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所说的文献，主要指有历史意义的比较主要的书面材料，广义的文献定义就成了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依据国际定义文献乃是一切情报的载体。

1、随着社会的发展，"文献"的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泛指古籍外，近人把具有历史价值的古迹、古物、模型、碑石、绘画等，统称为"历史文献"。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文献著录总则》关于"文献"的定义是："文献：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在这一定义中，有两个关键词："知识"是文献的核心内容，"载体"是知识赖以保存的物质外壳，即可供记录知识的某些人工固态附着物。也就是说，除书籍、期刊等出版物外，凡载有文字的甲骨、金石、简帛、拓本、图谱乃至缩微胶片、视盘、声像资料等等，皆属文献的范畴。

2、数千年来，我国先人创造出丰富而灿烂的各类文化硕果，主要是录存于浩如烟海的古代图书典籍之中，这些就是古典文献。而其中与某一学科直接相关的图书资料，就是该学科的文献。古典文献学的基本任务，是继承古代校雠学家的方法、经验和成就，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发掘、搜集、整理、研究这些文献，去伪存真，考镜源流，使之为各个学科、各个层次的专业工作者所了解、掌握和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科学文化，进而为全人类作出贡献。

[wén xiàn]  

文献

（词语释义）

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运用一定的意义表达和记录体系记录在一定载体的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知识。所谓文献,文,是文本记载,献,就是口头相传的。

文献的基本要素是：

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知识；

一定的载体；

一定的方法和手段；

一定的意义表达和记录体系。

人们通常所理解文献是指图书、期刊、典章所记录知识的总和。文献是记录、积累、传播和继承知识的最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获取情报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交流传播情报的最基本手段。

靳靖

摘 要建国后在解放区继续开展的土改运动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大有不同，它继承了先前的经验教训使土改开展的更加具体化、科学化。

关键词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研究

我们研究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如今学者们对土地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本综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汇总分析：

一、文献史料汇编的参考价值

土地改革结束后陆续出版了相关的史料汇编，其中包括全国性史料及各地区性史料，全国性土改史料汇编有《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本书收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有关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条例、指示、决议、总结等文献史料463件”[1]，其中建国初期共计100余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1册 1949年10月至12月 第一次至第十三次会议》[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5册 1951年7月至12月 第九十二次至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3]汇集政府会议文件百篇。《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上》[4]收录了1949年至1957年农业相关文件。除此之外，华东、西南、中南、西北各解放地区的资料汇编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省级文件较多，本论文研究的赣南土改所属区域是中南区，就中南区来看史料有《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上》[5]、《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下》[6]，本书分上下两册，收录了中南各省的政策、法令、方针等，集中性较强。《法令汇编1951》[7]汇集中南区民政、土改、司法、检察、人事、财政、粮食、税务、工业、农林、水利交通、文化、卫生的相关法令。《江西省土地改革方案》[8]收集了江西省土地改革的方针、要领、程序、机构等。《江西党史资料 第31辑 江西土地改革》[9]，收录了江西土改相关政策同时把江西的土地改革过程描写的比较详细，值得借鉴。这些珍贵的史料汇编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宏观上的参考价值。

二、从传统范式角度看土改

对于土改研究最多的就是对中国土地改革的全国性、总体性评价，基于传统革命性和政治性研究范式，内容主要包括土改过程、土地政策、经验总结等。例如：胡伊默《土地改革论》[10]共分为十五章讲述了不同国家特殊时期的土地改革历程，例如英国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的土地改革等等，同时提出土地改革与农民间的问题以及中国目前的土地改革问题与基本任务。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11]阐述了旧中国的农村现状、土地改革的历程和基本经验。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12]分为四大部分，探讨了中国土地改革的社会依据，对建国前期和建国后期分别各用一大章节详细的阐述了相关政策、方针、问题及成就，以及中国土改的基本经验。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13]先后对中国土改前后进行论述，其中对土地改革老解放区论述的较为详细，建国后期的论述较为简单。董志凯、陈延煊《土地改革史话》[14]对中国建党到建国初期各阶段的土地改革分章节阐述，宏观把握了土地改革的全局。陈榕甫《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15]用12个部分描绘了土改后中国农村从政策制度、生产、生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新气象新面貌。迟文《浅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6]通过阐述阶级的划分及土地法的变更，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扭转，提供了机遇。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7]阐述了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新政策调整，特别关注富农政策、财产分配政策等的实行及遇到的阻碍如何顺利排除，大大提升了劳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上都是对中国土改的宏观把握，重点阐述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都较细致的描绘了建国初期的土改改革运动，强调土改的政治性以及土改对中国未来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三、从区域性研究角度看土改

