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是什么意思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2收藏

读古书以训诂为本是什么意思,第1张

如题。训诂是指用现在汉语或来解释古代语言文字或方言的字义或词意,可以理解为我们《语文》课本里文言文下面的注释一类的文字。由于我国历史文化悠久且一脉相承,所以很多古代所使用的文字的读音、涵义、用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想要读懂,读透我国的古书,训诂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读古书少不了要看此书的训诂,以训诂为依据(就是所谓的”本“)。曾国藩能得文正的谥号,必少不了他嗜书的好习惯。

不足之处,还望指教。

不知道为什么楼主所了解的都是国外汉学家对汉字和中国文化的一些研究。汉字是我们汉族人的骄傲,咱们自己的研究当然绝不输给国外的汉学家啦~瑞典那位是林西莉吗?写《汉字王国》的那位。“白川的字结”?这个,请恕我孤陋寡闻,真没听说过……

汉字学的书籍,较早的著作有唐兰先生的《中国文字学》,而比较经典权威的当然要属裘锡圭先生的《汉字学概要》,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则有更多新颖的观点和视角,系统性也比较强。这些都是汉字学通论性质的书籍,专门对某一时期汉字情况考察的著作也有很多,尤以北师大的汉字构形学系列论文为最。

训诂学大家,当然还是少不了北师大的诸位名师。陆宗达先生的《训诂简论》深入浅出,读来兴味盎然。王宁先生的《训诂学原理》则是训诂学入门和提高的不二之选。王宁先生还有不少著作,都是十分值得参考的。当然啦,如果再往上推,就到了章黄等民国大师。要是继续上溯的话,清儒们的著作也是可以参看的。

研究文字训诂,必然绕不开的一本书就是《说文解字》。要读好这本书,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也是少不了的(其他三大家的注解当然也很有价值)。现代人的著作,则陆宗达先生的《说文解字通论》最要研读。

至于其他参考书,则《古文字诂林》《甲骨文字诂林》和《金文诂林》算是齐备了,专业性和广泛性都足够了。在古文字考释方面,这些书所集成的各家之说和古文字字形,足以为我们提供几乎所有需要的材料。当然,这只是字形和各种训释材料,如果要掌握甲金文的文字材料,则《甲骨文合集释文》等释文材料也是必备的。这些书籍的专业性都很强,不是专门进行文字研究的人没必要去看的~

这些书网上都有得下载,还有问题请补充。

啊啊,前辈不敢当。这才看到楼主的补充,不好意思。

如果是为了提高文言文功力的话,倒是没必要一上来就看文字学和训诂学的书籍。其实,没有一定的文言文功底,就算看那些书也未必能懂的,毕竟文字训诂都是建立在丰富的语料上的。

学文言文,其实就和学外语是一样的。大量的阅读和一定的背诵是十分重要的。需要阅读的材料当然以先秦典籍为首选。《左传》《庄子》《孟子》《韩非子》《荀子》《战国策》《史记》这些书都可以涉猎。真要扎扎实实锻炼基本功,当然是都通读下来最好了。之所以没有列出《诗经》《老子》《论语》,因为这些典籍的语言比较片段零散,不大适合用来锻炼语感。这些书都有“选读”“选注”之类的选本,可以参考。不过,读这些典籍不仅要参考现代人的注释,更应该读古注。如果愿意的话,十三经注疏都可以翻一翻。呃,不过这个其实已经是非常专业的要求了~

不知道楼主的功底如何,如果已经有一定的积累了,可以尝试先通读一本古籍,以《左传》为佳。就用十三经注疏的本子就很好。其他参考书,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很值得参考。如果真要深入研究,则不仅要通读,更要仔细打通《左传》每个字句。这时,历代对《左传》的研究就都要好好读一读了。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刘文淇《春秋左传旧疏疏证》(可惜没写完~),竹添光鸿《左传会笺》等等,都是极好的参考。

要学好文言文,字典等工具书也是十分重要的。《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是最基本的,其实对于真正有心致力于此的人而言并不够用。《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故训汇纂》这三本书最为有用,是研习古籍的必备工具书。

当然啦,阅读古书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煎熬的事情~而且对于很多刚入门的人来说,经常有读着读者就满头雾水分不清东西南北的情况。这是正常的,慢慢来就好了。还有个小细节,阅读古书,会碰上古代很多礼仪制度那些东西搞不明白可以放过,无伤大雅。咱们并不是为了研究那些而读古书的。另外就是,楼主如果真的阅读古注的话,就必须了解古注的体例。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第一二册的通论对这些知识有介绍,建议楼主先看看。对了,读古书的时候难免会牵扯到一些音韵学方面的知识。文字训诂的问题倒还好办,毕竟大家都会写汉字,而且从古到今虽然汉语有变化,但是在语法上也不是彻头彻尾变了。可是,语音则不一样,这家伙真是从古到今变得面目全非了。所以对古人的反切、声训等内容,暂时可以跳过。等日后功力长进,再慢慢咀嚼不迟。

在有一定的语感和语料积累的情况下,再去读文字训诂的书籍,这样才能找到方向,才能用自己已经把握的材料去印证书上所说的理论。否则只能是空谈理论,很难真正理解。

任何问题,欢迎直接Hi潇雪。楼主在这边补充,潇雪不一定能看到呢~

周勋初先生学术研究述评

贯通历代 弥纶群言

--周勋初先生学术研究述评

莫砺锋

现代学术的一大特点是分工日趋细密。学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学术成果的积累越来越丰厚,使得学者往往只能集中精力在某一个较狭小的领域内精耕细作,才可能获得较好的成绩。不说别的,单是把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内每年所发表的研究论著全部读一遍,便会耗去许多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态势下,即使心想有所旁骛也难以实施。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学术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却又需要广博的知识结构和宏通的学术视野。否则的话,即使在一个狭小的领域内也难以达到真正的专精。在原则上,大家都明白这些道理,也都希望达到既能博通又能专精的境界,可是事实上能达到这个境界的学者却相当罕见,周勋初先生卓然独立,堪称其中的一个代表。

