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明朝的朋友应该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朱元璋之后的儿孙，名字中都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为偏旁部首的字。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明太祖朱元璋按照父子辈分，用五行相生的顺序，给子孙后代命名。

朱元璋的儿子一代，比如朱标、朱棣、朱权，都取木。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孙子辈就应该从火，所以朱标的儿子叫朱允炆，朱棣的儿子叫朱高炽，以此类推。下一辈就应该从土，明宣宗就叫朱瞻基，他的两个儿子朱祁镇和朱祁钰，一看就是从金。明宪宗是明英宗的儿子，金生水，所以名叫朱见深。水生木，于是朱见深的儿子、明孝宗叫做朱祐樘。

而在朱元璋的后代中有一个人比较奇特，他就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儿子明武宗朱厚照，按理来说他应该是火字旁，可是却找不出火字旁，乍一看照字底下还有四点水。那么真是这样吗？

在古文当中，“照”也写作“燳”“炤”等，意思都是一样的，按《说文解字》照字是“：明也。从火昭声。之少切照，阳光使天地明亮字形采用“火”作边旁，“昭”是声旁。单从字上看照有日，日在五行属火。

更重要的是赵字四点水( 灬 )，在古字中就是火的意思，比如:蒸，煮，焦等都含火烤之意。朱棣的儿子里，有个叫朱高炽，炽字从火，还有个叫朱高煦，这个煦字就和朱厚照的照字来历相同。四点底当火字用。

到了1896年，元素周期变传入中国，由于没有合适的汉字来与元素对应，人们只好不断翻阅古籍来找一个形声兼备的文字，恰巧就翻到了朱家家谱，于是人们借鉴里面的文字创造了元素周期表。

《明通鉴》清 夏燮 中华书局 1959年

《明季北略》 清 计六奇 中华书局 1984年

《明史》 清 张廷玉等人 中华书局 1974年

《明季稗史初编》 清 留云居士 上海书店 1988年

《明季南略》 清 计六奇 中华书局 1984年

《明会要》 清 龙文彬 中华书局 1956年

《明史纪事本末》 清 谷应泰 中华书局 1977年

《明史考证》 黄云眉 中华书局 1986年

《明季党社考》 日 小野和子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

《明代社会生活史》 陈宝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满清于1644年入关，第二年，就嚷嚷着说要纂修《明史》。

可是，这部书，直到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前后历时九十四年，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例!

花了将近百年的时间修史，可知其灌注心血之多、打磨力度之巨，用功之精细。

毫无疑问，从书的总体质量上来说，《明史》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洁，编排得当，完全称得是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颇为客观地评价说，“《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 《金史》呢，虽然“行文雅洁，叙事简括”，也只是“稍为可观”而已。要论“完善”，没有一部比得上《明史》。

不过，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明史》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廷统治者一向自诩大清得天下为历朝历代最光明正大者。以雍正皇帝为代表，其颁行的《大义觉迷录》曾将汉魏晋唐宋元明贬了个遍，说汉朝是建立在死人堆上的，魏晋唐宋都是欺负孤儿寡妇篡位而来，元呢元灭宋，那是 裸的强盗行径;而明本是元之臣民，臣民犯上，雍正愤然骂道：“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对于大清得国，雍正正气凛然地说：“赶出明之主人者，流贼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

基于清廷统治者这一说法，由清廷统治者牵头编修的《明史》就出现了最大的一个缺点：不仅完全隐没了建州女真先世与明朝的臣属关系，也完全隐没了清入关之后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老实说，自古以来，以后代修前代史，凡涉及到新朝与旧朝之关系，免不了要有所掩饰，但象《明史》这样“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建州史)之全部”的，绝无仅有。

单就这一点来说，后人要研究明史，特别是要研究满洲的兴起及清军入关前后等等历史问题，就必须参考其他著述。

但是，经过清廷血腥文字狱的摧残和洗劫，这样的著述已经是百不存一了。

大历史学家吴晗在《灯下集》曾提到自己做这方面工作时的艰辛，说：“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读《明实录》，抄朝鲜《李朝实录》，想从这两部大部头书里，找出一些有关建州的史料，写一本建州史。因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版，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删节，便是被窜改了。这样做的结果，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中期这一段期间的建州史实，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成为空白点，我们对建州的社会发展、生产情况、生产工具、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无所知，便是知道的很少。这是个历史问题，应该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晗先生把《明实录》翻来覆去地读，读出了许多困难;没办法，只好下苦功，用笔抄，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抄出有关建州和中朝关系的史料，一共抄了八十本。

