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起源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日本的起源,第1张

  一、民族与国家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从体质结构和日本语的起源两方面来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既不同于人类学中的“人种”概念,也不同于民族学中狭义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本书所说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不决。从体质结构来看,诸种见解大致可分三类:(一)“人种更替说”,认为在日本列岛曾发生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如在19世纪80年代,解削学家小金井良精认为,在绳纹时代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是阿伊努入,绳纹时代后他们被大陆来的其他人种驱赶往北方。(二)“混血说”,认为“原日本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在绳纹时代之后,与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来的其他人种混血,逐渐形成现代日本人。医学家清野谦次首先提出“混血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学界主流。(三)“演变说”(或称“连续说”),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体质逐渐演变,成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乃至现代日本人。它更为重视人种的继承性,既不赞同“人种更替说”,也不大重视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二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教授持此说,至今对学界仍有影响。

  从各时代日本人的体质结构来看,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是毫无疑义的。考古学已证明在10万年乃至20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岛生息。但是,由于尚无这一时期的人类骨化石的发现,因而无从了解其体质特征。目前,在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丰桥市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约生活于旧石器时代,具有“占人” (尼安德特人),的特征。除“牛川人”外,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圣岳人”,其生活时代均不超过3万年前,已进入“新人”阶段。它们的体质特征是身材较矮。例如,在冲绳岛发现的“港川人”,距今约18000年,男性身高约155厘米.女性约144厘米。与中国大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较,较之华北地区的身材较高的“山顶洞人”,他们更类似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身材较矮的“柳江人”。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古蒙古利亚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之一部,从中国大陆南部移居到冲绳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从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由于已渡过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隔绝,一般认为,绳纹时代人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干具绳纹人的遗骨。从其体质结构来看,虽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同为绳纹人也有体质差异,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亚人”的典型体征,如身材矮、脸型短、鼻扁平等,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然而,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亚洲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到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年,九州大学教授直良信夫①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县土井浜发现了200余具保存良好的弥生人遗骨。其体质结构与绳纹人明显不同,其特点是身材高(平均约162—163厘米)、脸型长等,更接近于现代日本人。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后逐渐向东扩散,经近畿地区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居民(绳纹人的子孙)混血。不过,学者们对大陆移民的人数与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其估价却大相径庭。持“演变说”的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东北亚的大陆移民,因后续乏人,在混血过程中,逐渐为原居民集团所吸收,其影响不大。而持“混血说”的学者②,则运用当代的人口统汁法和拟态模型法推算,移民过程近千年(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在有些地区应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们的想象。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③便持此说。诚然,他们也承认地域的差异,认为在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州地区。其一部分曾扩散至近畿和关东地区,而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北海道、西北九州,离岛地区,则较少或几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响,仍以绳纹人的子孙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认为是未受混血影响的绳纹人的直系子孙。于是,在弥生时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构造,即移民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西日本)和绳纹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东日本)。而且,指纹、耳垢、齿冠的类型调查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血液、病毒的遗传因子调查,亦似乎支持这种“二重构造”说。当然,在弥生时代,也可能有中国江南地区的移民,直接或经南岛地区进入日本.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弥生时代后的古坟时代(3世纪至6世纪),大陆移民仍不断进入口本,且继续向东日本扣各地扩散,与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续进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构造”仍然存在。直至现代依然如此。只是绳纹人系统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已。因而,从体质结构来看,日本民族绝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来自东南亚的人口集团和来自东北亚的人口集团,不断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从日本语起源的角度来看,与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日本浯的起源为何,它属于哪一语言系统。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的人们到达并生活于日本列岛,那种语言才叮能成为日本语的来源。通过探索日本语的起源亦可证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许多日本学者早就注意到,日本语的语法结构与包括朝鲜语在内的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宾语或补语置于动词谓语之前,语句的构成顺序是主语一宾语一动词谓语;在单词后附加助词或助动词,表示语法意义;名词无性与单复数的区别等。这表明日本语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包括朝鲜浯)可能是从共同砠语分化而来的同系统语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种血缘关系上,也可能与生活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具有某种关连。但是,他们也同时注意到,日本浯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点。例如缺少单词读音的音韵对应关系,因而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是日本语的惟一来源。

  于是,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日本语与“南岛语系”(即马来与玻里尼两亚浯系)之间或许有某种亲缘关系。“南岛语系”是分布十四起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至南太平洋诸岛的一大语系,其范围可至中国南部的一些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南岛语”与日本语的类似点是:元音(母音)有5个,即(a)(i)(u)(e)(o),不使用双重元音;单词以元音结束;浊音不同于单词之首等。这表明,使用“南岛语”的东南亚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对日本民族的构成曾发生影响。但是,足以证明这些民族曾从南太平洋或东南亚直接进入日本列岛的考古学依据,却十分罕见。一些学者便推测,南岛语系的语言可能是经过中国南部,然后传入日本的。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将日本语视为“混合语”,即日本语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若干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诸学科综合研究结果,认为占代日本语的形成,大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绳纹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在东北亚地区的落叶林带,可能存在一种称为“原东北亚语”的基础语。绳纹时代初期的日本语可能来自这一系统,日本语中的阿尔泰语系的某些特征可能由此而来。而到了绳纹时代晚期或弥生时代前期,从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鲜半岛,或直接由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进入日本。这样,不仅从朝鲜半岛继续传入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语传入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吴、越语均属南方系统的话言,越语属南岛语系或泰语族,吴语则属藏缅语族。)日本语中的南岛语系的某些特征则可能由此而来。进入古坟时代,中国大陆移民增多,汉语对日本语的影响更为强烈。正是上述这些语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语。

