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石是保存在岩石中的古生物遗骸或遗迹，这在今天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即使是最顽固的神创论者，对此也不会有什么争论。但对古人来说，这个事实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的，直到18世纪，科学界对化石是不是源自生物体，还充满了争议。国内有的文章称，北宋沈括(1031-1095)最先揭示化石成因，比达•芬奇早了400多年。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确提到，在太行山崖间有螺蚌壳，据此认为这一地带过去乃是海滨。此前唐朝书法家颜真卿(709-785)在《麻姑仙坛记》已有“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的说法。比沈括稍后的朱熹 (1130-1200)也提到：“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他们说的螺蚌壳，实际上是贝壳化石，但是他们显然是把它们当成了真正的贝壳，他们的这些说法也并没有涉及到化石的来源。

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所写的《梦溪笔谈》卷二十四,记载了陕北延安地区出产和利用石油的情况。原文说: “鄜延境内有石油,……出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之,颇似淳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炱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盖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今

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所写的《梦溪笔谈》卷二十四,记载了陕北延安地区出产和利用石油的情况。原文说: “都延境内有石油,……出于水际,沙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土人以雄尾 真之,颇似浮漆。燃之如麻,但烟甚浓,所沾惺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试扫其良 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

毕升，

这发音干脆简短的名字，

也是我们少小耳熟的名字。

毕升，

北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

△毕升（约971-1051）湖北蕲州蕲水县直河乡（今湖北黄冈市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人，北宋布衣。我国古代伟大的发明家。

我们从小就背古代中国有“四大发明”：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其中的印刷术可再分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但也可以特指活字印刷术。

现在的孩子可能上一年级时就知道毕升了，而我这一代人听说毕升却要等到初中二年级学习那篇课文的时候。那是选自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的一篇宝贵文献：

活板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这是原文开头，课文删减了的）。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课文从这句开始）。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

……

回顾雕版和刻工

原文只引用到这儿。以下我就脱开书用自己的语言来介绍。

我记得我们学这篇课文时，并不兴奋，不过是一篇用文言文写的“说明文”嘛，哪里比得上《岳阳楼记》那样铿锵多情的抒情兼有警句的美文。老师好像也不兴奋，没有重点讲解。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太重要了。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没有《岳阳楼记》，却不可以没有这篇沈括介绍毕升发明活字的文章。

在活板（以下“板”有时称“版”，二字通用）印刷发明之前，中国只有雕版印刷，既沈括说的“板印书籍”，而“唐人尚未盛为之”，说明唐代已有此项技术，只不过还没有普及。有人据典籍记载，认为此项技术的发明应前推到隋朝文帝时期。当时由于佛教传播的需要，以及科举取士“印卷子”的需要，催生了这项技术。

但包括沈括在内，许多学者都将五代冯道（逝世后曾被追赠瀛王）刻印儒家经典（九经）作为雕版印刷之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除《梦溪笔谈》外，元代王祯《农书》亦称：

五代唐明宗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录梓（刻板印刷）之法，其本此。因是天下书籍遂广。

雕版刻书以梓木为上，故称“录梓”，还称“付梓”。“付梓”一词，我们今天还时时雅称之，以表达书稿出版的喜悦和不易。

△雕版印刷 网络图

雕版印刷，源于印章的阳文反字和碑文拓印技术，即是两种技术的结合。其法，先在薄而透明的纸上抄绘文图，再反贴在木板上，干后刮去纸背，仅留下有反文（图）的薄膜，依之就用刻刀雕刻出阳文反字（图），印时就在凸起的字（图）体上刷墨，再覆以纸，用棕刷细细刷过，则白纸黑字（图）成矣。

熟练的工匠一天可印1000张。

在雕版印刷之前，书籍传播，靠的是手工抄写。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纵使浑身长嘴，也说不出那个苦哇！可见雕版印刷，带来了多么大的进步。

