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中的图书类型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经:经书,指儒家经典著作;史:史书,即正史;子:先秦百家著作,宗教;集:文集,即诗词汇编。
1、四部简介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截止到2013年10月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仍采用的是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该书早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因此,《汉书·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
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隋朝以后图书分类的主流是沿用四部分类。
除了上述四分法、六分法外,历代还有将古籍七分、九分以至十二分的,但都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经过时间的检验,四分法能较好地解决繁复的古籍分类问题,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当然,四部之下的各种类目,历代都有所变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2、四部的具体分类
21经部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十三经: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2]
十三经注疏:注和疏的并称。注,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
经学史及小学类:经学史即经学历史,小学类分训诂、字书、韵书。西汉时称“文字学”为“小学”,唐宋以后又称“小学”为字学。读书必先识字,掌握字形、字音、字义,学会使用。
22史部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正史:指《史记》、《汉书》等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 清 乾隆 年间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又增《新元史》,合称《二十五史》,不久,又将《清史稿》合编其中,合称《二十六史》。
编年:按年代顺序编排史料、著作等。
纪事本末:史书体裁之一。以历史事件为纲,将重要史实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顺序编写。创始于 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别杂史等:别史,图书四部分类中史部的一目。指不属于正史、杂史的史书。杂史,旧时区别于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的一种史书体载。或记一时见闻,或记一事始末,或只是一家私记,但均带有历史掌故性质。
史评:评论史事或史书的著作。如王夫之《读通鉴论》、《宋论》是评论史事方面的专著;刘知几《史通》和章学诚《文史通义》则多载对史书的评论。
诏令奏议:诏令,文体名。古代帝王、皇太后或皇后所发命令、文告的总称。包括册文、制、敕、诏、诰、策令、玺书、教、谕等。奏议,文体名。古代臣下上奏帝王的各类文字的统称,包括表、奏、疏、议、上书、封事等。
传记:亦单称传。记载人物事迹的文字。一般由他人记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称“自传”。传记大体分两大类:一类是以记述翔实史事为主的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另一类属文学范围,以史实为根据,但不排斥某些想象性的描述。
史钞:摘抄一史或合抄众史的书籍。《宋史·艺文志》始有“史钞”一门。有专抄一史者,如《汉书钞》、《晋书钞》之类;有合抄众史者,如《正史削繁》、《新旧唐书合钞》之类。此类史书,博取约存,对读者有一定的方便。
载记:旧史为曾立名号而非正统者所作的传记,以别于本纪和列传。
时令:图书分类目录名。 宋 以前有关时令的书籍,都入子部农家,但诸书所载,上自国家典制,下至民间风俗,不仅仅限于农事,故《中兴馆阁书目》,另列时令一类。 清 代修《四库全书》,沿用 宋 人旧例,仍立时令一目。
地理:地志县志,记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等文字。
职官:历代官制。如《唐六典》、《周官》。
政书:政书,是记录典章制度的书籍,政书之名源于明代钱溥的《秘图书目》。政书可分成两大类,一为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式政书”;另一种是记述单一朝代典章制度的“断代式政书”,后世史书多以“志”来记述各朝典章制度。
目录:目录分类学的著述。
23子部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儒家:崇奉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仁政”,重视伦常关系。
道家:先秦时期的一个思想派别。以老子、庄子为代表人物,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後亦指崇尚黄帝、老庄之说者。
释家:释家即佛教。
法家:战国时的学派,为九流之一。以尚法明刑为主,以李悝、商鞅、韩非等人为代表。
兵家:古时对军事家或用兵者的通称。亦指研究军事的学派。
农家:战国时期反映农业生产和农民思想的学术派别。主张劝耕桑,以足衣食。
杂家:寥寥不能成类者,并入杂家,杂之义广,无所不包……以立说者谓之杂学,辨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敍述者谓之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
术数:术数,谓以种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的气数和命运。也称“数术”。
医家:即医学。
艺术:泛指六艺以及术数方技等各种技术技能。
书画:书法图画
谱录:记载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等的表册
类书:辑录经、史、子、集各类著作,所收内容相当广泛,几乎无所不包。综合性的大型类书,就是古代的百科全书。类书起源于三国时代,有魏文帝曹丕命儒臣所编成的《皇览》。
蒙学:学童启蒙书籍。
24集部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注:以上分类依照 清《四库全书》。
总集:指汇集许多人的作品而成的诗文集。
别集:相对总集而言。即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
楚辞:为骚体类文章。
词:由五言诗、七言诗或民间歌谣发展而成,起于唐代,盛于宋代。原是配乐歌唱的一种诗体,句的长短随歌调而改变,因此又叫长短句。有小令和慢词两种,一般分上下两阕。
诗文评:收录文学理论和批评方面的书籍。
曲:一种韵文形式,盛行于元代。
小说:小说是文学体裁四分法中的一大样式。它是通过塑造人物、叙述故事、描写环境来反映生活、表达思想的一种文学体裁。
目录学·史志书目