  日本语是由亚洲大陆北方系统语言和南方系统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这也可以佐证日本民族是亚洲大陆北方人口集团和南方人口集团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

  与日本民族形成一样,日本国家的形成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日本出现历史文献的时代较晚,因而我们只有借助日本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追溯这一过程的原委。

  一般认为,在弥生时代前期相中期(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在北九州和畿内地区已出现了许多“原生小国”。中国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其中的“百余国”,虽非确数,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小国林立的状况。《后汉书·倭传》则记载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虽不能说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小国均有条件与汉朝建立交往关系,但“三十许国”的数字要比“百余国”少了许多。这大约可以反映出这些小国在逐渐向地域统一的方向发展。《后汉书·倭传》特别提及其中的“倭奴国”,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其中提及的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旧历)于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了。这是一枚长宽约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纽,阴文篆书“汉委奴国王”5个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对此印是否汉代遗物表示怀疑。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先后发现了“滇王之印”(1957年)、“广陵王玺”(1981年)、“文帝行玺”(1983年)等汉代印章。“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这些汉代印章在纽式、形制、重量或字体上相似。由此可断定“汉委奴国王”金印确系汉代遗物,也可证明中国史籍对当时日本国家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此外,从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湾沿岸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发现下一些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据点集落遗址。这些集落遗址大部周围筑有壕沟。这些据点集落遗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数人巳具有某种权威的随葬品,如铜镜、铜剑、铜矛,铜戈、铜铎、玉器等。在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用于战争的铁制武器,如铁镞等。这些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些集落的内部已有上下贵贱的区别,对外已进行战争。④因而,每一个集落都可能是一个“原生小国”,当时的日本列岛确实存在过“百余国”井立的状况。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则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稍后逐渐形成的地域大国邪马台国的社会政冶状况。邪马台国⑤约存在于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后期。在邪马台国内,已有上下尊卑区别,“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现了阶级区别,有称为“国大人”和“大人”的贵族统治阶级,有隶属于“大人”的被统治阶级“下户”,还有更为低贱的可作赠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马台国已形成国家机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王,“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以后经内乱“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在女王卑弥呼统治时期,其下设辅臣“有男弟佐治国”。女王卑弥呼居城池内,还有常备军守卫。“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中央一级的官吏,还有分管政治、贸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马台国已有租赋制度,“收租赋,有邸阁”;也有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邪马台国还监督与控制着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国,如“斯马国”至“奴国”的21个小国和“伊都国”等。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曹魏,并受到魏明帝的册封,称“亲魏倭王”。卑弥呼女王死后,葬仪隆重,“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蜱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有关邪马台国的记载表明,邪马台国已是控制相当大地域的阶级国家,⑥尽管其阶级分化与国家机构仍未尽成熟。

  中国史籍《晋书·武帝本纪》亦记载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国王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不过,自此以后直至《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高祖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赐沼倭王赞,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史籍对日本的状况缺载。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畿内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国王权。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有关大和国的兴起及其统一日本的活动虽已不得其详,但根据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国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据传为百济肖古王赠给大和国的七支刀,现仍保存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上的铭文表明此刀是百济国王为感谢大和国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而解救百济所赠送的,现保存于我国吉林省辑安县境内,建造于公元414年的高句丽奸大王(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则记载大和国曾派兵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结果,新罗求救高句丽,击退了大和国军。此外,自5世纪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内平原一带出现许多人型古坟,也表明大和国是较邪马台国更为强大的存在。

  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则记载了5世纪大和国五位国王(即“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与刘宋交往的情况。他们部曾遣使朝贡,并接受刘宋皇帝的册封。例如,倭王珍被封为“安车大将军、倭国王”,其臣属13人亦分别被封“平西、征虏、冠车、辅国将军号”。据《宋书·倭国传》记载,末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榄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然而,有关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家的体制,却不得其详。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和国不仅逐渐统一了日本,而且成长为可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相抗衡的强国。因为它在致力于接受中国南朝刘宋朝廷册封的同时,还试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地域性册封体制。《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珍,济、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册封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封号。结果,倭王济与武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刘宋朝廷承认了他们对百济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日本成为制度完备的国家,应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的事。7世纪初,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学生到中国大陆。在与隋的交往中,开始称国名为“日本”,称国王为“天皇”。他们认真学习隋的政治制度,开始实行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更是频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全面地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实行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并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将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