如果说雕版印刷“唐人尚未盛为之”的话，经五代十国的初兴，进入宋代，已经是大普及、很发达了。宋代，杭州是全国刊印中心之一，承印着大部分“监本书”，即朝廷委托国子监负责刊印的书籍。宋初，官府书版4000块，至宋真宗时，已达10余万。当时私人刻书也蔚成风气，有刻本48家。民间书坊也在在皆有。

印刷业一诞生，就带来一个新的、重要的工种：刻工——用专用刻刀在雕版上刻出那种阳文反字的工匠。刻满一页为一版。一本书有多少页就要刻多少版。版以梓木为上，也多用纹细质坚的枣木、梨木。所以出版除了雅称“付梓”外，还可以文诌诌地称为“付之枣梨”。刻工在木版上刻字的动作或叫做“刊”，故现代有“出刊”“刊物”“刊号”这些出版业专有词汇。而刻工用的曲刀则可称“剞劂”（JīJué），所以一些文友在文章中又称出版为“付诸剞劂”，显得很有文化。

但是刻书并不比抄书轻松。王祯说：

然而板木工匠所费甚多，至有一书字板，功力不及，数载难成，虽有可传之书，人皆惮其工费，不能印造传播后世。

宋初，在成都雕印《大藏经》，共5000余卷，用了13万块雕版，历时12年。而南宋时湖州禅院刊刻《佛藏》，也是5000余卷，却仅为时一年刻成。这并不是刻工效率提高了，而是生产规模扩大了。——另据载，当时刻印大部头书籍，刻工多达百余人，真可谓“劳动密集型”产业。

无论是12年刻成，还是一年刻成，其背后都是刻工们当牛做马般的劳动。他们夜以继日、累月长年地在硬木板上刻字，能把手指刻出血刻变形，腰刻弯，眼刻瞎，还要总是把刻出来木灰吹去，说不定还能刻出尘肺病。而最恼人的是，一字刻错，一笔没刻好，则全版皆毁，前功尽弃，必须从头再来。这就是雕版刻工们的劳动状况。

而毕升就是这刻工队伍中的一名。

毕升的“活法”

毕升无疑是一名很优秀的刻工，天资聪颖，业精于勤，字刻得娟秀端庄，又好又快，很少返工。他发明活字（又为活板）时，可能还正当盛年，嘴上长的还是小胡子。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毕升画像和塑像给我们的印象。

此接沈括笔记。毕升亲身体验到雕版刻字的辛苦，特别是存在着必须一次性刻对、刻好这种“死板”的弊端。他就琢磨、试验，终于变“死板”为“活字”——活的字坯。

他用胶泥（他到处挖掘粘度适合的泥土；然后他无数次和泥，寻找所需要的软硬度）刻字（只需轻轻用力），一字一印，刻后烧坚。这就是活字。必须像钱边那样薄（而又能保证其不成为易碎品）。

△网络图

他用一块铁板，在上面敷上和以纸灰的松脂和蜡（他不断调整这三种原料的配比）。

要印书时，他在铁板上放一个铁框，根据书中文句，拈出所需要活字排进去，满一框就是一板，放在火上烤，待松脂和蜡熔化，用一个平板往上一压，字模就紧粘在板上，而字面也被压得像磨刀石一样平（他废寝忘食地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这就可以刷墨贴纸墨印出字迹了。

可以用两块版交替使用，一板排字，一板加刷，使印刷的过程具有连续性。

每一个字都有好几个活字，以备一块板中出现重复字时使用。像“之”“乎”“者”“也”这类常用虚词，则通常要制20多个。

一板印完，再用火烤使脂蜡之属熔化，手拨脱落。

活字不用时，就用纸贴上标签，按韵排列，贮存在木格里。

沈括说，此法“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个十百千万，可迅速复制，批量生产，普惠传播，这正是印刷的意义。

毕升最初用的是木活字，但木理有疏密，受潮且易变形，使字面高下不平，兼与脂蜡相粘，不易取下。就改用胶泥制字，——后人称之为陶活字。

活字，字可重复使用，数千个字，能排出上万种书，不再每出一本书都要千辛苦万苦、一页一板地刻一次。这就是活字印刷。

毕升是湖北英山人

△毕升

毕升，这位伟大的发明家，沈括告诉我们，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布衣毕升”。他搞出这项发明的时间，则在“庆历中”。庆历是北宋仁宗的年号，从1041到1048年，共计8年。我们知道，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写出他的名篇《岳阳楼记》的时间也在“庆历间”，具体是庆历六年。作为参知政事（宰相），范仲淹还厉行改革，推出了他的“庆历新政”。这都史载凿凿。

