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经、史、子、集这四大类书的问题。
经、史、子、集和古籍分类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囊括四部,并用以命名,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可见四部分类对古籍的重要意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该书早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因此,《汉书·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从此,四部分类法为大多数史志、书目所沿用。 除了上述四分法、六分法外,历代还有将古籍七分、九分以至十二分的,但都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经过时间的检验,四分法能较好地解决繁复的古籍分类问题,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当然,四部之下的各种类目,历代都有所变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目前,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采用的是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国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四部内容简介 《四库全书》就是按经、史、子、集四部44类67个子目编排图书的。现在就此书的体例,把经史子集四部简介如下: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著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它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粱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纪传体,了"二十四史"为代表,它们都是官修的正史;……杂史,如《朝野佥载》。史部还包括地理著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著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著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一人著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著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集部以文学书为主,但又不限于文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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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学专业就业前景很多人说,古典文献学是一门古雅的学问,跟现实生活距离甚远,学起来比较枯燥,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从社会需求这个角度来讲,这方面人才的需求量确实有限,而且不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科的发展而增加。同时她又较难学:既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又需要广泛的知识和开阔的思路,甚至需要学贯中西、汇通文理。有很多饱读诗书的大学者,在校勘古籍的时候仍然难免出错。鉴于古典文献学的这些特点,建议考生要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要盲目报考。
古典文献学要培养的是有扎实的文献学基础,能够进行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门人才。学生毕业后可到高校、出版社或研究所从事古籍整理、出版或研究工作,也可从事其他与语言文字处理有关的工作。由于学生一般都有扎实的写作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所以适应性很强,就业路径也比较宽。
最近,由于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入,人文学科包括古典文献学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现象就是:新的研究思路的大量进入,改进或者代替了一些旧有的研究思路。同时,学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和吸收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我国传统的古典文献学在经历了几千年的漫长发展历程之后,正在迅速走向世界。古典文献学专业培养具备中国古籍整理与古典文献学全面系统知识,能从事古籍整理方面的实际工作、古典文献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文献学专门人才。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甲骨文编》、《金文编》上去了。实际上,对古文字的理解,常比默记更为重要。为了弥补记诵的不足,可以尽量利用工具书。如《经籍纂古》、《说文通训定声》、《新编上古音韵表》、《广韵声系》、《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等书,与学习研究都有裨益。新出的高明同志《古文字类编》、徐仲舒先生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分栏列举不同时代字体,尤有助于学者通习文字的流变。
唐兰先生说过:“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我这些年讲课,屡次介绍这句名言。我体会,唐先生的意思是强调文献知识对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研究古文字,必须充分运用文献学的成果。以我所知,著名的古文字学者,无不在文献方面有高深造诣。以杨树达先生为例,先生研治小学多年,但直到抗日战争时避难湘西,才着手考释金文。他所著《积微居金文说》,真是妙义纷呈,创获独多。推其本源,其功力和方法都是从文献研究中得来。又如不久前逝世的陈直先生,所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三辅黄图校证》等多种,均以秦汉文物与古籍互相印证。即使是一砖一瓦,他信手拈来,都能用以说明一定的历史问题。没有对文献的精湛研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书》、《逸周书》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前几年,我们整理注释云梦秦简,特立一条凡例:“注释尽可能引用时代接近的古籍及其注释。”就是为便于对比研究。如一味追求高古,援弓《诗》、《书》古训,反与秦简不合。
读古书,首先要读常见书,不可偏好孤本秘籍。最普通的如《史记》,司马迁写作时将《诗》,《书》、《左传》、《国语》等熔于一炉,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本材料,三家注虽不理想,内容却很丰富,足资参考。有人以《史记》为常见,不值得细读,甚至治学多年,还没通读过《史记》,这是不足为训的。
古文字学又不能同考古学分开。在解放以前,绝大多数的古文字学材料得自偶然发现或者盗掘,学者研究甲骨、金文,不能不多靠拓本,侧重于文字的辨析,接触器物本身的机会较少,对出土情况更很难了解。现在的科学发掘材料,有明确的出土记录,其学术价值大为提高,所以学古文字的人不可不具备一定的考古知识。
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相辅相成,把文字考释与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常能解决单凭前者不能解答的疑难问题。研究青铜器,不仅注意铭文,还应观察其形制、纹饰、功能和冶铸技术。研究甲骨,也应该兼顾甲骨品种,修治方式及钻凿的形态。这些年新发现的重要古文字材料,象殷虚小屯南地甲骨,“妇好”墓青铜器、周原甲骨和青铜器、淅川下寺青铜器(我认为出令尹子庚鼎的墓不属于令尹子庚)、侯马等地载书、随县曾侯墓青铜器及竹简、云梦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等等,都必须与遗址,墓葬结合研究,才能深入了解。所以,希望自学古文字学的同志多读有关的考古报告,如有机会参观博物馆或发掘现场,千万不要错过。
检索古文宇学论著及有关的考古材料,也应依靠工具书,即各种书目、索引。关于历代金石论著,可查容嫒的《金石书录目》,其补编刊于《考古通讯》1955年第三期。这部书近年又经增订,可望再版。解放以来的书籍论文,可使用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专科的目录,甲骨方面,有胡厚宣先生五十年代出版的《甲骨学五十年论著目》。《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所载萧楠《甲骨学论著目录》,可视为胡先生目录的续编。金文方面,容庚先生《宋代古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六期),《清代吉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及张维持《评中国青铜器外文著述》(《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三期),对掌握著录情况都非常有用。
翻阅书目,不要被前人著述的繁多吓倒。自学读书,应当精于选择。我年纪小的时候,总幻想读尽天下之书,实际上生也有涯,一个人一生能从头到尾看完的书,不会有多少种。如果不加别择,拚命读了好多书,不能消化,也没有多大用处。小说《谐铎》所讽刺的“两脚书橱”,足为鉴戒。我建议把要读的书分为两类,一为精读,一为泛览。精读的书,必须是对本人确属必要的好书,不管卷帙多寡,一定要读通读懂。这样的书,一年能读一两种,已经获益不浅。泛览的书,不妨扩大范围,目的在开拓眼界,但为珍惜精力,也不能太多。我学甲骨时,曾力求把有关论著全部读过,费了许多不必要的功夫。有一种讲甲骨的线装书,册数很多,我从图书馆借来,用好些天时间通读,没有收获,本应到此为止。我又设法借到同一作者一种未刊稿,篇幅更长,苦读了不少天,仍归失望。自学者精力有限,这样的书,如不是为了写学术史,似可从缓阅读。
最后还想谈一下写作。我觉得练笔是很重要的,学到一定程度,能产生一些见解,就应该试写论文。过于矜慎,长期不肯开笔,容易陷于眼高手低的弊病。不过,论文应该有新见解,没有创见,那就不必写,至少不要发表。创见常与传统的成见相对立,要打破成见,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说:科学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是“正统”的,即指研究工作要不断创新。李卓吾论治学为文,应有胆、有识、有才,所谓胆,便是克服困难,破除成见的勇气。在古文字学研究中,想建立新说,有时也得经过多年的论难,没有决心和勇气,便不易于坚持下去。但是,有胆还必须有识,所谓识,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有艰苦的功夫、真正的见识,虽然有李卓吾所说的“二十分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我个人对古文字学所知甚浅,学力非常有限,拉杂谈来,不知有没有足供青年朋友参考之处。至于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以后还有机会介绍。谨祝大家在自学上取得新的成绩。
本文2023-08-07 03:55:01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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