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选书不挑出版社千万别说你的书读得多，有些图书这么多版本，尤其是译本，不同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质量差别真的可以很大哦。而且价格方面也是有差别的。那么，买书如何挑选出版社呢？下面小编为您推荐学术·社科类、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经典类、商业财经管理类、绘本少儿类哪家出版社好。买书如何挑选出版社

一、学术·社科类

1、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1897年创办于上海。对许多人来说，认识商务印书馆，是因为《新华字典》。

代表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三联书店也是个老牌子了，主要出版学术方面和人文气息浓厚的书。三联出品，必属精品。新知文库、中学生文库都很棒。社科领域，三联仍然是国内响当当的出版品牌，值得信赖。

代表作：《傅雷家书》《我们仨》

3、三辉图书

三辉图书创建于2003年，先后和很多出版社都有合作，十多年来，一直都在坚持出版学术思想领域的作品。

代表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我的凉山兄弟》《天鹅绒监狱》

4、汉唐阳光

汉唐阳光出版了很多好书，像《古拉格：一部历史》《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观念的水位》《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都是这几年比较知名的。

代表作：《观念的水位》

5、中信·见识城邦

中信这几年组建了很多小的出版品牌，见识城邦主要是关注历史方向，托尼·朱特的一些书、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都来自他们家。

代表作：“见识丛书”

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

这也是一个大学出版社，出了很多好书。这两年，他们做了一个“新民说”的品牌，坚守人文性、学术性和思想性，关切历史和当下。

代表作：鲍勃·迪伦诗歌集

7、人民文学出版社

主要出版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典文学，获奖作品也出版的比较多，比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的历届获奖作品也都有出版。

8、中华书局

主要出版大型文献、古籍文献及工具书。主要出版历史类、哲学类、语言文字类及文学类书籍。

9、作家出版社

以中国文学的主流作家为出版依托，出版了大量当代名家名作，巴金、王蒙、季羡林、贾平凹、莫言、余华、金庸、董桥、周汝昌、黄永玉、周国平、毕飞宇、池莉、毕淑敏、张贤亮、曹文轩、韩寒、张悦然等都有代表作品在作家出版社出版。

10、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本着“畅销+长销”的出版理念，活跃于中国文坛的知名作家、诗人、学者，如苏童、余华、余秋雨、二月河、池莉、刘震云、王蒙、王小波、顾城、海子、舒婷、严歌苓、陈忠实、周国平、毕淑敏、刘墉等人的第一本著作或力作均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先后推出了冯小刚、陈鲁豫、王立群、宋鸿兵、白岩松、芮成钢、郭敬明团队、王强、王金战等名人的作品。

11、上海文艺出版社

以中外文艺小说为主，如格非《江南三部曲》、《繁花》、企鹅经典书系等

12、湖南文艺出版社

市场上多见其出版的中外小说、畅销书，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偷影子的人》《生命不息》《遇见未知的自己》等

二、古代文化（学）

1、中华书局

出版学术书，也出版古籍，如今更偏向古籍，有“学术笔记丛刊”等代表作。

2、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身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已出版的《中华学术丛书》《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三、外国文学经典类

1、译林出版社

主要出版面向海外的外文版图书、外语工具书、外语学习教材及学习辅导读物、外国文学作品及外国社科著作、外国文学及语言研究论著等。拥有英、法、德、俄、日等语种较强的编辑力量和年富力强的高水准翻译队伍。

2、上海译文出版社

类似译林

3、南海出版公司

和译林、译文不同的是，南海出版社不仅出版经典外文书籍，更是的拥有众多外国知名作家在大陆发行的独家版权，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等。