当时小人物毕升的这项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发明自然还鲜为人知，如果不是其活字为沈括的侄辈们（群从）“所得”，因而与沈括偶遇（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记在他的笔记体百科全书式着作《梦溪笔谈》当中（沈括写作此书时，距庆历年间亦即毕升发明活字40多年），则这“四大发明之一”的权利所有者就不是中国人，而可能是东邻某国，或西人某氏了。沈活的《梦溪笔谈》是关于活字发明和毕升其人的唯一史料。这是多么令世人震撼的一篇说明性短文啊。只是当时很惘然啊。

接下来就要问了，毕升，是哪里人？沈括没有记载，只交待“有布衣毕升”。长期以来，毕升的籍贯问题一直悬而未解。

忽在1990年7月的一天，位于湖北省东北部鄂皖交界的山区英山县草盘地镇，一位名叫黄尚文的通讯干事下乡，在该镇五桂村一个田缺外的水洼中，发现一块圆首方砆的墓碑，碑上刻有“故先考毕升神主、故先妣李氏妙音墓”，年款尚可辩识为“四年二月初七日”，唯年号不清，只首字余一“白”字，但能看出是上下结构字，下半漫漶不见。

△毕升墓碑

墓碑上的“毕升”是否就是北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升呢？黄尚文多么希望就是！英山人也多么希望就是！湖北人也多么希望就是！大部分全国人民都希望就是！甚至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也希望就是！数路专家赴英山考证，得出结论：就是就是！

专家们先从墓碑落款年号入手。年号首字只余“白”字头，查康熙字典，以“白”字为头的字只有7个，其中有“皇”，也只有此字适于作为年号用字，于是断定其为“皇×”年。再查宋元时期以“皇×”纪年的朝代，分别有“皇佑”（北宋）、“皇建”（夏）、“皇统”（金）、“皇庆”（元）四个，夏、金王朝不在英山所在的江淮地区，可排除“皇建”、“皇统”，而元代的“皇庆”年号使用不足四年，也可排除，遂可断定墓碑上的年号是北宋“皇佑四年”。早在1957年，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先生已经发表文章认为毕升去世于皇佑年间（《活字板发明者毕升卒年及地点试探》，《文史哲》1957年07期），他是根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记录及其年谱轨迹得出这一结论的。墓碑上的年款与胡道静的研究结论是吻合的。再综合墓碑上留下的其他信息，专家们得出其墓确实就是毕升和他的妻子李妙音的合葬墓。这说明英山是毕升故里。至于为什么称“毕升神主”，则说明毕升系客死他乡，只是以神主牌位的形式归葬的。

1993年10月，英山县组织毕升研讨会，正式对外宣布毕升故里在英山，其地在北宋隶属淮南路蕲州蕲水县。

“毕升”跳江

与我们期待的不太一样，毕升发明活字印刷后，其技术并没有得到推广，印界仍习用雕版，他可以说是抱着无限憾恨离世的。胡道静在他的文章如是描述：

沈括群从收毕氏活字于皇佑年间，即说明毕升去世在此时。皇佑中距庆历中不过数年，由此可知毕氏发明活板印刷后，施用不久，即赍志以殁，可能连徒弟都未及传授。宋代活字板事实上未甚流行，以及有关这一重大发明的记述之稀少，由此可以得到解释。

胡道静的结论还说明，毕升是在老年时期发明活字的。但也可以想象他从青壮年时期就在琢磨、试验、改进。他搞了一辈子。

胡道静还认为，毕升就是在杭州搞出这项发明的，作为全国刊印中心之一，其时杭州“雕版良工毕萃”，毕升是其一。他“赍志以殁”的地点也当在杭州。

相关文献也证实，宋代刻工不只在原籍镂版，能工巧匠也多被请到外地刊书。因为杭州刊印中心的辐射效应，其周边地区也多有此产业，多出刻工。英山距东部的杭州不远，刻印水平也相当高。这是毕升的成长土壤。

