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 韩愈传 翻译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旧唐书 韩愈传 翻译,第1张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亲名叫韩仲卿,没有什么名声地位。韩愈三岁时丧父,寄养在堂兄家中。韩愈自认为是孤儿,所以从小就刻苦学习儒家经典,不需要别人奖励督促。等到应举进士科,文章投送到公卿中间,前任宰相郑余庆很是为他宣扬美名,由此在当代知名。随即韩愈考中进士科。

宰相董晋出京镇守大梁,征召韩愈到幕府任巡官。董晋幕府撤除后,徐州张建封又请他到自己幕府充当宾客佐僚。韩愈说话直率,无所回避,操行直正,不擅长应付世务。后调任四门博士,转任监察御史。德宗晚年,一些部门随意发布政令,宰相不能独立掌管机务。宫市的宦官到民间强买物品的弊端,谏官议论过而德宗不听。韩愈也曾递上数千字的奏章极力劝谏,皇帝不但不听从,还发怒把他贬为连州阳山令,后改任江陵府掾曹。 

韩愈自认为才华出众,而又多次遭受排挤贬官,作《进学解》来自己开导自己。宰相看了这篇文章后同情他,认为他有修史才能,便改任他为比部郎中和史馆修撰(编写史书)。过了一年,转任考功郎中、知制诰,拜授中书舍人。

不久有不喜欢韩愈的人,搜集他过去的事情,说他以前降职任江陵府掾曹时,荆南节度使裴均待他优厚,裴均的儿子裴锷平庸粗鄙,最近裴锷回家看望父亲,韩愈写序为其饯行,在序中称呼裴均的字。这一议论在朝廷传播开来,因为这个原因韩愈改任太子右庶子。

原文: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

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其为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

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俄有不悦愈者,摭其旧事,言愈前左降为江陵掾曹,荆南节度使裴均馆之颇厚,均子锷凡鄙,近者锷还省父,愈为序饯锷,仍呼其字。此论喧于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

此文出自后晋·刘昫《旧唐书》

扩展资料

人物生平:

大历三年(768年),韩愈出生。他的祖辈都曾在朝或在地方为官,其父韩仲卿时任秘书郎。韩愈三岁时,韩仲卿便逝世。他由兄长韩会抚养成人。

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因受元载牵连,贬韶州刺史,到任未久便病逝于韶州任上。韩会早逝后,韩愈先是随寡嫂回河阳原籍安葬兄长,但却不得久住,只得随寡嫂郑氏避居江南宣州,韩愈这一时期便是在困苦与颠沛中度过的。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

晚年生活:

长庆二年(822年)九月,韩愈转任吏部侍郎。次年六月,升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神策军将士闻讯后,都不敢犯法,私下里相互说:“他连佛骨都敢烧,我们怎么敢犯法!”

韩愈任职不久,便因不参谒宦官,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韩愈不服,称此举经穆宗恩准。二人你来我往,争辩不止。宰相李逢吉趁机奏称二人关系不合,朝廷便派李绅出任浙西观察使,韩愈也被改职兵部侍郎。不久后,穆宗得知其中事由,再任韩愈为吏部侍郎。

说明:本帖属于随笔,章节不定,算是本人对夏文化相关问题的梳理,有些内容可能距离夏史本身较远,大体不出夏商周三代时期。因为是随笔,由于精力有限,可能某些表述并不是十分严谨,只是提出一些自认为还算能说得过去的观点。如果有余力,可能会写到二里头遗址等核心问题的看法,视情况而定。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一)漠视夏商史的周人

夏朝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史起源的一个重要话题,“夏人”是在“汉人”这个概念形成之前,被中原大地(即“中国”)的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想象共同体。在周代的诸侯们存在国邑姓氏等区分门户的规则,但是当他们自视整体的时候,会用“诸夏”来自我指代,以区别四方“蛮夷戎狄”。在西周时期开始逐渐整理完善的《诗经》有《大雅》、《小雅》的篇章,大雅、小雅的“雅”是后世所使用的假借字,在先秦时代,则直接写作《大夏》、《小夏》,“夏”就是风雅贵族的象征。不过从古文字角度来说,先秦古文中的“夏”字,粗看起来如同长了大眼大脚之人,手里似乎还拿着某种武器之类的东西,有时候旁边还配一个“日”形,似乎是在拜日,由于传抄变形,已经很难弄清这个“人”到底是在做什么,也很难跟风雅联系在一起 。学者们也尝试从甲骨文中寻找疑似“夏”的文字,遗憾的是,甲骨文由于过于抽象,人形、猴形之类象形的符号太多,卜辞上下文也很简短,因此使得我们虽然仿佛抓到了解谜的一串钥匙,却不知道究竟用哪一把钥匙打开眼前的大门。

