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从上到下的15个字：:立、早、日、曰、十、克、兄、口、古、音、儿、六、旦、八、一。

章（拼音：zhāng）是汉语通用规范一级字（常用字）。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金文，《说文解字》认为乐曲完了叫一章，也有人认为“章”是“彰”的初文，本义指花纹、文采。由花纹引申为刻有印文的印鉴，又引申为标志。

花纹鲜明突出，引申为明显，再又使显著引申为表扬。以上二义后写作“彰”。章又是乐曲的一个章节，引申指诗文的段落。法规是文字写成的分章节的条文，所以“章”又引申为条规、法规。乐章是有规律的，所以“章”引申为条理、秩序。

引申意义：

由于乐“章”表示一支乐曲一段的演奏过程，因此“章”便引申出文章的“章节、段落”的意思。又因为任何乐曲的构成与演奏都必须有规律可循，由此“章”又引申出“章法、规章、法律”等意思。将此听觉的规章，用之于视觉上，“章”又有了印章、图章的意思。

古籍解释：

午集下立部 章；康熙笔画：11；部外笔画：6

1、《广韵》《集韵》《韵会》诸良切。《正韵》止良切，音彰。《说文》：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

2、又采也。《书·臯陶谟》：五服五章哉。《周礼·冬官考工记》：画缋之事，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3、又明也。《易·垢卦》：品物咸章。《书·洪范》：俊民用章。

4、又文章也。《诗·小雅》：维其有章矣。笺：礼文也。

5、又篇章。《诗》疏：诗有章句，总义包体，所以明情也。

6、又成事成文曰章。《孟子》：不成章不达。《周语》：将以讲事成章。

7、又《周语》：余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注：表也，表明天子与诸侯异物也。

8、又条也，程也。《史记·高祖纪》：约法三章。《太史公自序》：张苍为章程。注：章。历数之章术也。

9、又大林木曰章。《史记·货殖传》：千章金材。

10、又《尔雅·释山》疏：山形上平者名章。

（1）司马迁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

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

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

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

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

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

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他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

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

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

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

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

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2）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进士出身，历任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御史中丞、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

熙宁三年（1070年），他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坚辞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专事著史15年。

哲宗即位，高大后临政，召司马光入主国事，任命为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身后追赠太师，封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家世代为宦，父亲司马池为宋仁宗宝元庆历间名臣，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受家庭熏陶，笃诚好学，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15岁时所写文章，时人称许之“文辞纯浑，有西汉风”，20岁时中进士甲第，可谓功名早成。

但他并不以此“矜夸满志，昆明于物，如谓大下莫己若也”，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些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的胸怀与器识，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

因此，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达到了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其妙的渊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对经学与史学的研究，尤其，＿对古籍阅读极广，考察极细，可谓通习知晓，烂熟于胸。

他随读随作札记，仅26岁一年所写读史札记，便多达30来篇，就中萌发了删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编年体通史的著史想法，以方便阅读，而更为深沉的动力，则是封建政治的需要。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除上疏陈述主张外，在他本人的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尤其在荐贤斥佞的斗争中，他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

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

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

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认为“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

从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来看，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通过编纂史著，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

应该说，司马光着史，是其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

早在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年），他曾与刘恕商量说：“余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旧说，成一家之言。

”这说明他30多岁时，已酝酿出《通鉴》的规模。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首呈《历年图》25卷，二年后又呈《通志》八卷，说明他在政事活动之余，已进行撰写。

他的著史得到宋英宗、宋神宗的称赞、支持，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神宗以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制序文，以示重视。

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颖邸旧书3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

修书所需笔、墨、绢、帛，以及果饵金钱之费，尽由国家供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著史，还选取了刘恕、刘（分文）、范祖禹等人做为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故能在编书中各显其才，通力合作。

《通鉴》的成功，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主编司马光的精心著述。

正如刘恕之子刘羲仲所说：“先人在书局，只类事迹，勒成长编，其是非予夺之际，一出君实笔削。”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

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

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

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

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

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

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

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

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

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top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

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

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

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

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

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

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

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

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

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

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

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

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

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

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

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

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

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

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

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

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

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

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 《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

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

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1、力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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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