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的《周勋初文集》,其内容包括以下16种著作:《九歌新考》、《韩非子札记》、《韩非》、《张骘文士传辑本》、《文心雕龙解析》、《中国文学批评小史》、《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高适年谱》、《诗仙李白之谜》、《唐诗文献综述》、《唐人笔记小说考索》、《唐代笔记小说叙录》、《当代学术研究思辨》、《西学东渐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无为集》。其后,周先生又出版了《李白评传》、《馀波集》等书。此外,周先生在文献整理以及工具书编撰方面也硕果累累,限于篇幅而未能全都收入《文集》。那些著作中有些是周先生组织学界同仁集体编撰的,如《唐诗大辞典》、《唐人轶事汇编》等受到学界广泛好评的大型工具书,以及大型古籍整理成果——一千六百万字的《册府元龟》校订。这些书虽然成于众手,但是全书从发凡起例到审定全稿,都渗透了周先生的一番心血。至于其它的几种由周先生独自编撰的书,则都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象其中的《唐语林校证》,就被誉为“当之无愧的在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理”的著作(赵守俨先生语)。浏览一下上述书名,就可看出周先生治学的范围十分广博。从时间上看,从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直到近现代;从学科门类来看,涉及文献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如果分得更细一些,则包括楚辞学、诸子学、谱谍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分枝。卞孝萱先生赞扬周先生“专通结合,又专又通,堪称特立独行,难能可贵”,确非虚语。

那么,周勋初先生是如何取得如此卓著的成绩的呢?是不是他获得了特别优越的治学条件呢?非也。与大多数当代学人一样,周先生走过的治学道路也相当坎坷。他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分配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56年底考回母校读副博士研究生,未及毕业即留校任教。此后,政治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大学校园也与整个社会一样的喧嚣动荡。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界和学术界基本恢复正常时,周先生已经年过五旬了。周先生在《无为集·序》中回忆说:“我的前半生,就是这么七颠八倒地任人摆布,生命消耗在种种‘革命’行动之中。”可谓慨乎言之。即使进入新时代以后,周先生也并未能把全部心力投入学术研究。他先后担任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等职务,还有不少社会兼职,不但忙于教书育人,而且在学科建设以及社会工作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以说,周先生并没有得到命运的特别优待,他所以会成为一个又专又通的学者,完全是自身不懈努力的结果。

周勋初先生的性格沉稳宁静,处事方式缜密周详。他在南京大学读书时,曾师从胡小石、罗根泽、陈中凡、汪辟疆、方光焘、张世禄等著名学者,在文字训诂(包括甲骨、金文)、目录学、文学史、文艺学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周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经常由于客观条件的变迁而时断时续,而且经常被动地变换研究方向,但是早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使他左右逢源,触手生春,从而不断地写出高水平的论著来。例如他在读大学时曾听过楚辞名家胡小石先生讲课,读研究生又重听此课,对在楚辞中涉及的先秦神话产生了一些想法。可是研究生尚未卒业,系里却让他中辍学业并立即承担文学批评史的课程。那个年头大学里的师生都怕沾“白专道路”的边而对学术著述避之唯恐不及,周先生却考虑到自己即将转向专治批评史,遂抓紧时间撰写了《九歌新考》一书。此书是周先生的第一本学术专著,而且在成书20多年后才得以出版,但它不但平亭众说、考镜源流,而且在论证《九歌》所及诸神时提出了很多新见,实已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准,显示出周先生的著述从一开始就有着很高的起点。又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有不少学者被迫参加了所谓的“法家著作”的注释评论工作,当时也出版了不少书籍,但事过境迁,未见有多少书成为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周先生当时参加了由南京大学承担的编写《韩非子》新注的任务,他却把那个儿戏式的政治任务变成了严肃的学术活动,不但乘机熟读了《韩非子》,而且对先秦诸子也广泛地涉猎了一番,并对《韩非子》中的某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而写出了《韩非子札记》这部著作。天道酬勤,正是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使周先生在与常人相同的处境中做出了与众不同的成绩,从而脱颖而出,成为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内的著名学者。

坚实的基本功和勤奋的治学精神是成就一个优秀学者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在古代文史学界,出身于名师门下、且自身勤奋不懈的学者并不少见,但是能象周勋初先生这样在多种研究领域内都获得卓越成就的学者却如凤毛麟角,那又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个中奥秘只能从周先生的学术研究自身中去寻找。

周先生治学,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对自清代乾嘉学派以来的学术源流有深透的理解,而且知各家之异同、短长。宋代黄庭坚赞扬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络脉”(《答王子飞书》),周先生对学术源流的掌握也有这种特点。周先生曾为南京大学的研究生开过一门名为“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的课程,从近代学者中选出王国维、陈寅恪二人的几篇代表作作为教材,详细深入地解析它们在方法论上的特点,为学生们指点治学门径。他还曾对黄侃、胡小石、陈寅恪、朱东润、罗根泽、程千帆等学者的治学特点写专文予以总结、论析。周先生后来把这些讲稿和文章编为《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于1993年出版问世,受到热烈的欢迎,被多家兄弟高校采为研究生教材。事实上,周先生对学术源流的理解和掌握并不仅限于此书。周先生平日与我们闲谈时,常会兴致勃勃地谈论有关近代学者的趣闻掌故,对缪荃孙、沈曾植、陈三立、李瑞清等人的情况如数家珍。然而周先生在方法论上并不局限于此,他对近代学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情况也非常熟悉,曾撰写《西学东渐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书对之进行剖析。他对当代的海外汉学进展情况也十分关注,与许多著名的外国汉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正因如此,周先生在方法论上就能转益多师,从而博采众家之长,并融会贯通而形成自己的学术路数。

