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引用古籍文献标注方式如下：

1、刻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版本、页码。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下同。页码应注明a、b面。

2、点校本、整理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标点本”“整理本”。

3、影印本

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影印）页码。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影印本”。为便于读者查找，缩印的古籍，引用页码还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

4、析出文献

标注顺序：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集题名/卷次/丛书项（选项，丛书名用书名号）/版本或出版信息/页码。

5、地方志

唐宋时期的地方志多系私人著作，可标注作者；明清以后的地方志一般不标注作者，书名其前冠以修纂成书时的年代（年号）；民国地方志，在书名前冠加“民国”二字。新影印（缩印）的地方志可采用新页码。

6、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清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7、编年体典籍，如需要，可注出文字所属之年月甲子（日）。

古籍小常识：什么是古籍？ 收藏界普遍的看法是，1911年以前的书籍称为古籍，而1949年之前的称为解放前旧书。在国际上，各大博物馆对中国古籍以清入关(1644年)为界限，在此前的古籍，无论官刻、私刻，均为善本。而国内收藏界则以1795年为界，在此前的均视为善本，因此古籍中又有乾隆版、康熙版、明版、宋版之称。宋元时期的古籍很久以来就是藏家追捧的对象，拍卖会上，元以前的书往往是论残页卖；600年前的书是论页卖；400年前的书是论册卖。 古籍的版本 据博物馆的张先生进一步介绍，古籍还有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等版本之分，其中古籍中的原刻本一直是藏家的首选。翻刻本比较多，在存世古籍中所占最大，收藏价值略逊原刻本一筹。但有几种翻刻本值得藏家关注： 一是原刻本已不在了，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则其翻刻本的珍贵程度堪比原刻本。 第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如官书局中比较有名的通志堂、汲古阁等。 第三是影刻本。影刻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如此印出的书能够完整地保留宋元版原刻本的形状。这些影刻本的价值要远远高于普通的翻刻本。第四，写刻本，是指由擅长书法的人或作者自己书写上版印出的书，如宋代苏轼写刻的《陶诗》，清代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等。 还有就是套色刻本，即在同一书页上，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和图画。这种套色印刷技术最早出现在元代，至明万历年间发展成熟。套色刻本的价值往往高于同时期墨本数倍，历来是收藏界追逐的热点。 在古籍收藏中，有一个说法，即“善本时间早于乾隆”；同一时期的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 （强燕　朱文婧）　古籍展讯 位于广州市北京路的广州古籍书店，是华南地区最具规模的专业古籍书店。店内主要经营古籍珍本、善本线装书、现代新印文史等。几十年来广州古籍书店曾经收购、抢救了相当数量的古代珍本，最具代表性的有：唐代的《唐人写经》、宋代的《活人事证药方》、清代愈樾批注的《水经注》等，使一批极具珍藏价值、参考价值和版本价值的古旧书得以保存下来，重现光彩。9月23日-10月2日，该书店将在文明路中山图书馆有古籍展，展出古籍以明清时期的居多，还包括碑帖和部分特价书。 据了解，广州目前只有市古籍书店一家（包括北京路和东山书城两家分店）在经营古旧书籍，其他的就是一些个体户。 （朱文婧） 风险提示：收藏古籍先辨真假 与字画相比，古籍作假的不多。北京路古籍书店的杜经理表示，旧书的伪造情况相对字画等其他收藏品来说已经少很多，因为伪造古旧书的成本太高，纸质、墨色都很容易辨认，要仿造真的需要很高的技术。所以古旧书市场上的赝品还不是太多，但也不排除有赝品的风险。 据了解，古籍常见的作假方式有三种：一是剜改，比如将书名由常见名改为罕见名，或改牌记（即版权说明），将很晚的牌记改为早期的；还有改藏书印的，将普通藏书印改为名家藏印；二是以残充全，即将残册通过改造冒充全册。另一种较常见的就是染纸，将现在市面上的新书用茶叶水泡后冒充古书。 因此，在收藏古籍时，一定要先学习相关的知识，比如说要了解某个年代出版过什么代表书籍，这个年代的纸质、字形、油墨都有何特点；原刻本、影刻本、复刻本等不同形式的古籍应该是什么样子。当然，光有这些也不够，还需要多看细看。另外，还要多向行家请教，参加展览会、拍卖会了解行情，以免“用买人参的价钱买了萝卜”。 并非所有古籍都有价值 虽然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但在所有的藏品种类中，古籍是存世量最多的一种，收藏者藏有上百本古书轻而易举。因此，杜经理表示，并非所有古籍都有投资价值，一些当时发行量很大、做工不是很精细、存世数量很多的古旧书籍，价值不是很高。这就需要收购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不要高价买了便宜货。 一般而言，在皇宫内用过的内府本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而历代查禁书目，著名学者的批、校、抄、稿本要特别注意。一经品题，身价百倍。这类书籍拍卖时比同类同版的要高出不少。另外，名人尺牍拍卖异军突起，屡创佳绩，现已在古籍收藏中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目前，一封一般的清代名人书札价格都在千元以上，明代名人的则需数千元。 近年来，古籍收藏已将视野拓展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的图书数量可观，内容丰富，且由于距今较近，损坏或流失者也较少，时下价格也相对偏低，许多私人藏家在经济上都能承受。近年，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在关注“旧善本”的同时，又提出了“新善本”说，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和文献归于其中。1994年嘉德公司举行的首场古籍拍卖会上，孙中山的3封信札就分别拍出了7万元、92万元、17万元的高价。

