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若读书机速过人，辄能举其要。诗有开元风格。作长短句，跌宕流连以写其所难言。有集名〈侧帽〉，〈饮水〉者，皆词也。（韩慕庐）

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好观北宋之作，不喜难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徐健庵）

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人言我愁我始欲愁。（顾梁汾）

《饮水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陈其年）

《侧帽词》，有西郊冯氏园看海棠《浣溪沙》云：“谁道飘零不可怜。旧游时节好花天。断肠人去自今年。一片晕红疑著雨，晚风吹掠鬓云偏。倩魂消尽夕阳前。”盖忆香严词有感作也。王俨斋以为柔情一续，能令九转肠回，虽山抹微云君，不能道也。（《词苑丛谈》）

金粟顾梁汾舍人，风神俊朗，大似过江人物。无锡严荪友诗：“瞳瞳晓日风城开，才是仙郎下直回。绛蜡未消封诏罢，满身清露落宫槐。”其标格如许。画《侧帽投壶图》，长白成容若题《贺新凉》一阕于上，词旨嵌崎磊落，不啻坡老、稼秆。都下竟相传写，于是教坊歌曲间，无不知有《侧帽词》者。（《词苑丛谈》）

纳兰性德《金缕曲》词云：“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竟逢知己。痛饮狂歌俱未老，向樽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与君些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身后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群须记。”岁丙辰，容若年二十有二，乃一见即恨识予之晚。阅数日，填此曲，为予题照，极感其意，而私讶他生再结语殊不祥，何意竟为乙丑五月之谶也，伤哉。（《弹指词》）

国朝词人辈出，然工为南唐五季诺者，无若纳兰相国明珠子容若持卫。所著《饮水词》，于迦陵小长芦二家外，别立一帜。其古今体诗亦温雅。本名成德，乾隆中奉旨改性德。登康熙十二年进士。时相国方贵盛，顾以待卫用，趋走螭头豹尾间，年未四十，遽亡。后相国被罢黜，待卫之墓拱矣。往见蒋氏《词选》录吴兴女史沈御婵宛《选梦词》，谓是待卫妾。其《菩萨蛮》云：“雁书蝶梦都成杳。云窗月户人声悄。记得画楼东，归骢系月中。醒来灯未灭。心事和谁说。只有旧罗裳。偷沾泪两行。”闺中有此姬人，而词中无一语术及，味词意，颇怨抑也。（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十七）

余德水（金）云：容若，大学士明珠子，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十九成进士，（康熙癸丑）二十二授侍卫，拥书万卷，萧然自娱，人不知为宰相子也，。《熙朝新语》丁药园云：容若填词，多于马上尊前得之。吴园次序《饮水词》末云：非慧男子不能善愁，唯古诗人乃云可怨，公言性吾独言情，多读书必先读曲。嗟乎，若容若者，所谓翩翩浊世佳公子矣。亡友芑川最爱此词，尝手录数十阕，并以《百字令》题其后。有云：“为甚麟阁佳儿，虎门贵客，遁入愁城里。此事不关穷达也，生就肝肠尔尔。”既教谕台阳，携以渡海，辛亥之乱，勤劳殁王事，其棺附舟南下，中途遇盗，遗稿秘钞，俱付之洪涛巨浸中，悲夫！芑川又素爱李后主，每读其词，辄太息。尝与余立题他咏，余颇訾南唐之失政，芑川见之，愠曰：“若此多情人，岂可不从末减乎。”乃以自填《黄金缕》示予曰：“重瞳又见江南李。垓下悲歌，变出柔肠里。懊恼小楼风又起。天涯何处黄花水。撮襟题遍澄心纸。好个翰林，可惜为天子。流水落花春去矣。断肠犹说鸳鸯寺。”组织往事，意在言表，真咏古之妙则，甚愧余之褊且腐也，牵连书之，以俟后之续《词苑丛谈》者。容若所著，又有《大易集成粹言》八十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通志堂集》二十卷。

国初诸老之词，论不胜论。而最著者，除吴、王、朱、陈之外，莫如棠村。秋岳、南溪、珂雪、纨香、华峰、饮水、羡门、秋水、符曾、分虎、晋贤、覃九、蘅圃、松坪、西堂、莘野、紫纶、奕山诸家，分道扬镳，各树一帜。而饮水、羡门、符曾、分虎，尤为杰出。（陈廷焯《词坛丛话》）

