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学·《梦溪笔谈》的学术价值、研究·植物学及医药学

沈括对于动、植物也很注意研究，特别是在药用植物方面的知识更为广博，这又因为他精于医学，并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他亲自实践或根据传闻，作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在《笔谈》中对动、植物的地理分布，形态描述和气候影响及分类;生物的生理、生态现象，药用植物的药理作用;生物防治、人体解剖学、古生物学等方面作了大量的详实记录。故清代本草学家赵学敏说： “敏按存中所言，则以的实可据。”( 《本草纲目拾遗》卷首 “正误”)

此外，在《良方》中，沈括记载了秋石 (性激素)等的制备方法。在《梦溪忘怀录》中，则有竹子、地黄、黄精等经济作物与药用植物的栽培经验的总结，以及民间“脱果法”的原始记载。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度内，沈括对成长中的生物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如《笔谈》第381条，把长吻鳄与扬子鳄在形态上加以区别，并指出了卵生的特点。但有些材料得之传闻，遂有以为鳄鱼卵能孵出别的动物来之误，此条以及车渠(第399条)、甘草(第491条)、枸杞(第488条)和莽草(第583条)等条，对动、植物形态的描述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对推动我国动、植物形态学和分类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沈括以 山鹧的生动例子(第226条)进一步推出“此以所养移其性也”的道理，说明了动物的许多习性与生活环境有关，是可以改变的;人工可以影响这种变化。反映了朴素的物种变异的思想 (《梦溪笔谈》译注〔自然科学部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206页)。

《笔谈》第443条，沈括详细描述庆州农民利用步行虫防治害虫(粘虫)的经验，自然界存在着生物相互制约的因素，现代采用人工的方法，饲养、繁殖某些害虫的天敌，用来防治害虫，避免农药对环境的污染，沈括可谓先行者。

第485条，沈括阐述药物须适时采收，实际上同时阐明了地势、植物种性、气温、土壤、耕作措施等各种因素对植物生长发育所起的影响，是一篇重要的植物生理生态和药材学论文。此条后半部分又可视为我国古代物候学的重要文献。第73条，沈括阐述“其性相制”的道理的应用，现代科学已证实，牡桂所含的反式桂皮酸对植物的生长能起抑制作用。是我国至今使用的生物除莠的方法。

如《梦溪忘怀录》“药井”条，用磁石投在狭小的深井中制磁化水，供药用，这是我国古代应用磁化水较早的记载(王锦光、闻人军《沈括的科学成就与贡献》)。具有促使植物根茎发育强壮，以及使老树返老还童的人工方法的“脱果法”，是沈括首次详细记述该法的内容。南宋温革所辑的《分门琐碎录》和元代邹铉《寿亲养老新书》等古籍中均见引录;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九“草木类”“接木法”之说，指的也是“脱果法”。胡道静认为：“这种 ‘返老为童’式的树木栽培学技术，是很值得注意的。”(胡道静《稀见古农书录》，《文物》1963年第3期)

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沈括《良方》“秋石方”之说。现代国际科学界、医学界和生物化学界正将中国古代秋石视为甾体性激素的早期发现来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目前已知的关于秋石的具体制备手续和实际功效的最早记载，就是《苏沈良方》中沈括所述的方法。美国专家认为：“中国人在好几百年以前就已勾划出二十世纪优秀甾体化学家们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所取得的成就。”李约瑟和鲁桂珍博士将其视为一个我们自己时代的自觉的生物化学的辉煌的和有胆量的先行工作(孟乃昌《秋石试议》，《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4期，1982年)。

《笔谈》第225条，是关于“嗓叫子”的记述，证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有试图创造某种器械代替发音器官的设想和努力。“嗓叫子”就是人工喉最原始的雏形。

特别是他经过精心的观察和研究，在第48条阐述了咽、喉的解剖知识及人体消化、吸收的基本情况。在精气学说的体系内，较详细地叙述了食物、药物和空气进入人体以后的运转过程和人体新陈代谢的基本原理，纠正了当时医学界人有三喉等错误观点。但因科学知识水平和自然观的局限，其中也含有一些模糊的认识(王锦光、闻人军《沈括的科学成就与贡献》)。

我国古代药典的记载，名实纷歧，错乱得非常厉害。沈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苦功，《笔谈》里有一整卷，还有《补笔谈》里有相当于一整卷的篇幅，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论述许多种重要生物的形状、名称及性能，使得人们不致因用药错误的原因而枉失生命。他在药学研究上的仁爱精神和工作态度，无疑给予十六世纪我国伟大的药学家李时珍以重大的启发 (胡道静《新校正梦溪笔谈》)。