史志书目是指史书里面记录图书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东汉班固在编撰《汉书》时,依刘歆《七略》改编成“艺文志”,作为《汉书》中的一篇,开创了根据官修书目编制正史艺文志的先例。《汉书·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典书目。班固从《汉书》的具体写作情况出发,对《七略》进行了“删其要”的加工,从而使《汉书·艺文志》在体例上和史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史志书在编撰上的特点。班固在“艺文志”中表现出创新和继承两种思想。他把《七略》中的“辑略”删除,把其内容分别放于各略、类之后; 把《七略》 中的 “叙录”删除,改换成简明的注语,用以说明图书的作者、时代、内容、真伪等;调整了《七略》中一些图书的类目,用“出”、“入”、“省”加以注明;增加了《七略》成书后刘向、扬雄、杜林的著作,以表明时代的完整性。这些改编方法反映出班固的史家目录学思想。但是,在书目分类体系方面,班固没有像因袭《史记》中的材料而改变它的体例那样,另起炉灶,而是完全因袭了《七略》的分类体系。这是因为:首先,这部分类体系汇总了先秦尤其是汉代文化学术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学术文化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象,秦代焚书坑儒,除一些医药种树等书籍没有受损失外,其它诸子经传遭到严重损失。到西汉末年编撰《七略》时,则形成了六大部类三十八小类的分类体系,并因以著录了数以万卷计的图书,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正是西汉一代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在概括和反映这种历史方面,这部分类体系既直观又系统,形象全面地描述了它的成就特点,给班固“艺文志”的直接因袭提供了内容方面的条件,没有必要重创一体,或是改编成其它表达形式来完成这一记述文化史的历史任务。班固的这种因袭,表现了他以书目形式反映文化史的卓见学识。其次,这部分类体系体现了汉代的正统思想。刘向、刘歆编撰《七略》,所以整个分类体系贯穿着封建正统的思想。在类目次序上,它把《六艺略》列在首位,其它诸子与技术等则被列入从属的类目中;在评论中,《七略》把六经看作是万世不变的经典,五经代表“五常之道”,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作用是“相须而备”的,而在整个世事变故中,始终起主导作用的是讲阴阳变化之道的《易》,这种神学思想正是当时盛行的历史循环论的思想。另外,它还把诸子百家说成是“六经之支与流裔”,这里又贯穿了崇尊儒术的思想。《七略》中的这些思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又奠定了思想方面的基础。第三,这部分类体系反映了当时各个学术门类之间的联系。例如,它在类属上反映了有关门类之间的联系,《六艺略》除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类经书外,还包括了论语、孝经、小学三类书。这是因为论语、孝经是孔子所阐述的言词,可以与六经相表理,作为经学的入门书;小学是字典等文字学方面的书,不仅是读经启蒙的基础,而且被认为是治经的根本。《六艺略》把论语等三类书附于六部经书之后,反映了它们在思想内容上的从属关系。《七略》的这种以类次图书的形式来描述文化学术之间的一些关系,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给班固的直接因袭在学术质量方面提供了因素。至于班固为什么在正史里增设“艺文志”专门记录图书,历来语焉不详。从当时的情况看,班固编撰“艺文志”的思想,一是为了借书目形式反映一代文化的历史,以弥补《史记》中没有文化史的不足。二是为了保存古代图书的记载,给后人的稽查提供依据。三是《七略》的思想体系符合《汉书》的史学思想,改编成“艺文志”以为他的断代史学思想服务。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在史书中编撰书目的先例。此后,史书中编撰“艺文志”的有:《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史书中没有“艺文志”的,从清代开始补撰,使二十多部正史基本上都有了“艺文志”,从而形成了一个史志书目流派,连贯起来就成为中国古籍的总目,可全面反映从古代至清代的著述情况。
魏徵等编的《隋书·经籍志》是依据《隋大业正御书目》编撰而成的,同时又补充了唐代初期整理出的隋代藏书。共著录存书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三万六千七百零八卷;佚书一千零六十四部、一万二千七百五十九卷。在分类上参照阮孝绪《七录》的七分法和荀勗的四分法,根据当时藏书情况,将图书分为四类,并首次以经、史、子、集作为部名。在分类上,魏徵提出了“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的理论,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在著录方面,魏徵为了完成《隋志》记录一代藏书的任务,采取了“今考现存”的著录方法;为了记载六朝时代图书的变动及存佚情况,采取了“约文绪义,各列本条之下”的附注方法。这种著录方法是《隋志》的创新,对于研究唐代以前古籍流传情况提供了详实可靠的凭据。
《唐书·经籍志》系刘昫等依据唐代官修书目《古今书录》等编撰而成的。改编的方法较为简单,即删除《古今书录》中的类序及提要,著录《古今书录》 中的所有图书。其目的是“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对于开元、天宝以后的图书没有补录。作为一部全面反映唐代藏书的目录,显然是不够的。它的这一缺憾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得到弥补。欧阳修等人编撰《新唐书·艺文志》,所依据的书目是《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它的最大特点是补录了《唐书·经籍志》未录的唐代人著述近三万卷,为了以示区别,每类图书分“著录”与“未著录”两项。“著录”指《唐书·经籍志》、《古今书录》中原有的图书,“未著录”指上述两部书目中没有著录的新增录的新书。两部唐书艺文志相互补充,可反映出唐代藏书及唐代人著述的情况。
托克托编撰的《宋史·艺文志》与以往史志书目不同,所依据的不是宋代的官修书目,而是宋代的国史艺文志。根据宋制,宋代国史中编有艺文志,这些书目体例完整,不仅每类有序文,而且每种图书均有提要。国史艺文志所依据的是官修书目。国史艺文志有:吕夷简等编的《三朝国史艺文志》(太祖、太宗、真宗)、王珪等编的 《两朝国史艺文志》 (仁宗、英宗)、李焘等编的《四朝国史艺文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及《中兴国史艺文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宋史·艺文志》就是根据上述四部国史艺文志删去重复合为一“志”的,对于国史艺文志以外的图书,则采用《新唐书·艺文志》“未著录”的方法加以注明。共著录宋代藏书九千八百一十九部、十一万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艺文志》,几经修改,创立了记录一代著述之盛的书目体例。在此以往的几部史志书目,都是以记一代藏书为范围,《明史·艺文志》另创一体,仅著录明代人所编撰的著作是有其时代原因的。首先,明代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印刷术的发明及普及,使得图书数量大增,如果仍按《汉书·艺文志》等史志书目记录藏书,其书目的内容范围就显得过分庞杂。其次,宋代以来,官修书目之外,又产生了许多私人藏书目录,通史性著作中也有书目方面的专篇,各类书目的出现,使得史志书目记录藏书的作用有所丧失。所以,专门以明代人著述为限的书目更能起到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作用。第三,清初成立明史馆时,明代的官修书目比较疏漏,又没有南宋、辽、金、元四朝的现成书目可为凭据,与其不能反映明代的全部藏书,还不如以明代为限,这是促使《明史·艺文志》断代为 “志”的客观原因。《清史稿·艺文志》仿效《明史·艺文志》的体例,记录清代一朝人的著述,“艺文旧例,胥列古籍,兹仿《明志》为志,凡所著录,断自清代。唯清人辑古佚书甚多,不可略之,则附载各类之后”(清史稿·艺文志序)。