  ①1931年。直良信夫曾发现所谓“明石猿人”的腰骨化石,但最近的研究证明,它不属于“猿人”,而属丁更晚的“新人”阶段。

  ②直木孝次郎:《倭国的诞生》,小学馆,1978年初版第5次印刷,第378页。

  ③埴原和郎:《日本人的形成》,收入《日本通史》第1卷,岩波书店1993年第一版,第96页。

  ④佐佐木高明;《日本史诞生》,集英社1991年5月初版,第256--260 页。

  ⑤有关邪马台国的所在位置,学界历来众说不一,有的认为是在北九州,有的

  认为是在畿内地区的大和。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在此从略。

  ⑥王金林:《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l版,第5--12页

经变故事是以内容以本生经变相、佛传故事居多。

为描绘描绘佛经典籍所记述情景内容或佛传故事的图画,又称变相、佛经变相。经变的取材多与当时流传的佛教思想有关,如南北朝时代的经变多采自小乘经典,宣扬自我牺牲的精神,呈现朴拙的风格。

隋唐以后,大乘思想盛行,诸师更创新义、立新派,以致其内容富于变化。

“经变”全称“佛经变相”。即变相。敦煌莫高窟壁画内容之一,唐代流行称作转变的说唱艺术,与图画相配合,那些画被称为变相,说唱的文本称作变文,依据佛经故事所作的绘画作品就叫做经变,用以宣传教义,把善男信女引入佛门。

扩展资料:

描绘佛经内容或佛传故事的图画。又称变相、佛经变相。其取材多与当时流传的佛教思想有关,如南北朝时代的经变多采自小乘经典,宣扬自我牺牲的精神,呈现朴拙的风格,内容以本生经变相、佛传故事居多;

隋唐以后,大乘思想盛行,诸师更创新义、立新派,以致其内容富变化,有维摩诘经变、本行经变、金刚经变、金光明经变等类,为中国美术史上相当特殊的创作。

一般而言,经变多以壁画表现,此风至唐代尤盛。另外,亦有表现在立体雕塑者。两宋以后,则多绘于缂丝、绣像、绢画上。至于文献方面,则以《历代名画记》所存有关经变之记事最丰,其他除散见于诸书外,尚有若干遗品现存。

-经变

1首饰类:金丝香木嵌蝉玉珠 一色宫妆千叶攒金牡丹首饰 玲珑点翠草头虫镶珠银簪 累丝珠钗 宝蓝点翠珠钗 碧玉滕花玉佩 云脚珍珠卷须簪 烧蓝镶金花细 红翡翠滴珠耳环 赤金嵌翡翠滴珠护甲 赤金凤尾玛瑙流苏 赤金宝钗花细 景泰蓝红珊瑚耳环 溜银喜鹊珠花 金累丝托镶茄形坠角儿 镂金菱花嵌翡翠粒护甲 银凤镂花长簪 白银缠丝双扣镯 金累丝嵌红宝石双鸾点翠步摇

2服饰类:金罗蹙鸾华服 绯罗蹙金刺五凤吉服 玫瑰红蹙金双层广绫长尾鸾袍 木兰青双绣缎裳 桂子绿齐胸瑞锦襦裙 翠蓝马面裙 粉霞锦绶藕丝罗裳 累珠叠纱粉霞茜裙 青缎掐花对襟外裳 五色锦盘金彩绣绫裙 玫瑰紫牡丹花纹锦长衣 曳地飞鸟描花长裙 藤青曳罗靡子长裙 铁锈红撒亮金刻丝蟹爪菊花宫装 烟霞银罗花绡纱长衣 莲青色夹金线绣百子榴花缎袍 晚烟霞紫绫子如意云纹衫 镜花绫披帛 玉色绣折枝堆花襦裙 月白蝶纹束衣 锦茜红明花抹胸

商周

衣裳之始 染织工业的出现,标志著人类历史进入了文明阶段。在母系氏族繁荣时期,我们的祖先已掌握了用麻和葛纤维来纺织的方法。在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中,殷商时期已有了丝织物,如带有雷纹的绢等。商代社会由麻织物进而发展至养蚕取丝造衣,使服饰的原料进一步丰富起来。手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不断进步使服饰愈加多样、精美。始於商代的上衣下裳是中国最早的衣裳制度的基本形式,之后的帽、冠、发式、鞋子也随之产生。在古代社会,当天地间各种自然现象得不到解释时,人们就认为是某种力量主宰著一切,於是产生了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从而形成了宗教信仰。上衣象徵天,天未明时是玄(黑)色;下裳象徵地,地是**。上玄下黄的服制就来源於对天地的崇拜。古人对祭祀天地、祖先的祭服比日常服饰更加重视和考究,并加以美化。至今我们仍把各种衣服统称为「衣裳」。

到了周代,分封制确立后,等级制度也成形。中国的冠服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从此,贵贱有别,衣冠等级在服饰中有了严格的区分。

