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过《乐经》吗
传乐经近代曾被发现
有学者研究认为:
1936年12月12日的《西京民报》第四版刊登了在旬邑县发现了《乐经》的经过,标题为:《乐经》旬邑古庙发现竹简飞云洞中只余今文。副标题是:书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内容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成为六经,为中国文化之渊泉。自经秦火后,六经遗失,及汉除挟书律,齐鲁诸生,得默写原经,但谨成诗、书、礼、易及春秋五经。而《乐经》一书,无复能记忆而写出者,是以三千年来我国的六经缺一,成为莫大的遗憾。倾本省在旬邑县发现《乐经》,实为稀世奇珍,文化界又得一至宝,兹将发现经过略述於后:
大明后期时,本省旬邑县直道村内,有布衣隐士文平人又名应熊字梦叶,号抱怀子其人者,年十六岁时,一日雨后,往村外一古庙散步,庙历史不可考,有竹简狼藉地上,韦编成灰字皆蝌蚪,不能识读,文君遂检藏家中。逾二十年后,文君已学有根底,参阅诸书,始将竹简蝌蚪文加以整理,方知为《乐经》全文,遂写释为今文,酌加注解,并另著《周易》蠡测解,无字易义等十余部。各部名著曾经载入旬邑县志中,自文平人先生逝世后,经二百余年兵燹,竹简已失。遗著散佚各处,现存之今文《乐经》系平人先生族中后人文尔慰先生收藏,恐再湮没,于十年前送交萧之葆君之洞中保存,萧之葆君,字筱梅,为逊清名翰林,现年六十九岁,曾修旬邑县志。志成由县长呈省府拨款付印,萧趁机愿将十余年来保存之《乐经》赠借付印,以广流传。邵主席得讯后喜不自胜,当即派省府秘书郑自毅君(今年二月任旬邑县长)於上月二十五日赴旬邑县接洽一切,本月四日方返省。记者昨赴省府晤郑秘书详询接洽情形,据云:萧君住飞云洞中,洞在旬邑县东二十余里之山谷内石崖上,石崖高约二十余丈,峻峭如璧,洞共四层全为人工凿成,洞之历史业有千余年,据史载唐末彬宁节度使王行瑜称兵犯阙,盘踞此洞,后为李克用所败逃窜宜君一带,又元末御史萧元义在此洞隐居十三年。后有西台御史桑葛失里及三原县尹朱纯真统兵据此,后为明许达兵所战败,桑及朱率妻子投崖下死。因此又名此洞为义崖洞。洞之形势奇古已极,自崖下内进一小洞,小洞上凿一孔如井,自井攀升六丈余,抵一大洞,洞向外开有窗,此洞为萧君住室,再上六丈余,仍为大洞,为藏书室,再升六丈为最上洞,是厨房,萧君全家均住洞内,每日饮食米水,自下洞用滑车运至上洞,萧君每日出入,亦须攀洞十余丈,洞即如此奇妙,将下洞一塞,上洞用石一堵,虽千万人马,亦难闯入。故《乐经》全书被萧君藏在此处颇为牢固,去岁地方不靖,原书仍能保存,全仗洞之牢固深邃所致。萧君家庭共为七口,夫人,二子,二子媳,一女。长子学业普通,次子文学颇佳,萧君修旬邑县志时,因年迈眼花,仅口述大意,完全由其次子代为操觚。萧君在石崖下,仅有地二十亩,每年收粮不过数石,维持一家生活颇为不足,时感断炊之虑。萧君即为名翰林,又保存古书,社会人士对萧君应爱护而救济之。萧君所藏之《乐经》内容既系蚪文译释而来,故内容均人未所见,全书共三册,每册约百页,为大明末年最上纸料,书前有文平人自序。首卷前句为帝曰(即指黄帝)下为师曰(乐师名吕),再下为孔子、颜子解释等等。
再度失踪
从当年这篇新闻报道可以看出,1936年在旬邑县发现的《乐经》为明末清初当地一位隐士根据一座古庙里的竹简整理译释而来(在古代佛寺属于地主阶级,常搜集孤本古籍以参或造佛经),传至前清翰林萧葆君,再通过他修旬邑县志的途径使此消息为当时的省主席邵力子获悉,邵力子当即派秘书郑自毅将《乐经》共三册从旬邑县萧葆君手中接收。这篇报道是《西京民报》分别于1936年12月12日、13日两天由《西京民报》独家刊出的,从报道看《乐经》已在邵力子手中,第二天报纸的大标题没变,而副标题却改成了: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但不管怎么说,省政府马上要将《乐经》印刷出版了,记者称发现《乐经》是“文化界得一至宝”。可就在这个当口,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乐经》印刷出版的事从此便没了下文。
西安事变发生后,邵力子与南京政府来西安的大员一块儿被张杨两位将军关押,邵力子于事变五天后辞去省主席职务,西安事变解决后,邵力子也离开了陕西。西安事变的发生无疑使《乐经》的印刷出版遭受了灭顶之灾,也使得“文化界又得一至宝”的消息成了泡影,《乐经》至此又一次与世人擦肩而过,《乐经》原版也从此神秘失踪,成了文化界再也无法弥补的遗憾。
那部行将付梓的《乐经》原版到底去了哪里,有学者作了这样的猜测,根据《西京民报》12月12日的报道,“《乐经》存邵主席手行将付梓”一句分析,西安事变发生时《乐经》的原版在省主席邵力子手中,西安事变邵力子被关押,后辞职而离开陕西,《乐经》原版极有可能被邵力子带走;但12月13日的《西京民报》又改口说“书存省政府行将付梓”,使得《乐经》原版到底在谁手里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如果按照第二天报纸的副标题分析,说明省主席邵力子已将此事作了安排,省政府的秘书郑自毅
李福清
李福清,苏联、俄罗斯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个职员家庭。1955年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后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所工作。1961年获副博士学位,1965~1966年在中国进修,1970年获博士学位。1972年任高级研究员。李福清一直致力于中国神话、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也颇为关注。
中文名:李福清
外文名:Riftin,BorisLyvovich
国籍:俄罗斯
出生地:俄罗斯列宁格勒