周先生把熟读基本典籍视为治学的必要准备条件。我经常听到他说,某某前辈学者对某书读得真熟。事实上他自己也熟读了许多基本典籍,对所研究的领域内的基本文献几乎达到了烂熟于胸的程度。当然,任何人阅读的书总是有限的,象周先生这种研究领域十分广泛的学者,更加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有关文献。于是周先生采取了前人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治学从目录学入手。他在写第一本专著《九歌新考》之前,就曾按饶宗颐《楚辞书录》所附的楚辞学书目按图索骥,从而透彻地掌握了《九歌》研究的学术现状。他从事《韩非子》研究时,也先查阅了许多有关书目,并对《韩非子》的版本源流作了深入的考察,写出了《韩非子版本知见录》一文,然后才开始研读其文本。周先生还亲自动手撰写书目,例如1990年出版的《唐诗大辞典》有一个附录《唐诗文献综述》,这是由主编周先生亲自撰写的。唐诗文献浩如烟海,但周先生在这篇5万字的综述中非常全面地介绍了这些文献的情况,把它们分成文集、史传、小说、谱谍、碑志、壁记、登科记、书目、诗话、艺术、地志、政典、释道书等13类,不但论述了每类文献的性质、产生背景、流传情况,而且介绍了此类文献的重要典籍的内容和使用价值。这篇综述对于唐诗研究者、尤其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具有十分实在的指导意义,因此受到广泛的赞扬,周先生把它从《唐诗大辞典》中抽出来独立成篇,原因就在于此。然而目录学的学术意义决不止于提供书目,它还有更重大的学术意义,那就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语),周先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目录学的。周先生在《唐人笔记小说考索》的后记中自述其心得:“我的研究方法,是先从目录学入手,把唐代笔记小说放在学术史的洪流中加以考察,然后将它置于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审视,结合政治、历史、宗教等多种因素,探讨它与其他文学门类的关系和影响。”的确,如果不是从目录学入手,如果不是对目录学的深层学术意义有透彻的理解,就难以具有如此宏通的学术眼光,并对学术源流具有如此清晰的把握。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是多层次的,他虽然有很强的思辨能力,但决不轻视文献考释等基础性的工作,并把文献整理看作学术研究的第一步。他写了《文献学与综合研究》一文来专门论述文献整理的重要性:“一个专业的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对此应有较多的知识,才能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具有深厚文献学基础的人就有可能掌握并使用最恰当、最可靠的材料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在这方面,周先生的《唐语林校证》堪称是典范性的成果。《唐语林》虽是宋人王谠所著的一部笔记,但是其材料却大多采自唐代的著作,所以是研究唐代文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部笔记。《唐语林》的原序目中虽然列出了所引书目五十种,但是正文中并未注明出处,再加上编纂和流传中产生的种种错乱和残佚,遂使此书的材料源流不明,真伪莫辨,文字上的讹误更是层出不穷,使用起来非常不便。周先生评价《唐语林》说:“一、这是一部很好的书,材料很可贵。研究唐代文史的人,一定得用作参考。二、这是一部很糟的书,太杂乱。不经过整理,就很难阅读。”可谓一针见血。在这种情况下,周先生接受了中华书局整理《唐语林》的约稿任务,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生动地体现了周先生不计名利、只想为学术多作贡献的精神。周先生为整理《唐语林》付出了很大的心血,此中辛苦真是难以为外人道也。他首先对《唐语林》的文字进行校勘,不但遍徵此书的各种版本,而且运用大量的总集、别集、类书、笔记等旁证材料来作比勘,从而整理出较为可信的文本。他然后又进行文本溯源工作,尽可能找出每条条文的出处,用原书或后代引用过此条的类书来比较异同,并辑补了佚文20多条。他还对书中难以索解的唐人习语、双关语和冷僻典故等作了解释,帮助读者读懂原文。他还撰写了所引各书的提要,编制了引书索引和人名索引。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一部版本可靠、源流清晰、释义精确的《唐语林校证》才出现在学者的案头。此书受到著名学者赵守俨、程毅中、王国良等人的高度评价,连美国的《中国文学》杂志也专门发了短评予以好评(第11期),真是名至实归。周先生本人也专门为此书而写了《唐代笔记小说的整理心得》一文,不仅自道其甘苦,也为后学的古籍整理工作指示了正确的门径和态度。

经周先生之手的古籍整理大多达到了高度的学术水准,比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就是由周先生利用在日本讲学的机会复制了京都大学辑本,并多方访求,拾遗补阙,才得以最终编成的,周先生还为此书撰写了长篇前言以介绍此书的原委和特点。许逸民先生称赞此书“为新选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可证其学术价值之高。又如周先生主编的《唐人轶事汇编》,其创意虽是模仿前人的《宋人轶事汇编》,但是无论是体例之完善、编选之精审,还是资料之浩博、出处之准确,都堪称后来居上,是一部详实可靠的工具书。2006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册府元龟(校订本)》,是周勋初先生领导南大古典文献研究方面的同仁集体完成的大型古籍整理成果。《册府元龟》卷帙浩繁,原文又不标出处,整理校订的难度很大。周先生为校订此书制定了严密周详又切实可行的条例,并在实际的校订工作中对参加者予以精心的指导,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经过长达十年的努力,全书终于出版,并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成为大型古籍整理方面的标志性优秀成果。可以说,周先生在目录学和古籍整理、工具书编撰等方面的工作不但为其整个学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其自身也达到了很高的学术价值,这是周先生对学术作出的无私奉献。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更值得称道的优点是既能博通又能专精,前者主要体现在他能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和时代断限之间做到融会贯通,触手生春;后者主要体现在他的研究都是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证式研究,每本书、每篇文章都能落到实处。这两者也许可以归结为“大处着眼,细处落笔”八个字。

周先生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他的研究打破了当今学术界习以为常的一些疆界,把不同学科、不同时段的研究对象放在一起进行统一的观照,从而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当今的学者,往往把研究工作集中在某一个时段,或某一种文体,甚至某一位作家、某一部作品。可是我们很难说周先生的研究对象是哪一个时段或哪一种文体,更不能说他是专门研究哪一位作家乃至哪一本书的。从时段上说,周先生至少在先秦、汉魏六朝、隋唐、清至近代几个时段的文学史或学术史研究中都堪称专家。从文体上说,周先生至少在楚辞、诸子、古代散文、诗歌、笔记小说等方面都堪称专家。更不用说他的研究其实还跨越了文学、史学两大学科,他在研究中运用过的方法还涉及神话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而且常常把几种方法综合起来运用,从而更好地解决问题。汉人王充说:“博览古今者为通人。”(《论衡·超奇》)又论“通”之重要性说:“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论衡·别通》)“通”之一字,在学术上的意义本有两重,一是指知识面广,《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孔颖达疏曰:“言通晓于幽明之道,而无事不知也。”二是指通晓事物的变化之道,《易·系辞上》云:“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孔颖达疏曰:“物之穷极,欲使开通,须知其变化,乃得通也。”正由于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贯穿着这种“通”的精神,才能达到博古通今、出入文史的境界,才能对古今学术的渊源流变有深刻的把握。