春秋战国

深衣出现 春秋战国之交,封建制度逐步取代了奴隶制度。「百家争鸣」的社会环境对服饰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时出现了一种上衣下裳相连的服装 ——深衣。

深衣剪裁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於朝祭之服,下裳必裁 12 幅,以应 12 个月,符合古人对天时的崇敬,如同冕服的天玄地黄十二章(皇帝冕服,上玄衣,下纁衫,共有饰品十二章)。深衣的长度大致在足踝间。

这时深衣非常流行,不分男女,不论尊卑都穿。《礼记》上说:「既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即可以摈相,又可以治军旅。」所以深衣既被用作礼服,又可日常穿著,是一种非常实用的服饰,倍受人们喜爱。在西周、春秋战国时,深衣的用料多为麻布,领、袖、襟等部位镶彩色边,作为装饰。

泰汉

内衣外穿 秦统一中国,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国祚仅 15年,却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秦朝创立了各种制度,其中包括衣冠服制,对后世影响很大。

在秦始皇时代,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穿绿色袍,平民穿白袍。官员头戴冠,身穿宽袍大袖,腰配书刀,手执笏板(上朝用的记事工具),耳簪白笔(上朝时用於记事)。当时的男子多以袍服为贵,袍服的样式以大袖收口为多,一般都有花边。百姓、劳动者或束发髻,或戴小帽、巾子,身穿交领长衫,窄袖。

秦代的袍服是一种有絮棉的夹层内衣,穿著时在袍服的外面要罩一件外衣。这种穿著习惯到了汉代产生了变化,袍服除了作为内衣,很多妇女时兴把袍服当外衣穿,令袍服逐步演变为外衣,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服饰;上至帝王,下至百官,不分级别、不论男女,也可作为朝服。因此,这种实用的服装便取代了深衣,成为最时尚的服饰。

汉代国力强盛、经济稳定,人们对穿著打扮要求愈来愈高,衣冠服制也日趋华丽。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交通,这条横贯欧亚的陆路通道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将中国制造的蚕丝、锦绣等种种中国文化传到世界,也把西方文明带来东方,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魏晋

宽衣裸身 魏晋南北朝是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时期,士大夫阶层形成了消极的社会风气,追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享乐主义,沉沦於颓废的生活方式,以老庄、佛道思想为时尚,这种风气也直接反映在人们的衣冠服饰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当时的七位贤士,世人称「林七贤」。

宽衣博带是这时期的流行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至贫民百姓,都以大袖宽衫为时尚。男子穿衣敞胸露臂,衣服披肩,追求轻松、自然、随意;女子服饰则长裙拖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优雅而飘逸。

由於长期战乱,南北方的广大民众迫於离乡背井,并出现了多民族杂居的生活状态。他们互相学习交流,一方面促进了生产技术,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单一的文化和生活习俗;汉族穿著北方民族服饰成为时尚,不论官兵或百姓,都穿著北方民族服饰,作为平时的休闲服或礼服。

隋唐

华丽开放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时期。丝织、漂染技术有了极大提高。加上对外开放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西结合,相容并蓄,使唐代的服饰华丽清新,充满大唐风范。

唐承隋制,天子用黄袍及衫,黄袍被视作封建帝王的御用服饰。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朝。唐高祖以赭黄袍巾代作常服,以后因天子用赤黄袍衫,於是逐渐禁止臣民服赤黄之色,并以品级定袍衫的颜色,即所谓「品色服」。

贵妇人的礼服多以袒胸、低领、大袖为主,同时又有襦裙、半臂(短袖)肩披帛巾。当时也流行穿胡服。另外,唐代女子注重化妆,修饰容颜。例如画眉,当时最流行的是阔眉、八字眉等眉形。额眉间的妆饰,如「花钿」(用金箔片等材料剪成小花贴在面部),便很有特色。发髻形式也多种多样。

而唐代织锦,无论在织造技术或花样图案上,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近年在新疆吐鲁番、巴楚及甘肃敦煌等地发现了大量丝织品实物,品种花式极为丰富,染织技术精湛。在新疆出土的彩绘木俑服饰中,还出现了缂丝,比文献记载早几百年。唐代纹样不仅继承了传统,而且吸收了西方艺术形式,别具一格。

宋朝

保守拘谨 宋朝的建立,出现了一段经济文化稳步发展的时期,尤其都市商业经济更为发达。理学思想是士人生活行为的规范,影响所及,当时的服饰不过分追求华丽,保持洁净自然,崇尚简朴的审美观。

宋代衣冠服饰大多沿袭唐代,但又有自身的特点。官服多为大袖衫,头戴直角冠帽,采用不同颜色的服装来区别官员级别;贵族妇女的时髦礼服则是大袖衫。另外,宋代妇女的常装是一种称为「背子」的外衣,其特点是对襟、直领、两腋开衩,衣长过膝。上至后妃,下至百姓都可以穿著,可见其流行程度。