1981年代，中国上映**《毕升》。

△**《毕升》

按照影片的讲述，毕升似乎来自杭州乡下，因精于刻字，被人带到杭州一家雕版作坊打工。影片就将毕升的主要活动舞台定在杭州。2015年，湖北省黄梅戏剧院联合英山县委、县政府推出黄梅戏《活字毕升》。该剧就高调地把毕升作为英山籍能工巧匠来歌颂。按照剧情，毕升在英山就是刻坊从业者，练就一副空板刻字的绝技，且是先在英山发明了木活字，又在杭州改进为胶泥活字的。**和戏曲都突出了毕升在发明创新后不仅没有获利反而很快走向末路的悲剧意味。**中的毕升甚至携着夫人跳钱塘江自杀了。

毕升的悲剧是怎样形成的呢？下回探讨。

最早记录海陆变迁思想的古籍是唐朝颜真卿的《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

海陆变迁思想在我国起源较早。周代就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的认识。

东晋葛洪（283-433)在他所著《神仙传•麻姑传》中，更是借用一位女神麻姑之口说“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即东海由海变为陆地已有三次了。 

但在唐代之前，都没有对这一思想进行科学的论证。直到唐代颜真卿才以实际观察到的实物证据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科学论证。

颜真卿（709-785)，是唐代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同时也是一位注意实地考察的学者。他不满足于闭门读书，而是勤于考察，并由此获得了非常宝贵的地理知识。

唐大历六年（771年）夏四月，任抚州刺史的颜真卿在今江西省临川市城县的麻姑山山顶的一座古坛附近，发现了一些夹在岩石中石化的螺蚌壳（即一种化石）。于是他认真分析了这一现象，认为这里原来应是海洋下面的地，后来才变成了陆地，这些螺蚌化石就是海陆变迁、地壳抬升的证据。

此后，他还特地将此事及结论记录在《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颜鲁公文集》卷十三）一文中，并刻石记述这一发现。《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中说：“麻姑自言：接待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又浅于往昔会时略半也。岂将复为陵陆乎。……”

又说“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以实际观察到的实物证据，论证海陆变迁思想的地理学事件，标志着我国古代自然地理认识的一大进步。

此后的沈括和朱熹等都继续发展了这一思想。如南宋的朱熹说：“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朱子大全•天地》） 欧洲直到达·芬奇（1452-1519)才明确提出这一思想。

扩展资料：

在地球表面某位置发生的由海变为陆或由陆变为海的变化叫做海陆变迁，海陆变迁即洋陆转化。按运动方向可分为水平运动和垂直运动。水平运动指组成地壳的岩层，沿平行于地球表面方向的运动。也称为造山运动或褶皱运动。

该种运动常常可以形成巨大的褶皱山系，以及巨形凹陷、岛弧、海沟等。垂直运动，又称为升降运动、造陆运动，它使岩层表现为隆起和相邻区的下降，可形成高原、断块山及拗陷、盆地和平原，还可引起海侵和海退，使海陆变迁。

地壳运动控制着地球表面的海陆分布，影响各种地质作用的发生和发展，形成各种构造形态，改变岩层的原始状态，所以有人也把地壳运动称构造运动。按运动规律来讲，地壳运动以水平运动为主，有些升降运动是水平运动派生出来的一种现象。

《沈括·梦溪笔谈·杂志一》记载：

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间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今东距海已近千里。所谓大陆者，皆浊泥所湮耳。尧殛鲧于羽山，旧说在东海中，今乃在平陆。

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之类，悉是浊流。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释义：我奉命出使河北察访，沿着太行山北行，山崖的岩石间往往夹杂着螺蚌壳及像鸟卵的石子（鹅卵石），横亘在石壁上像带子。这里应是昔日的海滨，东距大海已有近千里。所谓大陆，看来都是由重浊的泥沙积淀而成的。古史记载尧杀鲧于羽山，旧说羽山在东海中，而如今却在陆地上。

