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关于绘画的古籍有哪些啊?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中国古代关于绘画的古籍有哪些啊?,第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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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书衣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古籍书封面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又称为书首。

  10书根: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古籍书册各部位名称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月30日,国家图书馆发布公告,已通过“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各类古籍资源总量达10万部/件,包括馆藏善本古籍、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西夏文献、赵城金藏、地方志、家谱、年画、老照片等,以及馆外、海外征集古籍资源,读者无需登录即可访问阅览。

其中,“数字古籍”数据库通过全彩影像数字化和缩微胶卷转化影像方式建设,发布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古籍和普通古籍,从2016年9月28日起陆续上线,目前已发布馆藏古籍2万余部;“数字方志”数据库中的地方志文献为我国所特有,也是国家图书馆独具特色的馆藏之一,所存文献数量与品质很高,该数据库以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文献建设,目前发布馆藏方志资源6528种。

在“中华古籍资源库”主页面,读者可使用高级检索,各子库组合检索,还可选择书名、著者、索书号等精确和组合检索。通过点击检索结果中的题名,可进入全文阅览界面;点击需要阅读的册次,可阅览整册全文影像。同时,使用页面各种阅览工具,可实现页面切换、放大阅览等功能。

教务老师了解到,读者可通过多种形式进入“中华古籍资源库”,包括登录国家图书馆主页,点击“中华古籍资源库”进入主检索界面,或在“特色资源”栏目中点击“数字古籍”等各子库;或在国家图书馆主页面,选择“资源”选项,点击“古籍”, 进入古籍资源列表,点击“中华古籍资源库”,进入检索主页面。

文/北青-北京头条教务老师 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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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修复的原则包括最少干预原则、整旧如旧原则、可逆性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

1、最少干预原则

在古籍的修复中,摈弃传统的整卷整叶托裱的方法,对文献各部分的残破现状做具体分析,对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尽量少地在藏品上添加修复材料,避免因过度修复而造成的保护性破坏,尽量保留古籍文献的各种研究信息。

2、整旧如旧原则

在修复中尽可能保持古籍文献的原貌,保留文献的装帧风格。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并不是企图回复该文献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是尽可能保持该文献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文献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决不使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

3、可逆性原则

即修复措施是可逆的,可重复的。如果将来 发现有更科学更适宜的保护修复技术,随时可以更换修复材料,回到修复前的原来状态。同时可逆性原则对于我们改正工作中的失误而尽量不损害古籍非常必要。

4、最大限度保留历史信息的原则

即修复中所用的修复材料(纸张、线、颜料、墨等)必须与原始文件的材料有一定的色差,避免与藏品本身固有的历史信息混淆。

扩展资料

古籍修复选取纸张的注意事项:

选取修补古籍的纸张,首先要注意纸张的酸碱度,不能用酸性纸张去修补古籍,以免引起或加速古籍纸张的酸化;其次,如果选用旧纸修复古籍,要注意旧纸的纸张强度不能太低。

同时,还要注意所选纸张的纤维组成应该与古籍的纸张相近,厚薄相近,颜色相似但不能相同。补纸的吸水性要强,才易于粘合,纸张帘纹的宽窄也要相近。

具体修复工作中还要注意补纸与古籍纸张的帘纹方向要一致。总之这些都适宜了,才能使修复处纸张粘结的牢固服帖,与原来的书叶协调自然。

-古籍修复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穆斯林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门“蕃坊”人共同的语言(通用汉语并夹杂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词汇入共同的心理素质(属穆斯林)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经商)来看,唐宋时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们,或者说两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来理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在元代之前,这些早期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 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

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的呼罗珊王阿布·哈森·纳沙尔(913—942年),曾企图杀掉在撒马尔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们杀死一个摩尼教徒,我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加以监视,甚至杀了。”(见阿拉伯人奈丁《群书类述入马苏第《黄金草原》、福虑格尔《摩尼师及其著作》等书》事情发生在五代时期。说明紧连河西走廊的吐鲁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问题上,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由于唐宋时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条件和机遇没有元代那样的大环境优越,所以当时许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们汉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却是存在的,包括许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统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浓郁的汉文化气息,由于当时这些后代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多,所以受汉文化影响大,相当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汉族。还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为数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渊源的。如《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条有“夏州节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人中国,子孙遂以为姓。”

又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西域米国胡人人中国者,因以为姓。”近代也有人对西安汉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进行过研究,认为皆出于九姓胡。而从明清两代在西安地区留存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较多,至今仍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湾、曹家庙、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东、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义迁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体和主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回国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所以说,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则是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

中国古籍形制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卷轴装。粘结幅度相等的若干幅纸成一长条,承袭简册帛书的存放方式,左端安一轴,以轴为中心,从左向右卷成一卷。也有的不用轴。盛行于南北朝至唐代。②册叶装。分经折装和蝴蝶装。经折装,由卷轴装过渡而来,即将一长条,按一定行数左右折叠成长方形,前后加封面。蝴蝶装,将印好的一整叶,以有字的一面对折,数叶为一叠,将若干叠的版心处粘于用作前后封面的硬纸上。唐末五代即出现这种装帧,盛行于宋元。③包背装。将书叶无字的一面对折,数叶为一叠,右边版框空白处打眼订捻,前后封面是一整张纸,书脊被包裹起来。元代和明代前期最流行。④线装。折叠方法与包背装一样,只是打眼处改用线装订,前后封面各用一纸。出现于明代中期,是中国古籍最后的,也是最通行的装帧形式。明清时期,很多宋元古书重新装修时大半都改为线装。

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王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分别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

晋人传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期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按刻书机构区分。计有:官刻本(包括国子监本简称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内府本、府学本、州学本、县学本、藩府本、官书局本、各地书院本)、家刻本、坊刻本等。

按雕版印刷情况分。计有:精刻本、写刻本、单刻本、丛书本、道藏本、祖本、原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递修本、百衲本、旧版、通行本、邋遢本、书帕本等。

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扩展资料:

古籍版本的历史说明:

春秋末战国时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书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则一般划到清代末年(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

广义的下限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例如旧体诗文集、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之类,一般仍可以划入古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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