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间忌讳

　　禁忌在山西民间称为忌讳。它是禁止同“神圣”或“不法”的事物接近，以避免招致惩罚，也就是对于某种神秘力量产生恐惧而采取的消极防范措施。与法律和道德规范不同的是，禁忌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信仰基础之上的，是对神灵崇拜和巫术信仰基础上的民间信仰，人们用以规范自己的信仰行为。

　　禁忌一般通过口头传承和行为示范在民间流传，达数千年之久。

　　禁忌的事项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可谓无奇不有。它渗透于人们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古籍记载的情况看，有的现在已经随着时间流逝了，有的则尚有残留，在今日文化与科学不发达的农村，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它还有着一定的市场。这里，我们只将在山西农村现实生活中流传较广的禁忌习俗论列如下。

　　居住禁忌

　　住宅房舍是人们定居的场所，也是人们一生当中近一半时间内的栖息地。特别是在农村，住宅作为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房子的多少、好坏，院落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家庭贫富和家庭成员是否能干的标志。所以，盖房子无论是对于结婚青年，还是家庭老小，都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

　　与城市建房一样，在自然环境中选屋建房要符合“大自然”的规矩。当然，农村住宅还要符合传统习俗的规矩。作为整个村庄的一部分，任何房舍的建设也要考虑与其他人家住房保持一种造型等方面的和谐。所以，住宅建筑不仅要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社会关系。同时还要与习俗与信仰保持一致。和谐是问题的关键，民间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家业兴旺、子孙昌盛，否则，家道衰败，子嗣无继，灾祸横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由此，在长期的历史风尘中就形成了一系列民俗禁忌、规矩和讲究。

　　山西农村的住房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窑洞式住宅，一是建筑式房舍。按照中国人的建房规矩，选地要顺应自然地势，坐北朝南，这是根据地理气候环境，为了避风、向阳而设计的。靠山面水是一般的建房规则。忌讳房屋建在干燥无水处，或背阴潮湿的地方，同时也避免选择那些草木不生及正当流水的地方。凡是处在山谷冲射处、城门口、监狱门外、百川口的地方，绝不是建房的佳址。

　　总之，宅基地的选择一方面顺乎了自然要求，即有水有阳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求神话、避鬼崇、躲战乱、图清静、免灾害、多生殖、恐争讼的社会心理。

　　由于人口密度比较稀疏，也许还有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山西民间喜欢散居，山西也是个多山少平原的地区，因而坐北朝南的规矩在山区也有些变型。

　　在山西北部山区及吕梁一带主房的方向是依地型而定的，并不一定是坐北朝南 。如在灵丘 ，一般东西南北哪面的山高，那一面就是土房的方向，其余面则是配房，这也许反映了人们的崇高心理。这当然是在四面环山的情况下的选择。

　　有些地方如临县，盖房子讲究对山不对沟，即背沟面山，以示吉利。但有些地方也不然，很多山区的房屋禁忌房子前面有高山和深沟，认为这是恶魔挡道，对主人不利。

　　晋南一些地方的房屋建筑忌讳“靠空”，如果房子背后靠山崖、窖、地坑、沟渠等都会犯“空”，甚至连水井都是会犯忌的。但犯忌也有法破解，如果要清除这种现象，修上一条路横在房子与被忌者之间，就可以化“空”为实，清灾避祸。在平陆一带的很多村庄，细心观察可以发现，每个村庄的四个角上的房子往往略有变向，就是这种禁忌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求“实”，求“稳”的心态。

　　“居不近市”，是山西民间习俗，这是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耻于经商的一种曲折反映。但农民们也非常忌讳自家的院落前面空旷而无遮掩，它往往给人以孤寂、单薄之感。

　　在晋中一带 ，我们进行田野调查时看到许多有趣的现象 ，一些村落中，那些建在村边及外围的院落，为了避免直对空野，他们所采取的办法是把院门转个方向朝村里开，不朝村外开。如果不得以朝外开，还有一个补救办法，即在大门顶上放一瓶子，叫“风水瓶”，把瓶口朝向空旷的门外，据主人说这样可以把野外吹来的邪气盛在瓶里面，以免影响住宅里人的平安。

　　今天，感兴趣的人在山西的许多农村都可发现，那些商店、学校等公共建筑往往都建在村庄的外围，背靠荒山野地，人们将这些建筑建在村庄外围，是要把原来处在村边的院落围在里面，禁忌的作用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