有不少学者把研究土地改革的目光转移到某个省、某个县甚至于某个乡，在书籍、期刊和论文中都有不少相关研究。马英庆《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18]以恒台县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斗争作为历史背景，通过描绘恒台各镇土改运动中的人物事件反映出土改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成果和经济发展。沈彭主《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与理论》探讨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如何实践的以及相关论文集。“前半部分讨论了当前广东各地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存在问题和应对对策；后半部分主要讨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现状、对策。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读者可以看到广东农村土改的历史轨迹和出路。” [19]杜景川、邵文臣、徐波《山东的土地改革》一书中“清晰的梳理了山东省从土改到彻底完成的历史进程，并对土地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了介绍。” [20]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21]通过对其土地占有关系的研究及阶级划分、总结历史经验，有益于深入研究华侨史及制定侨务政策。美国作家WHinton写的《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22]一书中描绘了华北某个村庄的土地改革历程及乡村变迁。除此之外，还有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23]，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24]，吴健《建国初期合肥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述论》[25]，范连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中心》[26]，杨峻岭、刘剑《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27]，王洁、张舵《台湾土地改革及其经济绩效》[28]，以及研讨城市郊区的区域性文章冯绍霆《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土地改革实证研究》[29]，罗忠敏《北京郊区土改运动纪略》[30]等等。总结以上区域性研究文章，大部分学者乐于研究较发达的省市区，大多集中在河南、湖北、广东、福建、北京、上海、台湾等地。而研究欠发达地区如江西省的文章屈指可数，研究赣南区域土地改革论文就更少了。目前研究赣南地区的只有万婷婷《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31]，探讨了以沙洲坝县为研究对象的土改历程，分为土改前、土改中及改革后期的一系列内容及影响。研究中南区及江西的有尤国珍《新中国土地改革中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法执行情况解析》“以中南区为典型，从中南区农村的客观情况和地方***主观思想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的执行情况。”[32]还有江光亮《抗美援朝运动对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影响初探--以江西省为例》，刘诗古《国家、农民、与“工商业兼地主”—南昌县土改中的“清算”斗争》，程莎莎《解放初期南昌市郊区土地改革研究》，黄伟英《社会动员与乡村变迁：1927-1953年的赣南社会》，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33]

四、从多元化角度看土地研究

近几年出现了不少多元化角度的土改论文，突破了以往的革命及政治范式，而侧重现代化范式下的社会史、经济史、历史学、传播学等角度进行剖析，涉及主要人物、民众心理、思想教育、知识分子、群众动员等不同视角探讨。如尹进的《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从社会史角度出发阐述了桂林地区因土改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变化。佘君《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试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解读建国初土地改革运动，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史是中国百年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由土改到合作化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样是现代化范式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是美国作家弗里曼，“该书考察了1935年至1960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研究了华北平原的社会状况，重点放在一些家庭、村民和当地干部是如何置身于带来生存机遇的、新产生的社会主义之中的。”[34]以相关重要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土改论文有秦宏毅的《论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评论了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为其农村发展意义重大。郑群、刘子健的《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阐述了在土改斗争中叶剑英坚持“团结广大人民”的思想如何来保护华侨。何薇、马先睿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主张及其历史作用》分析了他的思想主张及“这些思想主张为中国***完成土改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土地革命理论。”任芳葳《论建国初期土改运动对现代新儒家的影响——以冯友兰、梁漱溟、贺麟为例》通过对三位新儒家重要任务的分张阐述，表明“土改是现代新儒家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是思想改造的实践平台”，探讨的角度比较新颖，较少人涉及此内容。张鸣《动员结构与动员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的政治运作（1946-1949）》从群众动员角度强调了土改的动员机制。王懿凡《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视角下的土地改革》“从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视角探讨了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与行为选择，并分别在村庄共同体的意义上、以及生存伦理与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改革时期出现的生存小农与理性小农的选择差异”。角度比较新颖。崔晓麟《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论述了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间的密切关系及相互作用，角度比较新颖。刘一帆《传播学视阈下的东北土地改革舆论动员》“基于传播学的视角，发现中国***对东北农民所进行的舆论动员工作途径包括通过启蒙阶级意识实现农民政治身份符号的构建，通过诉苦斗争谋求翻身的形式达到情感上的动员，通过吸纳积极分子入党并成立基层党组织的方式完成组织上的高度整合等。”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借助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透视这一特定时段的土地改革问题的新特质，从而更真实地揭示出中国***成功获得农民认同的历史轨迹。”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揭示了“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

