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的产生，都着无法替代的意义和无法摆脱的自然规律。拥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更是以其无法磨灭的历史记忆，向世人展示着古人的智慧与才华。曾经有这样一个朝代，它不过短短的维持了十几年便从历史的洪流中消失了，有人指责它的法度过于苛刻与残暴，可是直到一座湖北古墓的发掘，为我们敲开秦国的历史之门提供了依据，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度的王朝。

2000年前古籍问世湖北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的睡虎地一段的秦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这些竹简长宽大致相同，短一点的231厘米，长一些的278厘米，宽度也大约在05厘米到08厘米之间。

在这些竹简中，分别用墨书秦隶记录着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的很多重要内容，如法律方面、文书方面、医学方面，以及占书方面等，更有从篆书到隶书转变的各阶段情况的记录。

可以说这些竹简的出土，对于后人研究秦朝的政治状态、法律基础、经济活动、文化生活、医疗水平，包括书法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更提供了详实佐证，更为后人揭开“暴君”秦始皇的统治找到了答案。由于这些竹简的出土地是在睡虎地带，所以称睡虎地秦墓竹简，或睡虎地秦简、云梦秦简等。

揭秘秦律一角

在睡虎地秦墓中，有一位经历过秦始皇亲政到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的墓主人“喜”。

喜，出生于公元前262年。17岁那年他在秦国服徭役，后来发展的不错，做过很多与刑法相关的低级官吏，如安陆御史、令史、鄢令史等。他也曾三次从军，大大小小参加了多场战斗，并到了秦国的多个郡县，最后在任上离世。

由于工作关系，在喜的墓葬中发现了1155枚竹简，竹简上记录着秦朝时期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内容，分类整理为十部，分别是：《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甲种与乙种《日书》。

反驳“暴政”之论

虽然“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出土的法律并不完整，很多都类似于个人笔记，比如以问答形式解释法律和法律程序。但从这些并不完整的记录中也可以看出，秦朝法律似乎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恐怖。竹简中提到了死刑，但次数并不多。

熟悉秦朝历史的人应该知道，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起因是延误了征召入伍时间，按律当斩，所以两人决定破罐子破摔，揭竿而起。可是“睡虎地秦墓竹简”却明确写着：

“御中发征，乏弗行，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其得，及诣。水雨，除兴”

这段话的意思大致为：拒绝服兵役，罚二副甲胄；延误三至五日，警告；延误六至十日，罚一副盾牌；延误十天以上，罚二副甲胄；如果因雨水等不可抗力因素，免于处罚。谁说要砍头呢？

除此之外，一些历史资料上说秦国法律规定偷东西就要被砍手，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的内容来看，这种描述并不客观。竹简中写明了偷盗行为会视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的处罚。其中最轻微的偷盗行为只处罚30天劳役，只有偷盗金额特别巨大的情况下（660钱以上）才会被处以刑或刑。

通过这些详实而细致的竹简，与各种资料对比来看，可以知道秦始皇并非是一位残酷的暴君，秦律也并没有过于残暴，甚至与当时周边国家比起来也不算严苛。如此看来，终于还了一代君王的“清白”。

结语

睡虎地秦墓竹简的问世，不仅是一段历史的揭示，更是对一个朝代过往认知的修正。它让几千年后的子孙，更加了解秦朝并非用刑无度，而是定罪量刑的开端，它帮助我们修正了漫漫历史洪流中被掩藏起来的真相与事实。“功过自有后人评”，在尘封着历史的片片竹间中，我们走进了秦王的时代，和那个虽战火连天，但条分缕析充满智慧的时代。也让我们在历史中，汲取了更多现代人的生存的智慧，和莫失莫忘民族之魂的重要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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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1946年7月15日），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中国***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 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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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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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日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他们都处于分散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互不相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因素的增加，五姓之间有了联合的要求。因他们俱事鬼神，于是，按照迷信方式，约定，共掷剑于石穴，能中者即奉为君。五姓中只有巴氏之子务相独中。后又考驾船本领，约定，能浮者，当以为君。五姓中，只有务相的船独浮。这样，巴氏子务相以卓越的军事技能掷剑，生产技能驾船，夺得了部落最高军事首领的位置，并被授与廪君的称号。廪，古代指虎，廪君即虎君意为凶悍勇武，即以白虎为图腾的巴人首领。