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

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

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

在《封禅书》中，他把汉 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

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

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

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

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2、爱憎分明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他高度评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

陈涉出身贫农，是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可司马迁却将他和诸侯并列，放在"世家"当中来叙述。

对于一个封建史学家来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将陈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汤和周武王相提并论，同时明确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无道，人民就有权利起来推翻他。

陈涉领导的这支农民军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秦末农民战争，最后终于推翻了秦朝的无道统治。

对陈涉首先起义、推翻秦朝的历史功绩，司乌迁是完全持肯定态度的。

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

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

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

当年，司马迁还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对舜的事迹作了实地考查。

后来在写《史记》时，他便把舜的事情写在《五帝本纪》里，赞扬他忧国忧民的高贵品质。

司马迁也非常推崇"完璧归赵"和"将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蔺相如和廉颇，对他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歌颂了那些为了反抗 ，置自身性命于不顾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难、见义勇为的游侠。

比如"凤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荆坷，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终血溅秦廷。

司马迁对这些人物进行大胆的歌颂，实际上便是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赞赏人民反抗 的愿望。

司马迁对名医扁鹊、谆于意等有益于人民的人，用很长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生动事迹和医学理论。

这些人在当时都没有社会地位，可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他们远比某些王侯将相高贵。

对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貌，司马迁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比如《酷吏列传》一共为十个残暴冷酷的官吏作传，其中汉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

汉武帝当时重用张汤，而"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

始为小吏，乾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王属交私"。

所谓"乾没"，即空手得到的意思。

这里描写的是张汤为小吏时好用计谋以制服人的情况。

张汤得势后，与赵禹一起制定了各种残的法令，其中有一条叫"腹诽之法"，即不管有罪与否，只要被指控为对朝廷心存不满，就可以据此治罪。

张汤不仅善于巧立法令名目，而且还会迎合汉武帝的心意去处置"犯人"。

在他的主持下，往往一个案件会使无数人家受到牵连，以致杀人如麻，视人命如草芥。

这些人的罪恶活动都被司马迁记录了下来，他便是通过这些对汉武帝时期专制统治的残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诉的。

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和敢于揭露帝王过失的大胆作风值得肯定。

对于历史的演进过程，他的思想也比较完整。

他在给予历史正确的评价后，又充分肯定了历史是不断发展进化的这一结论。

3、史家绝唱 top

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

在司马迁的笔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人物。

例如，对《

田单列传》中田单防守即墨城的描写。

田单用了六条妙计大胜燕国，使齐国得以恢复。

"火牛阵"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计策。

晚上，田单将紫红色的带有龙纹的布帛披在一千多头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绑上锋利的刀剑，用油浸透它们的尾巴，再用火点着。

于是，一千多头牛带着熊熊火焰，像怪兽一样冲进了燕兵的阵地。

而齐国士兵也拿着武器冲向了敌人，还有一些人敲锣打鼓，高声喊叫，以壮声势。

摸不着头脑的燕兵吓得争相而逃，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燕兵的尸体遍布于战场上，齐国大获全胜。

司马迁虽着墨不多，可"火牛阵"就如一幅图画一般出现于读者的脑海中。

司马迁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

他对西楚霸王项羽的描写非常精彩。

巨鹿战役中，项羽率领大军渡河，然后沉掉所有的船只，并下令只允许带三天的粮食，这便形象而又具体地刻画了项羽破釜沉舟、与秦军决一死战的决心和气概。

项羽的军队一个抵十个，消灭了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秦军，在推翻强秦统治的战争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项羽在战斗结束之后，召见各路将领，当他们进入项羽的辕门时，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走路。

这是对项羽威风的描写。

对项羽被围的场景，司马迁描绘得更是感人。

项羽慷慨而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司马迁通过这歌声，完全刻画出了这位英雄在失败以后时慷慨悲壮，而又无力挽回失败命运的复杂心情。

接下来，司马迁又对项羽突围后，在东城决战时的勇猛作了描绘。

当时项羽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当几千名追兵迫近时，项羽圆睁双目，怒喝一声，把汉军吓得后退了好几里。