综合上述，国内学者对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研究内容比较丰富，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但是对于区域性的土改研究一直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范围，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史料挖掘有待学者继续考究，特别是江西县市区的土改也是相当有研究价值的。国外学者未真正经历过中国的土改阶段，对当时的现状未能完全阐述透彻，也存在一些缺陷。这些成果为笔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对于赣南土地改革的相关书籍和论文不多，只能通过上级文件史料汇编及当地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卷宗材料、地方志及相关年份的报纸来还原当时土地改革的原貌，通过这些珍贵原始档案来丰富赣南地区的土改历史。

参考文献

[1]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

[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1册 1949年10月至12月 第一次至第十三次会议》[M]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1954

[3]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5册 1951年7月至12月 第九十二次至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M]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1953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5]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上》[M]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

[6]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下》[M]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

[7] 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法令汇编1951》[M] 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1951

[8] 江西省政府《江西省土地改革方案》[M] 江西省政府，1949

[9]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党史资料 第31辑 江西土地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0] 胡伊默《土地改革论》[M] 中华大学经济学会，1949

[11] 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12] 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13]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14] 董志凯、陈延煊《土地改革史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15] 陈榕甫《土地改革后的农村》[M] 文化出版社，1950

[16] 迟文《浅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J]当代旅游，2017（21）

[17] 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18] 马英庆 《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M]淄博县新闻出版局，1996

[19] 沈彭主 《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与理论》[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20] 杜景川、邵文臣、徐波 《山东的土地改革》[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

[21] 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J] 中共党史研究，1990（4）

[22] WHinton 《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23] 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4] 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2）

[25] 吴健《建国初期合肥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述论》[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

[26] 范连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中心》[J]怀化学院学报，2016（6）

[27] 杨峻岭、刘剑《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J]长江丛刊，2018（15）

[28] 王洁、张舵《台湾土地改革及其经济绩效》[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19）

[29] 冯绍霆《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土地改革实证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2）

[30] 罗忠敏《北京郊区土改运动纪略》[J]党校教学，1988（2）

[31] 万婷婷《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0

[32] 尤国珍《新中国土地改革中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法执行情况解析》[J]兰州学刊，2009（6）

[33] 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J]学术界，2013（6）

[34] 弗里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献就是《诗经》，他要把这权些不符合思无邪的诗全部删除，留下了对一些可供后人培养品德的诗。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删除整理这些古代诗集的初衷，所以孔子对这些诗集做了整理删除，做了重新编排的工作就是为了给后人留下好的诗篇。

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该书被奉为儒家经典。

扩展资料：

孔子于68岁返回鲁国，开始整理图书典籍。尤其是在晚年，主要精力是用在校勘、整理典籍方面。

孔子是中国最早的图书整理者，并把鲁史官所记《春秋》加以删修，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

孔子通过国家的藏书，了解了虞、夏、商、周四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他所收藏的图书主要有《诗》《书》《礼》《乐》《春秋》等。《公羊解诂》载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救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说明在编定《六经》时，广泛搜集各国典籍。故后，“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

古代医学著作发展

公元475-公元265年（战国-三国）

《黄帝内经》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先秦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共计216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内经》是仅存者。《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其成书时期一向有争议。它并非一人一时之手笔，大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进行搜集、整理、综合而成。中医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两者在《内经》中均有充分反映，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计三卷（也有分五卷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均不详。此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八十一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

《伤寒杂病论》为张仲景著作，成书于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不久，由于战乱原著散失，后人分别搜集其中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整理成两部书，即《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它成书以后，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公元265-960年（晋-五代）

这一时期，有不少医家从事《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工作。最早进行此项工作的，为齐梁间的全元起，他注释《皇帝素问》八卷，书名《素问训解》。此书到南宋时失传。