廪君率巴族乘船从夷水溯清江而上，进行部族大迁徙。到达盐阳后，遇到了尚处于母系社会的盐水（盐水，今湖北清江）女神部落，并愿意留廪君部共居，进行平等的联合。廪君部不许，遂与盐水女神部进行决战。经过十多天惨烈的大战，盐水女神部落头领被廪君射死，部落民众沦为奴隶，巴部族占有了这片有鱼盐之利的地区。廪君便以夷城（今湖北恩施）为都，建立起以自己祖先巴氏之巴为国名的酋长国。

《世本卷七下·氏姓篇下·姓无考诸氏（清 秦嘉谟辑补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蜒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五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与樊氏、曋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俱出皆争神，乃共掷剑于石，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辙来取宿，旦即化飞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不知东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缨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而缨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世尚秦女。

《世本·氏姓篇》秦嘉谟辑本（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飞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不知东西所向，七天七夜。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缨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而缨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

变色怪坡与盐水女神

重庆郊外的一座山上经常发生一些怪事：大雨来临前，山坡就会变得一片血红！在当地一直流传着灵魂显灵的说法。相传巴国首领廪君拓展疆域经过这里与一位盐水女神一见钟情，可后来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廪君和盐水女神双双坠崖身亡，而能变色的山坡就是他们坠崖的地方。山坡变色真是传说是他们的灵魂付于其中 。

石柱县地处巫山山脉当中，过去是古巴国的领地。相传，巴国首领廪君拓展疆域的时候经过这里，遇到了一位美丽的盐水女神，两人一见钟情，厮守着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不过没过多久，廪君又要继续征战。

盐水女神怎么舍得心爱的人走呢，就百般地阻拦他，阻拦不住，结果变成了飞蛾，满天密布。

盐水女神用法术把天空变得漆黑一片，使廪君无法前行。这一下把廪君激怒了。他拿出弓箭向天上密布的飞蛾射去。

这一射结果不得了，那么掉下来的，结果是盐水女神，巴廪君心爱的人。

盐水女神不幸被箭射中，从空中跌落下来化作了磐石，她的鲜血染红了整个山崖。廪君见状痛不欲生随即也跳下山崖。如今，这一对恋人终日相伴着已经过去上千年的时间，被盐水女神鲜血染红过的山崖现在还时常泛出鲜红的颜色。

当这个山坡变白的时候，一定有太阳，如果说这个山坡看着它变灰暗，变潮红的时候，一定有倾盆大雨将至。人们就说廪君、盐水女神虽然去了，但是灵魂仍然护佑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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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湖北出土竹简，专家说它是秦国称霸天下的秘诀

1983年12月，湖北江陵张家山出土三座汉墓。这些坟墓内并没有尸体骸骨，有的只是一些汉代竹简。然而这些竹简其意义价值非凡，专家经过为期三年考证认为：这些汉代竹简记载的是一本我国失传已久的奇书，这本奇书也是秦国能统一天下的秘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将时间回溯至1983年12月，当年荆州博物馆于湖北江陵张家山清理了三座西汉初年的古墓，直到1984年1月底，考古工作才基本清理完毕。当地博物馆工作人员从这三座汉墓当中发掘了大批竹简，这些竹简被统称为''张家山汉简，''大致包括《二年律令》《算数书》《引书》等等汉代律法竹简。得到这批竹简之后，荆州博物馆组织文物专家，还有当地文史专家进行全面修复工作，三年之后，张家山出土的竹简基本拓印，破译工作已经结束。

从这些竹简当中，后人基本上了解这样一些事实，汉高祖刘邦建立大统采百家之长，摒弃了秦朝暴政的陋习。且经历楚汉争霸多年混战后，天下早已人困马乏。所以西汉初期中原政权以休养生息，不主动对外扩张。张家山出土的这些竹简中共包含了27种汉代律法，涉及范围非常广，对社会各个方面责任划定，还有犯罪之人该采用怎样的刑法，以及主张对老人的赡养，还有子女继承权问题都有明确的规定。

同时这批竹简里还有许多已经失传的古籍，《算数书》《脉书》《引书》都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中医资料。由于张家山汉简记载内容较为全面，涉及军事、政要、律法等等相关范畴，直到今日不少专家还在孜孜不倦研究这批汉简其背后隐藏的知识。可是这批竹简和我国一本奇书有关系，这本奇书的名字叫做《商君书》。顾名思义，《商君书》乃是战国中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变革家商鞅生平记载，也可以说是商鞅于秦国实行改革的重要框架。那么张家山汉简和《商君书》有何必然联系吗？