　　在山西农村，建筑房舍很讲究格局，一般以一院四屋为定格，主房、偏房、院门、厕所各有定位，不可错乱，否则不吉。其中，特别忌讳把院落建成刀把形，刀把杀人不用刀，兆家败人亡。

　　在建房之时，门的设置属于“立门户”的大事，在建筑中是甚为重要的。院门被视为人的脸面一样是家庭的脸面，“立门户”甚至成了成家立业的代称，所以禁忌也最多。

　　一般讲，农村的院门忌冲河流、水井，恐被水射而生灾起祸。院门直对巷口也是不允许的，巷口是一支土箭，射向家中不祥。在晋南俗传“街门不走西北门，西北高而东南低，面向西北走脉气。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夏不凉。”如果不能避，就要在院门口上镶嵌一面镜子，即所指的“八卦镜”、“照妖镜”以破解，此种现象在晋南农村极为普遍。

　　此外，两户家门径直相对也是犯忌的，院门若如邻家相对，忌正冲，也忌门小。俗以为两门相对，双方都不吉利，尤其是门小的更遭其害。所以，在农村两门相接相对的现象极为罕见，即使有相对者也只是斜对，彼此错开。

　　对于一个院落来说，一般以向东的院门为善，向西的称阴门，除非万不得以一般不开西门，否则必须在门口安一屏障，或在胡同口正对的墙壁上镶块石碑，上面刻“泰山石敢当”之类的字样，以避邪风鬼魅的骚扰。

　　院门直对家门和窗户也是需要回避的。打对的门额窗额装镜子破解。此外，一般农舍院门之内也必有断壁墙以挡之。在吕梁一带，院门筑起来以后还要挂上桃木弓、柳木箭用以镇邪。

　　总之，这一类关于建房建院中门的开向 、方位的禁忌 ，一方面是与“开门卜凶吉”的俗信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为家防之用”，都是尽量力求避凶趋吉的。当然，也是建房格局定位之中最受重视的。

　　房屋修好后，主人们喜欢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点缀一些花草树木。对于山区农家小院来说 ，最好是种上几颗树，在离石一带讲究最好不种开花树，而在交城一带又忌种桑树，除了当地俗传的桑仙树“伤心”之外，作为一种禁忌，桑与丧谐音，人们认为这都具有某种传染性，不吉利，桑往往被人们谐音为丧失人口，留不住后代，所以不种。晋南有些村庄则忌在院中栽种葡萄树，认为不吉。

　　在同一处聚居的各家邻里，建房的高度按习俗应大体一致，忌南邻和西邻的房子高过自已的屋子。在晋南俗传“北高不算高，南高压断腰，东高不算高，西高压断腰”。如果一家的房子比另一家低了，那么就要在中间的房屋顶上多筑一砖高，或修筑一个小小的类似庙宇的亭子，以保持平衡。居高不让者，显然有居高临下之势，以势压人，据说会压了别人的运气和吉利，甚至风水。大病小灾都会归因于此。这种情况在农村会导致邻里纠纷，甚至会结下世代怨仇。

　　厕所的位置也是要慎重考虑的；一般安置在西南角，有“五鬼头上安茅房”之说，排水沟也不能通过别人家的宅院，更不可正对别人的家门。邻家屋檐的水也忌滴在院中，认为是污水、憨水，影响自家运气。此外，房屋顶上如修建吉兽猛兽者，也不能让脊瞰吻兽张开大嘴面对人家，有吃掉别人之嫌。这类禁忌在山西汾河古地的人口稠密村庄中更为多见，不仅具有巫术色彩，更有一些旧时代礼法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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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悬棺究竟是如何被送上悬崖的呢？争议颇多且被教科书删掉的张衡地动仪真的是“造假”吗？在“四大发明”以外，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科技？神秘的“木牛流马”究竟长什么样？

1月10日，《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出版研讨会在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召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张柏春，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冯立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兵，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戴吾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孙烈等业内专家共同就“古代机械文明”展开了探讨。

《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出版研讨会以“再现中国古代机械文明”为主题。

20世纪80年代秦陵出土的铜车马，形态逼真、造型优美、结构复杂而完善，展现出秦代很高的科技水平和制造技术。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再先进呢？陆敬严说，中国科学技术退出先进行列的时间约为明代中后期，也就是15-16世纪。这一时期的西方，正处于改变世界面貌的产业革命前夜，科学技术的进步十分明显。明代中晚期到清初，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总体上已经超过中国，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中国科学技术先进的局面已经结束。

