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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古籍校勘方法论

豆瓣评分：94

作者: 王瑞来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年: 2019-1

页数: 354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宋史专家、古文献学者王瑞来先生所写关于古籍校勘的方法论之作。本书分综论、方法、辅助知识和案例四部分，凡收文八十篇，以类相从。综论部分主要讲校勘底本的选择及校勘四法及其反思；方法部分主要讲校勘原则、校勘范围、出校等问题。辅助知识篇主要讲典章制度、历史地理、年代、语言文字与校勘的关系。案例部分主要讲古籍中具体问题的校勘问题。

作者简介：

王瑞来，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史编辑工作。1990年东渡日本，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国内担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等，还担任杭州市社科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以宋代为主的历史学和文献学。自197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始，30多年来单独出版有近20部中、日文版学术研究和古籍整理著作，刊发论文近200篇。在文献学与校勘学方面，整理出版有《鹤林玉露》《朝野类要》《宋宰辅编年录校补》《隆平集校证》《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季三朝政要笺证》《范仲淹集》等古籍，并刊发有不少相关论文。主要单篇论文，2015年分别以《近世中国：从唐宋变革到宋元变革》《知人论世：宋代人物考述》《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文献可征：宋代史籍丛考》《仇雠相对：版本校勘学论述》为题，由山西教育出版社总名为《王瑞来学术文丛》出版。

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的分类、编目，古籍的版本、校勘，古籍的辨伪、辑佚，古籍的注释、编纂。古籍整理向人们展示历史、要保留历史，让人们在纷繁芜杂的现实中仍能把握住民族发展的脉络，挖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参与世界文化交流。

古典文献学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

由于文献载体的变迁，书写、契刻、印刷的不同以及装订技术水平的进步，对于文献的编缀、卷摺、包背和装订，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的体式：简策体式（竹木简的编简）；卷轴体式（缣帛和纸书的卷轴装以及纸书向册页过渡的旋风装）；折叠体式（梵夹装、经折装）；册页体式（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

古文献学讲义·目录学（前言和经部）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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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前言

一． 什么叫目录？（目录的含义）

（一）目录（现代含义）：书开头列出的各章各节或各篇的名目。

（二） 目录（传统含义）：指书名、篇章名和其内容提要。

1目：只指罗列的篇名、章名或书名。

2录：指该篇、该章、该书的内容提要。

二．讲哪种目录学？（目录学的含义）

（一）不同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目录学”

1 图书馆 学系讲授的“目录学”。将如何编制图书馆用的卡片目录和书本式目录的学问。

2我国 目录学史 的“目录学”。从最早的刘歆的《七略》讲起，把历朝公私书目的编制及其优缺点等详详细细地写出来。

3讲古人的著作（通称为古籍或古书）流传至今有多少明目品种，也就是如上所说把古籍的“目”告诉大家。同时，还告诉大家这些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写了哪些主要内容，当时写了想起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还要把此书的内容提要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也就是不仅有“目”还得有“录”。这种“目录学”才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史、古文献者迫切需要掌握的学问。

三．这种目录学的作用？（目录学的作用）

  科研和实践需要古代文史者接触文献和利用文献。

对古代的、已成历史陈迹的你就无法参加，也无法找那时的当事人做调查研究，那就只好利用或借重古人留下的以古籍为主体的种种文献。通过对这些文献的阅读，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整理，达到弄清楚古代文史的目的。这就是探讨古代文史者的实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科研。很明显，这种科研或实践的首要之点就在于接触文献和利用文献。

一． 哪些算是古籍？

（一）古籍的 含义： 专指我国古代的用文字书写的，且要编成卷册，供人阅读、查看以及作其他用途的书。

（二） 古籍产生的上限和下限。

1 上限：“书”的正式出现在春秋时候。

2 下限：大体可划到清代末年辛亥革命的时候。1912年以后问世的以传统形式撰集且和以前古籍性质相近的，也可划归古籍领域。给古籍作校勘、注释、辑佚等整理的，仍不失其为古籍。

二． 怎样给古籍分类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

三． 怎样给古籍作介绍

“目录学”不仅要讲古籍的“目”，还要介绍古籍的内容，即给古籍作“录”，具体点就是讲此书是什么时代什么背景下谁撰写的，有哪些主要内容，写了想起什么作用，今天应如何加以利用。

目录学·经部

一．怎样讲经部

（一）传统的四部法：按易、书、诗、礼等来分经部的经学书的。缺点在于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经学趋向，势必在“易”类讲完经学趋向之后，在“书”类还要按照经学趋向再讲一遍“书”类，故而出现大量重复劳动。