大约是公元前375年左右，商鞅从魏国来到秦国投奔孝公，此后商鞅在秦国实行新政改革。虽说商鞅此举帮助秦国腾飞，可是也让不少老派贵族利益受损。秦孝公驾崩之后秦惠文王即位，此时商鞅因为得罪太多人，秦惠王不得已逮捕商鞅，随即将其车裂而死，商鞅在秦国所实施的改革依旧未有停止。让人蹊跷的是，商鞅所著《商君书》却不翼而飞。后世专家认为，应该是商鞅树敌太多，加上秦惠文王新王登基，害怕一些秦国贵族联合起来反抗王权统治，所以将有关商鞅的一切通通销毁，只留下了些蛛丝马迹。

西汉距离秦国年代并不远，汉高祖刘邦一股脑的继承秦制，《商君书》其精髓内容很可能被刘邦汲取而来用于大汉政权。张家山出土的这批汉简，很显然就是商鞅所著的《商君书》。只不过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正版《商君书》，早已不可考。而商鞅在秦国改革留下的框架，一些基础律法则被西汉全部继承而来。张家山汉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商鞅的改革之法《商君书》的另一种演变。

和大家说个小细节，张家山汉简最终成书时间应该是吕雉掌管大权之时，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些古籍，还是要感谢这位吕太后。

名人名家　　庞安时（1042-1099），字安常，本县麻桥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为北宋名医。安时幼时，其父授以脉诀，他不以为足，后读黄帝扁鹊的脉书，渐通晓医理，悟出新意。年近弱冠病聋，刻苦钻研《灵枢》、《素问》等秘籍，融会贯通"经传百家"所涉及的医术。他曾说："世传所谓医书，予皆见之。惟扁鹊之方深矣。盖所谓《难经》者，扁鹊寓术于其书，而方之不详，意者后人自求之欤？予之求盖出于此。"

　　安时为人治病，愈者十有八九。登门求治者，则设坊（医疗室）留诊，亲视汤药，悉心护理，治愈后始允其回家，据《宋史·庞安时传》记载："有民家孕妇将产，七日而子不下，百求无所救，安时之弟子李百全适在傍舍，邀安时往视之，才见，即连呼不死（不会死），令其家人以汤温其腰腹，自为上下抚摩，孕者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其家惊喜而不知所以然"。

　　宋人黄庭坚，多称道安时医术，苏轼的《东坡杂记》、《仇池杂记》，袁文之的《瓮牖闲评》，均记有安时的医迹。苏轼评安时"精于伤寒，妙得长沙（指汉代名医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遗旨，"张耒《柯山集》中记载："淮南人谓庞安常能与伤寒说话。"后世医家论庞安时"医能启扁鹊之所秘，元化（即华佗）之可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不在古人下"。

　　安时58岁时发病，门人请他视自脉，他笑着说："今予胃气已绝，死矣。"拒饮汤药，数日后，与客坐语而卒。后人为了纪念他，于浠水县城内建有药王庙（亦名洞天福地）、妙华庵（庙内设庞安时泥塑像），均毁。庞著有《难经辨》万言、《主对集》（一卷）、《本草补遗》、《伤寒病总论》（九卷），在药理、医理、医疗诸方面，为祖国中医学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伤寒总病论》）（九卷）于1957年由商务印书馆特予印行，推为中医学经典著作。

　　杨思义（生卒不详），本县人。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启用杨思义，命掌起居注，后调任司农卿。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设六部，司农为户部，杨思义任户部尚书。在任期间，他对土地丈量、户口清查、财粮收支等办理得井井有条。明初经历战乱，百姓流亡，土地荒芜，他奏请朝廷下诏，招抚流亡，开垦荒地，广种麻桑，免税四年，以利民生。当时朝野上下，无不称赞其理政才能。后调任陕西参政，不久病逝。归葬于本县黄草湖。