容若《饮水词》，在国初亦推作手，较《东白堂词》（佟世南撰）似更闲雅。然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余所赏者，惟《临江仙～寒柳》第一阕，及《天仙子～渌水亭秋夜》、《酒泉子》（谢却荼蘼）一篇，三篇耳，余俱平衍。又《菩萨蛮》云：“杨柳乍发丝。故园春尽时，”亦凄惋，亦闲丽，颇似飞卿语，惜通篇不称。又《太常引》云：“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亦颇凄然意境已落第二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

容若《饮水词》，才力不足。合者得五代人凄惋之意。余最爱其《临江仙～寒柳》云：“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言中有物，几令人感激涕零。容若词亦以此篇为压卷。（同上）

在明以来，词家数据推湘真第一，饮水次之。其年、竹宅、樊榭、频伽，尚非上乘。（谭献《复堂词话》）

戴园独居，育本朝人词，消然于钱葆分、沈橘声，以为犹有黍离之伤也。蒋京少选《瑶华集》，兼及云间三子。周稚圭有言：“成容若、欧、晏之流，未足以当李重光。”然则重光后身，惟卧子足以当之。（同上）

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珂谨按：即蒋春霖著）。固清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三家是词人之词。（同上）

依声之学，国朝为盛，竹宅、其年、容若鼎足词坛。陈天才艳发，辞风横溢。朱严密精审，造诣高秀。容若《饮水》一卷，《侧帽》数章，为词家正声。散璧零玑，字字可宝。杨蓉裳称其骚情古调，侠肠俊骨，隐隐奕奕，流露于毫褚间，玉津少年所为《铁笛词》一卷，刻羽调商，每逢凄风暗雨、凉月三星，曼声长吟，时恨不与容若同时耳。（胡薇元《岁寒居词话》）

容若《太常引》词云：“梦也不分明，又何必催教梦醒。”竹宅《沁园春》词云：“沉吟久，怕重来不见，见又魂消。”二词缠绵往复，郭子玄何必减庚子嵩。（同上）

“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黄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王国维〈人间词话〉）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同上）

容若与顾梁汾交谊甚深，词亦齐名，而梁汾稍不逮容若，论者曰失之脆。（同上）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道明禅师答庐行者语，见《五灯会元》。纳兰容若诗词命名本此。（同上）

梁汾营救汉槎事，词家纪载綦详。惟〈梁溪诗钞～小传〉注：“兆骞既入关，过纳兰成德所，见斋壁大书：‘顾梁汾为吴汉槎屈膝处’，不禁大恸。”云云，此说他书未载。昔人交谊之重如此。又〈宜兴志～侨寓传〉：“梁汾尝访陈其年于邑中，泊舟蛟桥下。吟词至得意处，狂喜，失足堕河，一时传为佳话。”说亦仅见，亟附著之。（同上）

国容若《梦江南》云：“新来好，唱得虎头词。一片冷香惟有梦，分清瘦更无诗。标格早梅知。”即以梁汾咏梅句喻梁汾词。赏会若斯，岂易得之并世。（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一）

寒酸语，不可作，即愁苦之音，亦以华贵出之，饮水词人，所以重光后身也。（蕙风词话附录～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

作词至于成就，良非易言。即成就之中，亦犹有辨。其或绝少襟抱，无当高格，而又自满足，不善变。不知门径之非，何论堂奥。然而从事于斯，历年多，功候到，成就其所成就，不得谓非专家。凡成就者，非必较优于未成就者。若纳兰容若，未成就者也，年龄限之矣。若厉太鸿，何止成就而已，且浙派之行先河矣。

绝少襟抱，非当高格，又自满足，不善变，不知门径之非，乾嘉时此类词甚多。盖乾嘉人学乾嘉词者，不得谓之有成就，尤不得谓之专家，况氏持论过恕。其下以纳兰容若、厉太鸿为喻，则又太刻。浙派词宗姜、张，学姜、张自有门径，自有堂奥，姜、张之格，亦不得谓非高格，不过与周、吴宗派异，其堂奥之大小不同耳。（同上）

顾梁汾登黄鹤楼赋《大江东去》末云：等闲孤负第三层上风月。附注云：呜呼！容若已矣！忆桑榆墅有三层小楼，容若与余乘月去梯，中夜对谈处也。因寓此调，落句及之。（《弹指词》卷下、张任政《纳兰性德年谱·丛录》）