隋唐时期，杨上善又将《内经》分类编纂和注解，编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

注释《素问》影响较大的，是中唐时期的王冰。他历时十二年，于762年撰成《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

《脉经》作者王叔和，成书于魏晋。《内经》《难经》均有关于诊脉法的阐述，王叔和搜集有关脉法的资料，采集各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脉经》十卷。

《诸病源候论》于公元610年由巢元方等人编撰。全书共50卷，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对疾病记载的广泛和详细，对病源的认识。

《肘后救卒方》晋代葛洪著，他先著成《金匮药方》100卷，因篇幅浩繁，不便携带，将其中救急、多见、简要实用的部分，摘要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肘后救卒方》现存8卷，书中突出之点是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唐代孙思邈著。孙思邈十分重视医家的医德。孙思邈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但尊古却不拘泥。他很重视妇科、儿科疾病的诊治，《千金要方》首列妇人方3卷，少儿婴孺方2卷。

《外台秘要》是唐代王焘著作。全书40卷，分1104门，是唐代另一部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医籍。内容包括有今天的内、外、骨、妇产、小儿、传染病、皮肤、五官、畜疾等科的证治。本书主要选辑东汉到唐的很多方书而成。临床各科编排较为合理，先论后方，次序井然。重视急性传染病，伤寒、温病、疟疾等，所占篇幅较大，说明对传染病具有相当知识。

《针灸甲乙经》晋代皇甫谧著，成书于256-282年，为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全书分12卷128篇。书中叙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重点介绍腧穴总数、厘定部位，详细介绍了针灸操作方法，并把各种适应证按照临证需要排列出来。此书影响久远，其他一些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此书也较早传到国外。

《刘涓子鬼遗方》南齐人龚庆宣著，约成书于475-502年之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主要内容，载金疮、痈疽、疮疖、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有内外治处方140多个。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隋唐蔺道人著，约成书于841-846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很有学科价值的伤科专书。它反映了隋唐时期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水平已相当先进。书中载40余方，为伤科用药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960-1368年（宋-元）

《太平圣惠方》是宋廷编著的大型方书之一。共100卷，分1670门，载方16834首，广泛地收集宋以前方书及当时民间验方，内容颇为丰富。对方剂、药物、病证、病理都进行了论述。

《圣惠选方》，成书于1046年，由何希彭节选《太平圣惠方》中的精要部分，编辑而成。作为教本应用了数百年，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宋朝诏令太医裴宗元等人将官药局所收医方加以校订，编成《和剂局方》。全书共5卷，分21门，载方297首。后来《和剂局方》经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1151年，经许洪，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为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时全书10卷，附《用药指南》3卷，分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载方788首。

《圣济总录》：北宋末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历时7年（1111-1117年）编成此书。共200卷，达200万字，分60余门，方近2万首，前代方书几乎全部被囊括。

《济生方》宋代严用和著于1253年，是严氏五十余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全书10卷，分80门，载方400首。原书已佚。

《三阴极一病证方论》，宋代陈言著，全书15卷，分180门，载方1500余首，有方有论，论后附方，使读者易于洞晓病因，论因求治，在传播方剂学上也有贡献。

金代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2卷，《宣明论方》15卷，《伤寒直格方》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2卷。可靠而价值较大的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与《宣明论方》二书。

金代张元素著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脏腑标本虚实用药式》等。

金代张从正著《儒门事亲》。

金代李杲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

元代王好古著有《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

元代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伤寒辨疑》等。

公元1368-1840年（明-清·鸦片战争前）

《本草发挥》1384年徐用诚编撰。

《救荒本草》1406年朱骕编撰，它既是15世纪初我国一部药、食两用的植物学著作，也是一部植物学图谱。

《滇南本草》约1476年，兰茂编撰。

《本草集要》1492年，王纶编撰。

《本草纲要》1578年，李时珍著，共52卷。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

《证治准绳》1602-1608年，王肯堂著，全书以证治为主，每证引经据典，结合己见论述，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议论持中，选方较精。

《寿世保元》1615年，龚廷贤著，共10卷。

《外科正宗》1617年，陈实功编著，此书主要是作者对其外科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书中尚有外科疾病插图若干。