　　王聪（1362-1409），巴河镇人，明代将军。王聪出身农民，臂力过人。他习武投军，隶属燕王棣部下，智勇兼备，能谋善战。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他随燕王巡视边境，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使，"靖难"之役，燕王夺取帝位，聪被封为武城侯。永乐七年（1409年），随征虏大将军邱福出征。福与本雅失里（鞑靼人）交战，本雅失里佯败，福追击，聪知其计，劝谏福止，福不听从，终中埋伏。聪战死，时年58岁。其尸毁于战场，未能收骨，后追封为漳国公，立碑敕葬。衣冠冢在县西司家畈。

　　文质 （生卒不详），本县人，字东进。善骑射，有异材，明嘉靖年间会试第一。清光绪十年版《黄州府志》及其墓志均记载为武状元，任锦衣卫都督。其子应诏，由进士任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父子二人，一封为昭义将军，一封为昭勇将军。其墓在县北。

　　姚明恭（1583-1644），字昆斗，人称"姚阁老"，本县巴河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进士，授庶吉士，初任詹事，礼部右待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入阁，加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任户部尚书参与机要。相位一年，回归故里。光绪《黄州府志》载："黄之九属，数百年来，居相位者，惟明恭一人而已"。明恭宅心仁厚，曾致信告诫其弟居恭（任剑州牧）"洁已爱民，虚心听狱，严胥役，禁家奴。"

　　明恭回居乡里时，蕲水漕米在蕲州"兑军"（作为年粮缴纳，由军队验收）。路远，又无押运者，军旅任意科旅。他为此向有关方面建议，改"兑军"为"兑会城"（漕米直接交专收粮的机构），百姓得免其苦。

　　陈沆（1785-1826），亦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本县巴河人。10岁随父读书，以诗赋见长。15岁应试科举，县试，乡试、会试，皆名列第一名。学使鲍星读其试卷，击节叹赏。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保和殿对策，陈中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其策论文章，气势雄浑，论述精辟，笔力奇健（原卷手抄本藏于县博物馆）。授翰林院修撰。出任四川道监察御史。清道光二年（1822年），任广东省主考（学政）。次年，任清礼部会试同考官。道光六年，病逝于北京，归葬于本县调军山南麓。

　　在文学史上，陈沆被列为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其组诗《河南道上·乐府四章》中的《卖儿女》、《狗食人》、《吃草根》、《逃饥荒》等诗，用极其辛酸的笔调，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当时河南道上的悲惨景象。陈的友人魏源，称其诗是"香山乐府之遗。"陈的赋文，铺叙多用白描，代表作有《简学斋赋存》。陈著作《简学斋诗存》、《课馆试律存》、《诗比兴笺》、《白石山房诗钞》、《简学斋赋续存》为后人整理出版。学术著作《近思录补注》14卷，补宋代朱熹、吕祖谦及清代江永之缺，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瞿瀛（1857-1949），亦名炅，号干琴。本县人。幼就读私塾，勤敏笃实，县试名列前茅，府试名列第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乡试中亚元。回县创办学堂。广西提学使李翰芬慕其人品，于1907年函召赴桂襄办学务。辛亥武昌首义时返鄂，被推为浠水县议会议长。年底应黎元洪之约入军政府任机要主任。因办事干练，深得信任，几次提名担任国税厅长、民政司长，瞿坚辞不就，仅任副秘书长。1912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周年之际，北京及各省代表来鄂集会，追悼先烈。瞿奉命撰写演讲词，言武汉所居的地位，谋人民之福祉，以慰先烈于九泉。洋洋7万余言，时传诵甚广。

　　1913年12月，袁世凯将副总统黎元洪幽处瀛台，瞿随侍，持正不移。 1914年袁要黎为参政院长，并结为儿女亲家，瞿愤而归隐。1914年劝黎辞去参政院长。1916年袁世凯密称帝，封黎为"武义亲王"，瞿劝黎拒绝受封。同年8月，黎元洪担任大总统，拟选瞿为秘书长，瞿辞之，乃改任副职仍掌机要。1917年张勋复辟，黎授命段祺瑞戡平叛逆，瞿多方参赞。事定，随黎隐居天津。1922年黎元洪复任总统，瞿复原职。1928年黎元洪逝世，国府明令国葬于武昌卓刀泉，瞿赴武汉，主持丧事。后又将黎从政轶事，编辑成书，躬任校勘，数载始成。

