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日，邻国日本公布了新年号“令和”，这一年号将自5月1日起正式启用，而现用年号“平成”则将在4月30日停用。自公元7世纪“大化”年号以来，日本历史上有据可考的247个年号全部出自我国古代经典，可见古代中国文化对该国的深厚影响。那么就让民族文化为你介绍，哪些日本年号来自我国古代典籍。

日本现新年号令和

当地时间4月1日上午，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5月1日开始，日本将从平成时代进入到令和时代。“令和”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诗句“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是首次出自日本古籍的年号。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相当于日本的《诗经》，所收诗歌主要为公元4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长短和歌。一般认为《万叶集》经多年、多人编选传承，经数人校正审定才成今传版本。

这些日本年号来自我国古代典籍

迄今为止，日本共有247个年号，一直以中国古籍为依据来制定，除“天平感宝”、“神护景云”等奈良时代的5个例外，均由2个汉字组成，而且从未使用过平假名和片假名。

由于日本天皇在彰显自己权威和特色的同时也会加入迎来长久而美好时代的愿望，特定汉字被反复使用。其中次数最多的是“永”字，达29次。“元”和“天”字各27次，“治”为21次，“应”20次，“正”“长”“文”“和”各19次，“安”则使用过17次。

仅使用过1次的汉字有“吉”“胜”“泰”“白”“福”等30个。昭和的“昭”字也是其中之一。在决定昭和的时候，据称解释字义花了很多功夫。平成是第12次使用“平”字，“成”则是首度登场。

下面选取部分来自中国典籍的日本年号，以供参考：

养老：第44代天皇年号。出自《礼记》：“凡养老者，有虞氏以燕礼”；

嘉祥：第54代天皇年号。出自《汉书》：“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

延喜：第60代天皇年号。出自《尚书》：“延喜玉，王受德，天赐佩”；

长和：第67代天皇年号。出自《礼记》：“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久安：第76代天皇年号。出自《晋书》：“建久安于万载，垂长世于无穷”；

承安：第80代天皇年号。出自《论衡》：“禹舜承安继治，任贤使能”；

安贞：第86代天皇年号。出自《易经》：“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德治：第94代天皇年号。出自《左传》：“德以治民，君请用之”；

平成：第125代天皇年号。出自《史记》和《尚书》，一为《史记·五帝本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二为《尚书·虞书·大禹谟》：“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

1日上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正式公布日本新年号为“令和”，出自日本诗歌集《万叶集》，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个源于日本古籍的年号。然而，《万叶集》与中国古典文化之间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日本新年号为“令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日在记者会上介绍称，“令和”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中的“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愿每位日本人，都能如度过寒冬、在春日中盛开的梅花一般，在对明天充满希望的同时，各自绽放出绚烂的花朵。

安倍还说，悠久的历史、浓郁的文化以及四季皆美的大自然代表着日本的国民性，要坚定不移的把这一国格移交给下一代。希望人民在美丽的心灵当中，孕育滋养出文化，正因怀有此番心愿，最终将年号选定为“令和”，象征着新时代的来临。自此“令和”成为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历史上的第248个年号，也是首个出自日本古籍的年号。

具体来说，“令和”出自《万叶集》第五卷《梅花之歌》32首的序文，“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佩后之香”。在“令和”之前的247个年号中，凡是得以辨明出处的年号均出自中国古籍。

《万叶集》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和歌集，收录诗歌4500余首，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诗经》。尽管被看作是日本古籍，《万叶集》仍然无法抹去源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公开资料显示，《万叶集》借鉴了中国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收编了部分汉诗。值得一提的是，《万叶集》成书时，日本尚未拥有自己的文字，全部诗歌采用汉字为注音符号记录而成。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日籍教授、原日本读卖新闻编辑委员加藤隆则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万叶集》第五卷《梅花之歌》的原文部分，还是按照古代中文的写法记录下来。而且，《万叶集》收录了118首关于梅花的诗歌，看得出是受到了中国审美的影响。不过“和”代表“和风”，因此加藤隆则认为“令和”带有中日融合的含义。

日本现任明仁天皇将在4月30日“生前退位”，皇太子德仁将于5月1日即位新天皇，当日零时开始正式启用新年号“令和”。自此，始于1989年1月的“平成”时代，仅剩1个月便将退出历史舞台。▲

日文汉字（日文：汉字、真名，罗马字：Kanji），是书写日文时所使用的汉字。日文汉字的写法基本上与中文使用的汉字大同小异。但日文中有一部分独创的汉字，则称为“日制汉字”或“和制汉字”。