《瘟疫论》1642年，吴有性著。该书创立“戾气”学说，对温病病因提出了伟大创见，对传染病方面有独到见解。

《温热论》叶桂著。书中总结了温热病的理论和经验，在温病学说的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湿热条辨》薛雪著，此书对湿热病的病因、证侯、发展变化特点及其诊治法则，以条文形式作简要阐述，其中还注明作者自己的见解，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本草纲目拾遗》1765-1802年，赵学敏著。载药921种，其中有716种是《本草纲目》所未收载或叙述不详者。

郑振铎先生对中国古籍文化的贡献的故事

1937年日本侵略军攻占上海后，为保护祖国文献不被掠夺，郑振铎与“文献同志保护会”的同仁一起，肩负起此重任。数年来，经他们之手“抢救”出大量珍贵的古籍文献，为保存中华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郑振铎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藏书家和出版家，1937年在日军攻占上海的“八·一三”事变以后，他又担负起了保存中华文献的重任，为国家“抢救”出大批珍本古籍，其功德无量。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后，许多文化人都离沪去了后方，但郑振铎没有走，他毅然留在上海。东南数省相继沦陷后，江浙皖以及上海藏书家所藏珍本图籍纷纷散入上海旧书肆，不仅日寇和汉奸攫取抢购，更多的将会流到海外。郑振铎深感“这些兵燹之余的古籍如果全部落在美国人和日本人手里去，将来总有一天，研究中国古学的人也要到外国去留学”[1]。最重要的是，伪满“华北交通公司”等机关也在收书，并以府县志及有关史料文献为主体，居心叵测。就当时而言，可用做调查资源、研究地方情报及行军路线；从长远来看，则足以控制我民族史料及文献于千百世。一想到此，他忧心如焚，然而又没有“挽狂澜”之力。同时，某家某家的书要散出的消息又不断传出，一些有失道德的书商也图谋乘乱发财，这使他日夜焦虑不安，亟思“抢救”之策。是时，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考古学家、版本鉴定家、收藏家张凤举四人，也因职位或任务关系留在那里。郑振铎和上述几位关心文献的人士，痛惜国宝散失，每日聚商挽救办法，最后决定立即行动起来，抢救文献。鉴于个人经济力量实在有限，而流散图籍甚多，于是由郑振铎发起，五人联名于1940年1月5日向重庆当局发电报，要求拨款抢救民族文献。

此前的两年中，郑振铎已经以个人之力担负起拯救中华文化典籍的重任，其中所获国宝《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发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2]”尽管如此，他毕竟势单力薄，深感力不从心。他曾说，“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辛苦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不过他还是竭尽全力去做，“虽所耗时力，不可以数字计，然实为民族效微劳，则无悔矣![3]”就表明了他的决心。

当时上海的形势甚为紧张，就在1月4日，郑振铎得何炳松等人电话告知，敌伪已列黑名单共14人，皆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负责人，将下毒手绑架，嘱防之。郑振铎被迫转移借宿他家，但他十分坚定，仍与诸先生为争取当局支持抢救文献之事而奔波。他曾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4]”

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兼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复电，虽表示赞成“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但又说“惟值沪上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5]”重庆来电所述当是实情，但解决的办法似有“踢皮球”之嫌。不过，在郑振铎等的力争下，最终还是同意拨款抢救古籍。

几天后，何炳松登门告诉郑振铎，教育部已派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来沪，并告教育部下决心在沪抢救收购民族文献(后由“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即前“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购书)。当时郑振铎正发高烧在家，闻讯大喜，立即又扶病奔走。经研究拟推张元济主持其事，但张老以年高而力辞不就，只好转推张咏霓、郑振铎等4人具体负责。数日后，几人再次碰头商谈购书事宜，认为以私人名义或尚可公开的几所学校如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及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图书馆)的名义购书为宜。经过商讨，最后一致同意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表示“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此愿蓄之已久，今日乃得实现，殊慰![6]”具体分工为：张凤举与郑振铎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张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郑振铎虽分工负责采访，但他生性积极，实际上所做的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职责范围。

自这以后，郑振铎等便立即行动起来，开始了一场艰巨而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说前二年郑振铎替国家收书是以个人的力量，自发的，出于“嗜书如命”的爱好，而这时“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以国家的力量，有计划、有组织的，体现了富有正义感的爱国学者对中华文化的炽热情感。购书的目标，原则上以收购江南若干“藏书家”之书为主。未出者拟劝其不售出，不能不出售者则设法为国家购下。当郑振铎购下苏州玉海堂刘氏藏书以及群碧楼邓氏的收藏之后，书商们开始骚动了，这些藏家的收藏原本都是书商“逐鹿”的目标，久思染指而未得，如今遇到强劲对手，自知无力抗衡，也知道如此江南一带不会再有所获，于是他们便转移目标，常到郑振铎家里走走，并不时携带些好的书样。郑振铎望之心喜，和张咏霓、何炳松二先生商量后，也豪不犹豫地收留下来。

