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主要典籍装帧形制是（卷轴装）。

扩展资料：

卷轴装始于帛书，隋唐纸书盛行时应用于纸书，以后历代均沿用，现代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

卷轴装是由简策卷成一束的装订形式演变而成的。其方法是在长卷文章的末端粘连一根轴（一般为木轴），将书卷卷在轴上。缣帛的书，文章是直接写在缣帛之上的，纸写本书，则是将一张张写有文字的纸，依次粘连在长卷之上。卷轴装的卷首一般都粘接一张叫作“裱”的纸或丝织品。裱的质地坚韧，不写字，起保护作用。

裱头再系以丝带，用以捆缚书卷。丝带末端穿一签，捆缚後固定丝带。阅读时，将长卷打开，随着阅读进度逐渐舒展，阅毕，将书卷随轴卷起，用卷首丝带捆缚，置于插架之上。

余秉楠点评世界各国书籍装帧艺术设计

德国：技术“领军者”

德国的印刷技术和印刷机械是世界闻名的，印刷厂的自动化、电子化程度非常高。最出色的印刷厂是莱比锡的安德森·内克瑟印刷厂，著名的书籍艺术家HE沃尔特是这个厂的艺术指导，东德的每年一度“五十本最美的书”的半数，是这个厂的产品。它在科技书籍和乐谱雕版印刷方面，质量也很高。特别是凹印和胶印的画册，在印刷上能够最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以及优质的纸张、油墨、装订和十分讲究的装帧设计等。各方面和谐的配合，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德国书籍机械化装订的质量很高，有专门的工厂生产封面专用布料，品种繁多，并大量出口。机械化装订的书，典型的封面设计是在前封面上烫印一个小插图或小图案，在书背上也只有一个小框子，印上书名和作者名，是一种简洁朴实、美观大方的装帧风格。1908年建立的罗沃尔出版社，从1953年起首次出版了著名的罗沃尔小说文库。这是一种廉价精美的袖珍本小书，只要一张**票的价格就能买到歌德或者丹弟的剧本。后来许多出版社都采用了这种新的书籍形式。

英国：字体“革新家”

英国优秀和丰富的书籍艺术传统对欧洲书籍艺术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早在公元八世纪前后，英国学者阿尔库英·冯·约克受查理一世的委托在法国进行文字改革，产生了“卡罗林小写体”。它作为当时最美观和最实用的字体，对欧洲的文字发展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时期的19世纪初期，英国最早由广告图案家文孙特·菲金斯创写了无字脚体（黑体），由罗伯特·宋恩创写了加强字脚体（埃及体），然后遍及于欧美各国。也是在英国，托马斯·贝威克首创了木口木刻的版面（一种在木头断面进行雕刻的版面）。19世纪中期又是在当时工业最发达的英国首先出现了书籍艺术的低潮，然而也是由于英国人威廉·莫里斯的努力，推动了英国的书籍艺术向前发展，并激发了欧美许多国家革新书籍艺术的运动。

美国：设计“艺术师”

美洲大陆第一本印刷的书籍是胡安·帕布洛斯于1539年在墨西哥印制的。其后，在中美洲和南美洲陆续出版了用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当地土著文字印刷的各种书籍。直到1683年才在现在的美国马萨诸塞洲印制了北美洲的第一本书籍。美国独立运动以后，印刷工业开始有了发展。1730年费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受到当时英国著名书籍艺术家巴斯克维尔的很大影响，独自建立了美国的第一家出版社。后来出任美国驻法公使时，又向法国著名书籍艺术家迪多学习过，对美国早期的书籍艺术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直到19世纪末叶，美国的书籍艺术一直依赖于英国而不能摆脱其影响，威廉H布雷德利于1895年在马萨诸塞州建立的韦宣德印刷所就是英国著名的凯姆斯科特印刷工场的翻版，当时有一批杰出的书籍艺术家为建立美国自己的书籍艺术做出了巨大努力。丹尼尔、B厄普代克于1893年在波士顿建立了梅里蒙特印刷所。厄普代克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书籍设计家，他还是一个专业理论著作家，主要的著作有《印刷活字，它的历史、形式和任务》和《现代设计》。布鲁斯·罗杰斯是一个卓越的版面设计家，他在字体设计方面也有不少优秀的创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为《世纪》杂志设计的世纪型字体，这是一种新颖的字体，具有刚强有力的风格。他在印刷和铸字机械方面也有不少发明创造，特别是他发明的字模雕刻机是世界闻名的。凡是访问过他的人，他都送一个活字作为纪念。那是一个相当于十二点的活字，字面上雕刻了圣经里的基督祝福文271个字母，每个字母只有05点即0175毫米大小，必须用放大镜才能看清。FW古第的一生都贡献给了字体的创作，他和英国的莫里斯一样研究了古朴美观的詹森字体，并在相当程度上受莫里斯的影响。古弟在1926年建立了维莱盖印刷所，以便亲自把他设计的字体铸成活字。他所设计和制作的活字达一百多种，有着一系列极好的字体，主要的字体有古弟老体，古弟目录和古弟行书体等。在版面设计方面古弟也有着许多很好的创作。