《诸桥大汉和辞典》是最大的日文汉字字典，共记载接近5万个汉字，古典日文中的汉字则与繁体汉字无异。二战后，日文汉字进行了一系列的简化与合并，汉字传入于日本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世纪（弥生时代中期后半）。考古学家在当时的墓葬中发掘出西汉时制造的直径为74厘米的连弧文镜，上有铭文“久不相见，长毋相忘”；同时还发现了王莽新政时传入的“货泉”、“货布”等刻有汉字的货币。当时的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隋书》中记载倭国“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日方的史料也确认了这一观点。汉字是随佛教经朝鲜半岛正式传入日本的。虽然具体传入的年代如今已不可考，但是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汉籍最早在五世纪初流入日本。

日本最早诗歌集《万叶集》中的汉字

汉字并非由中国本土直接进入日本的，而是通过日本所谓渡来人或称归化人（即朝鲜与中国来到日本的侨民）带入的。应神十五年（404年）百济国（朝鲜半岛一国家）派阿直岐赴倭教太子菟道稚郎子汉文，次年王仁来日本，成为太子师傅。这说明当时社会上层已注重汉字、汉文的学习。[1]

究竟汉字什么时候传到日本没有定论，不过一般认为，汉字是于公元5世纪随着一些佛教僧侣将中国的经书带到日本而传入的。这些经书的汉字当初是模仿中国僧侣的发音来读的，不过一套称为“汉文”的书写系统开始得以发展。汉文主要是中文文章插入日语独有的助词，让日语使用者可以依从日语的语法去阅读汉字写成的文章。

日文汉字

后来发展出一套源自《万叶集》、称为万叶假名的表音系统，万叶假名使用的是一套指定的汉字，纯粹假借它们的发音来表记日文诗歌。以草书书写的万叶假名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平假名。当时不被允许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也能使用这套平假名来书写日文。平安时代大部分的女性文学都是以平假名来书写的。片假名也是从差不多的方式发展的：寺庙里面的学生把汉字的其中一部分分拆出来成为片假名，用来标注汉字的发音，还有汉文里的日语助词。

随着日文书写系统得以成熟和发展，如今汉字用于大部分名词、形容词和动词，而平假名则用来书写动词词尾（送假名）、纯日语词汇、或者表记汉字难写的词汇。平假名也用于标记日文汉字的读音（振假名）、和书写给汉字水平不够的人为对象的读物，如小孩、日语学习者的书籍。

片假名则由于它的方形结构，用于象声词和外来语。片假名用来书写外来语的习惯来的比较晚，外来语原先是用汉字书写表意的，如“烟草”代表“tabako”。不过现在反过来有许多外来语词汇正在代替一般词汇。有语言学家估计现今常用日语有3分之1是外来语及和制英语。代日文中常用汉字为2136字。

我不知道国内是如何的。。但是日本这种对著作权啥的严格规范地执行的国家，很少能在网上免费看到图书。虽然说好像法律规定，50年后解禁，所以50年前的书应该不属于版权约束范围内，但是图书馆这种公益场所，本来就不挣钱，靠着国家的税收来经营的地方，不可能有多余的人力和无力把书上传到网上。。。何况，传了，因为不是自己的版权，也不能进行收费，费力不讨好

国会图书馆我只去过一次，书虽然全，但是事儿特别特别多

有些书连外借都不行，只能在他们那里复印。。。。。。

当然了，照相更不行。。。

版本学·二

清代对文献整理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清代，版本学成为专门之学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把清代学术成就归纳为十三个方面，即经书的笔释、史料的搜补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的编纂、类书的编纂和丛书的校刻。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清代文网严密，学者回避现实，埋头考据有关。乾嘉学派的知名学者惠栋、江声、余萧客、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赵翼等，就把研究经史诸子、文字音韵、名物训诂、历史地理、天算乐历等等一切学问都纳入了考据的轨道。而要考据，版本问题就成为首要问题。因为“版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重要”(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对此，考据大师们体会尤深，段玉裁《经韵楼集·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说：

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 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