（二）讲经部的办法：先讲经学的产生，再按其发展演变划分几个阶段，在讲了该阶段的经学趋向后再讲各经经注和有关著作。小学类则仍四部分类之旧放在经部最后来讲。

二．主要参考书。

吕诚之（思勉）的《经子解题》、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收入《古史辨》第一册）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收入《古史辨》第五册）皮锡瑞《经学历史》。

一．儒家和经的起源

（一）古代社会的发展

1西周和春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战国是封建地主制社会。底层人从农奴变成需要交税的人，自由了一点。社会进步，思想意识领域也产生变化。（为什么由封建领主制社会到封建地主制社会，社会就进步了？作者这一点没有详细点明。）

（二）儒家的产生：把知识从领主制时的惯于装神弄鬼的“祝史”们手中解放出来，于是出现了“有教无类”、广收弟子以传播学识的孔子，产生了“儒家”学派。

（三）经的起源：

1人们在春秋的时候将孔子的教材认为是“书”，到了战国，儒家后学们才称之为“经”。

2“经”的本义，只是指文笔简练的东西。儒家、道家、墨家都有经。

3儒家学说自西汉起被定为官学，进而儒家的“经”随之神秘起来，成为一切人生道德、统治法则的源泉。

二．孔子和六经

（一）大概到战国以至西汉初年，才流行孔子用《六经》教学的说法。

（二）《庄子》、《史记》中对孔子用《六经》教学的说法不可信，较可信的为论语。

（三）所以现在只能说：孔子是用原有的《诗》《书》作为教材来教弟子,原有的礼和乐也用来教学,但乐只有乐谱,礼也只是节目单之类,不能说就是后来相传的《仪礼》,这些在后面还要谈到。至于《易》和《春秋》,是孔门后学认作儒学经典的,和孔子本人不能说有什么关系。

至于《易》，有一条是：“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亦”字改成“易”，自是西汉时孔子以《六经》教学之说流行后被人们妄改的。

三．传和记

（一）传的含义：解释经的，在战国秦汉时都叫“传”，大体产生较早，已久著于竹帛。

（二）说的含义：解释经的，大体产生较晚，还由口耳相传以后才著于竹帛的叫做“说”。

（三）记的含义：“记”本来是指史籍，指典礼的记述，是“经”以外的古书。在汉代，人们也把它作为古书的通称。

（四）特别之处：

1因为“传”是随着“经”流传的，所以在汉代往往把某个“经”的“传”也叫成这个“经”。

2有些儒家的书，因为不被认为是孔子用来教学的“经”，如《论语》《孝经》，汉人也称之为“传”。

四．诗

（一）《诗》中的诗如何编成的？

1统治者撰写的在宗庙里演奏的诗+社会上流行之后被统治者采集的诗（宴会赋诗中的诗）。

2这些诗不可能是农奴创作的，而是由统治者以及其下层人士撰写的。

（二）《诗》编定的时间？

1很可能在孔子以前已经编定。《史记》中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的话靠不住。

（三）风雅颂的含义？

1同顾颉刚认为和乐器与音调之不同有关。

2《毛诗序》中的解释是汉儒后起之说而非《风》《雅》《颂》的本义。

五．书

（一）《今文尚书》

1相传是西汉文帝时秦博土伏生献上的。

2共二十八篇。

（1）“虞书”：《尧典》(包括今本《舜典》在内,但无《舜典》篇首二十八字),《皋陶谟》(包括今本《益稷》在内);“夏书”:《禹贡》《甘誓》；

（2）“商书”:《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3）“周书”:《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包括今本《康王之诰》)《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1 史料价值：同顾颉刚。

第一组(十三篇):《盘庚》《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这一组,在思想上、文字上,都可信为真。

第二组(十二篇):《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无逸》《君奭》《立政》《顾命》。这一组,有的是文体平顺、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观念很重,不似那时的思想。这或者是后世的伪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记,或者是真古文经过翻译,均说不定,不过决不是东周间的作品。

第三组(三篇):《尧典》《皋陶谟》《禹贡》。这一组决是战国至秦汉间的伪作,与那时诸子学说有相连的关系。那时拟《书》的很多,这三篇是其中最好的。

（二）今本《尚书》=《十三经注疏》里的《尚书》和宋蔡沈《书集传》所用的《尚书》。

1是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也作梅颐)献上的,附有孔安国注,即所谓孔安国传的本子。

