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时是我给孩子定的：弟子规（据说是浓缩的论语）、三字经（天文地理数学历史的萌芽）、千字文（古时专用的识字教材）

后面的是小家伙自己安排的：《老子》、《论语》、《大学》、《孟子》、《中庸》，觉得这个顺序有铺垫并且将繁易错开，挺不错，就同意了。 而《易经》是群经之首，万经之王，我的构想是等小朋友将来学有余力之时再来读易经、诗经等。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王财贵教授所提倡的顺序是：“一开始所选用的教材是论语、老子和唐诗，一是儒家之本，一是道家之源，一是公认的文学之宝，三本都是很重要而基本的，可供采择给初学者。当然这三本都背过了，或许可以让他背孟子、诗经、易经等……”

七田真的说法是，其实不管所读的经典为何，作用都是一样的，经典就是一种可以实现大脑素质飞跃的工具。

三字经里的说法：“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作中庸，子思笔；自修齐，至平治。 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是《史籀篇》。

拓展知识：

史籀篇，蒙学课本。

《汉书·艺文志》著录《史籀》十五篇，谓周宣王太史作，以教学童，字与孔子壁中古文异体，秦人所作《仓颉》、《爰历》、《博学》，文字多取自此篇。近人王国维著《史籀篇叙录》及《史籀篇疏证》，认为战国以前未见称述此篇，西汉末刘向校书，始予著录;因籀意为诵读，非人名，其句首盖云"太史籀书"，故名。

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

原书四字一句，编成韵语，是教学童识字的课本，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课本。《汉书·艺文志》注谓"周宣王太史作"。《说文解字·叙》也以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近人王国维则认为"籀"是诵读之意，原书首句"太史籀书"，便以"史籀"二字作书名。据《汉书》与《说文解字》记载，共十五篇，但未说明字数。

存于《说文解字》者223字，与秦系金文及石鼓文在字体上颇相类，王国维认为属周秦间西土文字。字体较小篆繁复，字呈正方形，笔划优美。该书已佚，若欲参考字型，此书两千多字中，《说文解字》有收录约两百字。

用字较小篆不同，如"奸"作"奸"又如"乃……"作"乃……"又如"草"作"茻"(呈四"屮"堆栈状)又如"好"作"子+女"等等。

《史籀篇》中出现的文字被称为"籀文"，是"大篆"的其中一种。

唐兰、高亨、周谷城、李学勤等则据大量资料证明实有其人。其书建武时存九篇,章帝时王者加以解说,晋世,所存亦废。今据《说文》籀文考察,其字体左右布局均衡,线条匀称齐一,形体繁复,象形象意成分减少,圆转方折的线条笔划的意味浓重,很可能是经过审订、整理、规范的字体,故以编写课本。

蒙养教材启蒙教学的途径各有不同，而识字和习字教材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自古就有各种字书的编纂。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周时有教学童用的书——《史籀篇》。秦代李斯作《仓颉》、赵高作《爰历》、胡毋敬作《博学》。汉初乡里的教书先生将三书合在一起，编成《仓颉篇》，断60字为一章，共55章。因该书重复字多，成帝时李尚取其中的正字作《元尚篇》，平帝时扬雄又删去《仓颉篇》中的重复字，并另补充一批有用的字，续成《训纂篇》89章，东汉班固再续13章，共102章，作到无重复字，已将当时“六经”及各种典籍中所出现的字基本上包括在内。可见汉代学者在精心编纂字书方面是下了不少功夫的。上述字书早已佚失，从现存《苍颉篇》残片看，编排体例是四字一句，有韵，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汉代字书流传至今的是元帝时史游所作的《急就篇》。该书以七言韵句为主，间以三言、四言句，按文字含义的类别组句，包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和有关自然、社会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且能尽量减少重复字的出现，具有简练、易记和实用的特点，所以自汉至唐，一直是广泛使用的识字教材。

所谓蒙学就是对儿童的启蒙教育。在历史上，“蒙学”一词到宋代才出现，不过古代对儿童的蒙学教育早就出现了。一般来说，蒙学是古代系统教育的最初级阶段，它对人的性格习惯的养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蒙学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以及教材。了解古代的蒙学发展，是有利于今天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家庭教育发展的。

宋朝之前，并无蒙学的概念，但是有小学的概念。古人认为的小学教育阶段大概处于8岁到15岁之间。不过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年龄限制，有些儿童可能在3岁甚至2岁就开始接受蒙学教育了。早在原始社会，早期的蒙学教育就已经出现，主要是教授生活技能、道德习惯。