出生日期:1932年
职业:汉学家
毕业院校:列宁格勒大学
代表作品:《东方中世纪文学的方法》、《中国戏剧理论》
人物生平
李福清(БорисЛьвовичРифтин)俄罗斯汉学家,193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李福清先生迄今已用俄、中、日、韩、英、德、越等语言发表作品200余种。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年画、中俄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李福清先生经常在世界各国知名学府讲坛上宣传中国文化,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他还是南开大学客座教授,被中国教育部授予“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
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古典小说,讲有《汉学研究五十年》等课程。
著有《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和书面异体》、《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象的演变》、《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等。其他论著有《中亚文化交流史》、《东方中世纪文学的方法》、《中国戏剧理论》等。
193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
1950年李福清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中文。
1953和1954年,李福清又去了中亚,继续学习甘肃话、陕西话,并且专心搜集民间文学的口头资料。
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分配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
1958年李福清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简报》发表的《韩信传说——东干人中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把李福清在米粮川记录的传说与书面材料作了比较研究。
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
1961、1970年先后获副博士、博士学位,并先后升任该所高级研究员和首席研究员。
1972年,李福清与朋友、蒙古民间文学专家涅克留多夫研究员一起去乌兰巴托。
1977年,李福清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李福清写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一文,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
1987年12月23日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是俄国汉学界文学领域学衔最高的人士。
1992年,李福清应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邀请去台湾,邀请函提出要李福清开两门课:《三国演义》研究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同时还要主持一个研究项目——搜集并比较研究台湾的原住民(大陆总称高山族,实际上是9个不同的民族)民间文学。
1992年,李福清应邀去台湾参加欧洲汉学史研讨会。
2000年,李福清写作了长篇论文《〈聊斋志异〉在俄国——阿列克谢耶夫与〈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带着它出席了2001年在山东淄博举行的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引起与会者很大兴趣,会议出版的论文集以超长篇幅刊载了该文。
2012年10月3日去世。
李福清在其中文版《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的自序中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作了详尽的回顾:(以下引自《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李福清的中国文学研究五十年(代自序)》,李明滨编译,中华书局,2003年6月)
1950年李福清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没有中国老师,没有会话课,主要是读书,天天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李福清可以利用暑假去学甘肃话,虽然不是北京话,但还是比完全不会说好。李福清来到一个甘肃回族人居住的集体农庄,叫米粮川。在这里,李福清第一次听到各种中国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和民歌,如姜太公卖面、孟姜女哭长城、韩信传说、男学生与女学生(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由此,李福清对中国民间文学发生了兴趣。
李福清把他们告诉李福清的传说、故事和民歌记录下来,因为写汉字有困难,所以李福清用俄文字母记录语音。回到列宁格勒大学,李福清开始在图书馆找材料,但所获不多。