看到这样的描写，不禁使人觉得这位失败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马迁描写刘邦入关时与民众约法三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而刘邦也具有好谩骂的流氓习气和随机应变的性格。

有一回，韩信给刘邦写信，要求封自己为假齐王。

刘邦非常生气，刚想发作，张良却在一旁暗示他别发作，他立即转过口风说:"大丈夫平定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呢？"这里用字也不多，却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刘邦善于随机应变和玩弄权术的性格。

司马迁在书中的叙述语言非常生动，人物形象鲜明。

他广泛采用口头流传的谚语、成语、歌谣，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语。

他的语言是一种接近口语的"方言"，通常叙述和人物对话和谐一致，虽明快但含蓄，话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复而简洁，不拘一格，各得其所，一般都为人物特征的描写服务。

他刻画人物说话口吻的描写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现了人物的精神态度。

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还常常适当地强调、夸张。

比如，《高祖本纪》:"(五年)正月，诸侯及将相共请尊汉王为皇帝。

汉王三让，不得已，曰:。

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

，"这一段汉高祖让帝位的话，是直接模拟当时的口语，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刘邦惺惺作态的样子，读完不禁觉得刘邦说话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

再者，司马迁使用古史资料时，一般以当时通用语翻译古语。

如《五帝本纪》写尧舜的事迹，取材于今文《尚书·尧典》，把书中的"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绩咸熙"等语，翻译为"百姓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信伤百官，众功皆兴"等，译文与原文相比较，就会发现更容易读懂。

《史记》的人物传记之所以这么出色，是与司马迁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分不开的。

一个人在遭到无辜的迫害以后，通常有两种选择: 要么悲观消沉，要么发愤图强。

而司马迁选择了后一条路。

他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将自己心中所有的"愤"全部倾注到《史记》的创作中去。

司马迁独创了中国历史著作的纪传体裁，开创了史学方法上全新的体例。

司马迁以个人传、纪为形式，以社会为中心记载历史，为后人展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社会变迁史。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学上，司马迁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

一是先父遗传，司马家世袭史官，司马迁有先天赋得的异秉，所谓英才天纵；二是后天习得，从小饱览了皇家史册或典藏。对别人是禁脔，对司马迁是必读书；另外他对名山大川的游览也是化作笔下锦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古人所谓：山水者，大块之文章；文章者，案头之山水。三是李陵之祸之后，他生无可恋，唯有一杆秃笔，聊可疏解胸内积愤。用佛洛依德学说来解读，司马迁所有的欲望都升华为写作。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就是这么诞生的。少了任何一个条件都会让这部煌煌巨著逊色。这也是司马迁之后，人间再无能与史记相媲美的煌煌大作。

《史记》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堪称不朽的传世经典，其价值不可估量。论 历史 跨度、论内容的翔实丰富、论文采……迄今无出其右者。

能创作出这么一部皇皇巨著的人，自然也不同凡响。除了要具备渊博的学识，还得有过人的意志力。司马迁为什么动念写这样一部书？又是什么支撑着他完成了这项大“工程”？

研究《史记》、研究司马迁，有两篇文章是必须烂熟的：一个是《太史公自序》，一个是《报任安书》。司马迁的心路历程，在这两篇文章中表述得非常完整清楚。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两篇文章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都提到了自己创作《史记》的初衷，都概述了自己的人生遭际，并且对《史记》做了大概的介绍。然而细观下来，会觉察到两者有显著的区别。

先说《太史公自序》。一上来，就是“先人有言”——全文多次提及“先人”二字，可见这个“先人”对司马迁影响之深。

“先人”指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一职。太史令是专司政府资料档案文件的官员，一天到晚接触的就是各种外面见不到的古籍史料。司马谈本人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这就为司马迁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和环境。

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接替其父成为新一任太史令，兼承家学及工作便利，博览古籍；再加上二十岁开始漫游全国的经历，使他已经有足够的积累来完成一部史书。于是，四十二岁那年，司马迁着手写作《史记》。

《太史公自序》中，他反复提及先父所言，表明自己的著述首先是为了完成其父之愿，传承祖业——这是他写作《史记》的第一个原因。

对于司马迁的写作动机，曾和他一起参与定律例的上大夫壶遂提出过质疑。壶遂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因为不被当时的掌权者赏识，不得已而为之；你司马迁如今“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干嘛还要做这种事？