4、新星出版社

类似南海

四、商业财经管理类

1、中信出版社

出版内容领域涵盖：经济学、专业财经、管理经典、管理实务、企业与企业家、商业文化、职场励志、社科文化、时尚生活等。

2、机械工业出版社

旗下的“华章”是经管类的优秀品牌

3、电子工业出版社

出版物内容涵盖了信息通信技术的各个分支以及工业技术、经济管理、科普与少儿、社科人文等领域，综合出版能力位居全国出版行业前列。

五、绘本少儿类出版社

1、21世纪出版社

2、明天出版社

3、未来出版社

4、河北教育出版社

5、接力出版社

6、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7、浙江少儿出版社

8、安徽少儿出版社

9、江苏少儿出版社

双边协议

　　我国已与多国签订文物返还双边协议

　　2011年3月11日，美国首都华盛顿外樱花盛开，一场签字仪式正在进行。

　　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与中国驻美大使馆的见证下，14件珍贵的中国文物，结束一年多的“颠沛流离”，正式被返还给中国。

　　这14件文物中不乏珍品：距今约1600年的北魏赤陶马、距今近1500年的北齐石灰佛像、距今1400年的隋代骑士陶马，还有唐代马雕像、宋代菩萨头像等。

　　它们之所以能够归家，要归功于中美之间的一项双边协议。两国于2009年1月签署了合作打击文物走私的谅解备忘录，并加强了信息共享与执法合作。美国还发起了“长城行动”，专门打击走私中国文物来美的不法行为。

　　这14件文物，就是“长城行动”中的成果，由美国执法部门在纽约、阿拉斯加州和新墨西哥州三地查获的。

　　国际社会已制定了一些旨在打击文物犯罪、促进非法流失文物返还的国际条约。如，1954年的《海牙公约》，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简称“1970年公约”），以及1995年通过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和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简称“1995年公约”）等。其中“1970年公约”迄今已有一百多个国家批准加入，是目前最重要的控制文物非法流转的国际公约。

　　多边国际公约影响大，但也有缺点：针对性较差。“多边公约是各方博弈的结果，条文规定大都较抽象，没有溯及力。所以近年来，我国与美国等18个国家签订了关于防止文物非法出入境以及促进文物返还的双边协议，并从美国、澳大利亚、丹麦等国成功实现了多批珍贵文物的返还。”霍政欣介绍。霍政欣多年来聚焦海外流失文物追索工作，是去年中国携手多国发布的《关于保护和返还非法出境的被盗掘文化财产的敦煌宣言》的主要起草人。

　　跨国诉讼

　　历时1年半，五代时期“武士”终归国

　　当协议不成时，则要诉诸法律。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五代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就是经历了一年多惊心动魄的跨国诉讼，才最终回归。

　　2000年初，国家文物局接到了一个消息，美国佳士得拍卖行将在3月拍卖一件中国文物——五代时期节度使王处直墓甬道处被盗的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1994年，一伙盗墓人用炸药和挖竖井的方法盗开了王处直墓，洗劫了随葬品，并将镶嵌在甬道和前室四壁的十块浮雕盗走，其后贩卖到中国香港。六年间，这批文物不知辗转至何方，直到2000年，出现在纽约的中国文物拍卖会上。

　　国家文物局与公安部立刻与美国方面联系，希望其阻止拍卖活动，并将文物返还中国。美国政府同意协助，但需中方提供法律文件和证据证明这件拍品是被盗的文物，比如失窃现场勘察报告、照片、警方立案报告等等。

　　在收到中国方面提供的证据后，纽约州南区美国地方法院于2000年3月21日通知克里斯蒂拍卖行停止对这件拍品的拍卖，同时下达了民事没收令，授权美海关总署纽约中心局没收武士像。一周后，美国海关官员查扣了这件中国文物。

　　不过，拍品委托人辩称此武士浮雕为其祖传文物，已拥有10年以上的历史。对此，河北省出示了包括浮雕与被盗现场遗留痕迹尺寸相同的证据，并出具了考古专家的证明。美国司法部门决定依法起诉这个香港货主，国家文物局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诉讼。

　　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美国司法部门最终做出裁决，将浮雕武士像无偿归还中国政府。2001年5月26日，王处直墓的彩绘石雕武士像返回中国。

