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文献古籍有哪些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中国著名文献古籍有哪些,第1张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开始出版“经部”的《中国古藉善本书目》,是集录了全国各省、市、县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文献馆、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及所屑各研究所,其他科研单位等781个单位所藏古籍善本13万部,是我国目前收录善本书最为齐全的一部书目。全书分为经、史、子、集、丛五部分。各书著录了书名、卷数、编著注释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等。从本书目还可查知有关善本书的收藏单位。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书是北京图书馆编制的第六部馆藏善本书目,在一九五九年由赵万里、冀淑英先生主持编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选入善本的古籍一千余种,使总数达到12 000千种以上。这本书目继承了前五部书目在收录标准、版本考订、款目著录、编目体例、分类原则等方面的优良传统,纠正了一些以往著录的失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丛书类归于子部下,每种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板本、稽核、附注等项,于版本注明刻本活字本的行格字数,以供考订各书板本。北京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它所收藏的善本书在全国最为宏富,因此该书目对于我们了解古代文化遗产、整理利用古籍以及图书馆古籍、编目都有重要作用。本书后附书名和著者的四角号码索引,便于检索使用。

这两本书说不上谁好谁不好。他们都是我国珍贵的古籍善本书目录,只不过前者的范围要宽一点。

参考资料:

读秀词条: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文学答问总汇》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部,2008年3月1日公布;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51个) 国家图书馆 首都图书馆 天津图书馆 山西省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省大连图书馆 黑龙江省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南京图书馆 江苏省苏州图书馆 江苏省常熟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安徽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 山东省图书馆 湖北省武汉图书馆 湖南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 山东省青岛市图书馆 河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 贵州省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 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 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南京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山西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 河南大学图书馆 河南大学图书馆 苏州大学图书馆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南京大学图书馆 复旦大学图书馆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清华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516部,2013年3月8日公布。

国务院正式公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上海图书馆藏北宋拓本《三藏圣教序》、徐州市图书馆藏南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青岛市博物馆藏清蒲松龄《鹤轩笔札》稿本等1516部古籍入选该名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浙江省西泠印社、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等16家单位成为第四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汉文古籍1218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286部,其他文字古籍9部,3种甲骨文。这是甲骨文首次进入《名录》。《名录》收录宋元拓本71种,明清稿本76部、抄本177部;收录舆图43种,其中,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西汉地图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纸质地图,也是世界上最早用于书写的纸张实物,还是西汉初即已发明造纸术的有力证明;收录的民族文字古籍,涵盖藏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布依文等12种民族文字。

其中,西藏博物馆藏元刻本《释量论》,是继元刻《因明正解藏论》之后发现的第二部元刻本藏文古籍。这两部元刻本的发现,推翻了元代无刊印藏文文献和明代以前无藏文印刷实物的旧说。

在此次公布的16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中,中国嵩山少林寺、西藏博物馆、西藏自治区布达拉宫、西藏自治区罗布林卡、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等5家为宗教、少数民族单位。

截至目前,共有1137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166家单位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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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本山海经图赞》

《天地人鬼神图鉴》

《山海经探原》

《山海经校注(增补修订本)》

20万页古籍通过达摩院技术数字化“回归”,我国还有多少文物流落在外?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的文物回归有了重大的突破,达摩院通过当下的数字化技术成功将20万页的古籍收拢回归,让我们在新技术的加持下看到了古人的智慧。但在看到这让人惊叹的古籍之后,很多人都在想我国那些流落在外的文物,当下又过着怎样的光景?而又有多长的时间才能够回归到祖国的怀抱呢?

我们都知道在以前的中国物产丰腴,能工巧匠众多,因此有很多优秀的文物国宝流传,但随着侵略者的入侵在他们的硝烟与炮火的侵略下我们国家的很多国宝文物都被洗劫,流落海外,这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十二生肖铜首,此外还有很多工艺精美的文物也辗转到了海外,这是中华大地炎黄子孙心中永远的一道伤疤。

总结近几年来我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成功经验,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促成海外文物的顺利回归不仅需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还需要国内各种制度设施的辅助和配合:不仅需要国家的支持与推动,还需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

要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在现有的国际法律框架内,通过外交谈判等手段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以解决流失文物的回归问题。我国应该积极开展与相关国家政府间的沟通,尽可能就追索流失文物以及共同打击非法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等问题达成共识。注重与国际刑警组织的配合。具体而言,我国可以与国际刑警组织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向其提供有关我国珍贵流失文物的详细资料,充分发挥其在打击国际犯罪和进行司法鉴定方面的优势以实现我国海外流失文物的顺利回归。

在海外应当充分发挥当地华人团体,特别是华人律师团的作用。借助他们对当地法律的熟悉程度是诉讼实现其应有的效果,为我们成功维权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积极开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文化传播的多种途径对我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宣传,激发国外的文物持有者尊重历史、尊重中国的意识,促成其自发捐回文物的善举。

文物对于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因此我们也希望文物能够更快的回归祖国的怀抱。

我国古代十大农书

一、《夏小正》

《夏小正》的经文载于《大戴礼记》的《夏小正传》中。它用夏历的月份,分别记载着十二个月的天文、气象、候和农事。因此,人们认为它是融天文、气象、物候和农事于一炉的混和历。《夏小正》撰者无考。《中国天文学简史》中说:“这本书虽然为后人所作,但其中的天象和某些物候的记载可能反映了夏代的实际情况。”农史学家夏纬瑛在《〈夏小正〉经文校释》中也说:“我们可以把《夏小正》的产生时代推到夏王朝末年。”

《夏小正》由“经”和“传”两部分组成,全文共四百多字。它的内容是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每月的物候、气象、星象和有关重大政事,特别是生产方面的大事。书中反映当时的农业生产的内容包括谷物、纤维植物、染料、园艺作物的种植,蚕桑,畜牧和采集、渔猎;蚕桑和养马颇受重视;马的阉割,染料的蓝和园艺作物的芸、桃、杏等的栽培,均为首次见于记载。

您可以在《中国古代农书研究》中读到经过夏纬瑛校正的《夏小正》经文全文,报告中也包含了《夏小正》语译,并探讨了其中天地人物和谐统一的思想。

二、《吕氏春秋》与《月令》

《吕氏春秋》是在秦相吕不韦主持下,由他的门客集体编写的。吕氏的门客有3000多人,他们来自名门各派。因此,吕不韦命令他们著其所闻,集成二十万字的巨著。这部巨著分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三大部分。其中的《十二纪》是将春、夏、秋、冬四季按孟、仲、季再分为十二个月来命名的。其各纪的“纪首”就是该月的“月令”。后来有人将分散在“十二纪”纪首的月令集中起来纳入《礼记》之中称为《礼记·月令》 。

《中国古代农书研究》中所说的《月令》既包括《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纪首的月令,又包括《礼记·月令》。这两者虽然也有文字上少量差异,但是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月令》类农书的特点是:它继承了《夏小正》中天地人物和谐与统一的精髓、发扬了传统的生态农学,并将其推上一个新的高度。《月令》不仅将天体的运动、气候的变迁、物候的演变、农事的活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且将阴阳五行引进《月令》体系,阴阳和五行的结合,使中国古代朴素的系统论的结构更加合理。阴阳处于事物的深层,作为事物变化的根据,能够解释系统纵向演进的规律,而五行作为表层结构,便于说明事物复杂的横向交错的关系。阴阳五行的配合,大大提高了从理论上揭示事物系统特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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