2共五十八篇。比起《今文尚书》增加了二十五篇。

3增加的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造的。《伪古文尚书》《伪孔传》。

（三）《今文尚书》第一手史料，有用，《伪古文尚书》绝对不能用，不过注解有一定参考价值。

六．附逸周书

（一）也叫《周书》，原有七十篇，佚失十篇。

（二）并非孔子删《书》之余。

（三）多有用资料，要善于择取。

七．仪礼

（一）《周礼》（古文）>《礼记》（今文）>《仪礼》（今文）

（二）西汉时《五经》中的《礼》指的是高堂生所传的《仪礼》。

（三）共十七篇，戴德、戴圣、刘向《别录》的编次都不一样，今本从《别录》,但戴德的实较合理。

（四）应是战国时人整理出来的礼的节目单。

（五）对研究当时的社会、民俗有用。

八．礼记

（一）《礼记》是把若干有关礼的“传”和“记”汇集成书,所以书名也只叫《礼记》。

（二）两个传本：

1《大戴礼记》：八十五篇

2《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是马融、卢植核定的（童书业）。此本通行。《礼记》指的是《小戴礼记》。

（三）《礼记》读起来比称为“经”的《仪礼》更有意义,所以后来就升格为“经”,而且取代《仪礼》成为《五经》之一。今天用来了解先秦的社会习俗也极有用处。

九．附大戴礼记

（一）共八十五篇，传世有四十篇，即第三十九至第四十二篇和第四十六至第八十一篇。

（二）《大戴礼记》中关于“曾子”的作品当是《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的残余。

（三）《五帝德》,是撰写《史记·五帝本纪》的蓝本。

十．周礼

（一）记述官制的书，共有六篇六大系统，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缺失,是用《考工记》补的。在每个系统下面分设若干官员,并分别记述他们的职责。

（二）编制时间的不同观点：

1 古文家：西周初年周公编制的

2 王莽和刘歆伪造的，钱穆否定。

3 钱穆、郭沫若：战国时候的作品

（一）为什么战国时代会产生具有全国规模的著作？如《周礼》、《禹贡》、《山海经》。

我认为这是由于到战国时人们已普遍产生统一中国的要求,于是为统后作各种安排的著作就应运而生。《周礼》是讲统一后的官职,《禹贡》是讲统一后的疆界物产,就连《山海经》也是讲统一后的祭祀安排。

十一． 附乐

（一）虽然战国末年如《庄子·天运》有所谓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之说,其实并无什么《乐经》。

（二）《乐记》二十三篇可能是讲乐的理论,和保存在《礼记》中的《乐记》是一回事。

（三）《诗经》时提到过的《雅琴赵氏》《雅琴师氏》《雅琴龙氏》,则应是乐谱。

十二．易

（一）殷周的迷信活动具有不同方法

1殷商：用龟卜,用龟的腹甲或牛的肩胛骨烧灼了来预测吉凶。

2周：周人则用筮占,用一种蓍草来预测吉凶。

（二）《易传》，合称为“十翼”

（三）四圣之《易》是假的。

据顾颉刚师《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收入《古史辨》第三册)考证,“《易经》(即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在西周”,“《易传》的著作时代至早不得过战国,迟则在西汉中叶”。

（四）参考书：《占卜的源流》容肇祖

十三．春秋经

（一）孔子和《春秋经》无关。

（二）《春秋经》是由《鲁春秋》删削修订成书的，但作此工作的不是孔子，大概还是出之战国时孔门后学之手吧。

（三）参考书：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

十四．左传

（二）《左传》（古文）>《公羊传》（今文）>《谷梁传》（今文）

十五．公羊传

（一）《公羊传》就是给《春秋经》作政治理论解说的传。其中引用了许多先师的解说。

（二）问题：为什么称《公羊传》呢如果最后由这位姓公羊的学者论定,怎么能自称“子公羊子”呢这个疑问至今还无从解答。

（三）是研究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好资料。如果研究春秋史，可以补充《左传》的地方很少。

十六．谷梁传

（一）价值最少。

（二）顾颉刚、钱玄同：可能是“公羊”之音幻化出来的。

十七．论语

（一）何晏作《集解》，被《十三经注疏》采。

1钱玄同：最初是曾子门人弟子所述孔子之言行。

2康有为：“曾子垂教于鲁,其传当以鲁为宗。”