　　“法律的诉讼渠道，是不得已但也是很有用很重要的手段。”霍政欣介绍说，在绝大部分国家，诉讼需要一审二审三审，而且受制于当地民法善意取得和取得实效的限制，所以“诉讼耗时耗力”。但诉讼也有其好处，“一旦打起民事诉讼，会对对方尤其是机构和专门从事文物交易的文物商形成很大的压力。他们不仅要应对诉讼，还要面临买卖非法流失文物的信誉下降风险。”

　　巨资回购

　　“竞拍文物会赋予非法流失文物合法性”

　　数据显示，目前国际海外文物的回流，有90%是靠回购，即个人或者机构参与国际市场上的商业拍卖，将文物买回来；我国也成立过流失文物的回购基金会。

　　1957年我国花巨款回购了著名画家韩湟的《五牛图》。2002年国家启动了珍贵文物征集转向资金，并花了2999万元买回了国宝级文物：宋代米芾的《研山铭》手卷，此后又先后花费2亿多元买回了包括战国虎形佩等在内的多件文物。机构和企业、个人也回购过不少文物：上海图书馆1998年花450万元从佳士得拍卖行买回了《翁氏藏书》；保利集团2000年斥巨资买回了圆明园牛首、虎首和猴首三件铜像。

　　但这种方式也引发了争议，并抬高了回购价格。仅以青铜兽首为例，上世纪80年代一只兽首最高成交价也只有25万美元，保利集团2000年回购的牛首、猴首，两个花去了1593万港元；随后一只虎首耗资1544万港元，此后青铜马首的价格飙升至6910万港元。

　　霍政欣对采取回购方式让流失文物回家并不认可。他认为，应该禁止或者至少不鼓励国有机构参与非法流失文物的拍卖，对国有企业回购的行为也不应该提倡。“如果国有文博机构参与非法流失文物的商业拍卖，会给外界留下中国对这些非法流失文物合法性认可的证据，在法律上对今后的追索不利。”霍政欣说，“几年前中国流失的文物在国外拍卖，最后是中国两个机构在竞价。”

　　回赠、谈判

　　互惠安排换回被盗菩萨立像

　　2013年，皮诺家族向中国捐赠了价值连城的青铜鼠首和兔首，热极一时。

　　2000年，中国追索王处直墓彩绘浮雕武士石刻的事情，被纽约的收藏家安思远了解到。他也曾在香港买过一件尺寸相同的武士浮雕，于是他主动联系国家文物局，并将彩色照片寄到中国，请求验证。经比对，这幅浮雕的雕刻手法、彩绘及石料加工与拍品一样，正是一对。经磋商后，安思远同意将这件文物无偿捐赠给中国。

　　但通过这种方式回家的文物，毕竟是少数。

　　除了上述四种方式之外，霍政欣还介绍了一种方式：直接谈判，即我国的文物机构和对方的博物馆等机构谈判。山东博兴县1994年被盗的精美北朝菩萨立像，就是这么回归的。

　　2000年时，国家文物局了解到这尊被盗菩萨像出现在日本美秀博物馆的展览中。

　　“日本当时没有加入这方面的国际公约，而且美秀博物馆提供的证据也表明，当初是善意购得，所以从法律上追回来很难。”霍政欣回忆到，当时国家文物局通过各种渠道和美秀博物馆展开了谈判，而后者也非常希望今后能和中国有更多的文化交流。经过一年左右谈判，美秀博物馆同意把文物无偿地返还给中国。

　　“我们也做了互惠安排，当时美秀博物馆迎来建馆70周年的活动，我们同意其延展纪念，等活动结束后再给我们。”2008年1月，这尊菩萨立像在完成日本7年借展后，终于从日本回归祖国，并入藏山东省博物馆。

　　除此之外，霍政欣介绍说，国外一些国家，如埃及、希腊、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也通过第三方斡旋的方式要回流失文物。他介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关于促进文物返还及归还原属国的政府间委员会，主要是协助两个国家解决现存国际条约没有办法适用情况下，相关文物的权属纠纷问题。