大学的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李福清用上了搜集的这些材料,比如四年级的论文题目是《东干传统民歌初探》(1956年在《苏联东方学》发表)。五年级写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成语、谚语和歇后语》,既参考中国出版的书籍,也用了李福清自己搜集的材料。
在此之前,除了广州1929年《民俗》周刊66期第6—8页,发表过张冠英《传说与史实——关于萧何、韩信的传说》之外,没有关于韩信传说的记录,李福清的记录可以说是最早的。当然,已有许多关于韩信的传说的记录,如《韩信活埋母》、《三折寿》、《杀霸王》等等。
李福清为每一篇故事传说写了详细的附言,拿其中的故事与相关的文学作品(小说、戏曲)作比较研究。如李福清用李福清记录的《白袍薛仁贵》与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章回小说《薛仁贵征东》及薛仁贵戏作比较,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一些故事情节由平话演变为小说,从小说演变为说书,又从专业的说书返回到民间流行的故事这样一个有趣的循环发展过程。
李福清一共搜集了150个神话故事,预备与台湾大学郑恒雄教授合作出版。后来李福清又调查了原住民部落,写了一些文章。
1998年,台中晨星出版社出版了李福清写的一本书:《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这本书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的注意。
200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增订本(简体字版),书名《神话与鬼话》。在这本书中,李福清把台湾原住民神话和民间故事与中国大陆各族及菲律宾、大洋洲民族神话作比较。有些神话从黑龙江两岸少数民族到台湾许多民族都有,如射太阳神话,虽然后羿射日神话记载很早,但作比较研究可以证明古代中国后羿神话不是原始的,是在人类发展的较发达阶段形成的。
主要作品
论文
一、论文
《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李明滨编选,中华书局,2003年6月
《中国诸族民间故事选》(编译),莫斯科,2002年。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中国年画图录》,《东方收藏》,莫斯科。2002年(俄文)。
《〈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7年。
《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台北,汉扬出版社,1997年;云龙出版社,1999年。
《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与李平合编)。(中文)
《汉文古小说论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文)
《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与王树村、刘玉山合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中文,俄文两版)。
《中国神话故事论集》,马昌仪编,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台湾版)。
《西伯利亚、中亚及远东诸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共同主题与情节》,收入《东方各国与各民族》第13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年。
《紫玉》(汉魏六朝小说,编译),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80年。
翻译
二、翻译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冯骥才《文学报》1983年2月23日。
《殷芸小说》
《笑林》邯郸淳
《启颜录》侯白
专著
三、专著
《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
《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年。(中译收入228号)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田大畏译,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7年,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
《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1年。
书评
四、书评
《离薄迦丘十万八千里》,《新世界》1967年第4期。
学术贡献
李福清从民间文学开始,逐步扩展研究领域至俗文学、古典文学,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发表过一系列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55种。同时,他为了研究工作而开展的资料搜寻也富有成果,发现古籍新版本,连带编出不少相关的学术研究书目,资料翔实丰富,其成绩甚至得到中国同行的赞誉,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和依据。李福清研究中国文学的成就杰出,对汉学的贡献巨大。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中国文学研究