3崔述：《论语馀说》及近人的考证,《论语》二十篇中前十篇比较可靠,记孔子的话都称“子曰”,后十篇则多称“孔子曰”,可靠程度就差些。

4传统：孔子弟子所作。

十八．孝经

（一）创作时间：

1黄永年：是儒家《六经》之类的说法流行后撰写的（黄永年）

2吕诚之：根据《吕氏春秋》曾引用此书，认为它还是古籍。

3有的学者则认为它作于西汉时。

十九．尔雅

吕诚之师《经子解题》解《尔雅》时指出:“今此书训诂,几全同《毛传》,释乐同《周官·大司乐》,九州异《禹贡》而同《周官》则古学既出后之物。”

二十孟子

（一）共七篇

（二）北宋时期上升为《十三经》之一。南宋朱熹将其收进《四书》。

（三）要弄懂中国的传统思想,《孟子》一书不可不读。

本篇内容是《古文献学讲义》目录·前言和目录·经部的第一节概说和第二节 经的起源和内容性质 ，下次推送《古文献学讲义》目录·经部的第三节经今古文学、第四节义疏之学、第五节宋元经学、第六节清人经学和第六节小学。

编辑：不确定uncertain

1、管锡华《校勘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这是科班教材，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个人用的是比较老的管锡华《汉语古籍校勘学》（巴蜀书社），现在在中国图书网还可以特价买到。

2、张舜徽《广校雠略》（上海古籍出版社百年经典学术丛刊本）。

3、王叔岷《斠雠学》（中华书局），暂未涉猎，敬庄兄推荐的值得信赖。

4、陈垣《校勘学释例》（中华书局），比较老的书，但很有价值，陈垣提出了很多新方法

古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古文献目录、古籍版本、古籍校勘、古籍辨伪、古文献辑佚。针对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法：

首先是“古典文献的普查登记与学科分类方法”。古典文献学最首要的任务就是系统全面地认识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古典文献的总体面貌，只有通过全国范围的古典文献普查登记，并对普查登记材料进行条分缕析，使之分门别类，才能掌握其数量和大致的学科类别。因此，普查登记与分类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工作，也是最基本的方法。

其次是“古典文献的编目与著录方法”。古典文献的典藏与查阅都需要目录书和目录卡片提供按图索撰的途径，而编制书本式目录和卡片式目录，既要遵循一定的编目原则，又要按照一定的著录规则，这就需要掌握科学的方法。由此可见，“编目与著录方法”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再者是“古典文献的鉴定与辨伪方法”。古典文献学在考辨古典文献的源流、判断某一部书或某一篇文献的价值、分析不同文献版本之间的关系时，都需要对文献的特征和内容予以鉴别，特别是对那些伪造的书籍和文献档案子以断定。

集句诗的校勘价值

除了辑佚，集句诗在校勘方面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唐、宋诗人的别集、总集和选集，今存多是明、清以后的版本，在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异文、疏漏，甚至错误。相比较而言，宋、金、元诗人写作集句诗时，使用的是早期的版本，因此对唐、宋诗歌来说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集句诗的校勘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以依据集句诗校对原作者现存的诗句。利用集句诗校勘原作者的现存诗歌，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增加原作者现存诗句的异文。这方面的材料很多，这里举两个依据王安石集句诗校勘杜甫诗句的例子。利用集句诗校勘前人的诗歌，最早始于宋人，其中对杜诗“欲往城南望城北”一句的校勘就是著名的例子。《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载：

《遯斋闲览》云：“荆公集句诗，虽累数十韵，皆顷刻而就，词意相属，如出诸己，他人极力效之，终不及也。如《老人行》云：‘翻手为云覆手雨，当面论心背面笑。’前句老杜《贫交行》，后句老杜《莫相疑行》，合两句为一联，而对偶亲切如此。又《送吴显道》云：‘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应识。’《胡笳十八拍》云：‘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头五步坐。’此皆集老杜句也。按杜诗《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荆公两用，皆以‘忘南北’为‘望城北’，始疑杜诗误，其后数善本皆作‘忘南北’，或云：‘荆公故易此两字，以合己一篇之意。’然荆公平生集句诗，未尝改古人字，观者更宜详考。”苕溪渔隐曰：“余闻洪庆善云：老杜‘欲往城南忘南北’之句，楚词云：‘中心瞀乱兮迷惑。’王逸注云：‘思念烦惑，忘南北也。’子美盖用此语也。”

其实，作“望城北”的版本亦不罕见。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一引用《哀江头》诗时即作“欲往城南望城北”，下注云：“一作望南北。”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四“词气如百金战马”条引用了《哀江头》全文，其中该句亦作“望城北”。蔡梦弼《草堂诗话》卷上用了《诗人玉屑》的记载，只是将评价之语归到苏辙名下，其句亦作“望城北”。对这个问题，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有这样的解释：