到了夏商周，国家形成了，文字也形成了，教育开始成为了一个较为专业的部分。贵族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就开创了学校，其中儿童的教育主要是在小学进行。《古今图书集成》说“夏后氏设东序为大学，西序为小学”，《礼记》记载“殷人养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右”，郑玄认为左学就是小学，可见专门的小学学校已经出现。西周时期，中国的学校制度进入了完善阶段，对于小学教育也有相对完善的体系。

三代的小学教育的内容主要是识字、道德、礼仪、书法、算术、舞蹈、音乐、体育、军事等。在识字书法方面，史料记载西周时期出现了专门字书，以供小学教学之用。《汉书》记载周宣王时期的太史写下了《史籀篇》，这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儿童识字教材，可惜已经失传。在认字的同时，也要练习书写，当时练字的主要内容可能是从天干地支开始的，《内则》说“九年教之数日”与“十年学书计”，数日就是北背诵六十甲子，学书就是能够将之写出来。这一点在殷墟出土甲骨中得到了证明。甲骨中发现了一些练字骨片，基本都是选用干支作为练习的文字。数学方面，先学习数字顺序，然后运用于甲子纪日，再学习十进位和四则运算。《周礼》记载当时有了“九数”，也就是学习“九九乘法”。

有一甲骨片，上有五行字，重复刻着从甲子到癸西十个千支，细加比较，其中有一行刻得整齐精美，其他四行则字迹歪斜不整，中间夹着二三个刻得整齐的，显得不协调。据郭沫若的分析估计，那一行整齐精美的字是教师刻的字样，另外四行是学生的练习，当中夹着那几个较整齐的则可能是教师手把手而刻得较合要求的。——《中国教育史》

甲骨文

道德教育是三代小学教育中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三代受到宗法制度的影响，十分强调孩子的孝道。古人认为最基本的道德就是孝，教育的“教”字从“孝”，“孝”的甲骨文是“之曲伏于父”的样子，而“攵”则是手拿木棍的样子，这或许就是“黄金棍下出孝子”的来源吧。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有了孝，后代才会遵守父亲的志愿，听从父亲的命令，继承父亲的事业。教的甲以孝为基础，周人的仁、义、忠、信等道德观念也成为了重要的道德教育内容。

夏商周时期的教育是贵族垄断的教育，因此对儿童也进行简单的军事教育。“六艺”中的射和御就是属于军事教育的内容。这种军事教育长期对后来的贵族、士族家庭教育有影响，如秦汉之交的项羽“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后来又学兵法。贵族的子弟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学习军事技能，是其阶级性的表现。

春秋战国以来，贵族垄断教育的情况被打破，私学兴起，民间相应的蒙学教育机构也出现了。我们从“孟母三迁”的故事中就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上有专门进行了儿童教育的私塾。百家之中，儒家是最重视教育的，他们写下了许多有关于教育的文章，如《礼记》中的《学记》《大学》《乐记》《中庸》以及《论语》《孝经》等，这些许多成为了后代蒙学教育的基本素材。关于对人性善恶的争论，以对后来的教育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秦朝时期，推行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私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时候的儿童基本只能在官方的教育机构中进行较为系统的教育，教育的主要内容除了之前的识字、书法、算术之外，还增加了法律知识。秦朝统一了文字，也就是需要了新的文字教科书出现。其中李斯《仓颉篇》就成为了全国性的官方识字、书法教材。

《仓颉篇》

到了西汉时期，废除了“挟书律”，允许开办私学，于是出现了书馆、经馆等私学机构，其中书馆主要是小学阶段的私学机构。书馆的教育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教育主要是识字和简单的算术。当时使用的识字教材有《仓颉篇》《急就篇》《凡将篇》。其中《急就篇》是当时使用最广泛的识字教材，它是汉元帝时期的黄门令史编辑，总共有2000字，其句子一般是三、五、七字，有韵律感，内容包括姓氏、器物、生活常识等。这本教材直到唐朝才被取代。第二个阶段，儿童开始接触思想教育，阅读《孝经》《论语》《尔雅》等书籍。汉代的私学教育反映了当时儒学独尊的状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士族的兴起，私学教育主要在庄园内进行了，私学教育和家庭教育紧密结合。世家大族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保持优良的传统，因此形成了许多家庭教育的文章，如诸葛亮的《诫子书》、孙谦的《戒外孙书》、陶渊明的《命子十章》、魏收的《枕中篇》等，其中以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作为著名。在学习的内容上，打破了儒家独尊的局面，也涉及诸子百家、文史等方面的文章。在蒙学教材方面，士族开始自己撰写教材，如南朝的周兴嗣编撰了《千字文》，既是一本识字课本，也是一本儿童学习的百科全书。