周先生学术研究的“通”有两点明显的表现,一是其学术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上文已经涉及,兹不赘述。二是其学术研究经常体现出宏通的眼光,不仅视野广阔,而且脉络清晰,真正做到了一以贯之。在周先生的心目中,无论是文学史还是学术史,都是一个整体,他对它们都有着全局在胸的把握。例如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书,以20多万字的篇幅展示长达3000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在同类著作中可能是最为简洁的。此书出版后广受学界欢迎,不但在国内多次印刷,而且被译成日文、韩文,在国内外许多所大学被采为教材,除了其简洁明了的优点之外,其内在的“一以贯之”的清晰脉络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蒋凡、汪涌豪先生评此书:“疏而不遗,俭而无阙,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确非虚誉。即使是单篇的专题论文,周先生也常常能做到小题大做,在具体问题的论析中表现出他对其来龙去脉的整体性把握。例如下面两类论文:

第一类是论述对象自身即具有贯通不同时代的性质的论文,如《古今文史观念的演变——以正史、小说为重点所进行的探讨》一文,对中国古代关于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的观念之发展演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指出古代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虽然在近代逐渐有所变化,但仍未得到彻底扭转,并提议进一步开拓正确地处理小说材料的治学途径。又如《登高能赋说的演变和刘勰创作论的形成》一文,从《文心雕龙·诠赋》中论及“登高能赋”说对赋体之形成的作用说起,对此说在古代文献中的各种表述循本溯源,分析异同,从而指出此说在各种典籍、各个时代具有不同的含义和性质,最终得出刘勰虽引古语而实已注入新义的结论。此类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其中贯穿着文学史或学术史的通变意识,如果不是全局在胸,是不可能如此高屋建瓴的。

第二类论文的论述对象本是某个具体的问题,但在周先生笔下也做到了见微知著,贯通古今。例如《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一文处理的是一个比较细小的问题,即前人关于哪首诗是唐代最好的七言律诗的争论。但是周先生并没有象前人那样孤立地对那些作品作孰优孰劣的评判,而是把各家的说法置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之下予以考察,并进而指出各家的说法都与其所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典型地体现出唐、宋、明、清四个时代的不同的文学观念。这样,此文不但为“唐人七律第一”之争这个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找到了合理的解释,而且为我们考察唐宋以来的文学观念之演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与此类似的还有《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与不虞之誉》等文。应该说,要在第二类论文中体现出通识要比第一类具有更大的难度,因为当研究者关注此类题目时,往往会受到它们的研究对象的微观性质的束缚,从而入而不出,并影响其结论的准确性。如果长期如此,还会使研究者陷入琐屑、狭窄的境地而不能自拔。

那么,在学术研究中追求通的境界,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周先生对此有十分明确的答案,他讲解陈寅恪的《论韩愈》的一篇文章就题作“通才达识,迥出意表”,并在此文的开头说:“事物之间的联系充满着辩证的关系。有些事物之间,看似绝无关系,甚至还有相互排斥的情况,但若细加考察,则仍可以发现彼此之间有其内在联系。人们观察事物时,如果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那就只能人云亦云,在低层次上作些论述;但若能发掘出事物之间的潜在着的深层联系,并能深入地加以阐发,最后取得大家的公认,这类文字才有可能被人认为具有发人之所未发的创见。显然,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养,培养敏锐的感受力与观察力,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建树。”这段话说得十分精采。所谓“发掘出事物之间的潜在着的深层联系”,也就是深入事物的本质,因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本来就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即使有些事物以孤立的状态出现,那也只是表象而非本质,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的根本性质。正因如此,深刻的研究必然要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包括共时性的联系和历时性的联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单个的事物作孤立的考察。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正是这种学术理念的生动体现。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朴学色彩,但是并不严守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训诂的藩篱,程毅中先生为《周勋初文集》所作的书评题为“寻求新朴学发展的道路”,可谓探骊得珠。朴学,究其本义,是指一种朴质的学问,故清人用来专指经学中特重考据训诂的流派。周先生对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是很钦佩的,但是他更加心仪的是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现代学术传统,他说:“近百年来,我国学术界出现过好几位杰出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洋学术新的研究方法,他们的成就,必须继承。”周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也带有同样的特点,程毅中先生评之为“文献学和综合研究,体现了一种具有朴学精神的治学方法,也许可以说是开拓了一条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史研究的道路。”这种“新朴学”的内涵当然是十分丰富的,它在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也有多方面的体现,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则是不尚空言、意在解决具体问题的实证精神。

学术研究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著书作文的目的是什么?在周先生看来,治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周先生对那种游谈无根、老生常谈式的论著是很不以为然的,他本人的论文无论长短,都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展开的,而且都能得出一个切实的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必须是具有新意的,甚至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周先生的文集中颇有一些题目就很新警的文章,例如《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刘勰的两个梦》、《〈文选集注〉上的印章考》等文。曹操、曹丕、曹叡“三代立贱”,即把出身贫贱的女子立为后妃,这个现象早在《三国志》的裴注中就提到了。但是人们一般只把它看作曹氏作为“赘阉遗丑”的家族的非礼妄为,却并未深究其本质。周先生通过仔细的分析,指出曹氏此举不但含有阻止后族干政的政治目的,而且意味着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离弃,曹氏的这种家风对“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有深刻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说到他早年作过的两个梦,一是梦攀彩云,二是梦中随孔子南行。这两个梦有什么意义?刘勰为什么要在书中写它们?周先生对此作了精采的分析,他考察了当时文人常常梦及多采之物的现象,以及盛行一时的占梦之风,从而指出刘勰托梦示意的意图,于是刘勰的两个梦的意义就昭然若揭了。这些文章从选题到切入角度都具有别出心裁的创新意义,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