一、其研究涉及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从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广有建树。包括翻译、介绍、辑录、评论和阐释,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是创造性的,用比较的方式来分析中国小说,角度独特,提法新颖,很有内容。作家王蒙称赞李福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技巧在当代小说中的运用,分析得细致精当,有些议论则发前人所未发,甚至超过了中国同行。
民间文学和俗文学
二、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始终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不断探索和阐明的对象,其成绩尤显突出。其理论所涉及的领域,有些在中国的同行中也颇感生疏。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认为,李福清提出许多民间文艺学上的问题,有的中国民间文艺学者或不曾想到,或未曾涉及,可说已成为他独特的一家之言了。
台湾原著居民文化研究
三、对台湾原住民文化的研究,把它同内地各族文化作比较分析。他本来对台湾原住民并不了解,在60岁之后还不辞辛苦到当地去做田野调查,深入布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去访问、采录,搜集到大量素材,仔细整理,反复对比和分析研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他也超越了自己以往的研究路子,不仅仅是依靠书本的和典籍的资料,而是着重于田野调查,这正是他有别于当代其他俄国汉学家而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也是继承前辈导师阿翰林深入实地调研优良传统的体现。
中国民间艺术研究
四、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他非常熟悉中国民间艺术,研究卓有成效,不仅在论著中大量引用历代民间艺术,包括石刻、画像砖、墓雕、壁画、帛画、神像、戏剧道具、各种插图等,而且着重搜集并整理中国年画资料,开展专题研究。他搜集中国历代年画的范围不但有俄国的,而且遍及日、德、英以及捷克、丹麦等国家,重点在中国已失传的年画,所获的种类和数量也是惊人的。艰苦的劳作造就了他敏锐和准确的鉴别力,其所编《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就是从5000多幅旧年画中挑选出来的200幅在中国已失传的珍品,最能说明他在年画研究上的功力。如今该书已在世界各国受到重视和珍藏,在中国内地有的年画博物馆盛情邀请他当顾问,而台湾还有民间艺术博物馆拟延聘他去当馆长。李福清在年画研究上继承了阿翰林的传统,并且在许多方面有了创新。
中国文学之外,像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文学,李福清也有评论和介绍,因而可以说他已超出汉学研究范围,足可称为东方学家了。
学术评价
研究方法独特
李福清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运用俄罗斯文学、文化理论,乃至欧洲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将俄国的历史诗学理论、系统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引进中国文学研究之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于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路子。这自然使他的研究别开了生面,当然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经验,可资借鉴。李福清的特色,正是把俄国历史诗学传统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形成了他鲜明的个性。关于其个性,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马昌仪研究员曾经做过概括地描述: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化理论为依据。二、重视系统研究。内容与形式关系密切,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结构论、符号学、统计学等等。三、遵循历史诗学原则,把在发展中研究(历时的)与在联系中研究(共时的)有机结合起来。四、从诗学的、审美的角度研究文学,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认识功能。五、学风严谨,重视资料工作。
敬业精神