　　各国如何追讨文物？

　　不少文明古国曾经历侵略掠夺，在现代社会之中他们通过努力追回，其中有许多成功的实践。

　　被盗文物

　　对馆长提起刑事诉讼

　　为追回被盗文物，意大利的手段可以说最为严厉。2005年，意大利正式对美国著名博物馆盖蒂博物馆的馆长特鲁厄提起刑事诉讼，指控其购买被**的意大利文物。盖蒂博物馆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博物馆很快解雇了特鲁厄，还花了1600万美元的律师费，和意大利达成协议：将来源有问题的40件博物馆藏品归还给意大利，远超意大利当时所追索的文物数量。此案之后，美国的主要博物馆都“怕了”意大利，次年在没提起刑事诉讼情况下，各大博物馆也纷纷将来源有问题的藏品归还给意大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返还意大利20件文物；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返还意大利13件重要文物……

　　战争损毁

　　抵还等量类似文物

　　欧洲有比较成体系的文物返还实践，一战结束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中明确提到了这一问题，规定德国和奥地利等战败国，必须无条件归还从其他国家劫掠的文物。德国必须在比利时政府提出要求的三个月内，重建在战争中被德国焚毁的鲁汶大学图书馆；对于战争中焚毁的珍贵手稿、图书、地图及其他文物,德国必须依据“以书还书,以手稿还手稿”原则，以同等数量，相同或相类的其他文物相抵还。

　　二战掠夺

　　民间组织发起谈判

　　日本也劫掠了不少朝鲜半岛的文物。1965年日韩签订《日韩基本条约》，双边关系恢复正常化。日本此时向韩国返还了大量文物。韩国民间组织“收回朝鲜王朝实录委员会”同东京大学进行了多次谈判，2006年成功要回了东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韩国古籍朝鲜王朝实录，为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解决二战期间被日本掠夺文物的返还树立了很好的先例。

　　二战后，德国根据法律和协议，归还给了犹太人很多文物；此后美国和苏联又将原属于德国的部分艺术品和文物归还给德国。

　　侵略掠夺

　　租借方式“归还”

　　公元1866年当时的法兰西帝国出兵朝鲜半岛，战败撤退时掠走朝鲜王朝大批外奎章阁图书（奎章阁是朝鲜时代的王宫图书馆，外奎章阁是其分阁）。韩国政府从1991年就开始与法国交涉，要求其归还。但法国称，图书现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已属法国国有财产。1993年法国时任总统密特朗访问韩国。当时韩国要建高铁，法国希望能够为合作创造良好气氛，于是当时密特朗将其中一本书租借给韩国。此后韩国不断谈判，2010年G20峰会在韩国召开，李明博和萨科齐再次谈到了归还古书一事。随后双方签订协议，法国同意把所有外奎章阁图书以租借方式还给韩国，每个租期为5年，到时自动续期，相当于无限期地归还给了韩国。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下专门成立了文物归还管理局。2002年起，埃及通过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博物馆、各大拍卖行以及个人收藏者的沟通、交涉或协商，已从瑞士、美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追回了5500多件流失的文物。2009年,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席宣布，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归还流失的文物以前，埃及将中止与卢浮宫博物馆的一切合作。当年法国文化部就此回应称，法国政府已决定将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古埃及法老时期的5件文物归还给埃及。

书籍非常讲究版本，不同的版本可能存在天壤之别，我们平时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应该深有感触，比如《洛丽塔》和《飞鸟集》，译本繁多，差异甚远。古籍更是如此。古籍版本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只有极少数文献学专家能够掌握，非常幸运的是，49年以后，大陆集中了最优秀的文史人才从事古籍整理，产出了大量成果，使得常见常用古籍成为了普通出版物。

我经常看见网友晒书，其中不乏古籍整理本，但多为一些杂牌出版社的普及本，严格说来，不能作为个人常备书籍。我认为即使作为一名普通读者，不做学问，也应该选择严肃的版本，毕竟阅读古籍并不是一件可以偷懒的事情。纵使不读，摆在家里也不失身份，总比某些人拿出注音版《诗经》装逼要好。

简单来说，可靠的古籍基本都由大陆的专业古籍出版社出版，而绝大部分出自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不过并非这两家出版的所有古籍都是最好的版本，它们也会出一些简体横排的普及本。此外，还有许多古籍经过学者的仔细注释和阐释，已不仅仅是古籍整理，而是学术创作，在出版社的选择上也会多样一些。