如果说上述论文的共同性质是题目都很新奇且较窄小,从而易于出新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周先生的论题较为宏大的文章。《梁代文论三派述要》是周先生写于文革之前的重要论文,此文把梁代的文论分成守旧派、趋新派和折衷派,详尽地论述了各派的特点和彼此间的分歧,从而对梁代文论有了整体的把握,且弄清了其内在脉络。此文较早传到海外,被台湾学人誉为“探骊得珠,允称佳制。”《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一文所讨论的是前人聚讼纷纭的旧题目,但此文既把韩、刘关系置于中唐的政治、文化背景中进行宏观考察,又结合两人个性等诸多具体因素作微观分析,从而得出了比较新颖且公允的结论,很有说服力。《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对《全唐诗》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详细论述了扬州诗局迅速编成《全唐诗》实因沿袭季振宜《全唐诗》及胡震亨《唐音统签》的奥秘,这对学界正确评价《全唐诗》并理清唐诗学史的自身脉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此文发表后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傅璇琮先生认为它“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此外如《元和文坛的新风貌》、《北宋文坛上的派系和理论之争》等文也都具有后出转精、推陈出新的特色。至于他的《魏晋南北朝时科技发展对文学的影响》、《刘勰的主要研究方法——“折衷”说述评》、《宋人发扬前代文化的功绩》等文,体现出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敏锐的目光,对拓宽学术领域具有更大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周先生曾自述其治学心得说:“从事学术研究,应把‘发前人所未发’作为第一要义。假如只是改头换面地抄袭前人的某些观点,或是把许多他人的观点综合一下,或是在前人的结论上再增加几条材料,都算是创新,那又有什么意味?”(《顺其自然地登攀》)又说:“文中必须有创见,力争在学术上有所突破,这是从心灵中流出的精液,更能激发你魂牵梦萦的感受。”(《书林跋涉的自白》)如果你读过了周先生的全部论著,定会觉得这真是一位成功学者的肺腑之言。这些话虽然说得相当平实,但实际上已提出了一个相当高远的学术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周先生的这番话也可看作是一个学界前辈对后来者所传授的经验之谈,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周勋初先生虽已年近八旬,但他老当益壮,好学不厌,仍然象以往一样勤奋地读书、治学。在《周勋初文集》出版之后,他精心选编的《李白研究》一书已经出版,此书前言对百年来的李白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选文则用宏取精,得到国内外李白研究界的高度重视。作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从书》之一种的《李白评传》则凝聚了周先生多年研究李白的心得,在李白的家世、生平行事及思想倾向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开拓,堪称李白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薛天纬先生认为:“由于基本史料的限制,李白的实证性研究已少见有效进展。本书却能独辟蹊径,揭示了李白独特思想形成的深层背景,为解读李白提供了新的视角与观点。”由周先生指导的马来西亚留学生余历雄博士将老师的教诲纂成《师门问学录》一书,记录了周先生在循循善诱的教学过程中所发表的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学术见解。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周勋初先生依然笔耕不辍,在《文学遗产》等重要学术刊物上仍不断出现他的学术论文,由他主持的重编《全唐五代诗》、《宋人轶事汇编》等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位勤奋不懈的耕耘者方能长葆学术的青春,在周先生的学术活动中正闪耀着中华传统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的精神。

[原载《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莫砺锋编,中华书局,2008年4月版,第569~579页]

1. 缪钺 元遗山年谱汇纂 1935年,钟山书局,南京。(《国风》第7卷3、5号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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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缪钺 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 1943年,青年出版社,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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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明远年谱 《文学月刊》第3卷第1 期,1932年5月

曹植杜甫诞生纪念 《大公报》1932年2月22 日《文学副刊》215 期

龚自珍诞生百四十年纪念 《大公报》1932年 5 月30日《文学副刊》230期

黄仲则逝世百五十年纪念 《大公报》1933年10月16日《文学副刊》302期

达辞篇 《国风》第5卷6、7合号,1934年10月

典籍述略 《国风》第5卷8号、9号,1934年11月

读《吴宓诗集》题辞 《吴宓诗集》,1935年,中华书局,北京

《儒学》序 《国风》第8卷第8期,1936年8月

马绍伯墓志铭 《禹贡》第6卷第1期,1936年9月

《遗山乐府》编年小笺 《词学季刊》第3卷2期、3期,1936年6、9月

论词 《思想与时代》第3期,1941年10月

论宋诗 《思想与时代》第3期,1941年10月

周代之“雅言” 《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1集,1941年

王粲行年考 《责善半月刊》2卷21期,1942年1月

何晏王弼事辑 《责善半月刊》2卷22期,1942年2月

六朝五言诗之流变 《益世报》1942年6月4日《文史副刊》8期

《文选》与《玉台新咏》 《益世报》1942年6月25日《文史副刊》9期

读《魏书》札记 《益世报》1942年11月26日《文史副刊》20期

《诗》三百篇纂辑考 《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3集,1943年

论辛稼轩词 《思想与时代》第23期,1943年6月

论李义山诗 《思想与时代》第25期,1943年8月

王静安与叔本华 《思想与时代》第26期1943年9月

李冶李治释疑 《东方杂志》39卷16号,1943年10月

评郭沫若著《屈原研究》 《思想与时代》第29期,1943年12月

论李易安词 《真理杂志》1卷1期,1944年1月

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 《思想与时代》第30期,1944年1月

评贺麟译斯宾诺沙《致知论》——兼论翻译 《思想与时代》第1期,1944年2月

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 《思想与时代》第32期,1944年3月

读《二程全书》 《思想与时代》第33期,1944年4月

六朝人之言谈 《思想与时代》第34期,1944年5月

与钱宾四书——论战国秦汉间新儒家 《思想与时代》第35期,1944年6月

论荀学 《思想与时代》36期,1944年7月

颜之推年谱 《真理杂志》1卷4期,1944年10月

欧阳永叔治学之精神 《思想与时代》第40期,1945年2月

先秦书中孔老关系诸史料之检讨 《中央日报》1946年6月18日《文史周刊》5期

《吕氏春秋》撰著考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6卷,1946年

《吕氏春秋》中之音乐理论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6卷,1946年

读曹植《洛神赋》 《东南日报》1947年1 月16日《历史与传记》2期

《晋书·潘岳传》疏证 《东南日报》1947年2月6日《历史与传记》4期

正始清谈家对于政治之态度 《东南日报》1947年2月13日《历史与传记》5期

《吕氏春秋》错简 《中央日报》1947年2月17日《文史周刊》38期

与友人论《墨经》撰著时代 《中央日报》1947年2月17日《文史周刊》38期

《文选》赋笺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7卷,1947年9月

曹植与五言诗体 《文学杂志》第2卷12期,1948年8月

颜延之年谱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1948年9月

清谈与魏晋政治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8卷,1948年9月

考证批评与创作——敬悼朱佩弦先生(自清) 《西方日报》1948年9月26日

南北朝之物价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1949年

北魏立三长年月考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1949年

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 四川大学《史学论丛》第1期,1949年

北朝之鲜卑语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10卷,1950年

《学林》副刊发刊词 《工商导报》1951年1月1日

关于西晋的户调式 《工商导报》1951年1月7日

我如何讲授中国史与中国文学史 《人民川大》1953年6月11日

参加《红楼梦研究》讨论的一些体会 《人民川大》1954年12月29日

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 《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2期