　　玉体横陈是指北齐后主高纬的宠妃冯小怜，高纬这个变态希望让大臣们与自己分享冯小怜的美，因此让冯小怜不穿衣服躺在朝堂上供大臣们欣赏，自己则收取参观费。

　　玉体横陈：漂亮的女人的身体横卧着。引自商隐的北齐二首里的诗句 “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是对齐后主奢靡之风的直斥和讽喻

　　书名 《桐君采药录》的书名在各种古代文献记载中又可见到有同一书的多种简称。如果将它们的出处分别予以归纳，可以有以下6种方式。

　　《桐君采药录》——这应当是本书的全称。此书名可见于：南北朝·梁·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序（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录》，据1955年群联出版社影印本）、《药总诀》（见：《金陵从书·乙集》）及《辅行诀用药法要》（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据199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影印本）三书中。又可见于《隋书·经籍志·子部·医方》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中。

　　流传概况

　　国内方面

　　《桐君采药录》一书流传到晋代，约4～5世纪顷，曾被陈延之的《小品方》引录有个别内容。

　　迄6世纪顷的梁代陶弘景在其《本草经集注》等著作中均引用了《桐君采药录》（见《本草经集注·序录》：“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据敦煌出土残卷本）。而在约同期的簿录著作《七录》中却记载了“《神农采药经》二卷”的书目，惟此书早佚，其与《桐君采药录》有何关系，抑或同书之异称，已不得知。

　　在公元7世纪的中国隋朝官藏图书编目的《隋书·经籍志》和公元8～9世纪的唐朝官藏图书编目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书中均记载了“《桐君药录》三卷”的书目。

　　公元10世纪中的北宋时期，由政府编修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中不仅直接引用了《桐君采药录》的佚文条，而且还收载了《吴氏本草》中转引的《桐君采药录》多处。

　　在北宋中后时期，即公元12世纪，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医方类》及公元13世纪王应麟的《玉海》（卷六十三）二书中均收载了“《桐君药录》”的书目，惟前书记其为二卷，后书记其为三卷，但此时不知《桐君采药录》是否尚存。

　　惟在公元11世纪中期官修的《（嘉祐）补注神农本草》中，虽也在各药物项内根据《吴普（氏）本草》转引了部分《桐君采药录》的佚文，但同时却明确指出：“《吴氏本草》今广内不复有”（见：《政和本草》或《大观本草》卷一“补注所引书传”），说明《吴氏本草》在当时已经失传了。

　　11世纪末唐慎微在其《证类本草》中，一方面引用陶弘景（即“陶隐居云”）《本草经集注》，并转引了《桐君药录》的部分佚文；另一方面又通过引用《嘉祐本草》（原书作“臣禹锡等谨按”注文）转引了《吴氏本草》中收录的部分《桐君药录》佚文。

　　到了16世纪李时珍撰写的《本草纲目》一书中，再次转引《本草经集注》所引的《桐君药录》佚文，但其文字略有节删。

　　国外方面

　　①日本——《桐君采药录》传入日本的具体时代不详。但公元9世纪末在日本的书目学著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已记有“《桐君药录》二卷”之目（据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转引）。

　　在公元10世纪末丹波康赖的《医心方》一书中有引用《小品方》转引《桐君采药录》的佚文1条，但无直接引录《桐君》之文。

　　到了公元13世纪，在日本惟宗具俊的《医谈抄》及惟宗时俊的《医家千字文》二书中均引录了《桐君（药）录》的同样佚文。

　　②朝鲜——在16世纪初，朝鲜方面由许浚等人撰写的《东医宝鉴》一书的“历代医方”文中记有以下二书书目：“《采药对》，桐君所著。黄帝臣也。《采药别录》，桐君所著。黄帝臣也。”此二书似为《桐君采药录》一书两种不同传本的异称，虽然在《东医宝鉴》中并未引用该书佚文，但不难看出，《桐君采药录》已传入朝鲜，具有很大的影响。

　　流传过程中的变动问题：

　　根据上述可以知道，《桐君采药录》一书的流传过程是从公元1～2世纪至公元10世纪，历代反复传抄与引录业已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而对其后世的多种传本中有无经过被人节删或补充等属于文字变动的问题，虽然尚无足够的证据，但从其佚文的文体风格等特征方面分析，尚存有令人置疑之处。其中如《汉书·艺文志拾补·经方》在其“《桐君采药录》”条中即指出：“《（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桐君录》”佚文有“茶花”一药，“此不知为其本文（或）为后人注文”（据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转引《汉书·艺文志拾补·经方》）