在此，我按照“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法罗列一下大家最常用的古籍版本。因为学养浅薄，对国学只能管窥蠡测，我就目力所及进行推荐，手头无书，图书信息多来自豆瓣，不列原著作者姓名，仅列注释、翻译、阐释者之名，如有舛误，请不吝指出。

这套嘉庆年间阮元主持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影印本是目前市面上最为正宗的儒家经典版本，不过即使是研究者看了也不免头疼，大家如有兴趣，可以买回家镇宅。

《春秋》有三传，为《谷梁传》、《公羊传》和《左传》，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读《左传》就足够了。

《中庸》、《大学》篇幅较小，文字也较浅显，看下面这部书就行了。

这本书不是古籍整理本，而是古代刻本的影印本，“四书”采纳的是朱熹的注释本，《大学》、《中庸》可以用这个版本。

另外，据说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近思录》和《传习录》都很不错，鄙人没有翻过，仅供参考。

毋庸置疑，“二十四史”+《清史稿》只能选择中华书局这套经典的点校本，其他版本根本不用考虑。这套大书目前正在重新整理，《史记》、《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已出新版，在装帧上更为精致。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资治通鉴》也只能选择中华书局出版的20册点校本，其中包含胡三省注，2011年重新印制的版本页边距更大、纸张也更好。

高步瀛：《魏晋文举要》，中华书局，1998年

以上是我的推荐，大多可在京东、亚马逊、当当等网站上买到，部分旧书需要到孔夫子旧书网购买。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去读，下功夫读，用“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读。

罗振玉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大焉。先后出版了《敦煌石室遗书》(1909年)、《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1916年)、《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等

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学术颇有贡献，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

罗振玉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

中文名：罗振玉

外文名：LuoZhenyu

别名：式如、叔蕴、叔言

出生地：江苏淮安

出生日期：1866年8月8日

逝世日期：1940年5月14日

职业：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

毕业院校：淮安私塾（今属江苏）

主要成就：“甲骨四堂”之一

代表作品：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殷墟书契、三代吉金文存、高昌壁画精华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1940年），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为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政府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在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搜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集蓼编》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搜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搜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文做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著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著录和未著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设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搜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罗振玉在搜集、研究与传播中国传统学术上的贡献，在近代学术史上称得上是第一人。他以学术的眼光发现挖掘中国传统文献，并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刊布流传，其功大焉。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政府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著录3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著录藏书1094种，11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共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着，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_，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

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

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术有专攻，中华书局以出版古籍为主，校对、编辑、排版都很麻烦，所以比较贵。一般的出版社类似盗版书一样的程序出书，又没有那么多专业人士要开工资，自然便宜。建议你古籍还是买中华书局的，就像外国文学要买译林或人民文学或上海译文的一样。

1900年，随着几声炮响，北京的最后一道防线——大沽口炮台，被八国联军摧毁，外敌再一次来到了北京的城墙下。

紧接着，八国联军便侵入了北京，打开了紫禁城的大门。

无数中国的奇珍异宝、文物古籍，都被这些侵略者劫掠一空，大量属于我国的宝物，流落到了海外。

时至今日，我国都在想办法收回，这些散落在外的文物。

不过世事无常，我们在想办法收回，属于自己国家流落的文物，有的人却会因为种种个人原因，将文物捐赠出去。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在晚年捐赠了，大量翁氏家藏的翁氏第六代继承人，翁万戈。

那么翁氏家藏，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份文物收藏，以至于翁万戈捐赠到国外，会在中国 社会 上引发一片骂声？他又为何要这么做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由爱国华侨转变为人人喊打的“卖国贼”的故事，来一探究竟。

提到“翁”这个姓氏，很多中国人都会想到那个知名的 历史 人物，“两代帝王之师”、晚清著名文臣之一的 翁同龢（hé） 。

的确，翁氏家藏就与这个晚清名臣，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事实上，如果不是翁家世代为官，普通人家怎么可能有机会，积攒出被誉为“清末九大藏书之一”的家藏呢？