后来，吴晗偶然触及了一本堪与《明史》相媲美的明代史书——谈迁的《国榷》，不由得激动万分地说：“由于当时(《国榷》)并未刊行，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乱改。……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

《国榷》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实，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凡四百三十万字，记叙了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

书中对《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明朝史实敢于直言不讳，对建州女真的史实也不回避、不掩饰，全部如实地加以叙述。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也在《明实录》没有记载的情况下，尽力根据邸报、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加以补编，使有明一代的历史达到了相对的完整。

就因为《国榷》没有印本，得以避开了“四库馆臣的乱改”，成为了现在研读《明史》的重要补充。

1958年，海宁张宗祥根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还有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互相校补、勘正，交由古籍出版社分精装六册出版。

吴晗欣喜地说：“想望了二、三十年，如今头发都白了中华书局排印了这部六大厚册，五百万字的大书，怎能叫人不高兴，不感激，不欢欣鼓舞!”

可以说，《国榷》的刊行，是一件史学界的盛事。

则《国榷》的著者谈迁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矣。

明清以降，私人撰修国史之风长盛不衰。单就嘉靖至万历年间，就有邓元锡的《明书》，薛应旃的《 录》，郑晓的《吾学编》，陈建的《皇明通纪》等等。

谈迁此人，“生平无他好，惟好书”，尤其喜爱子史百家之言。他在翻阅了上述史家著述之后，深感这些史书见解肤浅，史实错误，观点荒谬。而他在研读《明实录》时，也发现了很多记载并不完全可靠，甚至还有许多缺漏及掩饰之处，便立志要写出一部明朝信史留传后世。

原本，谈迁也参加了好几次乡试，但次次铩羽。有了著史之想后，就彻底抛弃了科举仕途，博集群书，披阅采摘，专心于历史的编撰。

谈迁家境贫寒，既无钱买书，借书不容易，却凭坚忍不拔之志，六易其稿，写成了元末明初到天启朝的历史初稿，共一百卷。谈迁自称“集诸家之书凡百余种”，勒为一编，名《国榷》。但谈迁并不满足于此，多方结交文友，利用一切机会收集史料，对原稿进行修改和补充。

该过程中，对谈迁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张慎言、高弘图。

张慎言时任南京吏部尚书、高弘图时任南京户部尚书，想那谈迁不过一个落第秀才，但张、高二人并不以世俗眼光相待，反而十分赏识谈迁的才学，“相与为布衣交”。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京师失守的消息传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大臣方寸大乱，一时不知所为。

谈迁撰史治史，眼光自然高出常人许多，连夜上书高弘图，建议派员急往淮阳阻止发往北京的漕舟。

福王朱由崧监国，谈迁又及时地指出南京礼部主事吴本泰所制《监国仪注》的种种不当。

张慎言认为谈迁高才有识，很想推荐他为礼部司务;高弘图也想荐谈迁任中书舍人，但谈迁却以自己不过一介布衣，不忍乘“国之不幸”博求官职，断然拒绝，只在高弘图幕下担任记室。

不久，高弘图遭马士英等人排挤，谈迁建议高弘图辞去。

次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克扬州、镇江，南京危急。

谈迁跟随高弘图前往杭州劝浙江巡抚张秉贞、总督张凤翔抵抗清兵。看到张秉贞等人口不言兵，谈迁知事不可为，便告别了高弘图，回到海宁家中，一门心思著述明朝历史。

明亡以后，为完成崇祯、弘光两朝历史，谈迁不遗余力地寻访明朝降臣、遗民、阉宦、贵戚等，大量查阅邸抄、见闻，使一部《国榷》成为完备的编年体明史。

这其中，发生了一件让人撕心裂肺的事：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已经成书的《国榷》竟然被小偷偷走!