凡黄河、漳水、滹沱、涿水、桑干等河流，全都是混浊的水流。关陕以西，水在低于地面的峡谷中流动，最深处不下百余尺，所携带的泥沙每年向东流，都成为造大陆的泥土，大陆由此造成也就是必然之理。

-海陆变迁

中国古代史籍中的“正史”，除了历朝历代朝廷中正式由史官记载的历史以外，由于中国的幅员辽阔，东南西北各地州、省、府、县，甚至一城一乡也都有正式记载当地各种大事的历史文件，被称之为《地方志》。这种地方志不但是由地方上正式的官员来主笔记载，随时要呈报给地方首长知道，而且如果发生了重大事件，还要层层上报，甚至启奏皇帝知晓，而其中发生在地方上特别重大的事件也会再次重复被记录在朝廷的正史之中；譬如重大的水、旱灾及地震等等的自然灾害。所以，中国历朝历代以来各地的《地方志》也属于正史的范围。

在中国正史中，如《古今图书集成》、《竹书纪年》、《史记》、《资治通鉴》、《二十五史》以及各地方府县志等所记载的“不明飞行物事件”约有1000件。远在4000年前就有幽浮事件的记录，可说是世界最早的“外星人到地球的相关证据”，按年代顺序的事件范例十二则，叙述如下：

夏帝八年，“十日并出。”《古今图书集成卷·十九》。

商帝辛四十八年“二日并出。”《古今图书集成·卷十九》。

汉昭帝元平元年，“有流星大如月，众星皆随西行。”《汉书·昭帝本纪》。

晋愍帝建兴二年正月辛未，“辰时，日陨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于西方而东行。”《晋书·愍帝纪》。

唐宪宗元和九年正月，“有大星如半席，自下而升，有光烛地，群小星随之。”《新唐书·天文志》。

宋太宗端拱元年闰五月辛女，“丑时，有星出奎，如半月，北行而没。”《宋史·天文十》。

金哀宗正大三年三月庚午，“有气微黄，自东北一亘西南，其状如虹，大有白物十余，往来飞翔，又有光倏见如二星，移时方灭。”《金史·天文志》。

宋恭宗德佑元年二月丁亥，“有星二，斗于中天，顷之，一星坠。”《宋史·天文十三》。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有星如剑，横亘西北，赤如血，声如火，气如烟。”《清乾隆·广东潮州府志》。

明神宗万历三十年秋，“夜有星如卵，光散照地，后随小星二，复有大小二星飞行梭织。”《清乾隆·安徽铜陵县志》。

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十月中，“二更，见天南方有物大如牛，渐如山，色红烛地若昼，逾时灭。”《清朝·贵州遵义府志》。

清德宗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夜，有火星飞行半空，来自北而南，其形如盘，光如电灯，一时先敛而没。”《民国·河北枣强县志》。

其中第一例句：“十日并出”，是在公元前1914年的记载，距今将近4000年，流传成为“后羿射日”的神话。这个“十日”，似非太阳，若以现代的眼光来看，应是“十个如太阳大小的明亮发光体”，这就是世界上正史中，古代最早的幽浮事件的记录。上述范例中，所谓“日”、“月”、“星”、“光”、“火”都可以看成幽浮。另外有清末民初上海《申报》出版的新闻性画刊——《点石斋画报》曾刊载一些异象，其中有些属幽浮现象，下面的《金陵赤焰腾空》即其中之一。这类图文并茂的记载仍有许多篇，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天外来客的正式记载。