老杜《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城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集句，两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为舛误，或以为改定，皆非也。盖所传本偶不同，而意则一也。北人谓向为望，谓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记南北之意。

从宋人现存的杜诗注本看，也可证明“所传本偶不同”这一点。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哀江头》诗中使用的文本就是“欲往城南望城北”，但在“望城”二字下注云：“一作忘城，一作忘南。”黄希、黄鹤所作的《补注杜诗》卷二在注释《哀江头》中“欲往城南忘南北”时引用王洙之语云：“一云‘望城北’。”这样的例子典型地说明了王安石的集句诗具有实实在在的校勘价值。

又如王安石的集句诗《胡笳十八拍·第三拍》是这样写的：

身执略兮入西关，关山阻修兮行路难。水头宿兮草头坐，在野只教心胆破。更鞴雕鞍教走马，玉骨瘦来无一把。几回抛鞚抱鞍桥，往往惊堕马蹄下。

考察诸诗句，“身执”句出自蔡琰《悲愤诗二首》；“关山”句出自蔡琰《胡笳十八拍·第十七拍》；“水头”句出自唐刘商《胡笳十八拍·第五拍》；“玉骨”句出自李商隐《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几回”句出自花蕊夫人《宫词》；“往往”句出自张籍《伤歌行》，都与原句相同，但也有两句与原作的传本有一定差异。如“在野只教心胆破”句，出自杜甫《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罗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为毛骨有异他鹰，恐腊后春生，骞飞避暖，劲翮思秋之甚耳，眇不可见，请余赋诗二首》其一：

云飞玉立尽清秋，不惜奇毛恣远游。在野只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网罗求。一生自猎知无敌，百中争能耻下鞲。鹏碍九天须却避，兔经三窟莫深忧。

关于此句，宋人《九家集注杜诗》《补注杜诗》均作“心力破”。正如前文已经论及，王安石写作集句诗不改动他人原句，则可以判断当时有作“心胆破”的版本。从对仗的角度看，网、罗乃是二物，心、力虽也可解释成二物，然“心”尚可言“破”，“力”却何能言“破”？如作“心胆破”则非常妥帖。即使单从意义上理解，“心胆破”也优于“心力破”。“心力破”表达殚精竭虑、用尽心机的意思，侧重保全生命的艰难，“心胆破”不仅包涵了这样的意思，而且更突出了强烈的恐惧感。《杜诗详注》《全唐诗》收录此诗时，在“力”字下面注云“一作胆”，应该是编者的确见到了作“心胆破”的版本。而且同诗中的“几回抛鞚抱鞍桥”一句，出自花蕊夫人的《宫词》，“抱”字，通行本作“把”，《全唐诗》收录此诗时，在“把”字下面注云“一作抱”。这些例子都表明，集句诗可以补充原作者诗句的异文，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

另一方面，如果原作者的诗句有脱漏，亦可据集句诗加以考订。这方面的例子不多，此处暂举两个。《全宋诗》第8册据《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一收录曾巩《寄孙正之二首》，其二云：

隐似龙蛇应有待，清□冰雪更无双。志留世外虽遗俗，文落人间或过江。峻节但期终老学，健诗犹愧一时降。 近亦思强伴，恨未高吟共北窗。

一首好端端的诗歌，中间却缺了一个字，实在是一种遗憾。可是由于没有其他版本相比对，只能付之阙如。有幸的是，元代郭豫亨集句诗集《梅花字字香》前集第37首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其诗云：

尽受群花北面降，清如冰雪更无双。普陀真相来凡世，止渴将军拥碧幢。春意收香归鼎实，月窗怜影掩书缸。吟朋聚首须行乐，且倒花前白玉缸。（东坡、南丰、醉翁、菊磵、后村、郑性之、刘公明、介甫）

此诗中有“清如冰雪更无双”之句，诗后注出的对应作者是“南丰”，乃曾巩字。据此，可判断《寄孙正之二首》中所缺之字为“如”。曾巩的这首残缺的诗歌，至此一旦复为完璧，真乃幸事。

又如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卷二九据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三五《金陵怀古》注引辑得李商隐“斜倚绿窗□□□”一句，后面却缺了三个字。所幸南宋人吴致尧《调笑集句·文君》诗、词中均有“斜倚绿窗鸳鉴女”句，虽原文没有注出此句作者姓名，但其为李商隐诗句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笔者以为，陈尚君辑句中所缺三字，正好可用“鸳鉴女”补齐。