陆敬严在书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和发展机械的国家之一。历史上，中国机械技术曾长期保持世界领先，在农业、冶金、纺织、车船、军事、天文、钻井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其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总论中，以英文字母编号，列举了26种中国古代的杰出发明，并指出这些杰出发明在欧洲使用的时间晚于中国几个世纪到十几个世纪。这26种发明中，12种属于机械范畴，另有10种或多或少与机械有一定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代机械是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机械技术的辉煌，其种类、数量和丰富的内涵，对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都非常巨大。

英国学者李约瑟。

在研讨会现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温泽远向与会嘉宾介绍了《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一书的出版初衷和编辑经过。他表示，实际上这些中国古代的杰出成就，中国人了解的并不多，甚至非常不了解。《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中华古代机械技术文明的整体样貌，而且通过复原不同时期的机械制作成果，可以让更多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脉络，揭示其发展的轨迹和兴衰的历程，进而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张柏春同样肯定了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和非凡价值，他表示，中国古代机械复原工作的人力、物力花费很大，见效又较慢，以往从事此项研究工作的人极少，在这片学术园地上有大批的空白，也很少有专著论及复原研究工作。但陆敬严一直没有放弃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机械工程史的目标，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兵器》《中国科学技术史·机械卷》《中国机械史》等著作。

张柏春说，《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研究》作为一部技术史专著，将古文献记载、考古资料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进行机械的技术史研究和复原，不仅传承了刘仙洲先生的机械史研究方法，还发展了王振铎等先生开创的古代科技复原研究。“在多年的科研工作中，陆敬严教授实地踏勘西南古栈道，结合实际复原木牛流马；在江西贵溪仿古吊装悬棺，破解千古之谜；对古籍文献细致推敲，复原制作成多种军事机械他制作的近百种约150具大小模型展现了我国先人的智慧和巧思，再现中华古代技术文明。”

四川和云南的交界之处有很多悬棺，悬棺葬的年代十分古老，从如今发现的悬棺葬遗存来看，最早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元明时期。

悬棺，也是王一方最为感兴趣的内容。他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生死哲学，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国殡葬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在研讨会现场，王一方从悬棺谈起，认为悬棺的“悬”既是悬挂的“悬”，又是悬案的“悬”，书中的相关研究，破除了其中的神秘色彩，也解决了中国殡葬文化中的一个谜。座谈会现场，《科普时报》总编辑尹传红也举悬棺、记里鼓车和被中香炉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发明为例，来说明古代机械复原的趣味性、学术价值和科普意义。

出现于西汉的被中香炉，无论怎样翻滚灰盂始终不会倾翻，原理与今天的陀螺仪相同。

不过，陆敬严在书中还提到，不同地区的悬棺吊装具体方法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必须要强调的是，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所用的机械都不能超越当时的年代，必须符合当地的客观条件，因地制宜地予以选择。他曾经专门写成《中国悬棺研究》，根据所处环境，列出了实际中升置悬棺的方法。

旧版人教版教材中曾经介绍了张衡和他的地动仪。

从历史教科书中“消失”的张衡地动仪，真的是“造假”吗？陆敬严在书中指出，从古籍记载可知，张衡地动仪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接收地震信号系统，其组成是都柱和八个轨道；二是报知地震系统，其组成是内部机关、龙头、铜丸及蟾蜍。遗憾的是地动仪的核心部件——机关难知其详。

许多现代学者对张衡的地动仪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19世纪，日本学者已有论述。之后影响比较大的设想，还包括有王振铎复原地动仪的设想、席文提出的地动仪设想、中国地震局等单位复原地动仪的设想。陆敬严表示，这些关于地动仪工作原理的设想，都利用了物体的惯性，从科学的角度看，都是合理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后两种设想更加灵敏。因为《后汉书》提供了张衡创制地动仪的珍贵史料，比其他国家早约1700年，李约瑟称张衡的发明是“地动仪的鼻祖”，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陆敬严同时强调，地震学是新兴的独立学科，了解中国古代在地震学上的巨大成就，能使现代研究者受到启发，但不应过分夸大地动仪的灵敏性。对张衡地动仪的误差做分析后发现，其都柱只能按照八个轨道倾倒，两个相邻轨道之间有45°夹角。当两个相邻轨道之间的方向发生地震时，地动仪难以做出正确报告，当方向与每个轨道相差225°时，误差最大。且张衡地动仪只能报知地面的震动，无法甄别这一震动是由地震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此外，地震必须达到一定的强度和有一定的距离时，地动仪才能做出报告，也无法将地震的强度数字化。