曹定云先生所写《古文“夏”字考——夏朝存在的文字见证》(《中原文物》1995年03期),提出一种“夏”字变迁的示意图。不过他所列举的甲骨文字形如同“三毛”,例是否与其他古文构成渊源关系,尚且存疑。

有人可能认为,可以从卜辞中寻找关于夏季的词条,“夏”不就有了么?遗憾的是,商代卜辞中只有“春秋”的概念,却无“夏冬”。直到周初《尚书·君牙》中才有出现“夏冬”的说法。需要说明的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尚书·君牙》是伪古文,其中涉及到“夏冬”的文字是战国时期古籍《礼记·缁衣》转引的,《缁衣》还发现了郭店简和上博简两个楚简版本,其中也包含了《尚书·君牙》关于“夏冬”的引文,证明周初才有了四季的概念。

▲《简明甲骨文辞典》等书中有关季节的甲骨字摹写

如此一来,我们对于“夏”字的考证,被拦截在周初,很难进入殷墟时代(也就是晚商时代),更难以进入无文字的早商乃至先商时代。

周人对于夏商的记忆不会凭空出现,目前流传的西周早期文献中,周代的政治家们反复将夏商并举,商代是周人推翻的,而夏代则是由商代的先祖商汤推翻的,两个朝代因为统治者的荒废而走向了衰亡,成为周人警戒的榜样。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发生剧烈的动荡,各种历史文献流散损毁非常严重,同时还有一些后世托名的文献混杂其间,使得人们对于历史,特别是先秦史的考证步履维艰。比较可信的西周历史文献,除了各种出土青铜铭文之外,主要集中在《尚书》和《逸周书》之中。《尚书》中较为可信的西周文献包括牧誓、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费誓。其中《金縢》在清华简中有发现。《逸周书》篇目更为庞杂,长期没有整理,这样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躲避过分的删改,但同时也因为缺乏校勘,错字连篇,十分难读。其中可能属于西周文献的的篇目有世俘、皇门、祭公、商誓等。

▲《尚书·召诰》的部分拓印

从这些历史文献来看,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贵族集团,对于天命充满了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既希望证明自己拥有了天命,另一方面也担心天命离己而去。对于夏商历史也同样充满了矛盾的心理。

《召诰》中有这么一段话,值得后人玩味: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

这段话中,周公一方面强调要以夏商的历史作为自身的教训,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似乎感悟到,夏商的存在都有其固定的年限,周人希望自己的政权存在亿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一旦知道了夏商存在的年份加起来不到一千年,这种失落感是可以想象的。所以他一直说“我不敢知”、“我不敢知”,只在乎夏商留给统治集团的教训,不愿意具体探讨夏商究竟存在了多少年这个话题。

▲周文王画像

在《召诰》后面又说道:“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还是给自己人打气,希望周代政权可以超越夏商存在的时间。

在周公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周人似乎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人人都能说两句要以夏商为鉴,但是夏商王朝具体怎么回事反而没人关心。殷墟甲骨文之所以能保存到清末才重见天日,也说明周人对废弃的商人旧城址的遗物并不关心。周人典籍库里或许也保留了一部分夏商典籍资料,但一般人也难以见到,最终随着东周列国的到来而逐渐消散殆尽。

《尚书》的另一篇文章《无逸》则是直接考验了周公对于商代的历史认知问题。相关段落如下:

“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比较好理解,就是周公列举了商代的三位君主中宗、高宗、祖甲,在阐述了他们的美德之后,给出了他们的在位年份,然后指出在此之后的商代君主由于娇生惯养,不知民间苦难,所以在位时间一般也就只有不到十年。

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这段话中暗藏了无数“坑”。首先我们看《史记》中转引《无逸》的文字:

“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驩。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鳏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

抛开个别文字差异不提,《史记》引《无逸》所给出的高宗在位时间为五十五年。与上面的“五十有九年‘相差了四年。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虽然《无逸》篇属于《今文尚书》,但上面的底本属于伪古文尚书,《史记》引用的底本则属于孔壁古文尚书,用字方面参校了《今文尚书》,略作删改。理论上《史记》引用的《无逸》版本应该更权威一些,然而《史记》作为载体流传时间也不短,其实也无法排除传抄错误,于是哪个版本更权威就成了糊涂账了。

更有甚者,《今文尚书》这段内容差异更大。《今文尚书》的权威底本是东汉的熹平石经,遗憾的是历经战火,该石经已经只剩下一堆残片,其中《无逸》篇有若干不相连的碎块。有一块残片上的文字是“肆高宗之飨国百年。自时厥后……”不仅高宗“享国”时间变为百年,而且“祖甲”相关的文字并没有接在“高宗”的后面,学者根据文献推测,《今文尚书》中“祖甲”可能写作“太宗”,相关文字放在“中宗”之前,太宗、中宗、高宗,凑成三宗。