就笔者目前所知，这样的情况虽然只此二例，但是随着对集句诗的考察逐渐深入，必将有更多这类令人惊喜的发现。

此外，从理论上说，创作时间较早的集句诗，由于依靠的版本比后出的别集或总集版本更接近原作者生活的年代，因此可以避免一些后世版本出现的错误，也就更加可信，所以可以作为校对原作者诗歌中字句正误的根据。如近年来张福清《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对〈全唐诗〉校勘、辨重和辑佚的文献价值》（《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年6期）和《再谈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对〈全唐诗〉校勘、辨重的文献价值》（《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3期）二文，都涉及用集句诗校勘唐诗的问题。笔者以为，张福清注意到集句诗这方面的价值非常可贵，但据集句诗来判断前人诗句的正误，需要特别小心地工作，稍微疏忽，就会出现错误。只有在现存原作者的诗句具有明显的错误，而集句诗恰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版本时，才能依据集句诗改正其错误。可是遗憾的是，这样的例子，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发现。

2可以依据集句诗校勘诗句的原作者。用集句诗的相关材料校勘原来诗句的作者，其作用有三种。一是将原来被误为二人的作者合为一人。《全宋诗》中既有卢钺，在第64册；又有卢梅坡，在第72册。郭豫亨《梅花字字香》中注明卢钺的诗句有两处：《前集》第1首中的“骚人阁笔费评章”和第43首中的“铁笛一声人倚阑”。考察两句，前句见于《全芳备祖集》前集卷一所录“卢梅坡”的一首咏梅诗：

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该诗又见刘克庄《后村千家诗》卷七和明代《诗渊》第2册。《全宋诗》第72册录此诗时题作《梅花》。

后句见于《诗渊》第2册，在上诗之前，作者亦为“卢梅坡”：

自负孤高伴岁寒，玉堂茆舍一般看。顽风摧剥君知否，铁笛一声人倚栏。

同样的诗句，郭豫亨署作“卢钺”，而陈景沂、刘克庄和《诗渊》的编者署作“卢梅坡”，这就很自然让人联想到“卢钺”与“卢梅坡”其实可能就是一人。然博学如钱钟书，对此问题尚不敢确定，其《宋诗纪事补正》第十册为“卢梅坡”所补小传云：“本书（即其《宋诗纪事补正》）卷六十六有卢钺，字威仲，永福人，疑梅坡其号也。”令人高兴的是，王三毛《宋末诗人卢梅坡考》一文，已经证明了这个猜测。对于该观点的成立，《梅花字字香》中的署名是最为直接的证据。《全宋诗》误将一人分作两人，修订时应将“卢梅坡”名下的诗歌合到“卢钺”一处。

又如《全宋诗》第70册著录“王安之”，第72册著录“王叔安”。《梅花字字香》中使用了王叔安“几度凭阑到夕阳（96）”一句，见于《全宋诗》第70册中王安之《寄友》一诗。据此可以推断，王叔安即是王安之。因此，应将《全宋诗》第72册录“王叔安”《春暮》一诗，合到王安之名下。

又如《全宋诗》24册据《全芳备祖》前集卷二十录有“释绍隆”的《朱槿花》云：

朱槿移栽释梵中，老僧非是爱花红。朝开暮落浑闲事，只要人知色是空。

再看史铸《续集句诗》中的《残菊》：

天地方收肃杀功（陆务观《拒霜花》），菊枝倾倒不成丛（陆务观《九月晦日》）。碎金狼藉不堪摘（陆务观《残菊》），图得人知色是空（僧咏《槿花》，上句“朝开暮落缘何事”云）。

对照史铸所注，可以判断：所谓僧咏的《槿花》，其实就是释绍隆的《朱槿花》。“僧咏”事迹无考。根据史铸的集句诗，可以推测：不仅“朝开暮落缘何事，图得人知色是空”是“朝开暮落浑闲事，只要人知色是空”的异文，“僧咏”也应该是释绍隆的异名。

二是补充和考察现有作者姓名的异文。现存唐诗中名为“元凛”的诗歌二首，即《九日对酒》和《中秋夜不见月》。可是对于这个“元凛”，除了其名最早见于宋人如《岁时杂咏》等书的记载外，其字号、里居、事迹均无从考索。然史铸《百菊集谱》卷六《集句诗》中《黄菊》其八云：