按木牛推想图复原的模型。

为了验证假设，陆敬严专门从上海赶往四川，爬上峭壁测量古栈道留下的楔孔，经过计算发现，按照力臂力矩关系，古栈道可以承受的通行重量基本在150公斤至200公斤，这既是当时制造水平下可以造出的一辆较大型独轮车的载重，也基本是当时一个士兵一年口粮的分量，完全符合古书中“一木牛载一岁粮”的记载。在对当地老人的访问中，他还得到了“五尺道”的信息，同样与独轮车的尺寸相符，最终得以复原出木牛流马的模型。

记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宫照华

校对丨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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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福清

李福清，苏联、俄罗斯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个职员家庭。1955年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后到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所工作。1961年获副博士学位，1965～1966年在中国进修，1970年获博士学位。1972年任高级研究员。李福清一直致力于中国神话、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也颇为关注。

中文名：李福清

外文名：Riftin，BorisLyvovich

国籍：俄罗斯

出生地：俄罗斯列宁格勒

出生日期：1932年

职业：汉学家

毕业院校：列宁格勒大学

代表作品：《东方中世纪文学的方法》、《中国戏剧理论》

人物生平

李福清（БорисЛьвовичРифтин）俄罗斯汉学家，193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李福清先生迄今已用俄、中、日、韩、英、德、越等语言发表作品200余种。他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中国民间文学、中国古典小说、中国年画、中俄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李福清先生经常在世界各国知名学府讲坛上宣传中国文化，介绍他的研究成果。他还是南开大学客座教授，被中国教育部授予“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

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文学、古典小说，讲有《汉学研究五十年》等课程。

著有《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论三国故事的各种口头和书面异体》、《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象的演变》、《中国神话故事论集》等。其他论著有《中亚文化交流史》、《东方中世纪文学的方法》、《中国戏剧理论》等。

1932年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一个职员家庭。

1950年李福清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中文。

1953和1954年，李福清又去了中亚，继续学习甘肃话、陕西话，并且专心搜集民间文学的口头资料。

195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中国语文科，分配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专事中国民间文学和中国俗文学的研究。

1958年李福清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简报》发表的《韩信传说——东干人中流行的中国历史传说之一》，把李福清在米粮川记录的传说与书面材料作了比较研究。

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进修。

1961、1970年先后获副博士、博士学位，并先后升任该所高级研究员和首席研究员。

1972年，李福清与朋友、蒙古民间文学专家涅克留多夫研究员一起去乌兰巴托。

1977年，李福清与两位东干学者合作，选编了《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6年，李福清写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成分》一文，参加了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

1987年12月23日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是俄国汉学界文学领域学衔最高的人士。

1992年，李福清应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邀请去台湾，邀请函提出要李福清开两门课：《三国演义》研究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同时还要主持一个研究项目——搜集并比较研究台湾的原住民（大陆总称高山族，实际上是9个不同的民族）民间文学。

1992年，李福清应邀去台湾参加欧洲汉学史研讨会。

2000年，李福清写作了长篇论文《〈聊斋志异〉在俄国——阿列克谢耶夫与〈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带着它出席了2001年在山东淄博举行的国际第二届聊斋学讨论会，引起与会者很大兴趣，会议出版的论文集以超长篇幅刊载了该文。

2012年10月3日去世。

李福清在其中文版《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的自序中对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作了详尽的回顾：（以下引自《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李福清的中国文学研究五十年（代自序）》，李明滨编译，中华书局，2003年6月）

1950年李福清进入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开始学习中文。那时没有中国老师，没有会话课，主要是读书，天天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李福清可以利用暑假去学甘肃话，虽然不是北京话，但还是比完全不会说好。李福清来到一个甘肃回族人居住的集体农庄，叫米粮川。在这里，李福清第一次听到各种中国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和民歌，如姜太公卖面、孟姜女哭长城、韩信传说、男学生与女学生（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由此，李福清对中国民间文学发生了兴趣。

李福清把他们告诉李福清的传说、故事和民歌记录下来，因为写汉字有困难，所以李福清用俄文字母记录语音。回到列宁格勒大学，李福清开始在图书馆找材料，但所获不多。

大学的年级论文和毕业论文，李福清用上了搜集的这些材料，比如四年级的论文题目是《东干传统民歌初探》（1956年在《苏联东方学》发表）。五年级写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成语、谚语和歇后语》，既参考中国出版的书籍，也用了李福清自己搜集的材料。