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从五代至宋以后,出现了缠足陋习,也称「裹小脚」。出土的南宋弓鞋(缠足鞋)头尖上翘,鞋长133厘米,宽45厘米。可见当时妇女所受的压迫,这是封建社会畸形审美观的体现。

元朝

留辫束发 元朝并没有完整的冠服制度。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仍保持其生活习俗,但同时又受汉族的影响,服饰日趋华丽。

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另外,在元代大宴活动中,天子百官要穿统一颜色的服装,称为「质孙服」,据古籍记载,天子的质孙服款式繁多,冬服有 11 种,夏服有 15 种。

这个时期的妇女也穿长袍,而汉族妇女则以襦裙为主。由於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影响,在元代,男子流行留辫发和髡发,其特徵是先用刀剃开两道直线,脑后头发全部剃去,左右两侧留出辫发或随意散落披肩。

明朝

重拾汉唐

服制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为了恢复汉族的礼仪,便制定了以周汉、唐宋为准则的新服饰制度。以袍衫为主要服饰,而官员则以「补服」为常服,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衫。所谓「补服」,是指在袍衫前有一块方形刺绣图案的官服,文官图为飞禽,武官图为猛兽。用袍衫颜色和图案的分别来区分官阶品位。

另外,明代男子官员和儒生,都流行戴「四方平定巾」,这是以黑纱罗制成,可以摺叠,展开时四角呈方形的帽子。妇女则流行穿「比甲」服装,它是一种无袖、无领的对襟马甲(即背心),套在衣裙之外。

清朝

庞杂繁缛 清兵入关后,建立了清朝。清代的服装制度是中国历代最为繁杂的。服饰既保留了满族的习俗,同时兼收并蓄汉族的服饰特点,最有代表性的是,沿用明代「补服」的特徵。

清代男子主要服饰有长袍、马褂和马甲。袍服最大特点是袖口形状似马蹄,因满族人善骑射,把马蹄形演变在服装袖口上。「褂」是穿在袍外的衣服,不分男女,都可以穿,是一种礼服。「马甲」也叫「背心」,它的造型多样,主要特点是在马甲上有彩绣装饰。

清朝时期规定,军民要穿满族服装,强令汉人男子按满族习俗改变发式,剃去前额发,把头发编成辫子。当时统治者对汉人就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颁令。

妇女主要穿旗袍,旗袍原来是满族人的服饰,汉人也穿著。旗袍款式宽大,腰身为筒式,后来才逐渐变得窄小合身。

近代

社会革命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激起了「废除帝制,剪掉辫发,更换服饰」的诉求。由於当时西方文化的影响,整个社会包括服饰方面也日渐变化。当时的男子服饰主要有长衫、马褂,青年人穿西装和「学生装」,「中山装」则成为民国时期最时髦的服装。

「中山装」的出现是在「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认为革命党人穿什麼式样的服装是个大问题,他依据中服和西服式样进行了改革。最初的式样有背缝,在后背中腰处有腰带,前门襟有 9 颗扣子,上下口袋袋褶外露。孙中山先生带头穿这种服装,人们为纪念他就称这款服装为「中山装」

在民国初期,女子旗袍跟清代旗袍没有太大分别,到了三、四十年代,旗袍进入全盛时期,这时的旗袍才发展成窄袖、收腰、无袖等款式变化,更加舒适、合体、美观,突出女性的曲线美感。

金缕玉衣

中国汉代皇帝和贵族的殓服。按死者等级分为金缕、银镂、铜缕。1968年满城汉墓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保存完整,形状如人体,各由两千多玉片用金丝编缀而成,每块玉片的大小和形状都经过严密设计和精细加工,可见当时高超的手工艺水平。 玉衣的一种。用金缕编成, 汉 代皇帝和贵族死后用为殓服。由于等级不同,玉衣有金缕、银缕、铜缕之分,这三种玉衣在考古工作中都有发现。 河北 满城 汉 中山靖王 刘胜 夫妇墓出土的两套金缕玉衣,各由两千多玉片用金丝编缀而成。

扁方

为满族妇女梳旗头时所插饰的特殊大簪,均作扁平一字形。晚清宫廷梳“大拉翅”所用的扁方有的长达一只二寸。清宫的翡翠扁方有的碧绿如水,有的则在翡翠上镶嵌金银、碧空寿字、团花、蝙蝠等吉祥图案。这种珍贵的翡翠制作的扁方,戴时贯穿横扁簪的发簪中,那翠绿色的玉色与漆黑的头发,强烈的对比色调造成特殊美的效果

  颐和园来历

  北京西郊的西山脚下海淀一带,泉泽遍野,群峰叠翠,山光水色,风景如画。从公元11世纪起,这里就开始营建皇家园林,到800年后清朝结束时,园林总面积达到了1000多公顷,如此大面积的皇家园林世所罕见。