从根本上说，这四个人，布雷德利、厄普代克、罗杰斯和古弟打下了美国自己的书籍艺术的坚实基础，使美国有可能在今天取得十分杰出的成就。

法国：插图“试水者”

法国的书籍是美丽的书籍。它的书籍艺术有强烈的民族特征，与英国的正统书籍艺术是大不相同的。

早在巴洛克艺术风格时期，法国的书籍封面由于很高的艺术水平就得到了欧洲的领导地位。19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以后形成的以迪多为代表的古典主义艺术思想，是一种朴素、明朗、思想性很强的风格，曾经遍及欧洲大陆，在今天的法国仍然有着最明显的影响。

19世纪欧洲的书籍艺术走向衰落以后，法国的一些出版社竞相攫取最著名的画家和雕塑家，让他们给书籍画插图，形成了法国书籍艺术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于是“绘画的书籍”这样的概念就在法国产生了，应该说明的是，这里并不是绘画复制品的美术画册，而是著名画家给古典作家和现代作家的作品配的插图。第一个是印象派画家和版画家吐鲁兹·劳特累克，1899年出版商弗卢里聘请他给朱雷斯·雷纳尔德的《自然史》画了插图。随后有斯坦朗、维埃日和勒格朗德等人。现代书籍插图的主要时期要从1918年算起，这以后的重要的艺术家有斯坦朗、杜飞、洛朗珊、波纳德、路阿、勃拉克、马赫香、拉布勒和沃克斯等人。这样，从画家和版画家中产生了大量的新的插图家。插图形式以木刻版画为主，石版画和铜版画很多。雕塑家兼版画家阿里斯蒂德·马洛尔给韦尔吉尔的《牧童诗》画的插图是一件非常受欢迎的优秀作品。出生于俄国后来移居法国的画家马克·夏迦尔的插图是一种远离现实的、神秘的、象征性的独特风格。出生于西班牙的毕加索给许多书籍画了石版画插图。而马蒂斯也有不少的书籍插图。还有比利时出生的麦绥莱尔，他的许多表现主义的木刻连环画《一人的受难》、《没有字的故事》、《画中的小说》以及大量的黑——白风格的书籍插图是尽人皆知的，他的作品犀利地揭露了城市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鲜明地站在工人运动一边，有着广泛的人民性。

瑞士：版面“改革派”

瑞士的字体创作和版面设计有着严谨朴素和风格清新的特点。17世纪就已设计许多优秀的字体，最出色的有苏黎世人瓦尔特·迪特黑尔姆设计的迪特黑尔姆字体，还有赫尔曼·艾登本茨设计的克拉伦东字体是深受喜爱的印刷字体。优秀的版面设计家有首都伯尔尼的马克斯·卡夫利施，他的作品达到了十分高尚的意境，代表作有马克·斯霍夫著的长诗《埃及国王埃希纳通》。还有德国著名书籍艺术家施奈德勒的学生伊姆雷·赖纳和他的夫人黑德维希·赖纳，他们的许多作品和关于字体设计以及版面设计的专业著作在许多国家中颇有影响。德国人约翰·契肖德应瑞士出版界的邀请来到了巴塞尔城，对于瑞士的版面设计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推动瑞士版面设计的发展，他改变了瑞士古典主义版面设计的方向，从而使瑞士登上了现代书籍艺术的顶峰。瑞士的版面设计分裂成为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是文学书籍和科学书籍继承了古典主义版面设计的传统，另一方面是专业书籍和艺术书籍的大部分采用了新客观主义的版面设计。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展开了剧烈的竞争，从而推动了非常有益的艺术实验。例如利奥·戴维斯霍夫和瓦尔特·策尔贝为他们共同的专业著作《版面的艺术与设计》作的版面设计，构思新颖大方，很有时代感。它以粗黑的圆点表示文章的段落，使分散的版面得到了完整与安定，小标题像边注那样放在左面，非常醒目，像这种有许多小标题和段落的专业书籍，它的版面设计一般是很难取得这么好的成绩的。

