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古籍放在塑料袋里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不建议放入花椒。

古籍纸张老化毁损的原因主要是由内外两个因素起作用。

内在因素由古籍生成的时候就决定了，取决于纸张原材料和生产工艺以及墨迹材料的耐久性和固着性。传统工艺生产的宣纸可以长期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就出土过的唐代经页已有上千年历史，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故有纸寿千年的说法。

而外在的因素主要是纸张曝露在常规大气中受到氧气、空气污染物、湿度变化、霉菌、灰尘、紫外线和虫、鼠的危害。

组成纸张的有机材料如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会在空气中氧化。同时现在空气污染严重，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等污染物含量较高，这些气体遇到纸张中的水分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酸，酸对纸张具有很强烈的毁坏作用，有专业文献提及，曝露在3级污染空气中的书籍只要10天，纸张耐折度就会发生严重的下降。

国外的最新研究资料指出，古籍库房中的VOCs对书籍也有负面影响。花椒作为一种带有挥发性油脂有机物，不排除会释放出VOCs。

收藏或保存古籍的目的主要是其具有很好的历史文化价值，收藏价值和经济价值，而要实现上述价值的前提是文献的保存要好，用收藏界的行话来说就是品相要好。

建议，有条件的情况下，找到档案馆或图书馆，由他们文保部门工作人员负责进行真空包装处理。采用真空包装技术来保存纸质档案资料，可以在包装内部形成低氧环境，大多数微生物因缺氧不能生存，化学物理变化也得到延缓；同时隔绝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防止纸张和字迹曝露在常规大气中受到氧气、空气污染物、湿度变化、霉菌、灰尘、紫外线和虫、鼠的危害，延长纸质档案资料的保存寿命。



一直以来，只要谈到古代王朝，必定会出现一些负面评价，例如在评价唐朝的时候会出现“脏唐”这个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唐朝的男女关系过于开放，我们在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唐朝女子的穿着打扮，但是这些都是上层社会的事情，那么唐朝的民间到底又开放到什么程度呢？敦煌发现了一座遗址，解开了唐朝真实的面貌，这种开放程度，让现代人可能都要瞠目结舌，以至于学者感慨唐朝太开放了，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1965年，在敦煌的莫高窟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唐朝经典古籍，这里除了经史子集外还有大量的唐朝官方文书、私人文书等资料，这为学者们研究唐朝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其中有一本叫做《敦煌乡百姓康汉君状》的书，反应了唐朝民间真实情况。这其实是一张诉状，讲述的是敦煌乡康汉君，向官府申诉，自己弟弟被吐谷浑人掠走，希望官府主持公道，将弟弟找回来。从这一点来看，唐朝官府还是很有威望的，也为百姓做过实事，所以康汉君才会申诉。

那么他的弟弟到底是什么人呢？康汉君的这个弟弟并不是他的亲弟弟，而是他父亲去世后，母亲因不守妇道和别人生下的孩子。更让人不解的是诉状中出现了这么一句话：“阿娘不知共谁相逢”。这句话所带来的信息量很大，如果他的母亲只和两三个男人共度风雨过，自然就能知道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关键是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不知共谁相逢”。

敦煌乡的一个村妇都能这么放得开，而且还被社会接受，可见唐朝的开放程度有多么大，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其他朝代必定会遭受到极其严厉的惩罚的。除此之外，在莫高窟的遗址中出土了一本《留盈放妻书》 ，这本书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离婚证明，里面还写了夫妻双方二人在长辈们的见证下解除婚姻关系，双方互不干涉，从此天各一方。

在我们的印象中，古代离婚向来都是男方通过一封休书休掉妻子，而我们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女子也是可以主动提出分手的，也就是说夫妻二人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处于相同地位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唐朝时期的爱情关系才会特别错综复杂吧。

7ru7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出发啦！ 敦煌

王圆箓是谁？没听说过吧，他是一个道士，一个小人物，名不见经传。如果说起敦煌藏经洞，许多人就应该听说过了。如果说起敦煌藏经洞中那些被外国人骗买走的经卷，也有更多人应该听说过了。王圆箓就是那个卖敦煌藏经洞中的经卷给外国人的那个人。这下，你应该知道了吧？