篱边黄菊为谁开（李嘉祐），转忆陶潜归去来（高适）。插了满头仍渍酒（邵尧夫），且谋欢洽玉山颓（元澶）。

根据史铸《引用唐宋名贤诗句》中的交代，“元澶”为唐人，而且跟上诗最后一句所注的作者完全相同。该书卷七又有《正误》，未及“元澶”，可见在史铸看来，“元澶”的写法是正确的。可是史铸所用“元澶”的这句诗，实见于《唐诗纪事》和《全唐诗》所载署名“元凛”的《九日对酒》一诗：

嘉辰复遇登高台，良朋笑语倾金罍。烟摊秋色正堪玩，风惹菊香无限来。未保乱离今日后，且谋欢洽玉山颓。谁知靖节当时事，空学狂歌倒载回。

“凛”与“澶”字形相近，二者必有一误。比较而言，笔者更相信史铸的记载。在我们无法判断孰是孰非的前提下，至少应在其诗作者“元凛”后面加上一个小注：“一作元澶。”

又如在上节提到的宋代诗人吴赜，或作吴颐，二者亦必有一误。考以南宋前期胡伟集句《宫词》，则有署名“吴赜”的三句佚诗，即“争先院院制春衣”（第9首）、“大家恩赐洗儿钱”（第47首）和“准拟传宣看洗儿”（第48首）。如以此为据，再结合前引汤江浩的那段考证，可以推断诗人名为“吴赜”的可能性比“吴颐”更大，所谓“吴颐”，应该是“吴赜”的误写。

三是为个别无主的作品找出原作者。有的诗歌虽然存在，却佚失了作者姓名，可以据集句诗校勘出其作者。宋阮阅《诗话总龟》卷十五引《云斋广录》记载云：“荆门军玉泉山寒泉亭题者甚多，有一篇最佳，而忘其姓名。诗云：‘朔风凛凛雪漫漫，未是寒时分外寒。六月火云天不雨，请君来此倚阑干。’”这样一首好诗，却不知作者为谁，也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好在亦可以根据集句诗来校补。胡伟集句《宫词》第76首云：

霜风凛凛雪漫漫（韩子苍），玉殿无尘玉甃寒（文潜）。楼上美人相倚望（王建），密邀銮驾晓来看（吴可）。

以胡伟所注，可以判断《诗话总龟》所称道的那首诗，其实是韩驹的作品。胡伟生活的时代与韩驹（1080～1135）相距不远，所言当有根据。《全宋诗》第25册录韩驹诗5卷，上诗不见其中，可补入。

3从理论上说，依据集句诗也可以校勘原来诗歌的标题。对宋代的集句诗来说，能注出原作者姓名就已经算是很规范了，几乎没有人会在作者后面进一步注明原作品的标题。但是，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下，诗人会注出原来作品的标题。从理论上说，这样的标题同样是有校勘价值的。但是从实际情况看，这种校勘的价值不大。还以南宋史铸的菊花《集句诗》来说吧，其中注出前人诗歌标题的一共有16处：

愈风明目须真物（苏子由《白菊》），见于《菊花》其四。

胡广随缘却寿长（郑刚中《菊》），见于《菊花》其六。

照窗寒菊近人清（闻人善言《次韵童恭叔》），见于《菊花》其十二。

白发年年不负盟（闻人善言《中秋月》），见于《菊花》其十二。

开日仍逢小雨斜（丁宝臣《菊》第3首句），见于《黄菊》其三。

自得金行真正色（丁宝臣《菊》第2首句），见于《黄菊》其三。

满园佳菊郁金黄（白乐天《重阳席上》），见于《黄菊》其五。

且喜年年作花主（白乐天《花前叹》），见于《黄菊》其五。

依然相伴向秋光（罗隐《菊》），见于《黄菊》其五。

碎金狼藉不堪摘（陆务观《菊》），见于《残菊》。

世人若觅长生药（《古道情诗》，下句“只这灰心是大还”），见于续集《菊花》其三。

多少清香透入来（陆龟蒙《菊》），见于续集《菊花》其四。

天地方收肃杀功（陆务观《拒霜花》），见于续集《残菊》。

菊枝倾倒不成丛（陆务观《九月晦日》），见于续集《残菊》。

碎金狼藉不堪摘（陆务观《残菊》），见于续集《残菊》。

图得人知色是空（僧咏《槿花》，上句“朝开暮落缘何事”云），见于续集《残菊》。

这16句诗，有的是佚句，属于辑佚的范围。如“自得”句是丁宝臣的佚句；有的诗句连作者也未被著录，如闻人善言的两句诗，即“照窗”句和“白发”句；有的甚至连作者姓名都没有，如“世人”句是出自《古道情诗》的句子。