姜西溟跋《同集书》后：往年容若招余与荪友、梁汾集《花间》、《草堂》，剧论文史，摩挲书画云云。而梁汾晚年于端文公祠后，构室三槛，南窗对惠山，颜曰花间草堂，其倦倦于者游如此。（毛际可《安序堂文钞》卷十四《花间草堂笔记》）

姜西溟跋《同集书》后：往年容若招予往龙华僧舍，日与荪友、梁汾诸子集《花间》、《草堂》，剧论文史，摩挲书画，于时禹子尚基亦间来同此风味也。自后改葺《通志堂》，数人者复晨夕相对，几案陈设，尤极精丽，而主人不可复作矣。荪友已前出国门，梁汾羁栖荒寓，行一年所，今亦将妻子归矣。落魂而留者，惟予与尚基耳。阅荪友、容若此书，不胜聚散存殁之感！而予于容若之死，尤多慨心者，不独以区区朋游之好而已也。此殆有难为不知者言者。若余书偶然涉笔，不知尚基何缘收此，然亦足以见姓名于其间，志一时之胜慨云尔（四库本《湛园未定稿》卷八）

余旧有《菊庄词》为吴孝廉汉槎在宁古塔寄至朝鲜，有东国会宁都护府记官仇元吉题余词云：中朝买得菊庄词，读罢烟霞照海湄。北宁风流何处是，一声铁笛起相思。故王阮亭先生有新传春雪咏，蛮缴织弓衣之句。益都相国冯公有记载三长衿虎观，风流一调动鸡quot；之名。皆一时实录也。同时有以成容若《侧帽词》、顾梁汾《弹指词》寄朝鲜者，朝鲜人有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句，惜全首不传。（徐轨《词苑丛谈》卷五）

阮葵生《茶舍客话》所载有吴汉槎戍宁古塔，行笥携《菊庄》、《侧帽》、《弹指》三词之语。按汉槎出塞，容若年仅五岁，安有携其《侧帽词》之理？徐轨《词苑丛谈》则云：有以成容若《侧帽词》、顾梁汾《弹指词》寄朝鲜。则非汉槎携去明矣。《茶余客话》又云：有朝鲜使臣仇元吉、徐良畸以一饼金购去。《词苑丛谈》则云：寄至朝鲜，此篇系徐氏记载本人事实，当无不确，特录之以正阮氏之误。（同上）

纳兰小令，丰神迥绝，学后主未能至，清丽芊绵似易安而已。悼亡诸作，脍炙人口。尤工写塞外荒寒之景，殆扈从时所身历，故言这亲切如此。其慢词则凡近拖沓，远不如其小令，岂词才所限欤。（蔡嵩云《柯亭词论》）

纳兰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之约，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容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宿因。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奉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游泳衣，居然入宫，果得一见彼姝，而宫禁森严，竟如汉武帝重见李夫人故事，始终无由通一词，怅然而去。（蒋瑞藻《小说考证》引《海沤闲话》）

清初词家，尤以纳兰性德为最胜。……集中令词妙制极多，而慢词则非擅，偶学苏辛，未脱形迹。周之琦云：“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令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残唐坠绪绝而复续，第其品格，殆叔原、方回之亚。”（王易《词曲史》）

人谓其出于《花间》及小山、稼轩，乃仅以词学之渊源与功力言之，至其不朽处，固不在于此也。梁佩兰祭先生文曰：“黄金如土，惟义是赴。见才必怜，见贤必慕，生平至性，固结于君亲，举以待人，无事不真。”夫梁氏可谓知先生者矣。先生之待人也以真，其所为词，亦正得一真安，此其所以冠一代排余子也。同时之以词名家者如朱彝尊、陈维崧辈，非皆不工，只是欠一真切耳。（张任正《纳兰性德年谱～自序》）

先生笃友谊，生平挚友如严绳孙、顾贞观、朱彝尊、姜宸英辈，初皆不过布衣，而先生固已早登科第，虚己纳交，竭至诚，倾肺腑。又凡士之走京师，失路者，必亲访慰藉；及邀寓其家，每不忍辞去，间有经是之别，书札、诗、词之寄甚频。……惟时朝野满汉种族之见甚深，而先生友俱江南人，且皆坎霜失意之士，惟先生能知之，复同情之，而交谊益以笃。（同上）