  在西山园林中,最著名的是“三山五园”。三山是指香山、玉泉山和万寿山。这三座山上分别有静宜园、静明园、颐和园,再加上畅春园和圆明园,这就是所谓的五园。“三山五园”独立成园,各具特色,但又相互连接,浩浩荡荡次第展开,如此集中的园林也为世所仅见。 金、元、明三代的主要精力在修建北京城池和城内的皇宫,因此,西山花园多为私家拥有。从清朝康熙帝开始,内城已无发展,皇家园林才开始涌向西山。现存的皇家园林多为清代中叶所建。

  最初,皇家园林只是帝后宫妃们的消闲避暑之处,政务、祭祀和生活都在城内。清雍正帝继位后,园林开始有了离宫的味道,最后干脆就长期居住在西郊园林里,政务、读书、游乐等都一并处理。园林成了政治的心脏。

  “三山五园”中的颐和园是世界上最广阔的皇家园林之一,总面积约290公顷 颐和园大约有四大景区。最东边是东宫门区。这一带原为清朝皇帝从事政治活动和生活起居之所,包括朝会大臣的仁寿殿和南北朝房、寝宫、大戏台、庭院等。玉澜堂是光绪皇帝的寝宫,后来又成为囚禁他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当时修筑的封闭通道的高墙。

  中间高耸的万寿山前山景区,建筑最多,也最华丽。整个景区由两条垂直对衬的轴线统领,东西轴线就是著名的长廊,南北轴线从长廊中部起,依次为排云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等。佛香阁是全园的中心,周围建筑对称分布其间,形成众星捧月之势,气派相当宏伟。

  最北部的后山后湖景区,尽管建筑较少,但林木葱笼,山路曲折,优雅恬静的风格和前山的华丽形成鲜明对比。一组西藏建筑和江南水乡特色的苏州街,布局紧凑,各有妙趣。 颐和园的水面占 全园面积的四分三,特别是南部的前湖区,烟波淼淼,西望群山起伏、北望楼阁成群;湖中有一道西堤,堤上桃柳成行,6座不同形式的拱桥掩映其中;湖中3岛上也有形式各异的古典建筑;十七孔桥横卧湖上,既是通往湖中的道路,又是一处叫人过目不忘的景点,造型十分优美。

  颐和园集中了中国古典建筑的精华,容纳了不同地区的园林风格,堪称园林建筑博物馆。

  颐和园中的主体建筑是万寿山上的佛香阁。佛香阁建筑在高21米的方形台基上;阁高40米,有8个面、3层楼、4重屋檐;阁内有8根巨大铁梨木擎天柱,结构相当复杂,为古典建筑精品。回廊和角亭建筑是园林的常用形式。颐和园的长廊长约728米,为世界长廊之最。廊上绘有图画14000余幅,均为传统故事或花鸟鱼虫。昆明湖东岸的8角重檐廓如亭,也是中国最大的。此外,万寿山顶的无梁殿,全用砖石砌成拱顶,没有一根支撑物,技术水平极高。

  颐和园体现出的铸造雕刻技术也是一流水平,如昆明湖东岸的巨大镇水铁牛,形态逼真,背上还铸有铭文;湖北岸的巨大石舫,雕梁画栋,精彩无比。

  颐和园的建筑风格吸收了中国各地建筑的精华。东部的宫殿区和内廷区,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风格,一个一个的封闭院落由游廊联通;南部的湖泊区是典型杭州西湖风格,一道“苏堤”把湖泊一分为二,十足的江南格调;万寿山的北面,是典型的西藏喇嘛庙宇风格,有白塔,有碉堡式建筑;北部的苏州街,店铺林立,水道纵通,是典型的水乡风格

  历史: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始建于清乾隆帝十五年(公元1750年),历时15年竣工,是为清代北京著名的“三山五园”(香山 静宜园、玉泉山 静明园、万寿山 清漪园、圆明园、畅春园)中最后建成的一座。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同遭严重破坏。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开始重建,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以海军军费的名义筹集经费)修复此园,改名为“颐和园”,其名为“颐养太和”之义。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工程结束。颐和园成为晚清最高统治者在紫禁城之外最重要的政治和外交活动中心,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见证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1898 年,光绪帝曾在颐和园仁寿殿接见维新思想家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被长期幽禁在园中的玉澜堂;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颐和园又遭八国联军洗劫,翌年,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后,再次动用巨款修复此园。1924年,颐和园辟为对外开放公园。

  区域划分:慈禧大力修复此园的目的乃为了避暑和颐养天年,她独独看中了这块具有“万寿”名称的宝地。从1903年起,慈禧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由于慈禧常需在这里接见臣僚,处理朝政,为此在园的前部专门建置了一个宫殿区和生活居住区,所以颐和园是一个兼具“宫”,“苑”双重功能的大型皇家园林。全园可大致分为宫廷区和苑林区。