谈迁欲哭无泪、悲愤莫名。

没办法，只好咬着牙，从零开始，重新再写。

在重写第二稿过程中，谈迁得到了朱之锡、吴伟业、曹溶、霍达等人热情帮助。《国榷》所记史事也在一改再改中不断求真。

1657年，《国榷》终于写成。

也在这一年夏天，谈迁西游平阳(今山西临汾)，专门到好友张慎言墓前祭奠。

张慎言在弘光朝覆灭后不久便含恨病死，棺柩安葬在故里山西阳城。

原本，谈迁还想撰写一部纪传体明史，但到了平阳，已是寒冬，年事已高的他突感风寒，于该年十二月十二日病逝于平阳旅舍，终年六十有四。

《杜骗新书》 以故事的方式描绘晚明时期各种各样的骗局，虽然属于文学创作，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时期底层社会的生活面貌。

万历皇帝

《杜骗新书》写了什么？

《杜骗新书》是明万历年间张应俞所作，书中有大小骗局83个，根据欺骗手段将骗局分为24个门类，即脱剥骗、丢包骗、换银骗、诈哄骗、伪交骗、牙行骗、引赌骗、露财骗、谋财骗盗、盗劫骗、强抢骗、在船骗、诗词骗、假银骗、衙役骗、婚娶骗、奸情骗、妇人骗、拐带骗、买学骗、僧道骗、炼丹骗、法术骗、引嫖骗，从另一方面反应了明代社会乱象。受骗人主要为小官、商、学、农、妇这几类人，主要以财色功名为饵，以骗盗窃为手段设局。在骗局中，受骗人往往贪婪、粗率，而骗人者狡诈凶狠，骗局之后，受骗人失财丧命家常便饭，能识破骗局或者追回银钱者少之又少，仅有几个主人公成功摆脱骗局。骗局中不乏经验丰富的客商，但往往防不胜防，这些骗局基于人性私欲设下巧局，是众多骗子们设下的天罗地网一样的骗局，无从招架。

《杜骗新书》不只是一本防骗的经验之书，书中不少的骗子虽然获得了一时的利益，但最终都没什么好下场，张应俞在书中最后还给这些谋财害命的骗子们都安排了凄惨的结局，东窗事发锒铛入狱经受法律的质材，要么没有逃过老天的法眼，因果轮回，报应不爽。

张应俞怎么看

《杜骗新书》将骗局归为二十四种门类，为方便研究，这里简单区分骗局种类，将骗局按照手段区分，主要是以色骗、以赌骗、以僧道骗、以伪交的几种被张应俞非常鄙视的骗局。

古代女子

以色骗：受骗人主要为男性，骗人之色以为娶妾、狎妓、奸婢、偷人妻的由头为主。首先，对于这些行为张应俞认为都是不应当的，但不该做的理由并非因为道德原因而是因为这样做容易损害自身利益，老天会通过风水地理的改变惩罚*人妻者，是实实在在的功利主义。其次，因为这四种而上当受骗的，都是咎由自取，妾“慕色而娶，多酿后患”。妓“妓家尝是骗人，轻者丧命，重者丧身”，只要涉足就后患无穷难以脱身。婢“岂有奸人侍婢而不取货者”。至于被奸之人妻者，“妇人不爱*者亦爱财”，张应俞认为当时的底层妇女贪财纵欲少有好物，贞操观淡薄 。

以赌骗：一入赌门深似海，如同深陷妓门，脱身不易，对赌博应该要坚决反对的态度。当时的赌博骗局设置已经非常巧妙，出老千的手段出神入化。赌博招致奸人，常以诱哄激言下套的方式将人牢牢套在赌局之中。书中但凡涉及“赌”字一词的人莫不是“家业萧条”“倾家”“破家”，以致于最后家业无成，混成无赖甚至要卖母还债，人伦尽丧。若想不落此中术“凡赌博者，弊外生弊，鉴此而知机，收手勿赌，真良策也。”只有克制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沾赌才能不落人套中。

以僧道骗：僧道本来应该神圣凛然，但是这类人“离佛叛道”，干阴险污秽之事。他们的骗行主要在两点：第一为僧道之人玩弄言语，利用他人善心满足个人私欲，第二点是这些人玩弄妇女感情，奸骗良家妇女。对于这些僧道骗，张应俞多次强调不可信为“邪说诱人”，对僧道之人的种种神异行为进行剖析，所谓神迹都是假象，同时指出真正的神迹并不会被人察觉，因为他们不重名利，指出“寺门藏奸，僧徒即贼，此是常事”。出于善有善报的利己主义，尽管当时的僧道言行不一，张应俞仍呼吁“富而能舍，本是善行，若谓真佛化缘，而施舍者辄有福报。”通过积德行善来完成自己的各种愿望。张应俞之所以发出这种呼吁，是因为晚明百姓秉持实用主义的宗教观，“始终把个人现实利益放在首位……体现等价交换的原则”。晚明的宗教堕落令人瞠目，引起像张应俞这样的读书人的反感，但他们仍然推崇宗教信念中的善恶观，神仙观仍然存在于他们心中，只是这些属于凡人不能触摸的领域。