李福清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他早期学习汉语的路子就不同寻常。50年代初入列宁格勒大学学中文时,听说在中亚中苏交界的苏联一侧,有个地区的村庄聚居着中国回族的后裔,讲汉语。他便利用每年暑假到那里去,与农民同住同劳动,五年下来学得了一口流利的汉语,也获得许多语言、文化和社会知识。他研究中国民间文学,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掌握原始资料,尤其第一手资料。他从未畏惧过,而是数十年来一直坚持进行田野调查,搜集直接的材料,从早年在中亚地区和中国内地搜集、记录中国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前往台湾接触原住民文化,访谈高山族民众,陆陆续续解开一个个问题之谜,寻得满意的答案。其中经历多少艰辛和风险,只有他自身能体会了。不但如此,他还扩大调研的范围,深入寻找中国文学流传、散失到海外的各种版本,或古籍孤本。旅途奔波,足迹遍及欧、美十余个国家,夜以继日地探寻,绝少停歇,终于大有斩获,发现了许多在中国已经罕见或失传的版本。他志得意满,前年在台湾相遇时就很风趣地对李福清说到那段经历,可以写成《一个俄国汉学家的西游记》。李福清想,这种深入实际,认真调研的作风,也是他取得成就比别人更大的一个原因。
谦逊治学态度
他谦逊治学的态度也使人佩服。不但师承前辈的传统,而且注意学习同辈,甚至晚辈的长处。每回见面,对于俄国汉学界的新进展,出过什么新著作,有什么样的新人,他都能侃侃而谈;对于别人的新成果,他能如数家珍,不仅介绍其要点,还能指出其新发现、新见解;有时还能顺手送你得之于别人赠阅的新著或新资料。总之,处处令人感到他对于该国同行们事业成就的关注,而且是诚心诚意地肯定别人的进步,从别人的成就中汲取动力和营养,激励自己的研究和超越。同他的每次交谈,不但感受其精神,而且在俄国汉学史学术研究的线索方面也能得到启发。李福清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续写成的《中国文学在俄苏》和《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两书,就有许多方面曾经得到他的帮助,提供了线索。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书呢?笔者在七、八年前就开始思考和探寻这个问题。在一年多前,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眉目。 一、源头 昆明大学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于2004年5月合并后,改称为昆明学院。
昆明大学建于1984年3月3日。2003年2月,昆明大学合并了原昆明市轻工业学校、昆明市城乡建设学校、昆明市立信会计学校三所中专学校。这三所中专学校都是建国以后才创办的。因此,合并以后的昆明大学图书馆有古籍的可能性不大。笔者在昆明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几经查访,结论是:昆明大学图书馆没有古籍;昆明大学图书馆虽然有一部分线装书,但都是近二十多年来在普通书店购进的线装书,这些线装书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拍照制版后印刷的,因而不是古籍,更谈不上是善本。所以说,原昆明大学图书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像样的镇馆之宝。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于1981年4月。2001年1月5日,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了原昆明师范学校和原昆明幼儿师范学校。昆明幼儿师范学校始办于1978年,即建国以后才始办的,因而有古籍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昆明师范学校却始办于1905年,即始办于光绪三十一年。另外,笔者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查到:晚清时期全国各地的不少书院相继改建成师范学校;昆明地区在晚清时有三大书院。两年前,笔者亲眼目睹了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的古籍上钤有五华书院的印章。因此,昆明师范学校有可能是在1905年,由五华书院改建而成的。所以说,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有古籍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几年前,笔者曾听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人说,他们图书馆大约有两千本古籍。
两年前,由于宣传工作上的原因,笔者与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一起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即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在闲谈中谈到了古籍的话题。一位北校区图书馆曾经保管过“古书”的工作人员说:北校区图书馆的“古书”都是民国以后的,并且都被虫吃成了筛眼、一包灰,一碰就碎,没有什么价值。当时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也在场,但他对古籍的话题没说一句话。回来后,笔者越想越不对劲,就对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说,想去看看北校区图书馆到底有没有古籍;那些“古书”真的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吗?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同意了,说等他与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联系好后,一起去看看。
