现其“新”。可是，《校释》对近年《论语》文本校勘方面的新成果关注不够。例如《论语·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中“即戎”，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作“节戎”，（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本，第62页）“节”为“节”字繁体，与“即”形近，《周易》中也有“即戎”，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中也作“节戎”，已经有学者发表论文，指出传世的《论语》《周易》中的“即戎”当为“节戎”，“即戎”是“参加战争”，“节戎”是“减少兵戎之事”，这正和自称“军旅之事未之闻也”的孔子的政治主张相符合，《校释》对这些新结论可以不采纳，但在校语中列出来以供读者参考则十分必要，何况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最可信的汉墓竹简《论语》的信息？

　　以上显示，作者对《论语》原文的改动有不少是像上面指出的把“仁”改成“人”的可商之论。如果要“校出”一部“《论语》定本”的话，这些可商之论，要么需要慎重取舍，要么需要补充更加有说服力的论证。

将其他单位藏书误标为河南省图书馆藏书

（1）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书目中，书名编号9508的《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宋章如愚辑，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刻明修本），其收藏单位的代号有：0101，0201，2201（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此类情况不再进行说明）。根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所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2201指代的是河南省图书馆（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藏书单位代号表》中“0101”原指“北京图书馆”，以下行文统称为“国家图书馆”）。经查河南省馆藏书和目录，却并无此书。查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正式出版前的《征求意见稿》对藏书单位的标示，该书为代号2261的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又请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确认，此书的确是其所藏。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2261误为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9508 0101，0201，2261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编号8868的[万历]《山西通志三十卷》（明李维桢纂修，明万历刻本），标示有四家单位收藏，其中河南省只有一家，即河南省图书馆。经过一番查找求证，确认河南省馆没有收藏此书。查《征求意见稿》，又查当年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河南省内各单位著录各自所藏古籍善本、而后汇总到河南省馆的善本目录卡片（注：由于时间、地点、人事变化等的缘故，笔者没能见到这部分善本目录卡片的全部。以下行文中称其为“善本目录卡片”），均显示该书为河南省南阳市图书馆收藏，又与南阳市馆核对无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错将南阳市图书馆的代号2210印成了2201。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8868 0101X，0201X，0581，2210X

（3）《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中，书名代号9165的[顺治]《西华县志八卷》（清左国桢、王鼎镇等纂修，清顺治刻本），标示只有河南省图书馆一家收藏，为孤本。经过对河南省馆藏书的追究，又查《征求意见稿》和善本目录卡片，该书的收藏单位实为南阳市图书馆，经过联系，南阳市馆也对此书予以了确认。《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错误与上述[万历]《山西通志》的错误相同。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

书名编号藏书单位代号

9165 2210

（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书目中，书名编号2734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宋范纯仁撰，元刻明修本），标示国内有三家图书馆收藏，河南省图书馆为一家，另两家分别为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征求意见稿》的标示同上（注：《征求意见稿》集部宋别集类中，该书名编号为551）。但遍查河南省图书馆现有的古籍目录，却未见有对此书的著录。查善本目录卡片，关于元刻本的范纯仁文集，只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一张“二范集四十四卷”的目录卡片（归入集部宋别集类）中，显示有“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位于其父范仲淹的“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之后，版本著录为“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中，先后著录有范氏父子的集子。书名编号2355的为“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别集四卷政府奏议二卷尺牍三卷（宋范仲淹撰）遗文一卷（宋范纯仁、范纯粹撰）年谱一卷（宋楼钥撰）年谱补遗一卷祭文一卷诸贤赞颂论疏一卷论颂一卷诗颂一卷朝廷优崇一卷言行拾遗事录四卷鄱阳遗事录一卷遗迹一卷褒贤祠记二卷义庄规矩一卷”（元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一书，在其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可以找到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且标示其所藏书残缺；《征求意见稿》著录相同,只是未标示残缺且书名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略有差异（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192）。而在所有的元刻本（包括元刻明修本）的《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宋别集，书名编号从2732至2735）的收藏单位的代号中，却都没有郑州大学图书馆的代号2241。只有在书名编号2734《范忠宣公文集》（元刻明修本）的藏书单位代号中，有河南省图书馆的代号2201。又查《征求意见稿》（该书名编号为集部宋别集551），藏书单位的标示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综上所述，可以推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纂过程中，将原本是郑州大学图书馆藏书《范忠宣公文集》误标成河南省图书馆的藏书了。如果笔者的这种推论不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于郑州大学图书馆所藏范氏父子的这两种书籍的残缺情况、版本等方面的认定与著录，与郑州大学图书馆原来的判断和著录也是有所不同的。河南省图书馆现存有郑州大学图书馆著录的“二范集四十四卷”的另一张目录卡片，它与前面所提到的那张卡片著录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在卡片背面多出了对于书籍行款、版式、序文、牌记、印鉴等方面的描述文字，文字的旁边还有铅笔批字：“据纸张墨色看，系元刻明印本。”这一点似乎也能从另一方面佐证笔者的上述判断。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名编号 藏书单位代号

2734 0101，0201，2241

一般有三种修复方法，分别是划栏补字、不划栏不补字和划栏不补字。这里“栏”就是古籍版式中的“边栏”，是将字围成一个版面的方形线条。无论使用哪种方法修复古籍，都要遵循“整旧如旧”的原则。

所谓“整旧如旧”，就是要在修复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还原古籍原本的风貌。这里就需要有独特的仿古技术，同时还要选用与古籍相同或相似的材料，才能将古籍原来的特色保存下来，有助于考证版本。下面就来介绍三种对缺失文字修复的方法。

第一，“划栏补字 ”。意思是在修复古籍的时候，把边栏画上补全，也把缺的字补全，缺的字可以通过专家考证得知。这种方法是非常传统的古籍修复方法之一，但是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因为这么做很容易破坏古籍原来的风格，对专家考证其他相关信息造成不便。

第二，“不划栏不补字 ”。意思简单明了，对古籍原本的边栏和字等信息一概不管，只补纸张，选用材质相同、相似的纸张材料，对古籍缺失的边边角角给予填补，这种方法是现在业内最认同的方法。作为一名修复人员，他所擅长的不是去判断缺失的文字需要补什么，而是做一个“最小修复”，所以这么做不仅让整个书籍看起来工整许多，也保留了古籍的原汁原味，为考证工作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

第三，“划栏不补字”。这是对前两种方法的一个整合，如果只补纸张，可能略显单薄，如果全都补上，那古籍也不能称之为古籍了。所以有人想出了这个方法，因为边栏只是一个排版样式，判断和修复边栏比修补残缺的文字要容易许多，也不会对古籍造成太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