论晚唐诗人杜牧 《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1期

南朝汉人逃往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 《光明日报》1957年4月25日《史学副刊》106期

杜牧诗简论 《光明日报》1957年6月23日《文学遗产》162期

谈诗歌中语言艺术的精炼 《光明日报》1957年1月12日《文艺生活》

魏收年谱 《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3期

女词人李清照 《中国妇女》1957年4期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 《历史研究》1958年1期

再论皮日休参加黄巢起义军的问题 《历史研究》1958年2期

《巴蜀文化初论》商榷 《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4期

辛弃疾词浅释 《星星》1959年7期、8期

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 《曹操论集》,1960年,三联书店,北京

读郑珍《巢经巢诗》 《光明日报》1960年3月13日《文学遗产》304期

颜之推的文学评论与作品 《光明日报》1961年1月22日《文学遗产 》348期

蜀汉的土地制度 《成都晚报》1961年3月22日

欧阳修作文勤于删改 《四川文学》1961年4期

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 《光明日报》1961年5月15日

蜀中杰出的诗人陈子昂 《四川文学》1961年7期

古代成都的二江与七桥 《成都晚报》1961年8月19日

颜之推的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 《文汇报》1961年8月20日

读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四川文学》1961年9期

杜诗中含蓄之法 《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2日

欧阳修的散文 《文汇报》1961年11月28日

也谈“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 《重庆日报》1962年1月20日

陈寿与《三国志》 《历史教学》1962年1期

关于李清照词 《成都晚报》1962年2月15日

意境相通——论晏小山《鹧鸪天》词 《四川文学》1962年6期

杜牧与张祜 《四川文学》1962年7期

陆游与杜甫 《四川日报》1962年10月7日

读杜牧《九日齐山登高》诗 《重庆日报》1962年10月10日

杜甫如何改诗 《四川日报》1962年11 月4日

重印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前言(附《杜牧卒年考》) 《樊川诗集注》,1962年,中华

书局,北京

平凡与奇警——读《红楼梦》札记 《成都晚报》1963年10月9日

南朝农民起义的地区问题 《历史教学》1963年5期

论所谓“清官”、“好官”

——批判吴晗同志《海瑞罢官》中的错误论点 《人民川大》1966年1月8日

成都杜甫研究学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成都日报》1980年4月27 日

略论对杜诗遗产的全面继承 《成都日报》1981年4月2日

成都杜甫草堂《中国建设》第30卷第12期,1981年12月

成都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七十周年大会纪念辞

《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七十周年纪念》,1982年4月

治学琐言 《文史知识》1982年9期

总论词体 《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3期

论张惠言及常州词派 《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3期

论吴彦高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3期

论晏几道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3期

论朱彝尊《桂殿秋》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3期

论晏几道《鹧鸪天》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4期

论杜牧、秦观《八六子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2期

论韩偓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2期

论岳飞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3年2期

《迦陵论词丛稿》题记 《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2期,(英文版)1984年2期

治学补谈 《文史哲》1983年3期

《三国志》的书名 《读书》1983年9期

论刘因词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唐宋文学论丛》,1983年11月

关于杜牧《清明》诗的两个问题 《文史知识》1983年12期

王静安诗词述评 《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1983年,华东师大出版社,上海

自传及著作简述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三辑),1983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北

论苏、辛词与《庄》、《骚》 《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1期

论陈与义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1期

论张孝祥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1期

杜甫夔州诗综述 《草堂学刊》1984年2期

论黄庭坚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3期

论史达祖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3期

论姜夔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4期

词学浅谈答客问 《书林》1984年3期、4期

杜牧评传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2卷,1984年,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三国志选注》前言 《三国志选注》,1984年,中华书局,北京

《战国策考辩》 《战国策考辩》,1984年,中华书局,北京

论贺铸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1期

论张元干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1期

冰茧庵识小录 《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7辑《古籍整理研究》,1985年3月

论文天祥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3期

论刘辰翁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3期

读杜牧咏史诗 《文史知识》1985年7期

追忆三位中学老师 《中学生文史》1985年7期

治学经验漫谈 《群言》1985年5期

《茅于美词集》序 《茅于美词集》,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

政治家诸葛亮散论 《诸葛亮研究》,1985年,巴蜀书社,成都

陈寿评传 《中国史学家评传》上册,1985年,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

论张先词 《文学遗产》1986年3期

《战国策新校注》序 《明报月刊》二十周年纪念特大号,1986年1月

论张炎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1期

论李清照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2期

杜甫两川诗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草堂学刊》1986年2期

纪念籍忠寅先生 《文献》1986年3期

培养研究生的良好学风 《群言》1986年6期

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赏析 《名作欣赏》1986年6期

李祖桓《仇池国志》审查报告 《仇池国志》,198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

略论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1986年,四川省社科院出版

社,成都

论高观国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4期

词中的《哀江南赋》

——读元好问《木兰花慢》(拥都门冠盖)词 《文史知识》1987年11期

晏几道《与郑介夫》诗赏析 《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黄庭坚《新喻道中寄元明用伤字韵》诗赏析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古籍出

版社,上海

黄庭坚《次韵裴仲谋同年》诗赏析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黄庭坚《次元明韵寄子由》诗赏析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黄庭坚《登快阁》诗赏析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陈与义《雨》诗赏析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陈与义《除夜二首(其一)》诗赏析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陈与义《伤春》诗赏析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姜夔《送范仲讷往合肥三首(其二、其三)》诗赏析 《宋诗鉴赏辞典》,1987年,上海