翁氏家藏，缘起于 翁同龢 的父亲，翁心存。

翁心存一朝进士及第，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授读同治帝，一举便将翁氏一脉的命运，给彻底改写了。

翁氏的族人，开始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多的发展机会。

尤其是翁心存的几个孩子，在翁心存的悉心教导之下，翁同书、翁同爵、 翁同龢 三兄弟，都先后考上进士为官。

而兄弟几人继承的，不光是父亲翁心存念书的好头脑，还有喜欢收集古书、字画鉴赏的爱好。

翁心存和翁同书两人，皆耗费大量银钱，购买倒闭的书斋，购得大量藏书精品。这样大规模的购进，也让翁氏家藏的藏书数量，急剧增多。

翁心存离世前，将家中的收藏分成了两份，分别交给了 翁同龢 和翁同书兄弟俩继承。

翁同书一脉的继承十分顺畅，但是到 翁同龢 这里，就有些坎坷了。

他一生无子，在家族里选了哥哥翁同爵的儿子翁曾翰，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原本是看中翁曾翰活泼 健康 的体魄，可没想到翁曾翰英年早逝，唯一的孩子也是体弱多病，不满一岁就夭折了。

翁同龢 一脉，再度面临绝嗣的危机。为此，他只能故技重施，采用过继的办法。

翁同龢 生前，很喜欢翁同书的后代 翁之憙 ，于是便选了他的一个孩子过继。

那个被选中，尚在襁褓的孩子，就是翁万戈。

翁万戈，名义上是 翁同龢 的后人，但实际上却是翁同书的曾孙。他和自己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分别为 翁同龢 和翁同书，两脉藏书的继承人。

翁万戈，虽然获得了一笔天降之财，但是这对他来说却未必是一件好事。

作为继承人，他从小就要接受严苛的家族教育，熟读四书五经、文书典籍，要满足家族对继承人的高要求。

可是小小的翁万戈，却连见这些收藏的机会，都没有。

其一是因为翁万戈年纪太小，按照家族规定，他要年满三十岁才能有资格接手翁氏家藏。

其二是因为时局纷乱，翁氏后人为了保全家藏，一直都在转移家藏的位置，除了少数核心的族人，根本没人知道家藏的具体位置。

翁氏家藏，在 翁同龢 过世后，一共经历了两次大型转移。

一次是从北京的宅子，转移到了江苏常熟的老家，还有一次就是，从常熟转移到了，翁氏后人居住的天津。

在翁万戈长大之前，他的那一部分家藏，一直是由他的母亲胡氏，和他的父亲 翁之憙 看管。一同被放在一处的，还有翁同书那一脉的家藏。

1948年秋天，一个在国外旅居10年的男人，带着自己的妻女远渡重洋，回到了自己东方的故乡。

他的本意。是希望自己从没见过祖国的女儿。可以回来见见故乡。

同时，自己已经年满三十岁，家里早就来信让他回国一趟，接手一份家族遗产。

这个男人正是翁万戈，他因为躲避国内的战火和完成求学，一直漂流在海外。

翁万戈，从小就知道自己将会在30岁的时候，继承一份丰厚的收藏，所以在收到信之后，他立刻就启程回国了。

虽然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好好保护家族的收藏，但是当翁万戈来到，家族在天津置办的藏书楼时，他还是被狠狠震惊到了。

眼前浩如烟海的收藏，还不是翁氏家藏的全部。他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已经将他那一脉的收藏，转移离开了，剩下的才是眼前的这些。

小的时候，他在家族故地江苏常熟，接受传统中式教育。后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

次年，也就是1938年，他为了躲避战乱去了美国。

那时的翁万戈，只带了2000美元便只身远渡重洋，也算他运气好，经人介绍考上了 以工程著称的 美国普渡大学，并获得该校机电工程硕士学位。

但是翁万戈在国内、国外四年的学习中，深感自己并不适合机电工程，于是毅然转行，改学艺术，并考取了威斯康辛大学美术系。

之后，他便一直留在美国，娶妻生子。

所以，这还是翁万戈第一次，亲眼看见自己继承的这些收藏。

翁万戈行走在书楼里，看着眼前那一份份，承载着时代岁月和 历史 文化积淀的古书字画。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知道不管是出于 历史 传承，还是家族传承，自己都必须要保护好眼前的这些收藏，哪怕是赌上余下的人生。