对此，司马迁的回应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是我的职责！

司马迁再次引用他父亲的言论，历数以往各朝各代：伏羲时创作《易》的八卦，唐尧、虞舜的功绩由《尚书》《礼》《乐》记载，商汤、周武的隆盛见于《诗经》，对夏商周三代美德进行褒扬的是《春秋》。而我们汉朝建立以来，直至当今的圣明天子，顺天应人，威震六合，做臣子的，对此竭力颂扬，仍觉不够。贤能的士人不被任用，是君主的耻辱；圣主在上而其仁德未被记载传扬，则是史官的失职了。而我就担任过这个职务，如果废弃主上的明圣和盛德不记载，埋没了功臣世家和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违背了祖先的教训——那我的罪过就大了！履行职责，恪尽本分——这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第二个原因。

肯定有人会说：这不是在拍皇上的马屁吗？说实在的，就是这么回事儿。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替汉武帝歌功颂德？当然不是！但在当时，他要把这件事做下去，首先就要找个立得住脚的理由。把自己写作的初衷定义为“颂扬今上的功绩”，这就堵住了那些质疑者的嘴。

这两条理由都中规中矩、冠冕堂皇，但都不是最重要的。读过《报任安书》才会知道，司马迁坚持完成《史记》，最根本的动力是——为了自己。

我十年前第一次背诵《报任安书》，到现在，这封信来来回回背过不下百遍。这篇文字的亮点实在太多：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文采洋溢……正是这些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使我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作者的心情。

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称自己为“刑余之人”“扫除之隶”“闺阁之臣”“刀锯之余”——可见，他心里的自卑。古代的各种酷刑，如车裂、菹醢等，固然令人发指；但相比起来，另一类更惨无人道，其中的代表就是司马迁所遭受的宫刑。

前一类刑罚只是把肉体上的痛苦放大到极致，然如黥刑、宫刑等，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前一类刑罚再痛苦，也持续不了太久，因为它是致命的，人一死痛苦也就随之而去；而像宫刑这样的，不会致死，而是让人在耻辱中苟延残喘，真正堕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狱。

《太史公自序》是为《史记》写的序言，措辞表意当然要规范谨慎；《报任安书》是给朋友写的信，自然更随意，可以在其中坦露心迹。

司马迁借这封信详细地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这次重大变故，倾诉了心中的委屈和愤懑，甚至还有怨恨。他怨李陵不能守节而选择降敌——虽然承认他是个国士；他怨当自己遭难时，身边的朋友亲信没有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虽然他将其归罪于自己平时不热衷于维护人际关系；他怨汉武帝曲解了自己的意思，施以重刑——虽然口头上说是自己没把话讲明白，导致圣上误会。总之，自己无端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真是悔恨交加……

在这种心境下，说他含辛茹苦写《史记》是为了歌颂谁——鬼才信！

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尊严”看得非常重，他们有一种源自身份的骄傲。而在司马迁所处的那个 历史 时期，宦官的地位是极低的，尤其是在士人眼中，根本不屑与之同列。

孔子到卫国，看见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车，马上离卫国而去；商鞅觐见秦孝公，是宦官景监引见的，赵良据此劝商鞅引退，因为觉得他进入仕途是借了宦官的力，很不光彩。那个时候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不堪。

司马迁觉得，自己身居大夫之列，本就不该受刑；受刑也就罢了，偏偏受的是宫刑！这样的耻辱，使他终其一生都活在尊严被摧毁的痛苦中。

首先是来自外界的压力。《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及“为天下观笑”“为乡党所戮笑”——他在邻里乡人前再也抬不起头，任人指指戳戳。另一方面，在朝中，他也无颜再说话。

任安之前给他写信，建议他向朝廷推荐贤才。司马迁在这封回信中反复申明：像我现在这种情况，还有什么脸、什么资格再“推贤进士”呢！我这样的人在朝堂上说话，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朝的士人吗？如今的情况，无论我用什么言辞来美化自己、为自己分辩，也是徒劳，没有人会信，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一句“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让人深切地感知到其处境的艰难。