正史中的上述七部书目,或记一代藏书,或记一代著述,但在编撰方法上均有共同的特点。一是基本上依据前代的官修书目编撰而成。作为反映一代文化学术史的专篇,根据前代书目改编是可行的,它能如实反映前代的图书文化和学术思想状况。二是对所依据的书目有所增补。前代书目的断限不可能与史书的时间断限完全一致,故对后出的图书进行增补著录,表明了使史志书目完整反映前代文化的思想。三是对前代书目所录图书的存、亡、残、阙给予注明。朝代更替,图书的散亡不可避免,注明图书的历史及现存情况,对了解图书文化的发展有帮助。四是删除所收录书目的提要,而代以简明注语。这一改动是史书体例所决定的,因为史书编者要保持整部史书各篇章的均衡,不能使书中有更多的叙述和重复的内容。这一作法不仅体现出史志书目编撰者的目录学思想,而且也反映了史志书目在编撰方法上的特点。
经、史、子、集和古籍分类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囊括四部,并用以命名,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可见四部分类对古籍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该书早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因此,《汉书·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 除了上述四分法、六分法外,历代还有将古籍七分、九分以至十二分的,但都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经过时间的检验,四分法能较好地解决繁复的古籍分类问题,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当然,四部之下的各种类目,历代都有所变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采用的是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国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四部内容简介 《四库全书》就是按经、史、子、集四部44类67个子目编排图书的。现在就此书的体例,把经史子集四部简介如下: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著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它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纪传体,了"二十四史"为代表,它们都是官修的正史;……杂史,如《朝野佥载》。史部还包括地理著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著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著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一人著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著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集部以文学书为主,但又不限于文学书。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同馆善本部编1959·北京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同馆编1987·北京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同馆编1999·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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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书目』同所编1967·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普通本线装书目』同所编1970·台北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解题』同馆编1984·长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古籍善本书目』同所图书馆编1993·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古籍书目』同馆编1983·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同馆古籍整理研究所编1991·北京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饶宗颐编著1970·香港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微☆目录索引』同馆编1984·台北
『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上下同院编1983·台北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王重民辑录·袁同礼重校1972·台北
『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同馆编1969·台北
『大仓文化财团汉籍善本目录』同财团编1964·东京
『台湾公藏普通本线装书目书名索引』国立中央图书馆编1982·台北
『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人名索引』国立中央图书馆编1972·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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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北平图书馆书目目录类』萧璋编1934,1972·台北
『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第一卷目录门同馆普通古籍组编1990·北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86·上海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同书编辑委员会编1991·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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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东急记念文库贵重书解题』第一卷总说·汉籍长泽规矩也编1956·东京
『补订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古书分类目录』长泽规矩也编1975·东京
『庆应义塾图书馆藏和汉书善本解题』同馆编1958·东京
『阳明文库藏书解题国书善本·贵重汉籍』东京
『蓬左文库典籍丛录-骏河御让本』杉浦丰治著1975·名古屋
『关西大学所藏内藤文库汉籍古刊古钞目录』同大学图书馆编1986·大阪
『日光山「天海藏」主要古书解题』长泽规矩也编1966·日光
『大仓文化财团汉籍善本目录』同财团编1964·东京
『汉籍丛书所在目录』东洋学文献センタ 连络协议会编1965·东京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合册订正缩印版同所编1981·东京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分类目录』同所编1963·京都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缩刷版同所编1981·京都