这样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所谓殷代三宗到底是谁?高宗一般人认为是商代第23任君主武丁,没有什么异议。汉代以来的经学家包括司马迁则认为中宗是商代第9任君主太戊,《尚书》中还有关于太戊的篇章,只是失传了。

然而《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则说:“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

晏子就是春秋时期齐国名臣晏婴,他把汤、太甲、武丁、祖乙作为商代著名君主并列,没有提及太戊。《孔丛子·论书》中有段内容,是说孔子与徒弟公西赤结合《无逸》与晏婴的言论进行探讨:

《书》曰:“其在祖甲,不义惟王。”公西赤曰:“闻诸晏子,汤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为王,居丧行不义,同称大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于人、计功以除过。太甲即位,不明居丧之礼,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复位,谓之明王。以此观之,虽四于‘三王’,不亦可乎?”

看起来晏婴确实说过了类似的话,除去开国之君商汤,剩下的太甲、祖乙、武丁似乎与《无逸》中的祖甲、中宗、高宗是匹配的。由此看来,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似乎是认为商代第13任君主祖乙才是中宗。

这个推断可以得到《竹书纪年》和甲骨文的支持。

那么再回到“祖甲”的问题上来,从《孔丛子·论书》记录孔子师徒的言论来看,他们很自然地认为“祖甲”实际上是商代第4任君主太甲,而不是武丁之子祖甲(第25任商王)。太甲被儒家认为是有过能改的君主,也算有所作为。而商代在祖甲时代实际上是走下坡路了,按理说有何德何能与先祖并列呢?所以“祖甲”似乎应该是“太甲”的可能性更大。然而其他古籍转引《竹书纪年》则说太甲在位十二年,又与《无逸》记载的三十三年矛盾。如此问题又复杂了一层。

上面说了一大堆主要是让人明白三代史考证的不易,如果我们忽略这些分歧的地方,还可以发现其他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于盘庚之后的君主在位年代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太甲、太戊和祖乙都是盘庚之前的君主,不在考虑之列,武丁在位直接取了59年说,没有采用55年说。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四君总共44年,平均每个君主11年,祖甲看来很难获得33年在位时间。之后武乙35年、文丁11年、帝乙26年、帝辛30年,这些君主的在位时间主要是结合《竹书纪年》和甲骨文断代的综合结论,虽然可能存在一些偏差,但是大体结论是武丁之后的历代商王在位年份大多不低于10年,这与周公在《无逸》中所阐述的观点是矛盾的。而且甲骨文中至今没有出现用高宗指代武丁的例证,看来周公对于殷商历史的认知是极为稀松的。周公不是专业的史家,而西周初年的史官很大一部分是殷商旧臣。在缺乏甲骨文之类海量的原始资料的支撑下,他们如何记录殷商历史,乃至早于殷商的夏朝历史,就成了一个未知数了。

▲商王武丁时期的青铜觥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平王东迁,东周列国的历史本身就十分精彩复杂,还有多少人惦念着早已尘封多年的夏商史呢?到了孔子时代,已经是春秋晚期,《论语》中记录了他的感慨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之后,似乎学者们逐渐掀起了收集整理夏商史的小高潮。其中的代表文献就是《竹书纪年》,其中不仅罗列了夏商君主表,而且还记录了他们的在位时间,虽然可能有些编写者主观私货夹带其中,但是其中保存的信息历史价值还是很高的,比如商王在位年份,足以作为历史参考,看来“礼失求诸野”的历史文化抢救策略还是有所成效的。

注:本文所有均来源于网络。

本文作者:大意觉迷

  不是的。

  满清以编纂《四库全书》的名义,收录“天下之书”,暗中销毁一部分“三观不正”的作品。但,名头太大的古籍,他们也不好意思“粗暴处理”。

  更关键的是,人手有限、时间有限,他们不可能改编“所有的古书”。也没有那个必要啊。所以,他们主要针对“明朝”。

  ——正如现在,严格限制“网文”,却对传统的“严肃文学”网开一面,所以,《三体》写了“文” “革”,也没有被禁。

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有以下一些:

《史记》、《资治通鉴》和《通志》等后世的通史,对先秦历史皆有记载。

《尚书》、《礼记》、《春秋》、《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先秦的史籍。

《战国策》、《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后世整理和编著的记载先秦史实的著作。

《管子》、《孟子》、《庄子》、《晏子春秋》、《商君书》、《吕氏春秋》等诸子著作中亦有不少史料记载。

以上只是部分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还有部分史书未列举出来,如果需查阅全面的历史古籍,可咨询相关历史专业人士或者查询历史类资料。

热门文章
    确认删除?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