二、初见端倪
时隔不久,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就与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联系好了。笔者就与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一道专程去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看那些“古书”。那天,我们受得了北校区图书馆负责人的热情接待。
当笔者看了四册一套的《温飞卿解集》后,眼睛一亮。它的字的结构匀称;字距和行距合适;墨色浓黑;字迹都清晰;版本是木雕本;纸质比较厚实;纸的老化和氧化程度自然;纸的暗帘较宽;版式大小和装帧形式都与康熙时期的相符;把它靠近鼻子闻一闻,闻到了古籍的那种特殊的香味;只有一个序,序的落款的年代是康熙,序的附近连撕去一页的痕迹都没有,仔细查看装订线,装订线是原装的,没有被拆开后抽去年代较晚的序的情况;从目录查到,这套书共有四册九卷,除其中的两册的前几页有一两个被虫蛀成的小洞外,四册都没有油污和水渍等,四册都基本保存完好;《温飞卿解集》的内容是诗集;这套书是齐全的、成套的。笔者凭收藏古籍十多年的经验,当时就认为《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的刻本,并且应该是善本。
十多年前,云南省成立省文物收藏协会时,笔者成为了云南省省收藏协会的第一批会员。2010年11月,笔者参加了第二十五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在培训班学习期间,笔者有幸跟李致忠老先生、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徐忆农、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罗琳先生等全国知名的古籍专家学习古籍知识。应学员们的请求,李老先生讲授了古籍的鉴定。笔者从多年收藏的古籍中,挑选了十几册(种)请李老先生鉴定。李老先生的鉴定结果是:十几册(种)都是古籍,没有赝品;其中有三册(种)还是明代的古籍。
另外,笔者还在北校区图书馆看到了二十来个装满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书柜。其中古籍大约有两千册左右。在古籍中,除《温飞卿解集》和同治、光绪时期的几套古籍成套外,其余的古籍都不成套,不齐全。在这些古籍中没有发现活字本,也没有发现套印本。在其中的几本古籍上钤有五华书院的印章。
这二十来个书柜,每个书柜都有两扇用茶色玻璃做成的梭门(滑动门)。对这些书所采取的防虫蛀的措施,只是放了一些旱烟叶。并且这些旱烟叶是几年前购买的,已经闻不到旱烟味,也就几乎没有防虫蛀的效果。这些古籍中有一小部分被虫蛀成了筛眼,但字还是能够辨认出来的。有几册古籍的卷首和卷尾已成了碎片,但卷中可能还是可以修复的。其余大部分古籍都基本保存完好。此外,那些民国时期的图书也都基本保存完好。笔者看完这二十来柜书后,觉得:除《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以外,其它两千册左右的古籍都是清中晚期的;其余的都是民国时期的图书。这二十来柜的书的价值不小,其中《温飞卿解集》最为珍贵。
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说,这批书有一万本。但只有数字,没有书的花名册,更没有具体年代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说明。
从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回来后,笔者及时向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做了汇报。同时还向图书馆领导提出三个建议:
1.目前对那些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防虫蛀的措施不得力,可以先买一些樟脑精或樟脑丸之类的防虫物品防虫蛀。等向院领导汇报后,批到经费,再采取更为有力的防虫蛀等的保护古籍的措施。
2.由于云南大学图书馆有十几万册古籍,其中有一套还是宋元刻本,还有明代的一些孤本。他们馆的古籍专家鉴定古籍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而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与云南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比较熟悉。因此建议:由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出面,请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鉴定那些古籍。
3.目前对那些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管理比较混乱,应加强管理。
三、有了眉目
事隔不久,即在一年多前,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叫笔者与本馆的党委书记一道,陪同云南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古籍专家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鉴定那一万册左右的书。这位古籍专家是古籍方面的硕士。