　　瞿返乡后，杜门谢客，家居20年，足不入公门。1930年川军驻浠水，纪律极坏，邑人吴剑安激于义愤，投诉当局。川军旅长竟捕吴拟置之死地。瞿闻讯，星夜奔驰十里，赶至师部，请以身代吴。吴获释至瞿府长揖拜谢。瞿一一还拜曰："足下为民请命，是仆应怀惭以叩谢者。"1947年11月，瞿光照、王细伢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活动于浠（水）、黄（冈）、罗（田）边境，被国民党县政府逮捕，瞿力保释放。

　　瞿一生俭朴，在京作官，不穿皮袄，不坐车轿，热心公益事业，为本村人修水井、建祠堂、办学校。1935年大旱，四处募捐，买面粉救活700余人。博览群书，尤对考古、音韵训诂之学造诣较深。著有《瞿典》、《文字考证》、《历代政治家言行考》、《清末明初政史纪实》（其中有辛亥革命始末）、《文物考古》、《从政篆文日记》、《浠水县志》（均未刊印）。1949年病逝。

　　孔庚（1873-1950），又名照焕，字文轩，号雯掀。本县王祠人。清末秀才。1898年，因带头殴打学官和劣绅之子，被捕下武昌府狱，后释放。1903年与吴禄贞等暗组革命机关。后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骑兵科。1905年加入同盟会及"铁血丈夫团"。1907年毕业回国，任广西新军督练公所参事官兼经理科、教育科科长，办陆军小学堂，训练新军后，任职于军咨府。留学生考试赐兵科举人。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本县南凉人。县禀膳生，肄业于黄州经古书院。清光绪壬寅（1902年）中举于乡，甲辰（1904年）试礼部，中进士，授刑部主事。旋应山西学政宝熙之聘，任山西大学国文教习。后二年自请赴日留学，攻读法政。在此与鄂籍同学自办留学生教育会及《教育杂志》。历时二年回国。时鄂督陈夔龙奏请地方自治，汤化龙返鄂筹草自治事宜，旋任咨议局筹备处参事。次年当选为副议长，不久任议长。后赴京参加全国咨议联合会议，被推举为会议主席。

　　1918年，汤怀着失意的心情出国考察，由日本及美国，历时半年，同年9月初，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候船回国，被中华革命党人--华侨理发师王昌刺死，时年45岁。

　　闻一多（1899-1946），又名亦多，辈名家骅，字友三，本县巴河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和杰出的诗人、学者，中国民盟早期***之一。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

　　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代表学校出席全国学联会议（上海）。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赴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　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此后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后汇集成为《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937年抗战开始，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西南联大时期，特别是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参加西南文化研究会，随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此，他以民主教授和民盟云南省支部***的身份，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广大革命青年衷心 爱戴和无比尊敬的良师益友。

　　在“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中，闻一多始终站在广大爱国学生一边，指导和鼓舞他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一二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闻一多1945年为中国民主同盟会委员兼云南省负责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长。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徐复观（1903-1982），亦名秉常、佛观，其师熊十力为之改"佛"为复。晚年居香港时，用名"天行"。浠水县团陂人。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一生中就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命运问题发表大量论著。如他与唐家毅、牟宗三、张君励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系统阐述他们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驳斥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又出版《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公孙龙子讲疏》等书，探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撰《西汉思想史》（上、中、下）对西汉思想史进行缜密研究。他对研究、传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现代大儒"。

　　汤佩松（1903-2001），本县南凉人。小时在父亲汤化龙身边就读。1917年入清华留学预备学校。1925年秋，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学习。1928年夏，考入当时以植物生理研究而颇负盛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两年后毕业。1930年9月，受聘于哈佛大学普通生理学研究室。

　　1933年秋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1938年9月，应聘西南联合大学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抗战胜利后，任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1948年，被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选聘为首批院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主要从事植物生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提出完整的植物呼吸代谢的控制理论。1955年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6月，又被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资深院士。

　　闻允志(1904-1940)，字永之，浠水县巴河人。1926年加入中国***，并在家乡领导工农运动，曾任国民党蕲水县党部执行委员、青年部长。192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与中共党员温健公等组织留日学生会及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由中共党组织派往河南偃师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春调北平，任《世界日报》社编辑，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同年到天津法商学院任辅导课主任，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党的工作。