在此之前，除了广州1929年《民俗》周刊66期第6—8页，发表过张冠英《传说与史实——关于萧何、韩信的传说》之外，没有关于韩信传说的记录，李福清的记录可以说是最早的。当然，已有许多关于韩信的传说的记录，如《韩信活埋母》、《三折寿》、《杀霸王》等等。

李福清为每一篇故事传说写了详细的附言，拿其中的故事与相关的文学作品（小说、戏曲）作比较研究。如李福清用李福清记录的《白袍薛仁贵》与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章回小说《薛仁贵征东》及薛仁贵戏作比较，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一些故事情节由平话演变为小说，从小说演变为说书，又从专业的说书返回到民间流行的故事这样一个有趣的循环发展过程。

李福清一共搜集了150个神话故事，预备与台湾大学郑恒雄教授合作出版。后来李福清又调查了原住民部落，写了一些文章。

1998年，台中晨星出版社出版了李福清写的一本书：《从神话到鬼话——台湾原住民神话故事比较研究》。这本书引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的注意。

200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增订本（简体字版），书名《神话与鬼话》。在这本书中，李福清把台湾原住民神话和民间故事与中国大陆各族及菲律宾、大洋洲民族神话作比较。有些神话从黑龙江两岸少数民族到台湾许多民族都有，如射太阳神话，虽然后羿射日神话记载很早，但作比较研究可以证明古代中国后羿神话不是原始的，是在人类发展的较发达阶段形成的。

主要作品

论文

一、论文

《古典小说与传说（李福清汉学论集）》，李明滨编选，中华书局，2003年6月

《中国诸族民间故事选》（编译），莫斯科，2002年。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藏中国年画图录》，《东方收藏》，莫斯科。2002年（俄文）。

《〈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李福清论中国古典小说》，台北，洪叶文化公司，1997年。

《关公传说与〈三国演义〉》，台北，汉扬出版社，1997年；云龙出版社，1999年。

《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与李平合编）。（中文）

《汉文古小说论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中文）

《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与王树村、刘玉山合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中文，俄文两版）。

《中国神话故事论集》，马昌仪编，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台湾版）。

《西伯利亚、中亚及远东诸民族民间文学中的共同主题与情节》，收入《东方各国与各民族》第13集，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2年。

《紫玉》（汉魏六朝小说，编译），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80年。

翻译

二、翻译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冯骥才《文学报》1983年2月23日。

《殷芸小说》

《笑林》邯郸淳

《启颜录》侯白

专著

三、专著

《从神话到章回小说·中国文学中人物形貌的演变》，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9年。

《中国的讲史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年。（中译收入228号）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田大畏译，书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7年，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

《万里长城的传说与中国民间文学的体裁问题》，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1年。

书评

四、书评

《离薄迦丘十万八千里》，《新世界》1967年第4期。

学术贡献

李福清从民间文学开始，逐步扩展研究领域至俗文学、古典文学，进而中国传统文化。发表过一系列论著，据不完全统计共有255种。同时，他为了研究工作而开展的资料搜寻也富有成果，发现古籍新版本，连带编出不少相关的学术研究书目，资料翔实丰富，其成绩甚至得到中国同行的赞誉，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便和依据。李福清研究中国文学的成就杰出，对汉学的贡献巨大。主要的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中国文学研究

一、其研究涉及中国文学的各个领域，从古典文学到现当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研究，广有建树。包括翻译、介绍、辑录、评论和阐释，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是创造性的，用比较的方式来分析中国小说，角度独特，提法新颖，很有内容。作家王蒙称赞李福清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技巧在当代小说中的运用，分析得细致精当，有些议论则发前人所未发，甚至超过了中国同行。

民间文学和俗文学

二、中国民间文学和俗文学，始终是他研究的一个重点，不断探索和阐明的对象，其成绩尤显突出。其理论所涉及的领域，有些在中国的同行中也颇感生疏。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教授认为，李福清提出许多民间文艺学上的问题，有的中国民间文艺学者或不曾想到，或未曾涉及，可说已成为他独特的一家之言了。