装订更加精美，更正了一些错误，内容更加完善。

出版社(Press或PublishingHouse)，指进行图书、图画、杂志，报纸和电子物品等有版权物品的出版活动的组织。如:人民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中国林业出版社等。各国学者给出版所下的定义尽管在文字上稍有差别，但对出版活动本质特征的描述却十分接近。各国学者都认为出版活动的内涵由以下内容构成:①出版是将已有的作品形成为出版物的过程;②原始作品必须经过一个大量复制的过程，使其形成一定的载体形式，成为出版物;③通过一定方式使公众获得这些出版物，也是出版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导语：我国古代的书籍是如何印制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古代的刻书系统将书籍刻印分为官刻、私刻、坊刻。这一理论始自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官刻包括中央与地方官府刻书，私刻一般指官员、士人、乡绅等个人刻书以及寺院、道观、家族祠堂等刻书(也有将寺院刻书另分一类的)，坊刻指书铺商人刻书。三者之中，除坊刻以赢利为目的以外，其他两者都不以赢利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

(一) 官刻

由国家机构出资或主持的图书刻印活动。

官刻开始于五代冯道刻印《九经》，此举使雕版印刷从民间行为上升为中央政府倡导之事。历经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广顺年间总计22年时间，完成刻印。

《九经》的校刻，是在国子监完成，并由国子监主持，书版也收藏在国子监，所以历史上称为“五代监本”《九经》。

此书的刊刻，开启了儒家经典大规模刊刻的先河，也标志着印刷术从民间走入官府。

宋明两代都是国子监刻书的兴盛时期。宋代国子监刻书内容范围很广，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刻书的数量也很大，是当时中央政府的主要刻书机构。明代国子监分为南(南京)、北(北京)两监，南监多在前人遗留下来的宋、元两代版片的基础上进行整理、修补、刷印图书，以“十七史”最为著名。北监则以翻刻南监本为主，如《十三经注疏》等。

元代和清代的国子监则很少刻书。

历代朝廷刻书的专门机构，除上面说到的国子监外，元代有兴文署、明有司礼监，清有武英殿等等。此外朝廷各部门也都可以刻印与自己业务有关的书，如刑部刻律法，太医局刻医书。

由于财力雄厚，历代官刻本书籍一般品相比较考究，具有字大行疏，开本阔大，纸墨精良，装潢铺陈等特点。许多大部头的图书，也是在官府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才得以刊印，如宋代编纂刻印的《大藏经》《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都是鸿篇巨制，非以政府之力无法完成。

在内容取向上，官刻多以正经正史为，强调教化功能，在校勘质量，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刻印机构往往有很大不同。以国子监刻书为例，五代两宋时期的监本，底本优良，校勘精湛，士人奉之为圭臬，而明代的监本多用前代旧版，字迹不免模糊，故质量不高，南监印书有“大花脸本”之称，北监本错谬更多。再如明代的经厂刻书，多出自太监之手，校勘不精，素为后人诟病，但明代的藩府刻书，则在藏书家中享有口碑，人称“藩刻本”。