其次是心里的纠结和自卑。他自陈，从先人开始，家里就是史官。而这个官职的地位，用他的话说，是“被主上玩弄，如乐工、戏子一般被畜养，被世俗所轻蔑的”。

本来已经是这样，再加上自身遭受如此不堪的刑罚，真是低到尘埃里去了。“士可杀不可辱”，这样被人轻视、践踏地活着，远不如一死痛快。然而他思来想去，又不能选这条路。

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自杀时机。他觉得若要保全名节，就应该在受刑之前自我了断；若因为一时迟疑，拖到受刑之后再自杀，那便于事无补了。

再有，他自我评价，当目前为止庸庸碌碌、毫无建树，就这么死了，不但不能触动任何人，反会遭人耻笑。

那么把自己的冤屈表达出来，向世人申辩，又是否可行？

司马迁说，没用。道理很简单：“于俗不信”。既受了刑，便再也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此时再辩解，徒然自取其辱。

不能以死解脱，又不能将委屈宣泄出来求得他人同情；在朝为官不敢说话，又不能致仕退隐；在乡里抬不起头，连为父母上坟的脸面都没有；出门被人指指点点，在家自己愁肠百结。司马迁描述自己日常的状态就是心里总恍恍惚惚，若有所失，出了门不知道往哪儿去；一想到自己遭受这种耻辱，立刻汗流浃背，把衣服都湿透。这才真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撑他活下去——未竟的事业。他在两篇文章中历数了自古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位先贤，称其为“倜傥非常之人”，其中包括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李斯、韩信等。这些人都有过常人不堪忍受的遭遇，却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这就是志向和意念的作用。

显然，司马迁将自己也列入其中，他希望能凭借一部旷世之作传名于后世，一雪前耻。这是他创作《史记》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细究《报任安书》中这句：“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会觉得其中有一种报仇的快感。

“偿前辱之责”（“责”同“债”）——这是要清算跟谁之间的债？而司马迁此时已被重新起用，任中书令之职，说明皇上已经原谅他了，为什么他又会想到“万被戮”呢？是谁、是什么会导致他有被杀一万次的危险？

这两个问题指向一个答案——他要报复，报复那个曲解了他的本意而用酷刑令其致残的暴君！虽然这样的做法一旦被发觉，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他心意已决——一定要做！而这个报复的手段就是完成《史记》，利用史官的特权让汉武帝在 历史 上留下永远的污点。这，是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这部皇皇巨著的第四个动力。当然这样的文辞必定是隐晦的、不露声色的，但仍有迹可循。比如《史记·汲黯传》里就有“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这样的语句。这就是在严厉批评汉武帝是个面慈心狠、贪婪纵欲之君。而汉武帝耗尽天下财力，穷兵黩武以满足一己权力欲望；滥杀大臣、残暴专断的恶行，也通过司马迁之笔留在了史书上。

此外，在《封禅书》一篇中，司马迁下笔毫不留情，对当时盛行的封禅求仙的荒唐风气进行了深刻批评，暗中讥刺汉武帝迷信而千方百计祈求不死药的无聊之举。

总之，司马迁口口声声说写《史记》是为了宣扬当朝明君的英明圣德，使其不被埋没；而实际上，《史记》对汉武帝的各种过失毫无隐瞒包庇，整体来看，对其抑多褒少——尽管司马迁作为一名尽责的、有良知的史官，不会杜撰、歪曲事实，但面对这样一个毁了自己一生的“凶手”，他很难在取舍史料、撰写评议时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

可以说，司马迁成功了。这部千古奇书使得他的所有目的——传承祖业、尽责守职、洗冤雪耻、名耀后世——全部得以达成。他的人生通过《史记》得以逆转，由一个最卑下、最不堪的身份一跃而为世人仰望，跻身圣贤之列。

如此看来，是苦难和强烈的屈辱感成就了他。而寄托了他全部心血和期望的这部史书，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亦遗泽于我们这些后世人。