台湾原著居民文化研究

三、对台湾原住民文化的研究，把它同内地各族文化作比较分析。他本来对台湾原住民并不了解，在60岁之后还不辞辛苦到当地去做田野调查，深入布农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中去访问、采录，搜集到大量素材，仔细整理，反复对比和分析研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他也超越了自己以往的研究路子，不仅仅是依靠书本的和典籍的资料，而是着重于田野调查，这正是他有别于当代其他俄国汉学家而独树一帜的重要标志，也是继承前辈导师阿翰林深入实地调研优良传统的体现。

中国民间艺术研究

四、中国民间艺术研究。他非常熟悉中国民间艺术，研究卓有成效，不仅在论著中大量引用历代民间艺术，包括石刻、画像砖、墓雕、壁画、帛画、神像、戏剧道具、各种插图等，而且着重搜集并整理中国年画资料，开展专题研究。他搜集中国历代年画的范围不但有俄国的，而且遍及日、德、英以及捷克、丹麦等国家，重点在中国已失传的年画，所获的种类和数量也是惊人的。艰苦的劳作造就了他敏锐和准确的鉴别力，其所编《苏联藏中国民间年画珍品集》就是从5000多幅旧年画中挑选出来的200幅在中国已失传的珍品，最能说明他在年画研究上的功力。如今该书已在世界各国受到重视和珍藏，在中国内地有的年画博物馆盛情邀请他当顾问，而台湾还有民间艺术博物馆拟延聘他去当馆长。李福清在年画研究上继承了阿翰林的传统，并且在许多方面有了创新。

中国文学之外，像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文学，李福清也有评论和介绍，因而可以说他已超出汉学研究范围，足可称为东方学家了。

学术评价

研究方法独特

李福清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运用俄罗斯文学、文化理论，乃至欧洲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将俄国的历史诗学理论、系统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引进中国文学研究之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于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路子。这自然使他的研究别开了生面，当然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经验，可资借鉴。李福清的特色，正是把俄国历史诗学传统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形成了他鲜明的个性。关于其个性，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马昌仪研究员曾经做过概括地描述：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文化理论为依据。二、重视系统研究。内容与形式关系密切，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结构论、符号学、统计学等等。三、遵循历史诗学原则，把在发展中研究（历时的）与在联系中研究（共时的）有机结合起来。四、从诗学的、审美的角度研究文学，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认识功能。五、学风严谨，重视资料工作。

敬业精神

李福清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他早期学习汉语的路子就不同寻常。50年代初入列宁格勒大学学中文时，听说在中亚中苏交界的苏联一侧，有个地区的村庄聚居着中国回族的后裔，讲汉语。他便利用每年暑假到那里去，与农民同住同劳动，五年下来学得了一口流利的汉语，也获得许多语言、文化和社会知识。他研究中国民间文学，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掌握原始资料，尤其第一手资料。他从未畏惧过，而是数十年来一直坚持进行田野调查，搜集直接的材料，从早年在中亚地区和中国内地搜集、记录中国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前往台湾接触原住民文化，访谈高山族民众，陆陆续续解开一个个问题之谜，寻得满意的答案。其中经历多少艰辛和风险，只有他自身能体会了。不但如此，他还扩大调研的范围，深入寻找中国文学流传、散失到海外的各种版本，或古籍孤本。旅途奔波，足迹遍及欧、美十余个国家，夜以继日地探寻，绝少停歇，终于大有斩获，发现了许多在中国已经罕见或失传的版本。他志得意满，前年在台湾相遇时就很风趣地对李福清说到那段经历，可以写成《一个俄国汉学家的西游记》。李福清想，这种深入实际，认真调研的作风，也是他取得成就比别人更大的一个原因。

谦逊治学态度

他谦逊治学的态度也使人佩服。不但师承前辈的传统，而且注意学习同辈，甚至晚辈的长处。每回见面，对于俄国汉学界的新进展，出过什么新著作，有什么样的新人，他都能侃侃而谈；对于别人的新成果，他能如数家珍，不仅介绍其要点，还能指出其新发现、新见解；有时还能顺手送你得之于别人赠阅的新著或新资料。总之，处处令人感到他对于该国同行们事业成就的关注，而且是诚心诚意地肯定别人的进步，从别人的成就中汲取动力和营养，激励自己的研究和超越。同他的每次交谈，不但感受其精神，而且在俄国汉学史学术研究的线索方面也能得到启发。李福清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陆续写成的《中国文学在俄苏》和《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两书，就有许多方面曾经得到他的帮助，提供了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