(二) 私刻

私刻中最多的是家刻，所以私刻也往往泛称“家刻”。这些书籍的牌记多刊自家堂号、宅名或书斋名等。私刻的出版主体多是士人学者，刻书多以学问崇尚，文化推广、知识传播为目的，注重青史留名，并不以赢利为动机，所以重视质量，校刻精审。

私人私宅刻书，唐五代时已发其端，五代毋昭裔所刻印的《文选》《初学记》等都是五代私宅刻书的实例。

官刻之书，素以经史闻名，然而私家出版的经史，精品也不少，如宋王善夫家塾本《史记集解》，明毛晋汲古阁本《十三经》《十七史》等。

到北宋开始，私家纷纷出资刊印前代名人集，如北宋穆修首次刊印韩愈、柳宗元的全集等。到明清时期，全国私刻大盛，江苏常熟汲古阁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明清私家出版的书籍品种数量，总的看已远远超过官刻。官刻不重视子部与集部之书，大都经明清学者重新校勘整理或作注释之后，再由私家刊刻，传承至今。

利用自己丰富的藏书编印大部头丛书，是明清私家出版的另一特点。丛书始于宋代，最早的是宋俞辑《儒学警悟》。明代有《唐宋丛书》《格致丛书》等。清代丛书极盛，特色鲜明，文化积累价值很高。著名的有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黎庶昌《古逸丛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

重视书籍的文化价值，是私家出版的传统。热衷于私家记的人，比如黄丕烈，一生酷爱藏书，又一生刻书，是版本学桌然名家，再比如阮元，一生从事经学教育与经学出版，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私家出版人中，很少有专业丛事出版的，大都像阮元，黄丕烈那样，以学者、藏书家的身份兼事出版，他们有强烈的文化传播意识，他们文化水平高，熟悉学术发展状况，也熟悉学术界读者需求，所以刻书的选题有针对性，常能把握别人尚未发现的文化价值。他们深知校勘之理，或亲自校勘，或延聘专家代劳，因而质量较有保证，所刻之书，为当时及后人所重。

但士大夫兼做刻书之事，并非以此为生，只是因为成本太大，不售卖无以为继，但售卖又往往不懂经商之道。因此罕见从中致富之人，而将家产赔了进去，又乐此不疲的，总是屡见不鲜。实际上中国士大夫一向轻视经商，士人刻书不谙商业经营之道，观念上又以利润最大化为可耻。从现代出版观念考察，这正是私家出版的致命弱点。

(三) 坊刻

坊刻的出版主体是书商。我国早期印刷品多为坊刻本。在唐代，除寺院刻经之外，大部分是民间坊刻。刻印的`图书中佛经最多，历书、字书、韵书、占梦、相宅等民间用书次之。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产时开封大相国寺附近已经成为书铺集中之地。古代书铺有两种：一是只售书，不刻书：一类是既售书，又刻书。南宋时的杭州，刻铺林立，如孙起父子的“书籍铺”既刻书，又售书，还编书。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两镇的书坊，自宋至明数百年不衰，所刻书人称“建本”或“麻沙本”。自宋开始，全国出版许多出版中心，如宋有杭州、成都、建阳、平阳，元代有杭州、建阳、明有南京，苏杭等。这些地方之所以成为出版中心都是因为坊刻兴旺。南宋时期我国形成三大坊刻雕版中心，两渐坊刻(集中在杭州和金华)，福建坊刻(建阳)蜀中坊刻(成都和眉山)。

坊刻传播大众文化的功绩最大，小说戏曲自宋至明多是坊间先刊行的。

出版商采用新技术的积极性，远比官刻为高，中国历史上出现在以坊刻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活动中，如雕版书籍中象鼻书耳的运用。

印刷术与民间藏书相辅相成，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藏书不可能产生，而正是因为藏书的发展，印刷术便也因人们的喜好而有了自己的方向。知识阶层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具有确定文化走向的能力，知识阶层对于书的需要，直接影响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印刷业的发展。前面的列举可以看出，以藏书来说，雕版印刷的书籍，占的额数大，品类也多，而活字印刷的书籍，除了皇家印刷的“聚珍版”之外，很少为人所青睐。说明这个问题，还得回过头来说藏书，古籍善本中的“王者”，毋庸置疑就是宋版书了。宋朝民间社会极为繁荣，统治者又极为善待文人，文人的地位空前绝后，这两点导致宋朝印刷业的繁荣，宋朝书无论官刻、私刻还是坊刻的图书，都十分讲究。从质量上讲，官刻之书把关较严，尤其是国子监所雕之书，从对原书的校勘到付之雕版要经过3道手续，所以差错较少。私刻之书注意精美。而坊刻书，因其书贾追求销售，质量较差。但其雕版速度快、种类多因而销量大。