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已潜心撰述《史记》七年之久的司马迁因替名将李陵败降匈奴的事辩白，触怒了汉武帝，惨遭宫刑，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从身体上说，“大质已亏缺”，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从心态上说，与宦官为伍，被视为无行之人。因此活下来比死去更要痛苦百倍，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是，司马迁硬挺着活下来了，他忍辱含垢，发愤著书，耗尽毕生的才华和心血，为自己、为时代、为民族写出了《史记》这部超迈古人，凌驾百世的 历史 巨著。

司马迁忍辱著书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呢？这主要取决于他气势恢弘的人生观和悲壮浓烈的生死观。

以“立德、立功、立言”为核心的激进人生观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剖析自己在受宫刑以后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句话直接脱胎于孔子的“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他又曾用儒家非常激进的 “立德、立功、立言”来鼓励自己的好友挚伯陵勇于事功。好名，尤其好身后之名，追求所谓不朽，是很有价值的。庄子的等死生、齐万物、泯是非，自然是不好名的；佛教讲弃世出家，当然也不好名，但这种消极无为怎么能够作为人类主流思想推动 社会 进步呢？勇于事功的人生追求，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种见解标志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形成了以“三立”为核心的人生观，同时又将其升华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身上有一种 “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气概，“铁肩担道义，秉笔写春秋”。这种自信，既是司马迁的性格特点，也是他在《史记》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的共同特征。

三千年的 历史 长河，其间活跃的人物如鲤鱼跳龙门，什么人才可以有幸跳跃司马迁手中这只如椽大笔的龙门，青史留名呢？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表述他选人入传的标准：“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如，他为商鞅立传的原因是：“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尊其法”；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歌颂刺客：“其事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在《游侠列传》中歌颂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为地位低下的商人写传，歌颂了许多大商人为 社会 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但我们却恰恰从班固的批评中看出司马迁迥异于常人的选人标准，以及《史记》中这种非同一般的个性色彩。

《史记》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积极入世、勇于建功立业、豪情万丈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人类 社会 正是靠这种锐气和力量，才得以不断前进。

困厄逆境并不可惧，忍辱奋发方能成功

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栽跟头、受挫折在所难免，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如何激励自己走出困境、柳暗花明呢？司马迁认为，人在困厄面前应该百折不挠，忍辱发奋，凤凰经历涅槃，方可获得新生。司马迁自己是这样做的，受宫刑对司马迁是奇耻大辱，他宁愿九死而不愿一生，但想到自己尚未完成父亲的遗愿， “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更加艰辛的路——忍辱苟活，发奋著书。因为他有一颗没有被阉割，也永远阉割不了的心，身残处秽而灵魂高尚。他以 历史 上的周公、孔子、屈原、左丘明等伟大的人物为榜样，在打击中崛起，在困辱中奋进，“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并没有说大话，经过十多年的潜心著述，人类 历史 的光辉巨著《史记》终于完成。正因为受宫刑这种奇耻大辱，让司马迁擦亮了眼睛，洞察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他的思想升华了，境界提高了，表现在《史记》中对人、对事的看法更敏锐、更深刻、更理智了。

司马迁不仅自己在逆境中忍辱发奋，而且在《史记》中，他也表现出对这类人物的特别偏爱，极力褒扬那些不怕困难，百转千回的 历史 人物，如苏秦、越王勾践、范雎、季布。

《苏秦列传》写苏秦穷愁潦倒的时候，“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用悬梁刺股的毅力发奋苦读，后来身佩六国相印，所有亲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苏秦感慨万千：“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惮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很多人小富即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就泯灭了自己的进取之心，而一个有作为的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屈辱，都毫不妥协气馁，越是被逼到绝境，越能触底反弹。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蒲松龄称颂他：“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范雎早年曾被魏齐所害，千辛万苦逃到秦国，几经奋斗，做了秦相，逼得魏齐自杀，报了深仇；韩信曾受胯下之辱，项羽的猛将季布曾屈身为奴……他们之所以忍辱含垢，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东山再起之时，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远大的人生抱负。