段氏所谓“正底本”就是要订正版本中的错误，还底本的本来面目，这是考据的第一步。显然，考据学的发展推动了版本学的研究。

私家藏书的兴盛是开展版本学研究的物质基础，它开阔了版本学家的视野。中国古代藏书有官藏、私藏之分。秦汉至清，历朝都有数量可观的官府藏书，但官藏图籍仅只为皇帝及王公权贵等少数人使用，一般读书人难以见到;而每逢改朝换代，官府藏书必遭兵燹之难，损失严重。因此，相对而言，官藏在保存书籍、传播文化、开展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还不及私家藏书那样大。私家藏书起源也很早，《史记·孔子世家》有 “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庄子·天下篇》也有“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的记载，随着纸的发明，印刷术的传播使用，书籍数量增多而易得，私家藏书的规模也呈递增的趋势。约自明末清初，藏书之风更盛，明清两代知名藏书家数以千计，如范钦天一阁、毛晋汲古图、钱谦益绛云楼、黄丕烈士礼居、黄虞稷千顷堂、吴骞拜经楼、杨氏海源阁、丁氏八千卷楼、陆氏皕宋楼、汪氏艺芸书舍等，各家所藏动辄几万卷，甚至几十万卷。这些藏书家不仅仅藏书，还从事校书、编书、刻书，开展学术研究，不少人成为清代有名的大学者，其中包括版本学家。藏书量的增多，版本品种必然丰富，见多识广是成为版本学家所必备的条件。

清代版本学的论述可分作两类，一类是兼及版本的学者们的论述，一类是专攻版本的版本学家的著作。

清代许多著名学者在从事经史子集的研究中，往往需要研究版本和借助于版本学知识。如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孙诒让、王先谦、王念孙、俞樾、段玉裁、阮元、顾广圻等，是为了订正经史诸子的字句讹误来研究版本的。近人余嘉锡介绍他们的情况说：

一事也，数书同见，此书误，参之他书，而得其不误者焉。一语也，各家并用，此篇误，参之他篇，而得其不误者焉。文字、音韵、训诂则求之于经。典章、官制、地理则考之于史。于是近刻本之误，宋元刊本之误，以及从来传写本之误，罔不轩豁呈露，了然于心目，跃然于纸上。(《余嘉锡论学杂著·黄顾遗书序》)

这些考据学家常把自己对于版本的见解记入文集、日记、笔记题跋中，如王士祯《居易录》、朱彝尊《曝书亭集》、何焯《义门读书记》、卢文弨《群书拾补》和 《抱经堂集》、钱大昕 《竹汀日记抄》和《十驾斋养新录》、顾广圻《思适斋文集》和《思适斋书跋》、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荛圃藏书题识》、钱泰吉《甘泉乡人稿》、法式善《陶庐杂录》、阮元《揅经室外集》、蒋光煦《东湖读书记》、陆心源《仪顾堂集》等，大抵于所见古书或有考据、或有题记，在一定程度上对清代的目录学、校勘学和版本学的发展有所推动，但仅从对版本学的建树来讲，他们的研究不是主流，原因就在于缺乏对版本学系统的总结、探讨。

清末民国初年，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清代版本学的一个重要成就。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又号郋园，湖南长沙人，光绪十八年(1753)进士，官吏部主事，不久弃官归乡，一生致力于古书的收藏和校勘。他在经学、史学、文字学、文学、考据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但在学术上的影响还是以他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造诣为最著，其代表作为《观古堂书目》、《郋园读书志》和《书林清话》。《观古堂书目》是他的藏书目录，《郋园读书志》是他收藏各书的题跋。《书林清话》十卷、《书林余话》二卷是他一生对版本学研究所得经验的总结。此书是他有感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仅仅缀述历代藏书家的遗闻佚事而无出版方面的资料而作，为人们提供了系统的有关雕版书籍以来的版本学知识。叶氏根据丰富的资料，用笔记体裁说明书籍和版片的各种名称，历代刻书的规格、材料以及工料价值的比较，印刷、装订、鉴别、保存等方法，并叙述了古代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各时代特出的著名刻本，刻书、抄书、卖书、藏书的许多掌故。

由于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第一部版本学的专著，所以对后世版本学的研究、版本目录的编制影响很大。但这部著作亦有不少偏颇之处，比如由于取材广泛，编排体例不够理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经眼的书籍也受到限制，特别是叶氏之后发见的大批珍善本，都是向所未见的，因而书中的论述自然不够完备、不够真确。

版本学的核心是版本鉴定。关于古籍鉴定问题，清代学者多所注意，并开始寻找一定的规律。除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外，钱曾、黄丕烈、孙庆增等均有论述。孙庆增的《藏书十约·鉴别》说：

夫藏书而不知鉴别，犹瞽之辨色，聋之听音。虽其心未尝不好，而才不足以济之。

清代的版本学家从前代版刻印刷中的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归结了一些有共性的形式上的特点，以指导其版本目录的编制。