日本：字体“整修家”

日本的活字印刷术是在1593年首次从中国经朝鲜传入的。到了19世纪末期，日本采用了欧洲的印刷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活字技术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印刷界收集了当时流行的汉文字活字，加以整修，刻成一种新的字体，叫做明朝体，明朝体原来有两种：一是现代已经不再使用的东京筑地活字制造所刻制的筑地体，二是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的前身秀英舍刻制的目前流行的秀英体。两者的区别只是秀英体比筑地体在竖划上稍为细一点，这两种字体都很出色。明朝体横细竖粗，有一定的规范，整齐匀称，十分醒目，所以流传至今仍然很受欢迎。与明朝体差不多同时产生了一种模仿手写体的楷书字体，就是所谓的清朝体。后来又有了横竖笔划粗细一致的黑体和细黑体，它很可能是受到了拉丁字母中粗细一致的无字脚体的启发，还有用于少数特殊用途方面的装饰字体圆黑体。1931年名古屋的津田三省堂在中国的仿宋体的基础上设计了长仿宋体，在当时是新颖的字体，很受欢迎。在广告印刷品、杂志和一些书籍上还流行一种宋体或者黑体的扁平体，字身高度只及宽度一半的叫做二分文字，俗称胖体，字身高度是宽度四分之三的叫做怪体，这两种字体不仅美观，而且阅读起来比较省力。此外，大阪青山堂刻制的南海堂字体，有行、草、隶三种。

余秉楠简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国际平面设计社团协会（licograda）大使，国际平面设计协会（AGI）会员。

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式主要有简策、卷轴装、经折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随着书籍制作材料的变化、制作工艺的发展，书籍装帧形式不断演变，更加有利于人们的阅读和图书的保存保护。中国的书，每种装帧形式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像纸书出现以后，继承了简策、帛书的装帧形式，也就是所谓的“卷装”。卷装是中国古代书籍中常见的装帧形式。宋末，为保护书籍和增加书籍的观赏性，出现了在卷装书籍四边接镶绫、绢等丝织品，经过绷平、砑光，然后加装天、地杆的裱件形式。横向展阅的裱件成为“手卷”，竖着悬挂欣赏的，则称为“立轴”或“挂轴”。直到今天，我国书法和绘画作品的装帧，一般还沿用这种形式。

册叶书籍是我国古代书籍装帧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中国古代书籍中最优代表性的装帧艺术。册页书籍的主要特征是由许多单张书页为单元集合装订成册，也是与舒卷展读的简帛及卷轴书籍截然不同的书籍形态，是我国书籍装帧史上的一次革命。册叶书籍主要包含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或曰龙鳞装、缝缀装、线装等诸多形态。梵夹装这种形式最早见于以梵文书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古印度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后，主要流行于隋唐时代的中原地区。梵夹装按顺序将写好文字内容的贝叶叠好，上下分别用一张板夹住，打孔穿绳。另外，梵夹装不是写上去，而是刻上去，用带有针的笔刻上去，刻完之后，沾上红油或黑油涂抹，从笔尖划开的地方渗入，就成了红字或黑字。

唐末五代时期还流行一种介于卷轴装和册叶制装帧之间的装帧形式——“旋风装”。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敦煌遗书中的实物来看，将粘连在一起的书叶从卷尾向卷首按一定规格反复折叠，卷首作为底纸稍长，左侧折口集齐并固定，用棍夹住，打眼穿线；或单张双面书写的书叶顺序集齐，放在一张底纸上，左侧直接用线装订；展阅时书叶排列有序，收藏时以集齐的一侧作为轴心卷起。旋风装已基本具备册叶制书籍的一些特征，书籍展阅时可“逐叶翻看”，卷收时“正作旋风叶卷子”，可以说“旋风装”是对卷装书籍的一种改良。

开卷惊蝶舞，舒页展龙鳞。

书籍和阅读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

可以记录的文字，是一种文明能够得以延续的种子，而书籍就是这枚种子得以生长的土壤。

浩繁卷帙，“甲金篆隶草楷行”。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以绵延而不绝，包罗万象的文字记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作为实用艺术的书籍装帧也与书籍内容同生共长，并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