唐朝以来，由于国家的统一，社会稳定，教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唐朝时期的小学教育基本是依靠于私学，并且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系统。当时的小学体系有村学、私塾、家塾、家学等。村学就是村中的小学，附近的儿童可以在其中学习；私塾是文人自己开办的小型教育机构，一般设置在老师家中。当时的城市和农村都有私塾存在；家塾就是家族创办的小学，专门培养家族内部或者亲戚的孩子，一般不接纳其他外人；家学就是贫困的家庭中，有文化的人对家中的子弟进行教育，唐代大诗人元稹小时候就只能接受家学。

到了宋元时期，蒙学教育达到了一个顶峰的状态。宋元时期有了较为完善的官学体系，其中县和县以上级别设置有小学。根据《续资治通鉴》记载，1102年北宋下令“天下州县并置学，县置小学”。元朝继承了宋朝的政策，初期“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1286年，元朝进一步推广小学的设立，下令全国各地农村每50家组成一社，每社设立学校一所。官府创办的小学在规章制度方面有完善的规定，如宋朝的《京兆府小学规》不仅规定了教师每日教授的内容，还将学生分为三等，因材施教。

明清时期，又继承了元朝建立社学的制度。1375年，朱元璋“诏天下立社学”“府州县每五十家设社学一所”。明朝的教育已经开始出现了强制色彩，也就是规定8岁到15岁的民间儿童必须进入社学，“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明朝吕申的《社学要略》对明朝的社学制度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清朝继续在全国各地建立社学，同时又出现了义学、井学。义学是一种特殊学校，主要接纳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孤儿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孩子入学。井学是专门设置在云南等边疆地区的学校了。发达的官方小学和私学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十分完善的蒙学、小学网络了。

唐宋元明清时期的蒙学教育的发达还体现在了教材方面。该时期的蒙学教材的数量巨大，类别丰富，影响深远。在道德教育方面的教材有《千字文》、《劝学》、《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等；百科常识类的有《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诗歌方面的有《唐诗三百首》《千家诗》《神童诗》等；识字类的《开蒙要训》《百家姓》《文字蒙求》等。总体而言，这些启蒙读物基本都在宣扬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如《神童诗》说“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明显已经不适应今天的价值观念。因此，对于古代留下来的蒙学教材，应该要进行了仔细的筛选，甚至还是去除部分章句，如此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总结起来，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蒙学教育机构的设置范围不断扩大，到达明清时期基本覆盖乡村地区。在教学的内容上，重点是识字和思想教化。中国古代长期受到宗法思想和儒家思想，因此在教材方面基本都是宣传儒家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直到现在还在影响中国人的基本道德准则。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也有一定的不足，那就是过于重视文化知识，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教授，忽视了艺术、技能等方面的知识教育。

　　摘 要：《三字经》是古代蒙学教材的典范，充分体现了蒙学的教育价值取向，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重视教育对人的作用，二是强调道德教育的地位，三是重视学习对成才的作用，四是重视科学的教学方法，五是重视知识的全面传授。

关键词：蒙学教材；《三字经》；教育价值取向

“蒙”有幼稚、暗昧之意，《易经》中《序卦》曰“蒙者，蒙止，物之稚也”。幼童于事多暗昧，因此称之童蒙。启迪童稚，消除暗昧称之启蒙，或称之发蒙。《辞海》对于蒙学的解释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教育内容主要是识字、写字和封建道德教育。”中国古代蒙学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字经》是一部流传甚广，家喻户晓的启蒙读物，曾被列为蒙馆教学的课本，是古代蒙学教材的典范之作。历史学家周谷城曾评价“《三字经》对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历史观，确实要比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三字经》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三字经》对于古代蒙学教育价值取向有着鲜明的体现，即通过采取教育的方式，培养儿童的伦理道德，激励儿童努力学习，采取适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教学方法，对儿童进行全面的知识传授。