人生路漫漫，人们常说：“三贫三富不到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应当怎么面对逆境和挫折呢？是一蹶不振还是擦干眼泪奋然前行呢？司马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章可循的光辉典范。“不平则鸣”、“穷而后工”，这既是对不幸者的宽慰，也符合“祸兮，福所伏”的辩证法则。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异常宝贵。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孟子曾就生与死的问题谈过自己独到的见解：“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勇于面对，敢于担当，司马迁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与孟子英雄所见略同。他认为：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抉择，要死得重于泰山，万不可死得轻于鸿毛。司马迁由于惨遭宫刑，为此而痛不欲生，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十分矛盾痛苦，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最终选择活下去，因为这里面蕴涵着一个有无意义、有无价值的问题。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如果这时候他死了，“与蝼蚁何以异？”最终他也将沦为 历史 长河中的沧海一粟，有谁会记得一个被封建专制统治戕害的小生灵呢？而如果他选择活下来，虽然身心会倍受摧残，但司马迁坚信他的著作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如果这样，即使被戮杀一万次，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我们很庆幸司马迁做了这样的选择，不然，于中国的 历史 、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方方面面都将是一个空前的损失啊！司马迁在《史记》中宣扬了一种壮烈的生死观，生要生得轰轰烈烈，死也要死得感天动地。

项羽兵败垓下时，他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乌江。李清照颂扬他的诗永远回响在 历史 的天宇：“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虽死，英名永存。

陈胜在生死关头的勇敢抉择让司马迁景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短短几句话，句句涉及生死的大问题。陈胜认为要死就要为国家大事而死，这样的死顶天立地。

蔺相如先是为了和氏璧，后又为了赵国的尊严，两次在强秦面前奋不顾身，司马迁对此无限敬佩。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整个谈的都是生死观的问题，蔺相如的“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话铮铮作响，坦荡无私。

《史记》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三千年 历史 大舞台上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事，更是我们做人的典范。司马迁借 历史 这个大舞台，弹奏出了贯穿于《史记》的昂扬向上、永不言败、惊天动地、激烈悲壮的时代主旋律。《史记》极富阳刚之美，是一部男子汉的书，《史记》中的英雄人物群像身上体现出的是悲壮而不是悲哀，它永远不会让人颓废消沉，而是激发人热血沸腾，急进拼搏。我们现在经常在谈论对人的“三观”教育，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世界观就是绝好的教材，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如何体现生命最大的价值，使人生绽放出最灿烂的火花。司马迁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然而他的精神尤其伟大，这种精神将会经天贯日，与日月同辉。

因为以前没人写过。！！！！！

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排列_文学创作 (lamsrscn)

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排列

作者:文学创作来源:文学创作发表于:2022-11-07阅读:115

古代典籍按时间顺序排列

先秦文学的重要文学家及文学作品：

1《山海经》

《山海经》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全书共分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神话传说、宗教祭仪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 物等方面的资料。神话“鲧禹治水”、“夸父逐口”、“精卫填海”等就保存在《山海经》中。它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

2《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最后编定成书。作品内容十分广泛，深刻反映了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经》所收录的都是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3《尚书》

《尚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称《书》。"尚"的意义是上古，"书"的意义是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 就是"上古的史书"。《尚书》书名为汉代今文家所定，主要记载商、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尚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尚书》中的文诰都独立成篇，有完整的结构，文字古奥典雅，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着直接的影响。

4《春秋》

《春秋》，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原为中国古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如史籍所载《夏殷春秋》《百国春秋》《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今传本《春秋》相传是孔子删削《鲁春秋》而成。《春秋》为中国较早的编年史，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春秋》在语言上极为精炼，但又因为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现在能见到的，有《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前者以叙事为主， 后两者以解经为主、侧重阐发微言大义。合称"春秋三传"。

5《左传》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后人对此颇多疑义，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左传》记事，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在思想内容上，《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在艺术方面，它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 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被称为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6《国语》

《国语》，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撰，现一般认为是先秦史家编纂各国史料而成。全书共 21 卷，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因其内容可与《左传》相参证，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国语》的思想比较驳杂，它重在记实，所以表现出来的思想也随所记之人、所记之言不同而各异。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之《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是有所发展和提高的。

7《战国策》

《战国策》，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刘向整理并取名《战国策》，至此成为完整的著作。主要记述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当时各诸侯国、各阶级、阶层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战国策》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汉初的散文家贾谊、晁错和司马迁都受到它的影响，《史记》的某些史料就直接取于《战国策》。