　　又如笔者据北宋中期王尧臣的《崇文总目》所记其当时所见知的图书目录中有：“《采药论》一卷。阙。”此外《通志》与《宋史·艺文志》均载有此目，也未著撰人。又闻浙江天一阁曾藏有抄本，但今也不详。按此书名恰好与《桐君》全书名称中的“采药”二字相符，至于是否系后书的节录改编本，抑或另一相类著作，亦属疑问之列。

　　此外，笔者据相关古籍所辑多条《桐君》佚文所记药物产地的始置时代加以考察时，有以下一些。

　　西阳（县）——见“茗”及“苦菜”条，巴东（县）——见“茗”条，晋陵（县）——见“茗”及“苦菜”条，庐江（县及郡）——见“苦菜”条，临朐（县）——见“薯蓣”条，钟山（县）——见“薯蓣”条，泰山（郡）——见“虎掌”条，宛句（县）——见“虎掌”条。以上各地名开始设置时期均为汉代。

　　武昌（县）——见“茗”及“苦菜”条，广（州）——见“续断”条。以上二地始置时期均为三国吴时。

　　晋熙（县及郡）——见“苦菜”条，上雒（县及郡）——见“占斯”条。以上二地始置时期均为晋代。

　　此外在藁本（芎(艹穷)）条中尚记有“东山”一地，乃隋代时始置县，但后废。或以“东山”为“山东”之倒，而“山东”在战国时期为六国之称，但作为“山东县”则为辽时始置。以上从《桐君》佚文中的地名考察，尚可见到个别汉代以后地名。这种情况和一些传世的《神农本草经》佚文中羼有由其后的《名医别录》混入的某些产地地名的情况颇相类似，说明在其本文中已多少有被人加工的成分。

裘庆元，字吉生，以字行。浙江绍兴人，生于1873年，卒于1947年，享年75岁。 裘吉生是我国中医近代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他早年因罹肺疾，遂矢志学习中医，一面潜心攻读歧黄坟典，一面精心研究各家学说。不多年，造诣日深，医名大振。其时正值西学东渐，废止中医怪论甚嚣尘上，中医事业面临危急存亡之秋，先生毅然以复兴中医为己任，在绍兴创建并主持医学联合会，积极投身中医救亡事业，并与浙江名医何廉臣、曹炳章等创办《绍兴医学月报》，编辑《国医百家丛书》，被世人誉为“浙江三杰”。此后，迁寓杭州，创办三三医社，发行《三三医报》，为振兴中医事业摇旗呐喊。

先生有感于中医学术之荒疏，中医古籍之湮灭，遂呕心沥血，广收博采，常为搜求一书，费时累年，用金数百，从不吝惜，积四十余年，藏书三千余种，名其居为“读有用书楼”。为使这些古籍广为流传，先生于1924年出版刊行了《三三医书》三集，共九十九种医书，其中多为濒于亡佚的孤本善本。裘氏取《礼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及《左传》“三折肱知为良医”之典，遂题名为“三三医书。”所辑内容包括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针灸、本草、方书、医案、医话、医论等各类医著。以明、清两代较有影响、较有代表性的医学著作为主，并收入少数日人所撰的“汉方医学”著作。所辑诸书大多篇幅短小，切于实用。现存初刊本。

嗣后，又从所藏的数千种医书中，精心遴选出数百种，于1936年与上海世界书局商订，出版《珍本医书集成》一、二、三集。当第一集问世后，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其二、三集虽书目已定，未及付刊而被迫中止，致使《珍本医书集成》仅有第一集流传于世，其二、三集无缘获睹，此实为中医界的一大损失。先生一生行医五十余载，活人无算，名震江浙，是一位著名的中医医学家；其结社请愿，创刊办报，为中医救亡事业奔走呼号，堪称中医医事活动家；其广收佚书，精加校雌，整理出版中医古今医籍数百种，又实为中医文献学家。他为近代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珍本医书集成》是裘吉生先生晚年所辑的一部医学巨著，共收古今医书九十种，具有十 分重要的学术与文献价值。先生将九十种医籍分隶十二类，即医经、本草、脉学、伤寒、通、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方书、医案、杂著。这种分类既符合中医的学术特点，又便于后人对中医理法方药的学习与掌握。在每一类书的书目选择上，先生不仅注重珍本、孤本、稿本等珍贵文献的保存，更加注重其学术特点与实用价值。如其在“医经类”中所收的五部医书，不仅是世人少见的孤本，更主要的是这些书反映了从不同角度对《内经》《难经》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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