其余的12句则都可在原作者名下找到全诗。这12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集句诗注出的诗歌标题，与原作标题相同。“愈风明目须真物”句，出自苏辙《栾城集》，原诗标题就是《白菊》；“且喜年年作花主”句，出自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原诗标题即是《花前叹》。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集句诗中注出的标题可以进一步证明原作标题的正确。

第二种，集句诗注出的诗歌标题，是原作标题的简称。“胡广随缘却寿长”句，原注“郑刚中《菊》”，在郑刚中《北山集》中，原诗标题为《砌下黄菊暮秋始开为赋此篇》；“开日仍逢小雨斜”句，原注“丁宝臣《菊》”，出自《百菊集谱》卷四所列丁宝臣诗，原诗标题为《次韵十五日菊》；“满园佳菊郁金黄”句，原注“白乐天《重阳席上》”，出自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句中“佳”字在白集中作“花”，然《百菊集谱》卷四收入此诗时即作“佳”，可见是版本问题，并非有意改动），原诗标题为《重阳席上赋白菊》；“碎金狼藉不堪摘”句，原注出自“陆务观《菊》”，实出自陆游《剑南诗稿》，原诗标题作《山园草间菊数枝开席地独酌》；“多少清香透入来”句，原注出自“陆龟蒙《菊》”，实出自陆龟蒙《笠泽丛书》，原诗标题为《忆白菊》；“菊枝倾倒不成丛”句，原注出自“陆务观《九月晦日》”，实出自陆游《剑南诗稿》，原诗标题为《九月晦日作》；“图得人知色是空”句，原注出自“僧咏《槿花》”，本是释绍隆《朱槿花》中的句子。从这些比较中可以看出，集句诗中注出的诗歌标题，仅仅是原作标题的简称，校勘意义不大。

第三种，集句诗注出的标题，字数比原诗的标题更多。“天地方收肃杀功”句，原注出自“陆务观《拒霜花》”，实出自陆游《剑南诗稿》，原诗标题作《拒霜》。集句诗人在注释时力求简洁，不会故意增加文字的，因此可以认为史铸所据的版本里，陆游的《拒霜》一诗，其本就题作《拒霜花》。这样的例子虽然只有一处，却最能反映出集句诗所注诗歌标题的校勘价值。

第四种，集句诗注出的标题，明显是错误的。如“依然相伴向秋光”句，原注出自“罗隐《菊》”。查罗隐《罗昭谏集》，果有此句（句中“依然”二字在罗集中作“依依”），所出原诗标题在各种传本中均为《金钱花》。据此可以断定，如果史铸不是故意改动，就是记忆发生了错误。

集句诗的校勘价值主要体现在校勘原诗作者和诗句方面，至于其在诗歌标题方面的校勘价值虽然不能说没有，但实在是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

注释：（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238页。###（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第1282页。###（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华书局，1979，第94页。###（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8册，第51页。###（宋）黄希、黄鹤：《补注杜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69册，第89页。###（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865页。###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8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5608页。###陈尚君：《〈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第1112页。###（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农业出版社，1982，第66页。###（明）无名氏：《诗渊》第二册，书目文献出版社，第1175页。###钱钟书：《宋诗纪事补正》第十册，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2003，第4815页。###王三毛：《宋末诗人卢梅坡考》，《文献》2008年第1期，第41～46页。###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2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第16174页。###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57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5893页。###（宋）史铸：《百菊集谱》，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5册，第103页。###（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175页。###（宋）胡伟：《宫词》，《十家宫词》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页。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指综合运用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辨伪、辑佚、编纂、检索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科学地分析、整理、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进而探讨古代文献的产生、分布、交流和利用的规律，并总结对古代文献进行分析、整理、研究工作的规律与方法的学科。

分而析之，中国古典文献学大致包括以下分支，即：古典文献形态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校勘学、古籍目录学、古籍注释学、古籍考证学、古籍辨伪学、古籍辑佚学、古籍编纂学、古籍检索学。

扩展资料：

中国古典文献由于文献载体的变迁，书写、契刻、印刷的不同以及装订技术水平的进步，对于文献的编缀、卷摺、包背和装订，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的体式：

1、简策体式（竹木简的编简）。

2、卷轴体式（缣帛和纸书的卷轴装以及纸书向册页过渡的旋风装）。

3、折叠体式（梵夹装、经折装）。

4、册页体式（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

当代以纸为载体的文献资料，除少数复印的古籍偶尔沿用线装外，大都采用平装、精装。

——中国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