现代社会，工业化机械批量生产的现代书籍，让一本书少了“书墨味”，那是一种笔墨混合植物纤维的味道，这便是所谓的“书卷气”。

所以说一本书是有灵魂的。其实跟人一样，不一样的书也有着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装帧样式有着不一样的风格韵味。

蝴蝶装

起舞蹁跹，一页一两金，流芳百世。

书页有字的一面相向对折，集齐后的书叶背面相对，折口处每边涂上2至3毫米的浆糊，依次粘好作为书背。切齐其余三面，再用一张比书叶稍长点儿的厚纸作为书皮，书皮正中间和整个书背粘紧，把所有书叶包裹起来。

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大量宋前古籍，保留了丰富的古籍装帧形态。“一页一两金”的宋版书多属此装，从外表看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或简精装书。当我们打开书的时候，书页就向两边张开，宛若蹁跹起舞的美丽蝴蝶。

龙鳞装

逐叶翻飞，形似旋风，鳞次相积。

在熟悉的卷轴装的底线下，把写好的书页按顺序自右向左先后错落叠粘，从右向左卷收，展开时宛如旋风，所以也叫“旋风装”，而整卷都展开后页纸错落相积形似鱼鳞，又叫“鱼鳞装”。虽然保留了卷轴装书的躯壳和外观，但书页容量却大了很多。

这是宋代宣和年间的装裱工匠，为修复书叶两面都有字的书籍而创造的装订形式。在书史上虽是昙花一现，但却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书页子的概念就是从旋风装开始的，对册页书的出现具有重要的意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刊谬补缺切韵》是如今唯一一件龙鳞装书籍。

粘叶装

这种装帧形式会根据书叶纸张薄厚产生不同做法。书叶纸薄的就单面书写，有字的一面相向对折，无字的一面依次粘连，把全部书叶连接起来成为一册。纸张较厚的则在没写字之前先对折一下，折口向右，分成四面，依次按纸背、纸面、纸面、纸背顺序书写，然后排好粘接起来。这是当时的人们为了便于翻阅而特意设计的，因为要经常随身携带、翻阅，书的四个角也大多被剪切成圆弧形，在唐末、五代时期非常流行。

缝缋装

“缝”就是用针线连缀，“缋”原是指成匹布或帛的头和尾代指书背，它和线装书最大的差别是在缝线的方法上，线装书订线的方法主要是缠绕书背，而缝缋则是在书页折缝处连缀。

数页为一叠对折成长方形，确定叶码顺序，再按顺序抄写，然后几叠放在一起用线串连，以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现在书籍印刷前的排版，它从制作的过程、装订的成品和现在流行的精装书非常相似，是现代精装书籍的前身。

梵夹装

古代印度，人们习惯把佛教刻、写在贝多罗树的叶子上，并把这种写有佛经的贝叶称为“贝叶经”。梵夹装是贝叶经特有的装订形式，因其上多书写梵文而得名，隋唐时期传入我国。

把书页码放整齐，前后各用一块与贝叶规格相同的薄木板夹住,，木板中心两侧各钻一个直贯穿木板和全部贝叶的小孔，再拿一根长绳分别从两个洞中穿出，把木板和贝叶串连在一块并捆扎起来。

除了以上几种特殊的装帧，卷轴装、线状、经折装这三种形态也非常经典，而这些别出心裁的装帧虽然看起来简单，但一页一线的变动都经过深思熟虑的精心设计而非随意为之，从色彩调赋到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

“不把装帧当成一种美化，一种外加的装饰，一种锦上添花，而是将自己的感受、情感、思考投入其中，再一并升华出来。”

冯骥才老先生的这句话是对中国古籍装帧艺术最适当的诠释，而古籍装帧之所以可以呈现如此丰富多彩的姿态，就是因为那种手工时代特有的人情味和匠人心。

众所周知，中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源地。雕版印刷书由隋唐五代发其端，至北南宋而鼎盛。雕版书的装帧由开始的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到背包装，宋以后出现了线装书。一书多本的线装书还用纸板青布糊制成“函”收装，配以象牙别子。这种装帧，便于翻阅，不易破散，在我国书籍传统装帧技术上是最进步的，叶根友它一直流行了几百年。“线装书”也成了我国古籍的别称。近十几年，线装书有了较大量的出版。中国书店每年出版线装书二三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扬州广陵书局每年也出不少线装书。1993年在北京成立了第一家线装书专业出版社———中国线装书局。这家出版社已出线装书近二十种。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