这样一来，书商们便一天天多起来，郑振铎的家门庭若市，“样本”堆了好几箱。他不时要和诸位先生相商，往来的信札摞起来有一尺多高。那时，郑振铎已沉浸在收书之中，用他的话说，“我竭力地在做这件事，几乎把别的什么全都放下了，忘记了。我甚至忘记了为自己收书。我的不收书，恐怕是二十年来所未有的事。但因为有大的目标在前，我便把‘小我’完全忘得干干净净。[7]”此话言之绰绰，因为郑振铎本人就是一位藏书家，他的最大嗜好就是去书肆“淘金”，数十年来，他搜集有许多珍本秘籍，如果不是这场战争，如果不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他是绝不会放弃自己的目标。

从郑振铎致张咏霓的信中可看出，举凡当时珍本图籍从藏家散出的信息，以及收购、论价等工作，因何炳松、郑振铎同在暨南大学不时相会，大都两人先行商定，然后征得张咏霓同意后办理，即支付书款。从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前后不到两年时间，郑振铎为购书事宜致张咏霓的信就达二百七十封之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月写有二十一封信。信中除谈及购书之事外，时有发自内心的感慨，从中可以看出郑振铎的拳拳报国之心。这里不妨摘录两段：

“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浙自必甚明了也!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8]”“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甚强，该做之事决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不逃避。”“每一念及前方战士之出生入死，便觉勇气百倍，万苦不辞。”[9]

郑振铎为收书，还专门刻了两枚图章。据他后来回忆，“我们曾经有一颗长方印：‘不薄今人爱古人’，预备作为我们收来的古书、新书的暗记。这是适用于任何图籍上的，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10]另一章殆为“书生本色”，用于立银行帐号。自“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之日起，郑振铎除在暨南大学授课外，所有课余时间都投入抢救工作。他整日接待书商，版本图籍一一鉴定论价，并常常为购书款的多少而与书商讨价还价，煞费苦心，正如他给张咏霓信中所说的“为公家购书，确较私人不易。我为自己购书，如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为公家购书，则反议价至酷。”每天收来之书，还要经他点查、登记、编目然后装箱运送。储藏本有专人，但他还要亲自检点。为了预防不测，对于重要的孤本珍本，还设法录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工作

相当繁重。郑振铎自接手这一工作后又恢复了往日的激情，天天可以见到那么多新奇的书，精美的书，未之前见的书，得以先睹为快，这对他来说是何等的幸事。作为一个文化人，郑振铎何所求

为了动员所有爱国文人一起加入这极有意义的“抢救”工作，6月25日，郑振铎作《保卫民族文化运动》一文，号召爱国进步文化工作者“要在这最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编者在《编后记》感谢作者“在万忙中写的论文，他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

由于上海的形势日趋紧张，郑振铎害怕所收的图籍再得而复失，那将是多么令人伤心。他在给张咏霓信中曾指出：“现在此间环境日非，无人能担保‘安全’”，故在收书的同时，他将一些重要的图籍和史料重游影印出版，该丛书后定名为《玄览堂丛书》，这是后话了。

同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又派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鸿宝来沪。徐为国内著名文物、版本鉴定专家，除负有其他使命外，将留沪协助鉴定收购善本工作。

图书收购后，郑振铎还要忙于将“善本”分类、编目，“一年以来，瘁心力于此事，他事几皆不加闻问。”尽管工作相当艰苦，但郑振铎一想到得这么多的好书，一切都抛之脑后。他不无自豪地说，“我辈所得，有数大特色：一是抄校本多而精；二是史料多且较专；三是唐诗多且颇精。”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寇即派特务进驻上海邮务管理局检查往来信件。当时，郑振铎发出的邮件很多，大都和抢救版本图籍有关，如果一旦被日寇查出，抢救古籍之事将功败垂成。恰好文友唐(著名文学家)为邮局邮务员，郑振铎通过他将购书印书的有关邮件寄到重庆及香港，以避免敌伪的检查。唐每天有机会在日寇检查邮件离去之后、邮袋封口之前，将委托付邮的信件投入邮袋后封口，这样万无一失。由于有了他这条内线，其后到重庆和香港的邮件都是走的这条路并安全抵达。