《饮水词》“西郊冯氏园看海棠，因忆香严词有感”。《浣溪纱》一阕，有“旧游时节好花天，断肠人去自今年”之句。按龚之麓有《香严斋所著词》曰：香严词龚尝有《蓦山溪》“重来门巷，尽日尺红雨”二句，为当时所传诵。观容若此词，似不胜重来之感。云忆《香严词》未知何指，《通志堂集》原本复将此删去，王俨斋谓为“柔情一缕，能另九转肠回，虽山抹微云君，不能道也。”（张任政《纳兰性德年谱~丛录》）

《采难能可贵子》云：“谢家庭院残更立，燕语雕梁，月度银墙，不辨花丛那辨香。此情已自成追忆，零落鸳鸯，雨歇微凉，十一年前梦一场。”后之读此词者无不疑及与悼亡有关，并引推证其悼亡年月。余近读梁汾《弹指词》有和前韵一首，词云：“分明抹丽开时候，琴静东厢，天样红墙，只隔花枝不隔香。檀痕约枕双心字，睡损鸳鸯，孤负新闵，淡月疏棂梦一场。”观上二首，咏事则之，句意又多相似，如谓容若词为悼亡妻作，则闺阁中事，岂梁汾所得言之。（同上）

陈其年《湖海楼词》卷一有《点绛唇》和成容若韵。卷十九《金缕曲》赠成容若，词云：“丹凤城南路，看纷纷崔庐门第，邹枚诗赋。独炙鹅笙潜趁拍，花下酒边闲谱。已吟到最销魂处。不值一钱张三影，尽旁人拍手挪揄汝。何至作，温韦语。总然不信填词笺误。忆平生几枝红豆，江南春暮。昨夜知音才握手，笛里飘零曾诉。长太息钟期难遇。斜插侍中貂更好，箭骨鸣从猎回中去。堂堂甚，为君舞。“（同上）

吴天章《莲洋集》卷十一《题楞伽出塞图》五古云：“出关塞草白，立马心独伤。秋风吹雁影，天际正茫茫。岂念衣裳薄，还掠鬓发苍。金闺千里月，中夜拂流黄。”按容若号楞伽山人。又观其送顾梁汾诗云：“故人零落怅何之，犹把楞伽幼妇词。”是必指容若矣。《饮水词》有“自题小照”《太常引》二阕，第一首上半截云：“西风乍起峭寒生，惊雁避移营，千里暮云平。休回首，长亭短亭。”似出塞之音也。（同上）

渌水亭与唐实君话旧：“镜里清光落槛前，水风凉逼鹭鸶肩。菰蒲放鸭空滩雨，杨柳骑牛隔浦烟。双眼乍疑入画同樽相属话归田。江湖词客今星散，冷落池亭近十年。”（查慎行《敬业堂集》）

吴天章送顾梁汾南归云：“谷帘泉好曾参谒，夜合花开罢赋诗。金马才名狂客散，斜川风景酒人知。”盖伤乙丑五月事也。（《莲洋集》卷十一）

最擅小令，誉其为清代令词之冠亦不为过。其长调亦情辞俱美，格韵高远，难然未如小令之独步一时。容若为纯情词人，词以情取胜。纳兰词内容比较单薄，基本上局限在个人抒情的狭小天地里，爱情、友情、乡情等。范围既狭窄，纳兰词之影响面广、感人程度深，固然有赖其艺术，更重要的在于它具有一种内美----感情真挚正是这种内美，使纳兰词生命之树长青。（许宗元《中国词史》）

纳兰词艺术性极强，有有四个主要特色。其一，作为婉约名家，融浓重的感伤情绪于清新婉丽之中，是他的艺术个性。它同时具有雄健郁勃之风，如《金缕曲-赠梁汾》，曾得徐轨佳评：“词皆嵌崎磊落，不啻坡老、稼轩。”（《词苑丛谈》）其二，擅长白描手法。纳兰词均不事雕饰，纯任性灵。其三，追求并达到骚雅、高古的意境。其四，语言自然、生动，语出丹田，如出水芙蓉。（许宗元《中国词史》）

毛泽东批语：纳兰《江城子-咏史》“巫嵩之类”；《蝶恋花-出塞》“看出兴亡”；《菩萨蛮》（问君何事轻别离）（催花未歇花奴鼓）（晶帘一片伤心白）（乌丝画作回纹纸）“悼亡”；《清平乐》（风鬟雨鬓）“赠女友”；《临江仙－寒柳》“悼亡”。（《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