一、重视教育对人的作用

《三字经》重视教育，强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在开篇就引用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定下了全文的基调，即重在“习”上，并主张“教之道，贵以专”。教育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的有机结合。首先，列举了孟母三迁的例子，以此说明社会环境会对人的成长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接着，借助孟母断机杼，窦燕山教子有方的例子论证“养不教，父之过”的观点。孟子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的大学问家，与孟母的严格教育是分不开的，窦燕山的五个儿子之所以能够被世人称颂，也是与窦燕山的正确教育不可分的。历史上诸如此类的例子并不少，这均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才可能真正成才。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教育子女的义务和责任，在孩子的一生中有着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明确提出“教不严，师之惰”。父母把子女送进学校，身为教师千万不能有怠惰之过，必须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功能。因此，在儿童的教育过程，必须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学校教育的主导作用，以及社会教育的积极导向作用，使三者有机结合，形成对儿童教育的合力，以更好地引导儿童发展。

二、强调道德教育的地位

《三字经》明确提出“首孝悌，次见闻”。认为人生首要的大事是孝敬父母尊敬兄长，其次才是多观天下之事，多闻古今之理，来增长见识。全文用了大量的篇幅，训导儿童要从小学习“三纲”、“五常”、“十义”等伦理规范。提出“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要求在少年时，应亲近明师，交结贤友，学习礼节仪文。列举了年纪尚小的东汉人黄香和汉代人孔融的例子，进一步说明孝与礼的重要性。“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东汉人黄香，九岁时就知道孝敬父亲，替父亲暖被子。为人子女，应该孝敬父母，以尽为人子之道。“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就是说长幼有序，儿童应从小就懂得尊敬和友爱兄长的道理。由此可以看出《三字经》带有浓烈的“德育为先”的教育思想。

三、重视学习对于成才的作用

《三字经》充分体现了重视学习的教育思想。“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小孩子不肯好好学习，是很不应该的。一个人若小时候不好好学习，到老的时候有什么用呢？这里可以看出，《三字经》不仅仅是重视学习，而且强调学习应该是从小抓起，否则，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玉如果不经过打磨雕琢，就和石头没什么两样，不可能成为精美的器具，同样人不经过学习，也是不可能明白礼义的，就不可能形成高尚的道德行为，不可能成才了。在文中，列举了学识渊博仍好学不止的孔子、官至中令仍不忘苦读的赵普，家庭贫穷仍自勉勤苦的路温舒、公孙弘、车胤、孙康、朱买臣、李密等一大批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历史人物事例，宣扬刻苦攻读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刻苦攻读儒家经典，才能得到出仕的机会，才能成为“上致君，下泽民”的人，也才能“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四、重视科学的教学方法

蒙学在教育过程中非常注重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作为蒙学教材的《三字经》对于这一点有很好的体现。《三字经》强调作为引导刚入学的儿童的老师必须讲究教学方法，“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名句读”。强调儿童学习要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指出做学问，读书求学，必须打好求学初期的基础。只有在学好了关于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及事亲敬长之义的基础知识的《小学》以后，才能学习较为深入的《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即只有通晓《孝经》，熟知《四书》之后，才能开始学习更为深奥的《六经》。“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由此可见，《三字经》要求儿童的学习按照从儒家经典到诸子百家再到史的顺序进行。

另一方面，从《三字经》的编写形式也可以看出古代蒙学教育对教学方法的重视。《三字经》注意从儿童所熟知的、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入手，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如“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三字经》采用三言韵语的形式，句子短小，语言简洁，优美精炼，整齐押韵，句与句之间衔接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极富口语化，吟诵起来生动活泼，琅琅上口，听起来和谐悦耳，富有乐感，既合乎儿童的兴趣，又容易记忆，切合儿童多记性、少悟性的年龄特点。张志公先生在具体分析后高度赞扬到：“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于便于记忆，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呆板。《三字经》可以说基本上没有这两个缺点。拿文言的标准看，《三字经》的语言是相当通俗的，无论如何，比《千字文》通俗很多。除了个别句子之外，没有勉勉强强硬凑字数，硬押韵的毛病。从句法上看，可以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既有训练儿童语言能力的作用，又使全书的句子显得有变化，样式多，不枯燥。”[1]（P23）