1941年4月底，历经1年多的时间，郑振铎终于结束了图书的购置工作，随后开始编制“善本书目”。自6月，郑振铎就开始忙于装书、寄书。这也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随时都会遇到危险，他每天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干，一批接一批的寄。白天忙于此事，晚上还要编写书目，忙得不可开交。

7月24日，徐鸿宝携带着精品两大箱离沪，郑振铎去送行，回来后写信告张咏霓“再有半月，‘善目’中物，必可全部运毕。”后来他回忆说：“国际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鸿宝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整个打包邮寄的工作，整整地费了我们近两个月的时间”。徐鸿

宝抵港后，来电催郑振铎携第二批善本书去港。原本准备先行离沪的郑振铎由于手上事多未能完结而放心不下，遂决定暂不走，到8月初运书之事基本告竣。

由于资金有限，购书时慎之又慎，间有错失良机，使有些图籍未能得到，对此，郑振铎非常伤心。“心中至为愤懑”，“终夜彷徨，深觉未能尽责，对不住国家!”郑振铎就是这样一位极认真负责的人，希望所做工作能完美无缺，虽已尽力并足以自慰，但仍感美中不足。

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日军进占“租界”，上海“孤岛”最后沦陷。当日郑振铎一早就赶到暨南大学参加校务会，会上决议：“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大学关闭。”郑振铎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在10点30分见到日军车开来时，他“立刻挺直了身体，作出了立正的姿势，沉毅的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现在下课!’”。再现了当年法国作家都德《最后一课》中的爱国情结。

从9日至16日，整整一个星期，郑振铎每天都在搬运自家的藏书。一部分运到另租的一处，一部分重要的宋、元刊本，则分别寄藏到张乾若先生及王伯祥先生处。他动员全家一起上阵，连孩子们也在内，还有几位书店里的伙计帮忙，仅搬书就耗去了二千多元。

“一二·八”以后，郑振铎的“抢救”工作也随之停顿，一是因经济来源中断；二是敌伪无孔不入，决难允许象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存在；三是为了书籍个人安全，他也不得不离开家。12月16日，郑振铎被迫离家避难。他回忆道“我没有确定的计划，我没有可住的地方，我没有敷余的款子。只随身携带着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茫茫的在街上走着。这时候我颇有殉道者的感觉，心境惨惶，然而坚定异常。”

从1940年春至1941年初冬，郑振铎等为国家收书，虽前后不过两年时间，却抢救、搜罗了不少重要文献，江南著名藏书家，包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赵氏旧山楼等所藏图书，凡有散出的大都归为国有，计珍本图籍三千八百余种，约一万八千余册，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虽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量’与‘质’两方面却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

”当时北平图书馆(现北京图书馆)编有《馆藏善本图书目录》四册，录有善本书仅三千九百种，而“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珍本图籍却相当于当年国家原藏之数，其成绩相当可观。

叶圣陶后来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对于郑振铎等为国家抢救文献，徐鸿宝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致蒋复璁信中说，“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寥寥数语，勾勒出郑振铎等人的一身正气。

当年“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的珍本图籍，曾编有目录，现不知流向何处。全部图籍根据郑振铎致张咏霓书信及其他著录，大约可分三部分：

一、是“首先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之古书八十多种，由徐森玉先生运往香港，再由港空运至重庆，入藏国立中央图书馆。

二、是明刊本、抄校本等典籍约三千二百余部，寄往香港许地山处并暂放在香港大学，原准备陆续再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这批典籍为日寇劫去。日本投降后，蒋复璁亲往日本查访，因全书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章”，日方无法抵赖，故全部追回，共计107箱。国民党败退时将这批珍贵典籍全部运至台湾。

三、是其余部分，由何、郑二人分藏于几处地方，抗战胜利后，归入南京中央图书馆(现南京图书馆)。

郑振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大家，他的研究、他的译著、他的作品、他的办刊，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和敬佩的。但是，正如周一萍在“疾风劲草识良师”一文中写道：“我觉得，郑振铎同志最为可贵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