  由于颐和园兼有宫和苑的双重功能。因此,在进园的正门内建置一个宫廷区作为接见臣僚、处理朝政的地方。宫廷区由殿堂、朝房、值房等组成多进院落的建筑群,占地不大,相对独立于其后的面积广阔的苑林区,二者既分隔又有联系。其中,以仁寿殿为中心,仁寿殿后是三座大型四合院:乐寿堂、玉澜堂和宜芸馆,分别为慈禧、光绪和后妃们居住的地方。宜芸馆东侧的德和园大戏楼是清代三大戏楼之一。

  苑林区以万寿山、昆明湖为主体。万寿山东西长约1000米,高60米。昆明湖水面约占全园面积的78%,湖的西北端绕过万寿山西麓而连接于北麓的“后湖”,构成山环水抱的形势,把湖和山紧密地联成一体。颐和园自万寿山顶的智慧海向下,由佛香阁、德辉殿、排云殿、排云门、云辉玉宇坊,构成了一条层次分明的中轴线。山下是一条长700多米的“长廊”,长廊枋梁上有彩画8000多幅,号称 “世界第一廊”。长廊之前即是碧波荡漾的昆明湖。昆明湖的西堤是仿照西湖的苏堤建造的。万寿山后山、后湖古木成林,环境幽雅,有藏式寺庙,苏州河古买卖街。后湖东端有仿无锡寄畅园而建的谐趣园,小巧玲珑,被称为“园中之园”。

  造园手法:万寿山,属燕山余脉,高5859米。建筑群依山而筑,万寿山前山,以八面三层四重檐的佛香阁为中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从山脚的“云辉玉宇”牌楼,经排云门、二宫门、排云殿、德辉殿、佛香阁,直至山顶的智慧海,形成了一条层层上升的中轴线。东侧有“转轮藏”和“万寿山昆明湖”石碑。西侧有五方阁和铜铸的宝云阁。后山有宏丽的西藏佛教建筑和屹立于绿树丛中的五彩琉璃多宝塔。山上还有景福阁、重翠亭、写秋轩、画中游等楼台亭阁,登临可俯瞰昆明湖上的景色。

  昆明湖是清代皇家诸园中最大的湖泊,湖中一道长堤——西堤,自西北逶迤向南。西堤及其支堤把湖面划分为三个大小不等的水域,每个水域各有一个湖心岛。这三个岛在湖面上成鼎足而峙的布列,象征着中国古老传说中的东海三神山——蓬莱、方丈、瀛洲。由于岛堤分隔,湖面出现层次,避免了单调空疏。西堤以及堤上的六座桥是有意识地摹仿杭州西湖的苏堤和“苏堤六桥”,使昆明湖益发神似西湖。西堤一带碧波垂柳,自然景色开阔,园外数里的玉泉山秀丽山形和山顶的玉峰塔影排闼而来,被收摄作为园景的组成部分。从昆明湖上和湖滨西望,园外之景和园内湖山浑然一体,这是中国园林中运用借景手法的杰出范例。湖区建筑主要集中在三个岛上。湖岸和湖堤绿树荫浓,掩映潋滟水光,呈现一派富于江南情调的近湖远山的自然美。

  万寿山的南坡(即前山)濒昆明湖,湖山联属,构成一个极其开朗的自然环境。这里的湖、山、岛、堤及其上的建筑,配合着园外的借景,形成一幅幅连续展开、如锦似绣的风景画卷。前山接近园的正门和帝、后的寝宫,游览往返比较方便,又可面南俯瞰昆明湖区,所以园内主要建筑物均荟萃于此。造园匠师在前山建筑群体的布局上相应地运用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在居中部位建置一组体量大而形象丰富的中央建筑群,从湖岸直到山顶,一重重华丽的殿堂台阁将山坡覆盖住,构成贯穿于前山上下的纵向中轴线。这组大建筑群包括园内主体建筑物——帝、后举行庆典朝会的“排云殿”和佛寺“佛香阁”。后者就其体量而言是园内最大的建筑物,阁高约40米,雄踞于石砌高台之上。它那八角形、四重檐、攒尖顶的形象在园内园外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器宇轩昂,凌驾群伦,成为整个前山和昆明湖的总绾全局的构图中心。与中央建筑群的纵向轴线相呼应的是横贯山麓、沿湖北岸东西逶迤的“长廊”,共273间,全长728米,这是中国园林中最长的游廊。前山其余地段的建筑体量较小,自然而疏朗地布置在山麓、山坡和山脊上,镶嵌在葱茏的苍松翠柏之中,用以烘托端庄、典丽的中央建筑群。登上万寿山,站在佛香阁的前面向下望,颐和园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葱郁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正前面,昆明湖静得像一面镜子,绿得像一块碧玉。游船、画舫在湖面慢慢地滑过,几乎不留一点痕迹。向东远眺隐隐约约可以望见几座古老的城楼和城里的白塔。

  后湖的河道蜿蜒于万寿山北坡即后山的山麓,造园匠师巧妙地利用河道北岸与宫墙的局促环境,在北岸堆筑假山障隔宫墙,并与南岸的真山脉络相配合而造成两山夹一水的地貌。河道的水面有宽有窄,时收时放,泛舟后湖给人以山复水回、柳暗花明之趣,成为园内一处出色的幽静水景。

