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

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

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2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3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

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4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

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

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

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

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本草纲目最接近医疗史研究的对象。根据相关公开信息显示：《本草纲目》是明代李时珍在继承和总结明代以前本草学成就的基础上，结合作者长期并广泛地向药农、民间医生、猎人、渔人等劳动人民学习与采访所积累的大量药物学知识，共参考各类典籍八百余种，经过长期的刻苦实践和钻研，历时数十年而编成的一部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刊于1590年，共五十二卷。

提及清朝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古装剧里的宫斗，亦或是“满清十大酷刑”但其实历史上的清朝还算是蛮不错的，因为清朝时期经济发展迅速，雍正时期清朝国库也就是三千多万两白银，而等到乾隆时期国库存银已经突破了两亿，两亿存银自然不会是压迫百姓所来，而是赋税，而百姓只有有钱了才能交得起赋税，所以清朝经济在康乾盛世之前是持续发展的。

既然提到清朝，那就不能不提清朝的文字狱，清朝是女真族入关，所以他们为了更好的掌控国家实施出了给个大棒再给个糖吃的态度，给个糖吃便是说清朝并未否定科举，而且他们承认以及肯定儒家文化，更是将程朱理学奉为国学，还重用儒学学的好的人，拜孔尊儒，而给个大棒便是说清朝实行文字狱，严厉禁止文人私自结交饮诗作乐。

清朝文字狱到底有多可怕呢？可能你无意之间作诗一首，本无它意只是抒情，但在皇帝看来却是欺君犯上，一个简单的字便可以引申出很多别样的含义，而且文字狱不单单针对个人，清朝时期文字狱还施行连坐，因此很多人不敢多做言语，养成了阿谀奉承只说讨好皇帝话的习惯。

康熙雍正乾隆三人可谓是清朝最圣明的皇帝了，可也恰恰是在他们执政期间，文字狱多发，赫赫有名的便有《明史》一案，而到乾隆时期文字狱更是达到了鼎峰，常常有大臣因错说一话而被关押，举个例子，比如说清朝的一位叫胡中藻的翰林曾经写过一句诗：“一把心肠论浊清。”其实这句诗并无他意，但乾隆看到后却认为清便是说的清朝，而他认为胡中藻想谈论清朝是谋反之心，于是便将胡中藻定罪。由此可见文字狱可怕至极，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整个社会的风气也由开放逐渐变得封建保守，文字狱迫害了文人新思想的产生。

文字狱的兴起使得当时的文人不敢自行去发展新文体，新思想，但却转向研究一些古典诗经，社会风气转为古雅，而且清朝时期对前朝的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的整理，这得以让很多古典书籍再度普及，而且清朝文人在文化整理上所做出的贡献无人可以抹去，这些文人学者埋头于古籍校对，名物考证等研究方向，为后来人留下了无数宝贵的文学财富经验，毕竟在当时，文字狱如果不是大兴，也不会有这么多文人沉迷于此道。就这样清代考据学就在文字狱兴起的时候潜移默化地发展了起来，并且在学术史上的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清朝文字狱固然不对，它束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它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来掌控百姓的一种思想工具，但万事总有利弊。虽然文字狱束缚了思想进步，但它却让很多文人只能沉迷于研究古典诗书，因此有了很多新奇的发现并且衍生出了一个新的学术。这也是在文字狱兴起的时代唯一令人感到慰籍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