樊志原：

词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即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徵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难期诸流俗欤！余与静安，君夙持此论。

录自《人间词乙稿序》

费念慈：

伯羲书来云，纳兰容若词中，如斜日十三陵下过，新丰猎骑等语，颇疑容若以开国功苗，不应有此。不知容若为金台什嫡曾孙，金台什据有叶赫，俨然雄国，以效节于明，胜朝忠裔，遂有家国飘摇之感。属弟为文记之，付刻新刊本后（许益斋所刻）。弟不得金台什事始末，便中幸检书示我，但颇不易著笔也！

录自《艺风堂友朋书札》第四十二通

文廷式：

沈洪生学士《洪崖词》有《挽成容若侍中》四首，词调《满江红》。其第三首起处云：内殿春晴，给笔札金门奏赋。凌云气，至尊亲赏，文场独步。盖当时侍卫多工笔札，每和御制，有以次改官者，《饮水集》中如徐阁学某、朱御史某皆是，亦间载一二矣。其第四首颇沉著，录之：骏马台边，更别筑翘材高馆。勤吐握，孔融坐上，宾朋常满。寄远争投青玉案，分题竞涤红丝砚。算芙蓉渌水卫军池，今重见。南皮会，西园宴；张融尘，袁宏扇。笑臣饥索米，几回游衍？鱼鸟无依山海竭，芝兰空叹泉台掩。筮巫咸楚些漫招魂，归来晚。容若当时爱贤礼士，物论归之。康熙初年，维持文物之功，定当指数，不独词章清越足示方来也。曝书亭挽诗云：迹扫孤生竹，枝摧半死桐，自今观物化，不诋释门空。亦极沉痛，非泛常语。

录自《文廷式集·笔记上》

康有为：

《饮水》、《侧帽》，庶几乎清水出芙蓉矣，然杂于宋元焉。

录自《江山万里楼词钞序》

梁启超：

容若小词，直追李主。其刻《通志堂九经解》，为经学家津逮。此书为随手札记之作。其纪地胜摭史实，多有佳趣；偶评政俗人物，见地亦超绝；诗文评益精到，盖有所自得也。卷末论释老，可谓明通。其言曰一家人相聚，只说得一家话，自许英杰，不自知孤陋也，可谓僧儒辟异端者当头一棒。翩翩一浊世公子，有此器识，且出自满洲，岂不异哉！使永其年，恐清儒皆须让此君出一头地也。戊午八月，病中读竟记。

录自《饮冰室书跋·成容若〈渌水亭杂识〉》

陈乃文：

词自南宋以还，蹶而不振也久矣。元明诸老，气困于雕琢，嘉道而还，竟竭于模拟；其异军突出，独标一帜者，窃惟纳兰侍卫耳。侍卫之词，遥情逸韵，一唱三叹，论者以重光后身称之，二百年来无人与之颉颃。

录自《王国维词新释辑评》

吴梅：

容若小令，凄惋不可卒读，顾梁汾、陈其年皆低首交称之。究其所指，洵足追美南唐二主。清初小令之工，无有过于容若者矣。同时佟世南有《东白堂词》，较容若略逊。而意境之深厚，措词之显豁，亦可与容若相勒。然如《临江仙·寒柳》、《天仙子·渌水亭秋夜》、《酒泉子·荼蘼谢后作》，非容若不能作也，又《菩萨蛮》云：“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凄婉闲丽，较驿桥春雨，更进一层，或谓容若是李煜转生，殆专论其词也，承平宿卫，又得通儒为师，搜辑旧籍，刊布艺林，其志尚自足千古。岂独琢词之工已哉。录自《吴梅讲词》

古代通常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

经部收录了儒家的“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

古代图书分类的发展

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

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

—经史子集

我国古籍目录数量多、种类多，内容极其丰富。如果从目录编制的体例看，大致可分如下三种：

第一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解题又叫叙录或提要。它的作用是叙述作者生平，概括全书大旨，品题得失，考辨讹谬。这种既有序又有解题的目录，不仅剖析学术流别，而且提要钩玄、举其大旨、“故虽书有亡失，而后之学者览其目录，犹可想见全书之本末”（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四十四），因此在学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历来被学者们所推重。流传至今的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种解题目录始于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到宋代时已趋于成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标志；而清代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加完善，成为解题目录的集大成者。