刘向编的《别录》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他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编辑《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分类法。
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向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 艺文志》,开创史志目录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宫中图书,编著《中经新簿》,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和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的独立设置。
到南宋时,郑樵对目录学又有新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为“会通”,“求是”和“创新”,其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志》的《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中,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形成详明图书类例。
清代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体例、提要撰写、文献考订方面有独特成就,在文献分类方面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的目录学以颇大影响,为今人查考古代文献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把阅读该书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学术观点是“六经皆史”,他的《校仇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提高目录学的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目录学的影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对所译西学书分类、编目,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打破传统著录法,在分类方面: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打破“四分法”永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雏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当属姚名达,他提倡主题目录,精撰解题,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前者按分类,后者按主题。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批评现代目录学效西方之法,而把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优点丢失,主张中西兼容,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创发展中国目录学。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发展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在目录体例中,篇目、小序、叙录等都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录必须具备这些内容,才能发挥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杜定友等受国际影响,具有目录学的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注重目录学的检索思想。中国现代早期目录学主要是对国外目录学的学习及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总结。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委会编纂,该编委会任命顾廷龙先生为主编,冀淑英女士、潘天祯先生为副主编。此书的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丛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10月至1998年3月陆续出版齐全。作为一部大型工具书,该书正如冀淑英女士在此书《后记》中所说,是“一部当今国家现藏古籍善本书的总目录”,由此书的正文和所附录的《藏书单位代号表》和《藏书单位检索表》(以下简称“检索表”)可将中国大陆现存的任何一种古籍的善本的馆藏、卷数、作者等细节情况很方便地检索出来。此书的出版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人员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任何事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由于编纂时间仓促等原因,此书难免有不足之处。笔者考辨《吴越备史》一书的版本源流时,就发现《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的记载颇多井误和遗漏。其中的井误主要属于馆藏情况的记载,其次属于作者和序跋人的著录。现先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吴越备史》一书各版本的记载抄录如下,然后用按语对其中的井误予以纠正。最后,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漏收的《吴越备史》的版本予以补充,并仍以按语的形式将各图书馆目录卡误载或漏载的内容予以修正或补充。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收《吴越备史》的版本馆藏等情况的记载舛误和纠正:
1,《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钱达道刻本,编号二四一九。检索表云,现藏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沪图”)。
按:藏地应为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沪图所藏为此本之清抄本,且沪图目录卡著录此本时将正卷五卷和补遗一卷合起来,称此本卷数为六卷。又按,此本共二册,国图书号:SB5783。此本有七人跋,依次为:王遴、赵握清、钱岱;钱达道、姜性、刘敕、谢肇淛。
2,《吴越备史》五卷,题(宋)范坰、林禹撰,《补遗》一卷,《杂考》一卷,(明)钱受徵辑,明抄本,(清)朱锡庚跋,编号二四二零。检索表云,现藏国图。
按,国图书号:13351。又按,此本有十人之序跋,依次为:朱锡庚、益津王遴、真宁赵挹清、二十五世孙钱岱;二十二世孙钱汝锡、二十五世孙钱达道、巴陵姜性、历下后学刘敕、晋安在杭谢肇淛 阙里门人孔贞祚。比原万历本多出朱锡庚、钱汝锡、孔贞祚三人之序跋。
本文2023-08-07 03:30:45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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