古代友人

以伪交骗：伪交指的是所交非人，识人不清而陷落骗局。损友往往甜言蜜语哄诱，这些骗人者自身境况并非不好，只不过为人奸邪，贪而无厌，善用歪门邪道。此类骗局与其他骗局相比，骗人者徐徐图之，比如“欲谋田，先引之奸，欲诱其奸，先与之友。且其奸也，非彼明引，而令其自入。其要之田也，俟其有急，而为之解纷，以徐收之，计亦巧矣。”看起来温和无害，实则阴险无比。张应俞对于此类骗局除了对骗局分析以防后人上当外，还对骗局中的骗人者和受骗人发表了自己看法。秉持朴素的善恶观，作者认为骗人和受骗是一个因果轮回，“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天网恢恢，报应不爽。”而受骗人虽然过去受人蒙蔽，但如果能够及时改过自新，为时未晚“则石涓虽诈，安能中自立之士哉”“而能以是自新，彼虽有百般巧计，安能中自新之士”

结尾

《杜骗新书》以“骗”入手，广泛揭露社会各个方面的黑暗，其中除了职业棍徒之外，还有许多普通人在利益诱惑下，贼念顿生。晚明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如此晦暗局面与当时社会处于转型分不开。

在思想上，首先是宗教衰微，普通人更加注重现世生活。晚明社会是两个思想的剧烈碰撞。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禁锢人欲，以及心学肯定人欲，主张思想解放，在这种境况下“追求自由，张扬人性，成为时尚，奢侈纵欲不再受到节制”。表现在基层百姓之中一方面是极端的妇贞，一方面是贪财纵欲的底层妇女。故事内容中受骗人大多有名有姓，有地址可考，文章内容有很强的真实性，很有可能是作者从各处听来加以编写。书中许多故事涉及社会伦理禁忌，但故事本身流传，就说明当事人对这样的事应该并不十分难以启齿。

明朝

晚明社会商业经济发展迅速，商业带来的联动效应，一方面是商业迅速发展带来的新思想，主张个性解放，工商皆本；另一方面是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对财富的崇拜，思想解放下，百姓不再讳言“利”。

除此之外，晚明社会动荡，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娼妓、赌博、诈骗、流民等问题困住大明王朝，晚明社会状况使得有社会责任感的文人纷纷拿起手中的笔，通过小说等其他文学作品揭露现实，警告世人。

一方面他目睹了晚明底层社会现状，多次发出“世情艰险”的感叹，对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世情作者重在防，将自己修炼成“自立自新之士”，戒毒戒色，拒绝这种欲望。另一方面，书中有对于欺人太甚的刁民恶棍，这些人做恶被抓下场并不好。对于恶人恶行，他用朴素的善恶报应观进行一定程度的恐吓以达到劝谏的目的。张应俞的劝谏是建立在个人价值观的基础上，受程朱理学影响较深。在鬼神方面信奉传统儒家“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防骗手段以“克制”自己私欲为主。身为底层文人，带有比普通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直面社会更多面，书中张应俞多次感叹世风日下，言辞间充满对这种“堕落”现象的担忧，张应俞的劝谏更建立在对社会的关怀上。

永乐盛世是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所出现的盛世，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

明成祖雄才大略，在他即位后，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采取了许多措施大力发展经济，使得天下大治。

明成祖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明太祖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因此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这样皇帝非常累。明成祖时，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种制度影响了明清两朝。明成祖还在1421年，正式将明朝的首都迁到了北京。

在对外方面明成祖多次亲征漠北地区，南征安南，在地方设置管辖架构，比如东北、西北、西南设立行省或管理司。 设哈密卫、开设贵州布政司等。，并且宣扬国威，大力开拓海外交流，派郑和下西洋，还派陈诚出使西域，开创了万国来朝的局面。

经济上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疏通大运河，减轻税负。

此外，明成祖命人编纂了《永乐大典》。这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典籍。它包容了先秦以来所有经典的书，可以说就是本百科全书。这样的典籍客观上也备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书不至于失传。

明成祖统治期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疆域辽阔。 由于明成祖年号为永乐，以至称赞该时期远迈汉唐，后世的史学家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

有学者认为永乐盛世远超过了后来的所谓康乾盛世。明成祖开创的永乐盛世和后来的明仁宗、明宣宗开创的仁宣之治合称永宣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