　　不是，其实是西化现象的一种延续和发展，中国文化衰落了，自然原有的书写方式也衰落了。

　　中文

　　甲骨文主要的文字排列由上自下，至于左右顺序学者意见不一。据推测，纵向由右至左的排列方式主要来自于书写竹简时右手持笔，左手持简并顺势将其排列的方式。。

　　日本书法家石川九杨不着眼于书写媒体与汉字字序 间之关系，而着眼于汉字字序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心理功能；他认为出现在商代甲骨上的草创汉字的上下垂直字序，是天与地、人与神之间互相沟通的一种表示，这垂直的构文格局，植根于殷代帝王和社会的宗教意识。

　　世上哪本才是首本横排的中文书刊并无定论，以下是各方学者的主张：

　　19世纪初，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于澳门印行的《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是首本汉英字典；

　　卢戆章的著作《一目了然初阶》（1892年），以汉字和拉丁拼音对照[2]；

　　严复的《英文汉诂》（1904年

　　1915年1月，创刊的《科学》杂志。当时创刊号谓：“本杂志印法，旁行上左，并用西文句读点之，以便插写算术及物理化学诸程式，非故好新奇，读者谅之。”[4]

　　无论如何，横排中文书集直到20世纪初仍然是稀罕之物。1917年，《新青年》第三卷第三期发表了由钱玄同写给陈独秀的公开信，钱认为阅读纵排的文字既费力、也不符合人体眼睛设计，而且汉字笔划也符合左起横排[5]。钱玄同多次发表同类主张，而陈独秀也认同，但始终未能成为主流。[但是到了1940年代，不仅是寻常书刊，学术著作也出现了自左至右横排的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实施汉字简化政策之前，已逐渐推广印刷品文字横排。1955年1月1日起，《光明日报》等率先改为横排；1956年1月1日起，《人-民-日-报》等-中-央、地方报一律改为横排[6]。纵排文字一直到1980年代早期还在中国少数出版物（如某些连环画）中使用。目前基本只有新印古籍、学术著作和现当代人的古体诗文集还使用纵排，而引进的日本漫画至今还使用纵排。在出版界以外，纵排文字主要出现在政府部门牌匾、报章标题和正文等场合。简体中文竖排格式分为左起和右起两种。

　　新加坡教育部于1974年起也规定教科书和华文考试需用左起横排印刷[7]。

　　中-华-民-国-政府则由2005年1月1日颁布公文横式书写，将沿袭已久的公文“直式书写”习惯全面改成“横式书写”。对于需要混用英文的文书，宣称可以避免阅读障碍，但也备受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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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地域，刻书者、刻版形体及印刷技术的不同，产生了许多型式各异的刻本。从时代上区别的有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刻本；因地域不同，有浙本（浙江地区刻本）、闽本（福建地区刻本，因以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为中心，故又称建本）、蜀本（四川地区刻本）、平水本（山西平水刻本）等，具体又分为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等；按照书籍刻印的主体又分为官刻本（我国古代政府各机关雕版印行的书籍）、家刻本、坊刻本（指一般书商刻印的书），官刻本因所刻单位不同分监本、经厂本、藩府本、书院本以及各种名称的刻本，比如宋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茶盐司本、安抚使本、转运使本、仓台本、计台本、漕院本、公使库本、郡斋本、太医局本等。

坊刻和家刻都是私人刻书；从刻版形体上来区别的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黑口本、白口本、十行本、八行本、影刻本（又称影刊，其方法是先照原书影摹，然后在版上雕）、巾箱本（版本较小的古书，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策；因该书型特小可装在巾箱里，极便携带，故名）等；从印刷技术上区别的有写刻、朱墨印、几色套印等，因版印技术不同,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

因版刻印的早晚不同，有初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按书籍流通情况又有通行本、旧刻本、残本、善本、孤本等分别。刻本的出现和流通对保存、传播祖国文化遗产起了极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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