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籍是用来记录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也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古籍上面记载了很多古代的文学知识，对于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也非常注重对古籍的保护以及传承和发展，也开始重视对古籍的修复。古籍虽然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已经很久远了，但是古籍文化必须要传承下去，也一定要加强公众和古籍之间的关系。要想让古籍很好的传承下去，就一定要注重中小学的教育，虽然近几年国画书法等也相继的进入了中小学的课本课堂里，但是也一定要让古籍进入中小学的课堂里。一定要让下一代知道古籍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文化载体。

要知道古籍是一个非常能体现我们华夏文明的载体，一定要加强青少年的古籍基础教育，多培养青少年们对古籍的兴趣，最好是通过去学习等方法来让青少年了解古籍的历史以及发展。古籍中记载有很多知识，比如我们中国人对宇宙自然的一些看法，对世界的看法等等。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中国人，那么古籍就是非常好的渠道之一。不光是中国人，可以通过古籍了解中国，对于一些外国人来说也是了解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

古籍不能够仅仅只在学者之间了解起来，而是要让更多的老百姓认识到古籍的重要性。古籍从很多方面能够串起中华5千年的文明，这就是古籍本身的魅力，以及我们之所以坚持要传承古籍的原因。我们不光要保护古籍，而且一定要让古籍传承下去。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古籍承载了这悠久的历史。而中国古籍数量巨大，经过历朝历代的传承，蕴含了我国文化中精髓的部分。现如今传世古籍大概有十余万种，它们的保存状况却不是很好。许多古籍修复工作者一直在拼命的修复，然而古籍修复工作依然进展得十分缓慢。为什么古籍修复那么困难呢？

其一是古籍破损严重，这是很多图书馆都出现的问题。很多古籍破损严重到不能翻阅的程度，这给修复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古籍在流传的过程中不仅受到自然的侵蚀，还经历了人为的破坏。随着时间的流失，纸张变得很脆，一碰就会碎。其二是很多古籍都是通过购买，收集，捐赠等方式进入图书馆的，书籍在进馆之前保存程度不同，有些古籍甚至还有残损。其三是资金问题，古籍修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设备不足，人员不足。其四是在图书借阅过程中受到人为损坏，很多人在翻阅书籍的时候没有保护的意识，导致一些古籍在后期借阅的过程中损坏了。

那么想要传播古迹文化应该怎么做呢？其实现在随着人们对古籍保护认识程度的加深，古籍修复的过程越来越专业，主要是修复，尽量保持古籍的原汁原味。对于专业人士来说，在修复的过程中要保持书籍的原意，不要放太多的主观因素。在用于修复古籍的设备和材料中，要注意成分，不能对古籍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在修复的过程中要注意对古籍的保护，比如将古籍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延长古籍的寿命。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在图书馆借阅古籍时要注意轻轻翻页，尽量做到轻拿轻放，减少古籍的磨损程度。

这个史记里已经有记载的，就是秦始皇搞文禁也只是针对其他六国的国史，不许六国遗民私下收藏记载各自邦国历史的书籍罢了，但是作为咸阳官方还是有备份的，当时丞相府御史大夫府还是博士官署都是有收藏的，如果说很多东西能够流传下来这个要感谢萧何，在攻入咸阳后，萧何首先就把这些官署的藏书全部收罗了，避免了以后被项羽连同咸阳城一起毁掉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其中《山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还未确定。过去认为为禹、伯益所作，大约出于周秦人的记载，不可信。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巴蜀，东及齐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口头传说。《山海经》现在最早的版本是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注释者还有清朝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

山海经的最早编者为刘歆，西汉末古文经学家、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汉皇族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刘向之子。成帝时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其父总校群书，讲六校传记。刘向死后，刘歆复任中垒校尉。哀帝即位，王莽荐举为侍中太史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继承父业，撰成《七略》，为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曾建议为《左传》、《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设立学官，遭今文博士的反对。因得罪执政大臣，出任河内、五原、涿郡等地太守。王莽新政，累官至京兆尹，封红休侯、国师。地皇末（23），谋诛王莽，事泄自杀。明人辑有《刘子骏集》。刘歆上《山海经》表，约在汉哀帝建平年间。

中国典籍浩如烟海，源远流长。《汉书·艺文志序》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所起远矣。”汉朝人认为，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身有纹路，伏羲照样描画下来而成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有文字，大禹据此演为《洪范》，所以《洪范》也称《洛书》。以“河图”、“洛书”来解说典籍的起源，只是古人的一种传说。

关于我国最早的典籍，还有三皇五帝时代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左传·昭公十二年》曰：“楚子狩于州来，左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段文字记载楚王夸奖倚相，说他是个有学问的史官，能读懂三坟等远古的典籍。西汉孔安国《尚书序》曾解释说，《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三皇的典籍，“言大道也”；《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五帝的典籍，“言常道也”；《八索》是八卦书；《九丘》是九州志书。但孔安国并未说他见过这几种书，记录西汉时典籍的《汉书·艺文志》中也无这些典籍的记载。流传至今的古籍中，虽然也有名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典籍，但早已被考定为伪造之书。至于我国远古的“三皇五帝”时代，目前文献考证及考古发掘还不能证明其真实存在，“三皇五帝”时代只是关于我国原始社会军事部落制度的传说。因此，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作为我国典籍之始也是不可信的。这种传说只不过反映了我国典籍产生的久远而已。

我国典籍的产生是古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典籍并非某位圣贤的独创，更不是天赐神书，而是古代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它的产生是一个过程。由于远古文明初创，记载缺乏，这一过程的具体史实尚不清晰，因此，探寻我国典籍产生的轨迹，还有待于对各种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