8《论语》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 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 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以记言为主。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水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

9孟子和《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名轲，字不详(子舆、子居等字表皆出自伪书，或后人杜撰)，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城市东南部人），距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孟轲及其门人所著散文集，儒家经典之一，在后世被列为儒家经典。《孟子》发展了《论语》的语录体。《论语》中单人的语录占总条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对话体不到三分之一；而《孟子》则基本上是对话体。《孟子》文章向以雄辩著称，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

10荀子和《荀子》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华夏族（汉族），战国末期赵国人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时人尊称“荀卿”。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在人性问题上，提倡性恶论，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性善论”比较，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

《荀子》，荀况的著作集，今存32篇。荀况，赵国人。《荀子》一书既是先秦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重要的散文集。全书基本上都是独立的专题散文，每篇都有题，作为各篇内容的概括，其中《大略》《宥坐》等最后六篇，疑为门人弟子所记。

11《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说《仪礼》的文章选集，又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礼记》主要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内容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12老子和《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一字伯阳，或曰谥伯阳，春秋末期人，生卒年不详，籍贯也多有争议。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与庄子并称“老庄”。后被道教尊为始祖，称“太上老君”。在唐朝，被追认为李姓始祖。曾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世界百位历史名人之一。

《老子》，相传为春秋末期老子所著。传世本《老子》共81章，分上下两篇，“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后世又称之为《道德经》，作为先秦道家的奠基之作。《老子》以“道”为核心，试图建立一个囊括宇宙万物的哲学体系。相较而言，《老子》与《论语》，是先秦王官之学“六经”之外深刻影响中华文化基本性格的两部著作。

13庄子和《庄子》

庄子，姓庄，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人。战国中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庄学的创立者，与老子并称“老庄”。代表作品为《庄子》，其中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

《庄子》为道家经典之一，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52篇，今存33篇，分内7篇、外15篇、 杂11篇。内篇的思想、结构、文风都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是庄周自著。外、杂篇则兼有其后学之作，思想观点与内篇有出入。

14韩非和《韩非子》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是韩非的著作集，为法家重要著作，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共55篇。《韩非子》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的风格，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逻辑严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15墨子和《墨子》

墨子，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 ，一说鲁阳人，一说滕国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墨子》是墨家学派创始人墨翟的言行录，为其弟子及墨家后学所记。《墨子》虽不重文采，整体风格为“意显而语质”，但是在对话体的结构中，每一篇都首尾完备，条理明晰，有很强的逻辑性。而且，在记述有情节有人物的历史故事时，能通过情节以及人物的动作、对话，营造出戏剧性很强的叙事效果。

16孙武和《孙子兵法》

孙武（约前545年－约前470年），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省北部）人。中国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或孙子（孙武子），又称“兵家至圣”，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春秋末年兵家孙武及其弟子门人所著。《孙子》虽是实用的兵书，可它的散文艺术却不容忽视。其文字简练，多用 排比句进行铺叙，用生动、通俗的比喻解说用兵之道，力求委曲详尽，明晓易懂。

17《易传》

《易传》是《周易》的组成部分。《周易》除《易传》之外，还包括《易经》。《易经》部分，除卦名、卦象之外，还包括卦辞和爻辞。《易传》部分，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称之为《易大传》，包括《彖》 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十篇，又称《十翼》。《史记》 认为《易传》出自孔子之手，现代多数学者认为《易传》当为战国晚期儒者所作。

18屈原和《离骚》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作于流放汉北期间。面对国家的衰弱，面对楚怀王的 软弱与多变，遭放逐而失意的屈原难平心中的忧愤之情，遂以“离骚”为诗题写下这首名垂千古的抒情长诗。全诗共 375 句，2456 字，可分为八个部分。《离骚》是一首极富有变化的诗篇，它把事实的叙述、幽独的抒怀和幻想的描写等交织在 一起，波澜壮阔而又结构完美。

对于古籍的编排顺序

按从早到晚的时间顺序排列：《尚书》（上古时期），《易经》（夏商周时期），《诗经》（西周至春秋时期），《内经》（战国时期），《山海经》（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礼记》（西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