听到这一介绍，相信许多人心中一定会升起一股无名之火，忍不住要大骂这个小人物，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贝轻易地卖给了外国人。甚至，有人想将他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对他的罪行进行庄严的审判，让他对自己的罪行负责，为整个民族的屈辱负责。

王圆箓

当王圆箓听到这些指控的时候，他会是什么反应呢？看看他留下的那张照片，瘦瘦的，黑黑的，小个子，目光呆滞，穿着脏兮兮的道袍，一点不起眼。他就是那个时代普通中国人的缩影。当历史的回音传到他的耳畔时，他那种茫然不解的目光，他那种不知所措的态度，会让你的心禁不住收紧。他会问，我做错什么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他，还没有清晰的国家意识、明确的民族观念。当你问他为什么不好好保护那些古老经卷的时候，他会说，我已经尽了我的力了。

下面，我们看一看王道士做了一些什么。

1900年5月25日，王道士与所雇敦煌贫士杨某发现莫高窟藏经洞，里面积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等。自从发现藏经洞后，王道士就向当时的敦煌县令报告，希望引起重视。那位县令不学无术，把王道士带来的两卷经文视为废纸。1902年，又来了一位敦煌县令，王道士又去报告，那位县令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王道士仍不甘心，他又去肃州（酒泉）向当时的道台廷栋报告，那位道台也没有重视此事。1904年，当时的省里下令将经卷就地保存。仅此而已。王道士无奈之下，给清王朝写了秘报信，也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王道士有些灰心了。

1907年，匈牙利人斯坦因来到敦煌莫高窟，他通过与王道士深入交谈，骗得了王道士的信任，最后用四块马蹄银（重二百两）骗买了写卷、印本、古籍共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共五箱。交易是“正大光明”的吗？当然不是。有斯坦因回忆录中的记载为证。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莫高窟，以白银五百两骗买了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

当斯坦因把敦煌经卷宣传于全世界时，清朝的官员们才懂得了这些经卷的重要价值。1910年，清朝学部令甘肃藩司将剩余经卷运京保管，但是，那些清朝官员们不是考虑如何保护好这些文物，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经卷流失严重。王道士也私藏了若干经卷。

王道士为什么要私藏呢？《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记录了王道士对他说的一段令人深思的话：“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收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这是斯坦因于1914年第二次来到敦煌莫高窟时听到的话。这一次，他用白银五百两骗买了经卷五百七十余件。此外，1912年，日本人吉川小一郎等来到敦煌莫高窟，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了经卷四百余卷。

看了以上这些介绍，生活在现代的我们还能再把王道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审判他吗？还能再骂他愚昧无知吗？他的确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他没有做成功。假如王道士没有把那些经卷卖给外国人，那些经卷又会怎么样呢？余秋雨在《道士塔》一文中讲道：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进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精挑细选，择优**；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在那个时代之下，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能够做什么呢？能够做到什么呢？王道士为了修缮莫高窟，不仅卖了大量的敦煌经卷，而且破坏了大量的精美壁画。虽然他愚昧无知，虽然他的初心是为了修缮莫高窟而筹措经费，但这些并不能成为他出卖敦煌经卷的合理理由。他无疑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可是，他承担得了这个历史责任吗？

那些被王道士卖掉的流失到海外的敦煌经卷，已经成了中华民族永远的痛。当我们赶到外国的博物馆，透过厚厚的玻璃去仔细阅读那些古老的经卷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机体流出的暗红色血液。

这些经卷流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归结起来，就是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国力的衰退、国家的落后，受尽外国列强的欺负与凌辱，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国民，也保护不了自己国家的财富，当然也保护不了那些文物，那些古老的经卷。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终于再也不受外国列强的欺负了。那些老祖宗留下来的古老文物，受到了很好地保护。身在敦煌莫高窟的那些古老经卷正在众多中华儿女的保护与研究中发出耀眼的光芒。那些古老经卷承载的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将再次惊艳世界。人们将从那里得以审视世界几大古老文明在历史上的相会与融合。

这一些，那个时代的王圆箓是无法理解的、无法认识的，是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到的。对于他，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经卷流失的责任，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的、整个国家的。

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再也不会让历史重演。

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共有石窟552个，有历代壁画五万多平方米，是我国也是世界壁画最多的石窟群，内容非常丰富。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规模巨大，技艺精湛。敦煌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它和别的宗教艺术一样，是描写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