第二种，部类前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无解题。这种目录，价值在于小序。小序条辨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家之学，使人得以由委溯源，考辨学术源流。流传至今者，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

第三种，只记书名，无小序、解题。如宋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唐以下各史《经籍志》、《艺文志》，以及一些私人藏书目。郑樵《通志·艺文略》的宗旨是：“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郑樵《通志．校雠略》）。郑樵反对每书之下必有解题，认为这是“泛释无义”、“文繁无用”，主张从目录的分类来体现学术源流的本末先后。他排斥目录中的解题，未免失之偏颇，但他所编《艺文略》，分类之间剖析流别，秩然有序，确实体现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这一原则。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令其门径秩然”（《书目答问》略例），其编排之法与郑樵的原则相吻合。因而在只记书名的目录当中，《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为人们所重视，具有一定的价值。

由此可见，考辨学术源流是我国目录学的正宗及优良传统。

此外，从目录的形成及目录的体制看，又可分为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等三种。

第一种官修目录，这种目录是在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制成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权趋于巩固、国家安定的情况下，往往着手整理文化典籍，当然也为了对人民实行思想统治。从汉代至清代，历代王朝大都搜集天下遗书、编制全国性的综合目录。这种目录由于是政府组织编修，因而无论人员的配备，还是书籍资料的搜集，都雄厚而充实，特点是书籍著录完备，包罗宏富。如《群书四部录》（唐开元初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但由于成于众手，往往失于疏漏，这是一个缺点。

第二种史志目录，这种目录是历代史官在修史时，根据同时期的国家藏书修成的。目的是记一代藏书之盛，把一个时代的学术文化情况作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记录下来，和正史一同流传。自从班固首创《汉书·艺文志》，开了正史中记载目录的先例，历代修史者相沿不绝。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从汉代到清代，史志目录一直是我国目录学发展史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可据以考见一代学术源流及典籍的存亡，在历代官修目录大部分佚失的情况下，同史书一同流传下来的历代史志目录就更显得珍贵了。

第三种私人藏书目录，这种书目是以私人藏书为基础编制的。限于各方面的力量，它不如官修目录的完备、宏富，但它可以补官修目录及史志目录之阙，特别是私人所著的解题目录，在补阙这一点上尤其重要，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这两部目录著录的书籍，后来大多佚失；但由于这两部目录都有解题，因而“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考核异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考证之所必资”的重要目录。

我国古代目录的种类，如果从它的性质上看，也可以分为三种，即综合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

第一种综合目录最为常见，一般都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分类。历代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录、通常都属于综合目录。

第二种专科目录是伴随着科学文化的逐步发展，适应人们对某一学科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的要求而产生的专业性目录。我国最早的专科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的《兵录》。后来，与历代学术的兴盛相适应，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专科目录。汉魏以来，文学开始繁荣。晋初产生了荀勗的《杂撰文章家集叙》、挚虞的《文章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盛行，由于我国有儒家独尊的传统，佛教仍被视为异端，佛经在目录中没有地位，这反而促使佛经目录向专门化发展。晋代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齐梁间释僧祐的《出三藏记集》，都有一定的价值。史籍目录兴起于唐代，金石学目录源于宋代，时代愈晚，专科目录愈多，也愈加专精。如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都是质量较高的好目录。

第三种特种目录是性质特别而又不限于一科的目录。如丛书目录，目前最完善而使用又方便的是上海图书馆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禁书目录，有陈乃乾所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版本目录，有清代钱曾《读书敏求记》、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敦煌写本目录，有商务印书馆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目前最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另外还有地方志目录、善本目录、词曲目录、辨伪目录等等。

如果我们熟悉并且掌握各种目录的不同性质及其特点，在学习、研究、整理古代典籍的过程中，将会心中有数，目标明确，驰骋自如。

书名:书林藻鉴 书林纪事

ISBN:750101483

作者: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定价:40

页数:0

出版日期:2003-12-1

版次:

开本:16开

包装:

简介:先君所撰《书林藻鉴》十二卷、《书林纪事》四卷,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初次付梓在一九三五年,翌年又印行了一次,此后遂绝版,迄今已四十五年了。《书林藻鉴》是一部历代书法评论资料汇编,按时代顺序和人物编次。上起传说仓颉造字的时代,下止清沫,共收人物二千八百一十七人。引用文献除大量文集与方志以外,尚列三百六十七种,可见搜辑之详备。在每一朝代之前,都有一篇绪论,对各朝书法的进行综合的分析与评论,并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因此,这不仅仅是一部资料书,同时也是一部书法史。《书林纪事》是编辑《藻鉴》时的副产品。这部书搜辑了有关书法家的掌故史实七百余则,亦按时代和人物编次。《藻鉴》和《纪事》实际上可视为一部著作的两个组成部分,对于书法史研究者、书法评鉴家、书法家和一般书法爱好者来说,是同样需要的读物。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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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纪事 [普通古籍] : 四卷 / 马宗霍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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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书林纪事 [普通古籍] : 四卷 / 马宗霍撰

ISBN：(线装)

作者：马宗霍 撰

出版社：上海 : 商务印书馆

年份：民国24年（1935）

页数和开本：1册

丛编项：

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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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普通古籍

中图分类号：普通古籍

一般附注：

内容简介：

　　尚书

　　尚书最初是掌管文书奏章的官员。隋代始没六部，唐代确定六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如《张衡传》：“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再如大书法家颜真卿曾任吏部尚书，诗人白居易曾任刑部尚书，，史可法曾任兵部尚书。

　　<尚书> 也称<书经>,是战国以前流传下来的一批古代历史记录其中所记大多是有关政治的一些言论和史事,有的出于当时史官的记录,有些是根据史料的追述因它是上古之书,所以称为<尚书>(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尚书》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西汉初存28篇，因用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抄写，称《今文尚书》。另有相传在汉武帝时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较《今文尚书》多16篇）。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和编本。

　　参考资料

　　尚书第三

　　作者：朱自清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记言大部分照说的话写下了，虽然也须略加剪裁，但是尽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记事需要化自称为他称，剪裁也难，费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①，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数，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的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干净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的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满不是的。成帝便将张霸下在狱里，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到朝廷上去。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了。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才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便用的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更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辩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的劳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该分别的看。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这么着，《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注释

　　①“雅言”见《论语·述而》。

　　②《说文》言部：“谟，议谋也”。

　　③《说文》书部：“书，著也。”

　　④《论衡·正说篇》。

　　⑤《劝学篇》。

　　⑥裴骃《史记集解》引张晏曰：“伏生名胜，《伏氏碑》云。”

　　⑦《论衡·正说篇》。

　　⑧《汉书》本传。

　　⑨语见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上。

　　⑩《后汉书·杨伦传》。

　　⑾《家语》托名孔安国，《孔丛子》托名孔鲋。

　　⑿桓谭《新论》作五十八，《汉书·艺文志》自注作五十七。

　　⒀见真德秀《大学衍义》。所谓十六字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伪《大禹谟》里，是舜对禹的话。

　　⒁以上引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辩》第二册）。

　　⒂《晋书·荀崧传》。

　　⒃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四。

　　⒄见《朱子语类》七十八。

　　（朱自清《经典常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三家诗的佚失

《诗》是我国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陆续产生的诗歌的总集，包括西周以来的庙堂祭祀诗、朝会宴享诗以及各国民歌等。春秋末年孔子对《诗》进行整理，使它成为儒家“六经”之一，后人称《诗经》。秦始皇时焚书坑儒，《诗经》也在被焚之列，险遭毁灭。

汉初，统治者认识到了儒教对巩固封建政治的作用。惠帝时废挟书律开书禁，朝廷派人搜求并写录古籍，一些先秦古籍陆续被发掘。最早出现的经籍是儒生们在口耳相传中传下来的，朝廷立官学传授，整理出写本，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称今文经。今文《诗经》由于传授者和搜集者的地区和时间不同，又由于在过去口耳相传中记忆差异或口音不清，因而出现鲁、齐、韩三家抄本，其中文句和解释互有差异。后来在孔府的夹壁中又发现了一些经籍，用篆文书写，称古文经。古文经开始时不受统治者重视，由私学传授。古文《诗经》由于经过毛苌、毛亨的整理，故称毛诗。

西汉时，三家诗一直居于正统，而毛诗处于被压抑的地位。东汉前期，今古文两派继续斗争，但古文经学简明易学，没有穿凿附会的迷信成份，影响扩大，章帝时取得了公开传授的地位。到东汉末年，郑玄为毛亨的《毛诗训诂传》作笺注，以毛诗为本，笺注中也采用了一些三家诗说，实现了《诗经》研究中今古文经学的融合。郑笺一出，确立了毛诗的正统地位，三家诗从此渐渐亡佚。齐诗由于内容空虚，章句烦琐，东汉末便已亡佚。鲁诗著作在西晋失传，仅存二百余字的残碑一块。韩诗多流传于燕赵地区，到北宋才亡佚，现仅存《韩诗外传》，已不是传诗人韩婴原著。