古籍出版社,上海

论汪元量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1期

常州派词论家“以无厚入有间”说诠释 《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2期

略谈如何继承发展传统诗词的创作 《上海诗词》1988年1期

《全宋文》序 《文献》1988年2期

歌颂纯贞爱情的佳作

——读元好问两首《摸鱼儿》词(“雁丘辞”与“双蕖怨”) 《文史知识》1988年

4期

我所收藏的马一浮先生诗词 《文献》1988年3期

从以“肖”代“萧”谈起——不可用同音代替法造简化字 《群言》1988年7期

论词的空灵与质实 《四川大学学报》1988年3期

不无危苦之辞,惟以背哀为主

——评李清照、刘辰翁、汪元量三家的“元夕”词 《文史知识》1988年10期

韦庄《荷叶杯》(记得那年花下)赏析 《唐宋词鉴赏辞典》,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晏几道《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赏析 《唐宋词鉴赏辞典》,1988年,上海古籍出

版社,上海

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赏析 《唐宋词鉴赏辞典》,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黄庭坚《谒金门》(山又水)赏析 《唐宋词鉴赏辞典》,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秦观《八六子》(倚危亭)赏析 《唐宋词鉴赏辞典》,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蛰不住鸣)赏析 《唐宋词鉴赏辞典》,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

社,上海

姜夔《长亭怨慢》(渐吹尽)赏析 《唐宋词鉴赏辞典》,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论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及其相关诸问题 《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1期

刘永济《云巢诗存》序 《文献》1989年1期

中外合作培养研究生的经验 《群言》1989年4期

“烦琐考证”辨析 《文史知识》1989年5期

宋词与理学家——兼论朱熹诗词 《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2期

论王清惠《满江红》词及其同时人的和作 《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3期

论金初词人吴激 《四川大学学报》1989年4期

赋手文心,开倚声家未有之境

——评张惠言《水调歌头》(珠帘卷春晓) 《文史知识》1989年11期

吴激《人月圆》(南朝千古伤心事)赏析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1989年,江苏古籍

出版社,南京

元好问《水调歌头》(牛羊散平楚)赏析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1989年,江苏古籍

出版社,南京

元好问《木兰花慢》(拥都门冠盖)赏析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1989年,江苏古籍

出版社,南京

元好问《摸鱼儿》(恨人间、情是何物)赏析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1989年,江苏

古籍出版社,南京

元好问《摸鱼儿》(问莲根、有丝多少)赏析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1989年,江苏

古籍出版社,南京

刘因《玉漏迟》(故园平似掌)赏析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1989年,江苏古籍出版

社,南京

元好问《临江仙》(夏馆秋林山水窟)赏析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1989年,南京大

学出版社,南京

刘因《玉楼春》(未开常叹花开未)赏析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1989年,南京大学

出版社,南京

陈维崧《夏初临》(中酒心情)赏析 《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1989年,南京大学出社,

南京

论元好问词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论文集》,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颜之推评传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一,1989年,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史达祖评传 《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二,1989年,山东教育出版社,济南

《君山遗稿》序 《冰茧庵序跋辑存》,1989年,巴蜀书社,成都

《夜珠词》序 《冰茧庵序跋辑存》,1989年,巴蜀书社,成都

《文选六臣注订讹》序 《冰茧庵序跋辑存》,1989年,巴蜀书社,成都

郭斌龢译柏拉图《理想国》序 《冰茧庵序跋辑存》,1989年,巴蜀书社,成都

《玉虹鉴真帖》残本跋 《冰茧庵序跋辑存》,1989年,巴蜀书社,成都

陈师道词论与词作 《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2期

词品与人品 《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3期

唐宋词中“感士不遇”心情初探 《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4期

指导、帮助、激励、支持(我与民盟) 《文史知识》1990年5期

《历代蜀词全辑》题记 《文献》1990年3期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读晏几道《临江仙》词 《文史知识》1990年8期

六十六载话师道 《求是》1990年17期

六十五年育才之经验与艺术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0年4期

叶嘉莹《迦陵诗词稿》序 《中国文化》第3期,1990年

读《靖康稗史笺证》 《书品》1990年4期

《周邦彦研究》序言 《周邦彦研究》,1990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

《诸葛亮形象史研究》序言 《诸葛亮形象史研究》,1990年,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

《诗海拾贝集》序 《诗海拾贝集》,199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

《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赏析 《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1990年,三秦出版

社,西安

郭璞《游仙诗》(京华游侠窟)赏析 《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1990年,三秦出版

社,西安

钱宝琮《骈枝集》序 《文献》1991年1期

朱淑真生活年代考辨 《文献》1991年2期

《三国志》传抄本的“祖本” 《书品》1991年2期

论朱淑真生活年代及其《断肠词》 《四川大学学报》1991年3期

朱淑真卒年再考辨 《文献》1991年4期

二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两个情结 《中国文化》第4 期,1991年8月

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新释 《中国文化》第5 期,1991年 12月

忆华西大学广益学舍 《成都晚报》1991年12月28日

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序 《魏晋诗人与政治》,1991年,文津出版社,台北

关于诸葛亮躬耕地究竟在何处的一点意见 《诸葛亮躬耕地望论文集》,1991年,东方

出版社,北京

宋代文化浅议 《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四川大学出版社,成都

“淮阳”与“雉阳” 《文史》第34辑,1992年5月

冰茧庵札记——填词经验两篇 《国文天地》1992年7期

从平易中见深沉——陶渊明《与殷晋安别》诗赏析 《文史知识》1992年7期

杜牧卒年再考辨 《文史》第35 辑,1992年6月

简化字刍议 《中国文化》第6期,1992年9月

王仲荦先生遗诗序 《文献》1992年4期

读《苏轼〈念奴娇〉词赤壁词正格》书后 《大江东去——苏轼〈念奴娇〉正格论集》

1992年,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香港

“花间”词平议 《俞平伯先生从事文学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文集》,1992年,巴蜀书