由于清代考据之风的影响，社会上对版本目录的要求越来越高，无论是官藏，还是私藏，涌现出不少版本目录，较有影响的有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先后奉命编撰的《天禄琳琅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徐乾学《传是楼书目》、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朱学勤《结一庐书目》、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丁日昌《善本书室藏书志》、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杨绍和《楹书偶录》、缪荃孙《艺风堂藏书志》和《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等，其中，又以《天禄琳琅书目》、《读书敏求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影响最大。

钱曾 (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其父钱裔肃，明万历间即以藏书精善著名。遵王继承其父所藏，又得到其族祖钱谦益绛云楼烬余之秘籍。他将家藏四千一百余种图书分类铨次，编成三部藏书目录：《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此三部目录，详略不同，体例各异。前二种惟记书名、卷数，间载册数及版本。《读书敏求记》所著录之书，却为钱氏藏书中之精萃，专记宋元精椠或旧抄，每书之下标明次第完阙，古今异同，并加以详细考订，兼及作者、作品的评论。为版本作书录，后人认为始于钱曾。在版本的鉴定上，钱氏多从版刻、字体、纸张、墨色入手考订版本的年代，从初印、重印、原版、翻刻等方面去评定图书的版本优劣。《读书敏求记》对后世众多的善本书目和题跋记影响很深。

约在纂缉《四库全书总目》的同时，乾隆、嘉庆两朝还相继完成了《天禄琳琅书目》的正续编。这部由于敏中、彭元瑞等人奉敕编辑的版本目录，以经、史、子、集为类，每类之中，宋、金、元、明刊版及影写宋本各以时代为次，或一书而两刻皆工，则两本并存;一版而两印皆精好，也两本并存。每书各有解题，对刻年、刻书地以及收藏家题识印记，都加以考证。这一版本专目，尽管所录之书不过一千余种，但由于它是清代官府所藏书目，并在体例上较《遂初堂书目》、《读书敏求记》有所发展，因而对后世版本目录产生了一定影响。在版本鉴定方面，却有不少错误。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帝以《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命纪昀等别编 《简明目录》。此目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告竣，流于民间。后来《四库全书》与《总目》几经增删，故所收之书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稍有出入。《简明目录》仅收选入《四库全书》中的三千四百余种书，提要从简，只记述卷数、作者和主要内容。后邵懿辰又为此目作标注。

邵懿辰(1810—1860)，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举人，官内阁中书、员外郎。著有 《礼经通论》、《尚书通义》、《半岩纂遗书》等，治经学尊朱熹，尤究心版本目录，案头置《四库简明目录》一部，每见《四库》书宋、元、明及清初刻、抄本，均“标注”各目之下。流传后，王懿荣、孙诒让、黄绍箕、缪荃孙等各作批校增补。光绪间，其孙邵章继续辑录咸丰以后嗣出各种版本，为“续录”。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 《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将各家批校增补为“附录”，与邵章“续录”，合成一书。这部版本目录对有关《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版本记载相当广泛，且间评其优劣。但囿于见闻，某些有价值的本子难免遗漏。再者，它的材料来源多辑自他人著录或得之传闻，未经目验，因而各家著录中的失误也都未能更正。尽管如此，在中国古籍总目尚未编成之前，这部目录仍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约与邵懿辰同时的大藏书家莫友芝对版本目录也颇有研究。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别号郘亭，晚又称眲叟，贵州独山人，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他在所到之处，大力搜购秘籍古本，藏书卓然可观，名其藏书处为“影山草堂”。所藏间有宋元刻本，但以明清精刻、名抄、名校为多。编成《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三卷;《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前者所录有他个人经藏，也有他经眼;后者则是莫氏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做的笺注，他把每遇到一书的不同版本，均记于《简目》该条之下，甚至有一书列出数十种版本的。《简目》未收之书也在相应类里备录。这两部目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清末杨守敬写成并刊行《日本访书志》十六卷，这是一部知见版本书录，记录了他在日本所得、所见的各种珍秘古籍。讲究版本之风由此播及海外。日本学者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也是很有名的。

清代的版本目录蔚为大观，尤其是乾嘉以降，考据学的大兴，推动了版本之学的研究，各门学术研究的开展都离不开被称之为学术津梁的版本目录。由于版本学的实用性，版本目录就成为检验这门学术成就高低的试金石。清代版本目录数量多，规模亦广，使得版本学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牢固地确立了其与目录、校勘等并存的学科地位。通过版本目录的实践，使得版本学的内涵不断丰富，《书林清话》 的出现就是明证。

因有许多清代版本目录经不起推敲，故清代版本目录学受到后人的批评。究其原因，在于“掠贩”。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有这样一段话：