从南宋开始就有学者开始搜辑三家诗的佚文、遗说，南宋末年王应麟的《诗考》是开山著作，明代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继续有所搜获。清代考据学盛行，范家相、丁晏等人先后补辑《诗考》，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已经搜辑寻遍五书。王先谦著的《三家诗义集疏》，是搜辑三家诗遗说的集大成著作，凡古籍中引录的三家诗遗说都已辑录。

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基本上都是毛诗系统。三家诗保留了和毛诗不同的文字、读法，文字训诂和内容解释也有很大不同，为我们研究《诗经》、洞悉《诗经》全貌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不管后人作了多少辑佚工作，佚失的依然是太多了。

《玉函山房辑佚书》凡五百八十余种，为卷六百有奇，吾乡马竹吾先生之所辑也。先生悯今世学者不见古籍，乃徧校唐以前诸儒撰述，其名氏篇第列于史志及他书可考者，广引博徵，自群经注疏、音义，旁及史传、类书，片辞只字，罔弗搜辑，分经、史、诸子为三编，又各因所得多少为卷，作序录以冠于篇。六百卷内，惟《经编》为稍全，《史编》则所得仅八卷，《子编》自儒家、农家外俱无目，颠倒舛错，漫无条理。盖当时随编随刊，书未成而先生卒，故其体例未能画一也。余得其书，乃参校汉、隋、唐《志》，补为目录如次，因为之序曰：

昔孔子没而大道微，汉兴六艺，仅得于焚灭之余，学者各以闻见相授受，专立门户，各抱一经，历东汉、魏、晋，诸儒迭出其所为书，若传、注、笺、解、训、故之类，愈辨而愈不胜其繁焉。六经支流，衍为诸子，纷然肴乱，各自为书，虽究其所蔽，好恶乖方，然博识多闻，苟或一言可采，则君子犹存之而弗废也。

自汉时刘歆、班固录书，序六艺为九种，历代因之，史官列有《经籍》、《艺文》，大率叙其篇次存亡以备稽考。当隋、唐之世，古籍犹未尽湮，然唐人为诸经定义疏，仅存汉注，所兼采者南北数十家外，诸儒略存梗概而已。《隋志》修于唐初，所著录汉儒旧籍，视班书篇目十已亡其六七，其幸而存者魏晋诸子，卷数虽繁，然有其名而无其书者尤多也。盖自书遭秦火至隋，而已更五厄，及其后凋零磨灭，不可胜数，非夫笃信好学、深耆先圣之道者，岂能独为是旁搜远绍哉！

我朝文教昌明，远迈前代。乾隆时启秘书之馆，诏在事诸臣，即《永乐大典》中编辑世所未见书多至二百七十部，好古之士欣然向风，于是海内佚书稍稍复聚。百余年来，学者务为搜敡，如《皇清经解》中诸家所辑古义，彬彬乎称极盛焉！

竹吾先生家贫好学，自为秀才时，每见异书，手自抄录；及成进士，为县令，廉俸所入，悉以购书，所积至五万七千余卷。簿书之暇，殚心搜讨，不遗余力；晚归林下，犹复矻矻孜孜，纂辑无虚日，其津逮后学之心，可谓勤矣！先生没后，板归章丘李氏，已有散失，稚玉驾部印行数十部，其书始显于世。既而求者日多，丁中丞稚璜、文中丞质夫先后为补刊，其残缺若干篇，而有目无书者尚少四十余种；其散见各序中所谓已有著录者，如陆希声《周易传》、刘向《洪范五行传记》、刘歆《洪范五行传》、卫宏《尚文训旨》、李轨《尚书音》、孙毓《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蒋济《郊邱议》、干宝《司徒仪注》、杨泉《物理论》凡九种，亦皆不存，为仍其目，以待后之博学君子蒐补焉。

先生自著书有《目耕帖》三十一卷，皆编辑经训时所札记，起《周易》至《周礼》，以附是书之后。

同治十有三年秋九月后学匡源谨序于泺源讲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