五、重视知识的全面传授

蒙学教育重视知识的全面传授，蒙学教材以识字为主要目的，同时也包含着丰富的人文、自然、社会知识，上至天文地理，宇宙形成，下至风土人情，历史发展，内容丰富多彩。

《三字经》历来为人们所极力推崇，被历代学者誉为“千古一奇书”、“袖里通鉴纲目”。[2]（P197）历史学家吴晗曾说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三字经》可以作为初学者阅读中国古籍的线索。”《三字经》全书虽仅仅1000余字，但有条不紊地涉及了教育、伦理、天文、地理、历史、儒家经典等方面的知识。不仅用极为简练的语言概括了三才、才光、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等基本名物，而且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从伏羲、神农开始，直到清末，我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帝王兴废的历史。

当然，不可否认，在封建社会大背景下产生的蒙学教材必定被打上封建时代的烙印，带有其时代发展的局限性和落后性。作为蒙学教材的《三字经》难免在全书中带有封建主义的痕迹，如渗透着封建的“三纲五常”伦理观念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但是，《三字经》所宣扬的重教重学、尊敬老师、友爱兄弟、孝敬父母等教育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的。另一方面，《三字经》采取适合儿童身心的教学方法激发儿童学习兴趣，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所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张公志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2]陈汉才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3]蔡若莲古代识字教材之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3）

[4]钱加清我国古代蒙学教材特点简析[J]语文学刊，2001（4）

[5]史秀娟《三字经》对儒家教育思想的体现[J]邢台学院学报，2003（4）

[6]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J]甘肃社会科学，2004（3）

[7]蔡明英对《三字经》教育思想的研究[J]语文学刊，2006（6）

《新编对相四言》简要介绍：

《新编对相四言》是中国五年前最早出版的图文并茂的蒙学图书（就是现在的看图识字），按一汉字或者两汉字在左边对应相就的图像，易于学习。而且对于现代研究古代衣食住行器物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全书共八页（16单页），388字，308图；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大致为1506年后刊本。

自“天、云、雷、雨”始，至“粪斗、笤箒”止，收字三百八十八个，其中单音节词二百二十四个，双音节词八十二个，均以大自然和日常生活的名物为内容，配图三百零六幅，属明代早期的一部“杂字”类识字读本。

《新编对相四言》的艺术价值和积极意义：

书中绘画简明扼要，采用版画式印刷方式，充分证明了大约南宋时代就出现了比较先进的版画工艺。这本书定义于农村或者底层百姓通俗蒙学读物，对于提高识字率具有积极意义。

在中国古代把读书做为参加科举考试为最终目的人来说，一般是从《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这类最为历朝统治者和士大夫看重的蒙学读本开始学习，在掌握这些书之后，就开始读《四书五经》或者《十三经》，最终参加科举考试 。

但是对于读书只为了识字认字的人来说，也存在一种与“三百千”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另一类蒙学读本，叫“杂字”。“杂字”类蒙书很少选用经典语句、传统典故，更多选取俗字俗语，以农家子弟、市民后代为对象，识字主要不是为了科考仕进，而以日常应用为目的，因此较少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气息，反而含有鲜活的生活色彩和时代特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新编对相四言》。

《新编对相四言》的前身今世：

大约在南宋末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图、文对照的识字课本。《对相识字》就是其中的一种。 后经元、明、清的增删修改，《对相识字》曾经收录入明代杨士奇编的《文渊阁书目》(1441年)中。经过完善增删修改就形成了《新编对相四言》。

语言学家张志公也在半个世纪前，关注过这一读本。他在《试谈〈新编对相四言〉的来龙去脉》一文中写到，1960年代初，为了考查传统语文教育的情况，张志公做过许多收集、查索古代蒙学用书的工作。他听说有数种《对相识字》的明代刊本，又得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有一本《新编对相四言》，据说是1436年（明英宗正统元年）刊本。这样两个线索，只从记载中稍知鳞爪，未见全豹”。1965年，张志公又在旧书店买到一本石印复制本《新编》，“它不是原始刊本，而是一个石印复制本，纸新，石印时间当较近，版本不足珍视”。（《文物》1977年第11期）张志公始终无缘见到《新编对相四言》的原貌，却凭借这样一个石印复制本，从版本形制、文字词汇，到名物图画，进行了细致梳理，考证了它大致产生的年代、蒙书的发展流变，指出它的文献价值，以及它在传统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张志公曾和吕叔湘共同编写1954年语文课本。后出任人民教育出版社设汉语编辑室，为首任汉语编辑室主任。

《新编对相四言》剩余内容：

后记人物介绍：

祝椿年，字荫庭，河北大兴人。清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工书，书学松禅，颇有声誉，偶写山水，用笔苍古。民国后曾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