《金陵赤焰腾空图》。清代画家吴有如晚年作品中有一赤焰腾空图，画面是南京朱雀桥上行人如云，皆在仰目天空，争相观看一团团熠熠火焰。画家在画面上方题记写到：“九月二十八日，晚间八点钟时，金陵（今南京市）城南，偶忽见火毯（即球）一团，自西向东，型如巨卵，色红而无光，飘荡半空，其行甚缓。维时浮云蔽空，天色昏暗。举头仰视，甚觉分明，立朱雀桥上，翘首踮足者不下数百人。约一炊许渐远渐减。有谓流星过境者，然星之驰也，瞬息即杳。此球自近而远，自有而无，甚属濡滞，则非星驰可知。有有谓儿童放天灯者，是夜风暴向北吹，此球转向东去，则非天灯又可知。众口纷纷，穷于推测。有一叟云，是物初起时微觉有声，非静听不觉也，系由南门外腾越越而来者。嘻，异矣！”

画家之题记，可谓一详细生动之目击报告。火球掠过南京城的时间，地点，目击人数，火球的大小、颜色、发光强调，飞行速度以及各种猜测又不得其解，皆有明确记述。此画约作于光绪十八年（1892），在100多年前，世人尚无飞碟和UFO为何物，画家显然未能意识到，这幅《金陵赤焰腾空图》，竟成为令人研究UFO的一则珍贵历史资料。

我国宋代著名诗人苏轼于镇江游历时，因目睹天空奇异景象后，所写下的诗篇《游金山寺》对不明飞行物（炬火明）之描写，栩栩如生。原诗如下：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

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

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

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爹。

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

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

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

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

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竞何物？

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

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东坡夜遇“炬火明”之出现之地，也在扬州附近，与沈括所记述的“扬州明珠”恰恰巧合如一！

如果说画家和诗人的描述难免“夸张”的话。那么最引人注目者，要属宋代大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一书中的一段述说了，该段文字颇耐人寻味，其所叙之事，很像是一个其他星球的飞行器莅临我国江南水乡的生动记录。原文：“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

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甓社湖中，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几十余年，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甚近，初微开其房间，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线。俄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拳，灿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单见天赤如野火。

悠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易尝为“明珠赋”。伯易，高邮人，盖常规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

樊良镇正当往日来处，行人至此，往往循船数宵待观，名县亭以“玩珠”。

沈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于天文、地质、物理、医学等诸多方面皆有成就的科学家，1072年出任“司天监”之职，他治学严谨，用功极勤。该段文章对扬州明珠的记述，毫无梦境幻觉之妄言或神鬼迷信之色彩。不难看出，沈括所记述的乃是一起真实的UFO案例，于现代人的目击报告十分相似。

在古籍中疑似飞碟绑架事件都甚罕见，比较明确的大概首推一个多世纪前发生在湖北省松滋县境内的覃姓农人随飞碟飞天的离奇遭遇。据湖北省《松滋县志》上的记载，整个事件的经过原文如下：

“清朝，湖北松滋县志（清德宗光绪六年五月初八日）：西岩咀覃某，田家子也。光绪六年五月初八，晨起信步往屋后山林，见丛薄间有一物，光彩异常，五色鲜艳。即往捕之，忽觉身自飘举，若在云端，耳帝飒飒有声，精神懵昧，身体不能自由，忽然自高坠下，乃一峻岭也，覃某如梦初醒，惊骇非常。移时业一樵者，询之，答曰：“余湖北松滋人也。”樵夫诧曰：“子胡为乎采哉？此贵州境内，支尔处千余里矣！”指其途径下山。覃丐而归，抵家已逾十八日矣。”

译文：1880年6月15日：湖北省松滋县境内的西岩嘴地方，有个姓覃的农人，早晨到屋后的山林中去散步，突然见到树林里有一个奇怪的物体，正发射出亮丽的五彩光芒。他立即上前想抓住它，却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飘离了地面，并飞上空中进入云里，且旁边不停的响起飒飒的风声，这时他感觉到神智有些模糊，身体也不太能自由动弹。

一会儿，忽然从高空中坠下，落在一座高山上（身体没有受什么伤）。这姓覃的农人好像大梦初醒一般，十分害怕。后来遇到了一位樵夫，见到姓覃的农人既陌生又有些好奇而主动问他从何处来？姓覃的农人据实答说是湖北省松滋县的人。

樵夫很诧异地说：“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这里已是贵州省境了，离你的家乡有五六百千米远呢？”