但准备定居，并守护收藏的翁万戈，很快在天津就得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那就是辽沈战役即将打响，这里也即将陷入战火当中。

战火无情，哪怕是只有一颗炮弹，落在书楼附近，都会轻易毁了这些收藏。

翁万戈无奈，只得放弃定居的想法，立刻开始着手转移这些收藏。

起先，翁万戈想仿照家族中的先人，将收藏从北京转移到天津的行为，想要秘密把这批收藏，从天津运往上海。

于是，他带着妻女前往上海，希望能在上海，寻找到合适的地方，收藏这批文物典籍。

但他的想法，很快就被现实狠狠戳破了。

由于战争原因，国民党占领的区域，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翁万戈后来回忆说，当时上海虽然不是战区，但是也受到影响。

物价飞涨，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每日都有人拿着大额的钞票，去哄抢物资。

翁万戈也深受通货膨胀的苦楚，他在美国的积蓄逐渐被榨干，坚持到10月，一家人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

万不得已之下，他也只能选择趁着还有机会，重返美国，而这些文物遗产，自然也跟着被全部带到了美国。

毕竟那个时候，翁氏家族的其他人，都已经自顾不暇。除了他们，翁万戈能将这些收藏，放心托付给谁呢？

1948年11月，翁万戈和自己的太太、女儿，搭乘美国的飞机，离开中国。

在离开上海之前，翁万戈托人将所有的家藏装箱。

为了应付美国人在海上的临检抽查，翁万戈只能忍痛放弃，那些容易引人注意的古董器物，只装些外国人看不懂的各类书籍和字画，以及一些中国的文房四宝。

那时的海上运输，远没有今天安全系数高，速度慢不说，还经常沉船。

但是翁万戈，此时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将一切都交给上天来决断。

他在心里向上天祈祷，如果老天愿意让翁氏家藏逃过此劫，他愿意用一生，来守护这些家族的宝物。

经过漫长的数月航行，1949年春天，翁万戈到达美国，并收到了所有的文物，基本都完好无损。

由此，翁万戈也开始了，自己长达数十年的守护任务。

而这部分的翁氏家藏，便一直流落海外，直到几十年后的1985年，才重新现世。

时代不断变化，翁氏族人面对 历史 的变迁，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守护家藏的方式。

1951年，自知已无力保护自己所继承的翁同书一脉藏品， 翁之憙 将自己拥有的五代收藏，分成五批，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博物馆。

而远在美国的翁万戈，还不知道这一切的发生。

他依旧秉承着翁氏过去低调、不显露的收藏路线，将自己的那一部分家藏，仔细地收藏了起来，连自己的妻女都不允许接触。

翁万戈再次去往国外后，就一直充当着中西文化的桥梁。

他利用自己从事摄影，**制作的工作，极力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希望可以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后来，翁万戈转战影视器材行业，认识了很多**制作商。

在一次商界朋友的聚会中，翁万戈结识了一位，名叫司徒慧敏的**艺术家，两个人成为了朋友。

后来没多久，司徒慧敏便回国发展，和翁万戈断了联系。

那个时候的两人，都不知道这段友谊，在日后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1978年，60岁的翁万戈退休。

之后数年，翁万戈就沉浸在，整理收藏和研究收藏里。

一直到1985年，一位美国教授找上了翁万戈，他得知翁万戈的手里，有很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籍，于是就向翁万戈提出了，借用展览的要求。

翁万戈原本不准备答应，但是考虑到，那是一场多国都会参与的大型展览，如果出借书籍，或许可以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最终还是将收藏的十种宋代书籍，借了出去。