陪同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到了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之后,笔者欣慰地看到了那二十来个书柜里,已放进了一些樟脑丸。尽管进屋后闻到的樟脑味还不够浓,但多少还是起了一些防虫蛀的作用。
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把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仔细地看了一遍。并且同时做了一些记录。然后回到云南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和上网考证。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的刻本,并且是善本。
2.其余古籍是清代中晚期的刻本,且多半不成套,不齐全。
3.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中,有两千册左右是古籍,其余是民国时期的图书。
4.这一万册左右的书的价值不小,比较珍贵。
5.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中,《温飞卿解集》的价值最高,最为珍贵。
综上所述,《温飞卿解集》是笔者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昆明学院图书馆目前总建筑面积达40075平方米,现在藏有印刷型(纸质)图书135万册,电子图书123万册(种),现有阅览座位总计3300余个,每周开馆时间可达100余小时。现有在校学生1万5千人左右。如此规模的高校图书馆,如今总算有了比较像样的镇馆之宝。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好这一镇馆之宝!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8YNSKNO059)阶段成果之一。该课题的负责人是昆明学院图书馆的祁跃林研究馆员,本文作者是该课题组的成员之一。
(责任编辑 刘 新)
1孤本:某书的某一刻本或手稿。拓本在世间只有一份流传的为孤本。
2珍本:珍贵的书本或资料。凡不常见和难得的文献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古旧图书,都称为珍本。
3善本:是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或在某一方面有特殊价值的书本。一般来说,刊刻年代较早或经过精心校勘而错误较少的版本可以称为善本。
4禁书本:明令禁止流通和收藏之书。如清高宗借修《四库全书》之机,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强命各省督抚,查抄所谓“违碍”统治之书,均令解京销毁。所以,被禁之书能流传下来的,自然值得珍惜。
5进呈本:民间向朝廷敬献之本。
6底本:指著作的稿本,亦指抄本或刊印时所依据之原本。
7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人装头巾用的小箧。
8初印本:一书初印,版面清晰,人以为贵。
9通行本:民间流行甚多而刻印平常的本子。
10足本:即全本。
11节本:对原书经删节后而印行的本子。故有“洁本”之称。如洁本《水浒》四十八回本。
12选本:因原本浩繁,选其精粹而成本着。如《唐诗三百首》、《宋词选》。
13配本:因本残缺,用同种本的其他版本配成全本者。以抄写补残者曰抄配本。
14百衲本: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意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的一个完整的东西。百衲本书始出于清初的宋荦,他用两种宋本,三种元本,配置成一部《史记》八十卷,称为百衲本《史记》。傅增湘用几种宋本拼配了一部《资治通鉴》,称为百衲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曾汇集不同版本的史书,拼配影印了一部《二十四史》,称为百衲本《二十四史》。
15丛书本:专指丛书中之零种,称某某丛书本。
16单行本:从丛书、全集中,或一书中能独立成篇的抽出付印的本子。
17三朝本:南宋官刻的各书书版,元时入西湖书院,明又转南京国子监,历经三朝,故称三朝本。
18邋遢本:宋刊九行本《七史》,版经三朝,累次修补印刷,所以版印模糊不清,时称邋遢本。
19赝本:书贾作伪假冒之本。采取挖改、染纸、伪造等手法,以假充真。但赝本并不等于劣本。
20秘本:私人收藏者秘藏于家室,置之高阁,不准许外人见阅的版本。
21禁毁本:前代或当世之因遭禁被毁,侥幸私存下来的版本为禁毁本。在古代,保存这种禁毁本十分危险,一旦被当局发现,必遭杀身之祸,因而其流传极其艰难,弥足珍贵。
22绣像本:书中间有插图的版本为绣像本。这类绣像本书因其生动的表现形式而备受欢迎,但因绘刻工艺复杂,价格昂贵而成品较少,因而现存的十分珍稀。
23石印本:精选坚硬宽大而表面平滑的石头经过打磨、雕刻制成石版,再用药墨将文字写在特制药纸上,将药纸上的字迹移置到石版上,然后滚刷油墨印成的书为石印本。
24手抄本:根据底本抄写而成的书本。其中有一种影抄本,是把透明纸覆在底本上面,按其原有字体、行款照样摹写的书本。
25补本:对前代前人的著作内容继续的描写,以延续原著的意思为主旨。
26保留本:因为某种私人目的而专门保留起来的书,一般是私家世代收藏保留,视为至宝。
本文2023-08-07 03:48:12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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