藏书家有数等：得一书必推求本源，是正缺失，是谓考订家，如钱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诸人是也。次则辨其版片，注其错讹，是谓校雠家，如卢学士文弨、翁阁学方纲诸人是也。次则搜采异本，上则补石室金匮之遗亡，下可备通人博士之浏览，是谓收藏家，如鄞县范氏之天一阁、钱塘吴氏之瓶花斋、昆山徐氏之传是楼诸家是也。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谓赏鉴家，如吴门黄主事丕烈、邬镇鲍处士廷博诸人是也。又次则于旧家中落者，贱售其所藏，富室嗜书者，要求其善价，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谓掠贩家，如吴门之钱景开、陶五柳、湖州之施汉英诸书估是也。

这说明，讲求版本虽已成专学，有所谓“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掠贩家”。但对后世收藏、鉴别与著录起直接影响的，还是“赏鉴家”和 “掠贩家”。

所谓“赏鉴家”正是“佞宋”的嫡派，“第求精华，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果真如此，原也该算是一种扎实的学问，但实际上多是徒有其声，经不起推敲。所以如此，正是失于把版本学只用来玩古董，玩古决非考古，是随意的、主观的，不受科学方法的约束。清人鉴别版本，每从字体、版式、纸墨、讳字、刻工、序跋、牌记、印章、题识等方面入手。公允地讲，前代版刻印刷确实形成了一些以时代为核心的共同性特点，约略地归结，有助于对版本的认识，是必要的，但要绝对化，用来指导版本目录实践，就难免不出差错。所以清末学者朱一新曾讽刺地说过：

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无邪堂答问》卷二)

伴随“赏鉴家”出现的“掠贩家”，明知“眼别真赝，心知古今，闽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见而即识”，是要积一定功力的，但为获利，不惜用种种手段造伪欺人。古籍版本中的一些假案、疑案几乎全是他们造成的。其实一些案子做得很拙劣，今人往往一眼就能识破，这从反面反映出清代版本目录问题之所在。

综上所述，清代版本学的研究随考据学的发展而成为一门有理论、有方法的学问。

人类社会自从出现文字后,便出现了承载文字的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化，影响了装帧方式的演变与更新。唐末至两宋时期为中国书籍装帧方式从卷轴装发展至册页装的重要变革期。那么深受唐宋影响的日本的典籍装帧与唐宋的不同呢？

一、中国典籍装帧的主流演变及宋版装帧的方式特点

中国的书写材料发展至竹木简后，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材料——兼帛。帛书的装帧方法可以理解为与简策书相似，称为“卷轴装”，唐与唐之前的典籍主要为这种装帧形式。帛书上下设有边栏，模仿简策书的编绳,两行文字之间绘有竖线，类似于两简之间的间隔缝。卷轴装在书尾装一木轴,以轴为中心，从后往前卷起,并在中心系绳带防止散开。造纸术的发明与运用逐渐取代了竹木简和廉帛,但传统的手写方式及卷轴装装帧方式仍然盛行。

二、日本平安时代的典籍装帧历史及其形式

平安时代主要包含“唐风文化”“国风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在装帧历史方面,因不同阶段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卷轴装、粘叶装、缀叶装、大和缀等主要装帧方式，这四种装帧方式同为日本装帧史从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的重要代表。

三、从装帧形式、历史渊源探究两国典籍装帧方式的异同

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文学、绘画、佛典等以卷轴装为主,日语称“卷物”“卷子本”，施有绘画的称为“绘卷物”。目前,日本最古老的绘卷物为平安末期的《源氏物语绘卷》，因文字与绘画两者交叉式出现于同一卷轴内，也被称为“交互绘卷”。

比较两国的卷轴装,可以得知,受遣唐使制度的影响，平安初期尚属于唐风文化,日本以唐盛行的卷轴装为模板学习其装帧方式。但因现存遗物有限、装帧方式相似度较高,所以关于卷轴装，该时期两国的差异难以断定。即使至桃山、江户时代,卷轴装改为册页装的事例也不为多见，卷轴装一直使用至19世纪末。此外,平安初期旋风叶、经折装不如卷轴装普及度高,在日本,经折装主要用于石碑的慕刻和拓本，也不排除用于佛典及习字的写本,与我国在使用领域略有不同。

综上所述，平安初中期，主要收集唐、北宋时期的典籍并学习效仿其装帧方法，又因雕版印刷尚未出现普及，仍为以手写本为主的昌盛期,这一点是影响两国装帧方式不同的关键原因。比较敦煌遗书的装帧方式后可以断定,日本册页装帧方式的粘叶装、缀叶装及大和缀,毫无例外是以唐、五代时期的手写本和宋版装帧为基准发展而成的产物，并非日本原创的装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