社,成都

人生可贵是真情——读陶渊明《归去来辞》札记 《六朝史论集》,1993年,黄山书社,

合肥

施议对博士论文《词与音乐关系研究》评审意见 《博士之家》,1996年,澳门中华诗

词学会,澳门

《岁寒集》题辞 《冰茧庵序跋辑存》(增补本),1997年,文津出版社,台北

马国均《小休堂诗词稿》序 《冰茧庵序跋辑存》(增补本),1997年,文津出版社,

台北

朱大渭《六朝史论》序 《冰茧庵序跋辑存》(增补本),1997年,文津出版社,台北

成善楷《霜叶诗词稿》序 《冰茧庵序跋辑存》(增补本),1997年,文津出版社,台

《梁鹤铨诗词稿》序 《冰茧庵序跋辑存》(增补本),1997年,文津出版社,台北

冰茧庵札记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4期

《缪钺全集》200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

“传”指阐明经义。

(一)训诂和训诂学 《说文·言部》 : “训,说教也。从言,川声。 ”段注: “说教者,说释而教之,必顺其理。引 申之凡顺皆曰训。 《说文·言部》 : “诂,训故言也。从言,古声。 ”段注: “故言者,旧言也,十口所识前言也。 训者,说教也。训故言者,说释故言以教人,是之谓诂„„训故者,顺释其言也。 ” 训就是解释疏通,诂就是古代的语言,训诂就是解释疏通古代的语言。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 “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且论其 法式,明其义例,以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是也。 ”

研究方向为上古及两汉文献,发表过有关《周易》、《老子》、《庄子》、《大戴礼记》、《后汉书》、《逸周书》、《水经注》、《五礼通考》等研究论文多篇,出版过《贾谊〈新书〉集解》、《〈贾谊集〉汇校集解》《〈鬼谷子〉注评》、《〈大学·中庸〉评析》、《孙诒让训诂研究》、《〈大戴礼记〉汇校集解》等专著,获江苏省哲学与社会科学三等奖,主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与工作委员会项目4项,多次荣获南师大优秀教学成果奖。目前主要从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点校与整理,并参与合作主持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重新点校项目之一《史记》的工作。 主要论著 原文出处 刊载年 《史记·天官书》标点商兑 [期刊论文]《史记·天官书》标点商兑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9年 中华本《史记》与金陵书局本再勘 [期刊论文]中华本《史记》与金陵书局本再勘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 大戴礼记汇校集解 [图书]大戴礼记汇校集解 北京:中华书局 2008年 古文献研究集刊 [图书]古文献研究集刊 凤凰出版社 2007年 孙诒让训诂研究 [图书]孙诒让训诂研究 中华书局 2007年 《大戴礼记》诂正 [期刊论文]《大戴礼记》诂正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札迻》诂正(三) [期刊论文]《札迻》诂正(三)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7年 《大学》《中庸》注评 [图书]《大学》《中庸》注评 凤凰出版社 2006年 《札迻》诂正(二) [期刊论文]《札迻》诂正(二)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6年 《札迻》诂正(一) [期刊论文]《札迻》诂正(一)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6年 周易禅解 [图书]周易禅解 超星电子图书 2006年 朴学之星——徐复先生生平学术轨迹 [期刊论文]朴学之星——徐复先生生平学术轨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6年 庄子今解 [图书]庄子今解 广陵书社 2004年 《文选》与胡克家《考异》校议(上) [期刊论文]《文选》与胡克家《考异》校议(上)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2年 《水经注》词语举隅 [期刊论文]《水经注》词语举隅 语文研究 2002年 《文选》与胡克家《考异》校议(下) [期刊论文]《文选》与胡克家《考异》校议(下)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2年 鬼谷子 [图书]鬼谷子 超星电子图书 2001年 贾谊集汇校集解 [图书]贾谊集汇校集解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0年 朴学之光:语言文字学家徐复 [图书]朴学之光:语言文字学家徐复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大戴礼记》释诂 [期刊论文]《大戴礼记》释诂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 从现代大型辞书的编纂看运用古 [期刊论文]从现代大型辞书的编纂看运用古代训诂材料的误区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 1999年 谈古籍整理事业面临的困境和出路 [期刊论文]谈古籍整理事业面临的困境和出路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9年 “裘”的文化定位考察 [期刊论文]“裘”的文化定位考察 古汉语研究 1998年 评帛书《易经》研究的两种倾向 [期刊论文]评帛书《易经》研究的两种倾向 周易研究 1996年 释“遮要”、“挺” [期刊论文]释“遮要”、“挺” 古汉语研究 1995年 贾谊《新书》集解 [图书]贾谊《新书》集解 超星电子图书 1994年 古代汉语复习指要 [图书]古代汉语复习指要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2年

钱超尘教授,我国著名中医训诂学家和中医文献学专家。1936年3月17 日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即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的故乡。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恰逢我国第一届古汉语研究生招生,他由于成绩突出被推荐为该校中文系古代汉语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古汉语专家陆宗达教授,学习以《说文解字》为核心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而成为乾嘉学派正统传人。钱教授兢兢业业、勤勉治学,积数十年精力所萃,倾注于考据与训诂中,以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和考据学等作为研究中医古籍的手段,在中医文献研究及中医经典著作的语言研究方面开拓出许多的新领域,填补了多项学术空白,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医古籍相关学科的传承与普及作了大量工作,积极推进了中医文献的研究工作,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洪氏集验方考注》、《伤寒要旨药方》、《伤寒明理论》、《北山医案》、《伤寒论文献通考》、《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黄帝内经太素研究》、《内经语言研究》、《中医古籍训诂研究》、《伤寒论文献通考》、《唐本伤寒论》、《千金翼方诠译》、《宋本伤寒论校注》、《战国策译注》、《古代汉语》和《医古文》等,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韩陈其教授,善于融会贯通,古今比较,研究内容涵容古今汉语的各个领域:羡馀现象论;语义结构论;音义关系论;文字训诂论;语法词汇论;《史记》语言论;《马氏文通》论;中国语学论;中国语史论;语言研究方法论。国学大师徐复教授《中国古汉语学·序》评曰:韩陈其“于语言文字各部门,均所擅长,凡有所陈,无不惬心贵当,卓然有所树立” 。

韩陈其教授目前在主持国家语言文字“十五”规划项目《中国当代社会流行语综合研究》(2002年12月—2005年12月)。

(一)科研概况(语言学类成果共约830万字)

[1]、韩陈其《古代汉语教程》上中下三册以及与其配套的韩陈其编写的《古代汉语练习》一册和《古代汉语练习参考答案》一册(凡共五册)作为徐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出版的文科教材——约100余万字。

[2]、韩陈其主编《语言研究集刊》第四辑--第七辑,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分别于1995、1997、1999、2000年出版,共约150万字。

[3]、主编(及主要撰稿人)《古代汉语自学指导》,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撰写其中20万字。

[4]、至2009年发表语言学论文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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