  后山的景观与前山迥然不同,是富有山林野趣的自然环境,林木蓊郁,山道弯曲,景色幽邃。除中部的佛寺“须弥灵境”外,建筑物大都集中为若干处自成一体,与周围环境组成精致的小园林。它们或踞山头,或倚山坡,或临水面,均能随地貌而灵活布置。后湖中段两岸,是乾隆帝时摹仿江南河街市肆而修建的“买卖街”遗址。后山的建筑除谐趣园和霁清轩于光绪时完整重建之外,其余都残缺不全,只能凭借断垣颓壁依稀辨认当年的规模。谐趣园原名惠山园,是摹仿无锡寄畅园而建成的一座园中园。全园以水面为中心,以水景为主体,环池布置清朴雅洁的厅、堂、楼、榭、亭、轩等建筑,曲廊连接,间植垂柳修竹。池北岸叠石为假山,从后湖引来活水经玉琴峡沿山石叠落而下注于池中。流水叮咚,以声入景,更增加这座小园林的诗情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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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背拳

《白猿通背拳》隋世国 著(内部资料)

《祁家通背拳》单长文 著(人民体育出版社)

《五行通背拳法势精要》修剑痴 著(手抄本复印)

《通背拳法》 武田熙 著  (民国再版中国书店1984年)

《通背拳浅释》张殿华 著(民国再版天津古籍1988年)

《五猴通背拳(草谱)》符懋昆 著(内部资料)

《纵横通背拳(草谱)》王之和 著

《通背拳》辽宁挖掘组(人民体育出版社)

《通背拳连环秘技》任  刚 著(北京体育出版社)

《通背拳》刘  波 著(北京体育出版社)

《通臂二十四势》郭瑞祥 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年)

《通背拳术》青木嘉教 著(日本爱隆堂)

《通背缠拳》徐奎生 等著(山西科技出版社2000年)

《白猿通背拳》胡绍光张贵增 著(内部资料1992年)

《祁家老门通背拳谱》张留圈 著(内部资料)

《祁门通背拳谱》李宝明 著手抄本复印)

《东方大侠张策》香河政协(内部资料)

《徐氏通背掌法》徐永祥 著(天津科技出版社1997年)

《白猿通背拳》胡绍光张贵增 著(内部资料1992年)

《祁家老门通背拳谱》张留圈 著(内部资料)

《祁门通背拳谱》李宝明 著手抄本复印)

《五行通背拳法势精要》修剑痴 著(手抄本复印)

《通背拳法》 武田熙 著  (民国再版中国书店1984年)

《通背拳浅释》张殿华 著(民国再版天津古籍1988年)

《五猴通背拳(草谱)》符懋昆 著(内部资料)

《纵横通背拳(草谱)》王之和 著

《东方大侠张策》香河政协(内部资料)

《徐氏通背掌法》徐永祥 著(天津科技出版社1997年)

《龙行刀》刘志清 著(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84年)

《达摩剑》赵连合授陈铁生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1983年)

《三环套月鞭》曹志清 著(山西科技出版社2005年)

《剑术》蔡龙云 著(江西人民出版社)

《剑经注解》李良根 等注释  (江西科技出版社)

《紫霞剑》吴彬 程慧琨 编著(人民体育出版社1982年)

《单刀法图说》程冲斗 著(明朝刻本复印)

《剑经注解》于大猷 著(江西科技出版社2002年)

《阴符枪谱》王宗岳 著(民国版本影印复印)

《昆吾剑谱》李凌霄 著  (民国再版天津古籍书店1988年)

《贾氏青萍剑》郭长生 传授(牛增华整理 手抄复印)

《写真太师虎尾鞭》姜容樵 著  (民国再版山西科技出版社2005年)

《双手剑》于承惠 著(内部资料整理)

《达摩剑》王云五 著(民国影印天津古籍1988年)

《五轮书》宫本武藏 著(英文版复印)

《五轮书》宫本武藏著(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

《说剑》庄  子 著(吉林文史出版社)

《剑道》董子红 著(北京体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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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是没有蛟龙。

蛟龙即蛟,是古代神话中的神兽,拥有龙族血脉的水兽在朝龙进化时的其中一个物种,只要再渡过难劫就可以化为真龙,都有强大的力量。

龙是汉族等东亚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龙的传说等龙文化非常丰富。传说多为其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而这些已经是晚期发展而来的龙的形象,相比最初的龙而言更加复杂。龙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排第五,在《礼记·礼运第九》中与凤、龟、麟一起并称“四灵”。《张果星经》云:"又有辅翼,则为真龙",认为有翼方是真龙。如西周有大量身负羽翼龙纹器皿,乃至青龙在先秦纹饰中也有羽翼,一说应龙、青龙为祖龙。封建时代,龙是皇权的象征,皇宫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但与广为流传的"五爪金龙为天子象征"之说不同,古籍中记载有翼飞龙,方为天子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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