后来经过这位樵夫的指引，他才能顺利下山，并一路当乞丐沿途乞讨回去，经过18天才终于回到家里。

这是中国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不明飞行物”事件，虽然，严格地说当事人并非被外星人计划性地绑架，而是主动去捕捉“不明飞行物”，不料却反而意外地被带往空中。

以当时中国的科学发展状况及当事人是农夫的身份与知识水准，他没有加上神鬼妖怪的说法，反而据实的说出自己被“不明飞行物”带往空中，落于五六百千米的另一省份，更增加了事件的“真实性”，非常具有参考及探讨的价值。

一世纪东汉时期，创制黄道铜仪，并发现月球运行有快慢，测定了近点月(中国 贾逵)。

一至二世纪东汉时期，创制成水运浑天仪(即浑象仪或天球仪)，测出太阳和月球的角直径都是半度，黄赤交角为24度。提出月光是日光反照的看法。在《浑天仪图注》和《灵宪》等书中，总结了当时的“浑天说”(中国 张衡)。

二世纪，编制成当时较完备的星表，并首先发现大气折射星光现象(古希腊 托勒密)。

二世纪，《伟大论》中用本轮和均轮的复杂系统，详细阐述“地球中心说”(古希腊 托勒密)。

230年前后，三国魏时发现日、月食发生的食限，并推算月食分数和初亏的方位角(中国 杨伟)。

330年前后，晋朝发现岁差，测定冬至点西移为每五十年一度，比西方准确。并作《安天论》，认为天之高不可量，但仍有其极限，诸天体自由运动于此极限之下(中国 虞喜)。

四世纪，后秦时发现大气折射星光的现象，并给予正确解释(中国 姜岌)。

五世纪，南齐时，编制了《大明历》，首次把岁差计算在内，并精确测定了交点月和木星一周天的时间，是中国历法的第二次大改革(中国 祖冲之)。

六世纪，北齐时发现冬夏太阳运行有快慢(中国 张子信)。

中国民间流传隋朝丹元子著《步天歌》七卷，对当时普及天文知识起了很大作用。七世纪，唐初王希明纂汉晋志以释之。

619年，唐朝编造了《戊寅元历》，改平朔为定朔，是中国历法的第三次大改革(中国 傅仁钧)。

725年，进行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的长度(中国 南宫说)。

八世纪初唐代，用梁令瓒造的黄铜浑仪测量星宿位置，发现星的黄道坐标和古代不同(中国 僧一行)。

814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哈利发阿尔·马蒙组织下，在美索不达米亚实测了子午线的长度。

十世纪，精确测量了黄赤交角，改进了岁差常数，编制成更为精确的日月运行表(阿拉伯 阿尔·巴塔尼)。

十世纪，编制哈卡米特天文表(阿拉伯 伊本·尤尼斯)。

1054年，中国《宋史》中，有超新星爆发的第一次记载，该超新星的残骸形成了现在所见的蟹状星云。

据《梦溪笔谈》，1067—1077年，宋朝卫朴等制订一种完全根据二十四节气的历法“奉元历”(中国 沈括)。

1088年，宋朝制造水运仪象台，是现代钟表的先驱(中国 苏颂)。

1092年，宋朝的《新仪象法要》，是天文仪器制造方法的专著(中国 苏颂)。

1247年，宋朝石刻天文图(现仍在苏州)是中国现存最古的星图(中国 黄裳)。

十三世纪，编制伊儿汗星表(伊朗纳西莱汀·图西)。

1252年，编制阿耳方梭星行表（西班牙阿耳方梭十世）。

1276年，元朝制造了简仪等天文仪器十三种，全凭实测创制《授时历》，废除古代历元，是中国历法的第四次大改革，该历己和现代公历性质基本一样，于1281年颁布，施行达四百年左右(中国 郭守敬、王恂、许衡等)。

1276年，元朝制造了天文仪器近20种(中国 郭守敬)。

1385年，中国明朝在南京建立观象台，是世界上最早的设备完善的天文台。

1420年，根据实测编制了恒星表和行星运行表(蒙古兀鲁·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