正是翁万戈的这一次出借，让消失已久的翁氏家藏，重新出现在了世人的眼前。

1985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善本书展”中，有翁氏藏书的出现。这一则消息，一传回国内，立刻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

很多专家学者，纷纷联系有关部门，希望国家可以购买一些翁氏的书籍，不要让这些珍贵的国家文物，流落海外。

而负责这次接洽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经归国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司徒慧敏。

这一次的接触，让翁万戈被勾起了思乡之情，之后他每年都要回国一次。

每一次，翁万戈都会去往不同的省份和城市，似乎是要把自己过去几十年，没看到的故国，全部重新看一遍，好弥补自己的遗憾。

在游览期间，很少有人能发现，翁万戈的华侨身份。

因为翁万戈虽然年过半百，离开中国几十年，但他的中国话却一点都不生疏，而且从来不会混洋腔。

兴致来了，还能说几句上海话，他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国这片广袤土地上。

1990年，翁万戈将自己继承的翁氏祖宅，捐赠给了故乡常熟，也就是现在的 翁同龢 纪念馆。

2000年，经过多方商谈，翁万戈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达成合作，转让自己的部分藏书。

就像当初，他将收藏悄无声息的带走一样，翁万戈和妻子，这次也悄无声息的，带着542册古书，又回到了中国。

这批翁氏藏书，顺利转让给上海图书馆。

翁万戈的古书一拿出来，很多专家都忍不住感叹，这是目前保存的最重要、最完整的中国古籍善本。被誉为“海外文物文献分量最重的一份藏书”。

可见，翁万戈在保存书籍上，下了多少的功夫。

一句“ 我为家藏而活，而家藏也成为了我的人生。 ” 道尽了他对家藏毕生的守护，也是一个收藏世家继承人，所背负的传承使命。

他戏称，自己对这些收藏，比对自己孩子还细心。这些年的整理，几乎把自己，都锻炼成了文物保护专家。

后来上海图书馆，以协商转让的方式，购入了这一批翁氏藏书，共斥资450万美元。

那时人们对这件事情颇有微词的地方在于，相比较那些捐赠的慈善家，翁万戈是采取拍卖的方式。

这不免让人觉得，他是有借自家的藏书来牟利的心思，是打着爱国的名号，行圈钱之事。

尤其是对比，翁万戈的亲生父亲 翁之憙 的做法，翁万戈的行为，不免显得有些小家子气。

不过，大部分人还是非常理智的，认为这批藏品，是属于翁家先祖积攒下来的。

翁之憙 愿意无偿捐，是人家愿意，我们不能强逼着翁万戈，也无偿捐赠啊。所以在这个时间段，人们对于翁万戈的看法，仍然是保持着正面态度。

2008年，翁万戈曾带着一批收藏，来到中国开办了展览。这也是中国人民，第一次亲眼看见，《长江万里图》这件稀世珍宝。

这是 翁同龢 生前最喜欢的藏品，为了得到这幅画，翁同龢甚至不惜花重金，挪用买房款。

国家一直想要收购这件藏品，但是翁万戈一直没有同意。对于这幅和翁家，关系匪浅的画作，翁万戈一直难以割舍。

后续的几年里，翁万戈一直在陆陆续续的向中国捐赠，一些翁氏家藏。

2010年，北京大学收到了，翁万戈捐赠的吴斌《勺园祓禊图》。

2015年12月, 上海图书馆收到了，翁万戈捐赠的包括 47册《翁同龢日记》在内的珍贵翁氏文献。

2016年，当初留在常熟的一部分翁氏藏书，被翁万戈的子侄，全数捐给了图书馆、博物馆。

南京图书馆得了7000余册，常熟图书馆1712册，部分极具 历史 价值的被收入了常熟博物馆。例如《皇家兵制考》和《笏斋日记》手稿等。

2018年，已经100岁的翁万戈，进行了人生中，最后的两次捐赠。

一次，是将明代沈周《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轴，和清代王原祁《杜甫诗意图》轴，两件巨幅绘画珍品，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这一次的捐赠，翁万戈赢得了，国内媒体的一片赞誉之声。

可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