　　同年，天津爆发"一二·八"学生救亡运动，文化界以法商学院为中心组织文化劳动者协会天津分会（后改称文化职业者协会），闻任执委，帮助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1936年秋，参与领导天津各学校和各机关反对强迫填写"反共自愿书"的斗争。1937年春，受中共组织委派，到河北省地方实力派张荫梧部做统战工作。同年赴豫北林县、安阳、汤阴一带开展抗日活动，组织抗日力量，又争取团结河北民军副总指挥王长江和国民党驻军黄宇宙及其他地方武装。1938年10 月，民军第十一团团长朱程在山西陵川成立河北民军晋察豫边区办事处，闻任该部十一团部政治部主任，闻积极争取朱程，并在部队建立中共党组织。

　　1938年春调晋东南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训练教育科科长。同年，朱程因张荫梧公开反共反人民，遂率部反张。八路军总部改编朱部为华北抗日民军，闻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以抗大一分校带去的部分军政骨干，在部队重建党组织。1940年任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华北抗日民军政委，并任冀鲁豫军区党委委员，领导军民粉碎日寇多次扫荡，建立沙区抗日根据地。同年8月调八路军总部，由冀中南下。8月21日拂晓抢渡卫河时，遭日军汽艇袭击，不幸牺牲。

　　徐楚光（1909-1948），又名建豫、祖芳、楚狂、席正，浠水县华桂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班，次年加入中国***。1929年任鄂豫皖边区直属团连长；秋，受边区党组织派遣潜入国民党军内部，任蕲水县自卫队中队长。1930年，任罗田县自卫队大队副。1932年打入武汉第四集团军十八军和江汉师管区任连长、营长等职。1934年随李济深、宣侠父赴广西南宁争取桂系反蒋，后任豫西师管区兵役局局长。1937年兼任河南伊川县第三科科长。 1938年春，打入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部任教育大队中校教育主任。秋，冀察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五军，孙殿英军长委其为该军后方司令部作战参谋兼官佐子弟学校校长。1940年初，调至中共北方局党校学习。不久，通过同乡九十七军参谋主任杨自绳的关系潜入该军，顺利完成对朱怀冰部的侦察和反正任务。后调任抗大总校任教官。1942年受八路军总部秘书处（情报处）派遣，入汪伪首都南京。他通过旧时的朋友、汪伪自卫军总司令金龙章介绍，拜南京"洪门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为大哥。复以黄埔军校学生身份广交军政朋友，在汪伪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1943年，任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挂名为伪军参赞，兼伪中央政治感化院上校教官。秘密发展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和朱亚雄参加地下情报工作。得以会见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伪军委会少将科长周镐。遂秘密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运输线。12月潜入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任上校秘书。为取得京沪（今宁沪）铁路线的行动方便，徐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不断获得蒋汪内情，并截取蒋汪联合"剿匪"军事计划及江浙日伪联合"清剿"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

　　1944年1月，汪伪创建警卫第三师，他利用伪中央政治训练班总队副赵鸿学潜入该师任政训主任，争取师长钟健魂起义。旋在人民地方武装六合支队政委魏然策应下，钟、徐、赵亲率三师官兵3000余人至淮南解放区钟家集宣布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钟任军长，徐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和第二师政委。

　　1946年，徐楚光调华中局联络部筹组第三工作委员会任主任。后由于三工委遭保密局侦破，徐于1947年4月在长沙组建湘鄂民主联军，任政委。9月，他从长沙抵武汉，不久即被捕，交保密局审讯。 1948年3月，敌人以"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第二组少将副组长的头衔，诱他投降，遭拒绝。1948年10月9日，被保密局秘密杀害于南京，时年 39岁。

　　苏哲文（1915-2006），原名苏有威，1915年8月出生，浠水县人。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国***。1946年由中共重庆办事处派往东北解放区工作。自1950年起，历任中央燃料工业部计划司副处长、处长、副司长。 1955年任中央电力工业部计划司副司长。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司长。1975年先后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院副院长、院长。1979年先后任电力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1985年离休后，担任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领导成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三峡工程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主持人，长江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

　　饶兴礼（1925-2000），浠水县清泉镇十月村人。1949年6月投身革命，1951年3月加入中国***。曾被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十、十一、十二届中共中央委员。1966年被华中农业学院聘为客座教授。1993年被评为高级农艺师。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湖北浠水人。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政从学。其为学不喜形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会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隔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