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民族的祖先, 居住、采集、耕种的土地是黄的, 洪水期饮的河水是

　　黄的, 到了晚期智人阶段, 自己的皮肤也是黄的。应该说, 我们的祖先,

　　在和森林对比中, 在和禾苗对比中, 在和蓝天白云对比中, 很早就认识

　　了**。

　　早在五六千年以前, 母系氏族的晚期, 黄河流域活动着一位大政治

　　家、大发明家, 他曾经征服了黄河流域诸多氏族, 组成氏族联盟, 作了氏

　　族联盟的领袖。人们尊重他, 纪念他, 称他为“ 黄帝” 。“ 帝”是“ 王天下之

　　号” 见《说文》, “ 黄帝”就是黄土地上的王天下者。人们把“ 黄”送给了

　　五帝之首的氏族联盟领袖, 自此, “ 黄” 便成为华夏氏族的民族色, 国

　　色。

　　“ 黄”代表吉样、尊贵

　　《周易》的作者大约已从传说中接受了黄帝以来尚黄的观念。《周

　　易》经文中, 凡出现“ 黄”的事物为喻, 其占断便绝对是大吉大利, **成

　　为吉祥、尊贵的代表。如《离》六二“ 黄离, 元吉。”高亨注传义说“ 离,

　　附丽也。黄离, **附丽于物也。色不能独存, 必附丽于物。如黄金是

　　**附丽于金, 黄裳是**附丽于裳等是。《易传》认为黄是美丽之色,可比人之美德。黄离比人有美德附丽于其身, 故大吉。”

　　此后, “ 黄”几乎成为吉祥之兆的代名词。凡与祥瑞之兆有关者, 常

　　冠以“ 黄”字, 如“ 黄星” 出现为祥瑞, 晋代王嘉《拾遗记· 轩辕黄帝》说黄

　　帝“ 以戊巳之日生, 故以土德称王也。时有黄星之祥” 。这也是以为尚黄

　　自黄帝始的传说。以“ 黄气” 、“ 黄云” 、“ 黄瑞” 、“ 黄旗” 、“ 黄旗紫盖” 、“ 黄

　　龙”为天子之气。《宋书· 符瑞志上》说“ 帝尧之母曰庆都, 生于斗维之

　　野, 常有黄云覆护其上。”谢眺《始出尚书省》诗“ 青精翼紫驮, 黄旗映

　　朱邸。”李周翰注“ 青精, 星也。黄旗, 瑞云也。皆王者将兴之符应也。

　　紫驮, 天子车也。朱邸, 明帝所居。谓青精辅车, 黄旗映于帝宅, 此谓明

　　帝将即位之时瑞也。” 载汉代术士尝言“ 黄旗紫

　　盖, 见于斗牛之间, 江东有天子气。”

　　东汉尚红不如现在尚红得厉害，话说当年张角起义都是用的**，起义军也称黄巾军，而不是红军。西汉也尚黑色。

　　在我国传统“ 五行”观念中· 居于最高地位的即是黑色。黑色纳“ 五色”于一体, 是“ 五色”的还原与复归, 可以此界定黑

　　色在“ 五色”观念中的永恒本质。长期积淀于人们色彩视觉情感

　　中的理念模式通过抽象的经验形式和摹仿性“ 心理视象” 的移入而

　　导致民族色彩审美图像一“ 尚黑”色彩通感的发生。原始思维结构中的宇宙观念是浑沌而玄虚的, 人类置身于幽

　　玄的黑色时空而生发对宇宙和天地万物的猜度与诊释。老子哲学

　　体系中以黑色作为带有生殖崇拜意蕴的象征性色彩, 推衍其与宇

　　宙万物和人类肇始的密切联系, 贯穿着“ 尚黑”思想的主线, 这条主

　　线曾经伴随着史前审美风尚演进的漫长历程, 表现出相对稳定的

　　色彩心理取向。

　　二、“ 尚黑”观念之孕育

　　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众多发现表明, 以黑色石料打制的石器

　　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显然为我们认识史前人类黑色视觉心理的官

　　能感应提供了材料学依据。广西柳州白莲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

　　的石器, 多为坚硬的黑色隧石打制而成, 年发掘所得件石

　　制品中, 黑色隧石制品就有件。③值得注意的是, 在该遗址附近

　　的都乐河和古柳江河道中却极少有此类黑色隧石, 目前尚难确切

　　知道它的来源。由此看来, 至少可以相信原始人类对黑色隧石的择

　　取绝非信手攫来。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出土的数千件细石器也

　　大多为黑色隧石④ , 从工具发生学角度来看, 原始人类对工具制作

　　材料的选择更关注于厚重、坚硬的质感, 而黑色隧石除自身所具有

　　的坚硬质地外, 相对于其他石料还拥有更强烈的色彩视觉感受, 从

　　而引发出黑色视觉心理的官能感应, 即黑色视觉形态的原初形式。

　　从目前所能看到的早期旧石器标本中不难发现, 对制作材料

　　的选择似乎流露出漫不经心的色彩经营尚且没有充分理由言其

　　审美意识的渗入。然而, 却无法排除原始人对工具制作的经验攫取

　　和功能思考, 这一阶段的实践活动包含着较多的偶发形态。对于器

　　物形状、色彩的理性观照溶人了原始的色彩情感体验, 产生色彩理

　　念驱动状态下的视觉惊奇和感官愉悦, 且正是由于对工具制作技

　　术和能力的驾驭而获得的自我实现的满足与快感, 才引发某些工

　　具纯实用功能的摈弃, 进而演变为具有宗教统慑力量和审美意蕴的“ 象征物” 。

　　吴兴钱山漾四层文化出土的石斧新石器时代, 两面以黑彩

　　饰绘回纹、云纹、折线纹等纹饰, ⑤流露出明确的宗教动机, 似乎在

　　传达着邀远的“ 尚黑”讯息石峡文化、裕泽文化、薛家岗文化皆发

　　现有彩绘石斧。黑色饰纹虽然包含有审美遐想的成分, 但更多是

　　作为原始宗教传媒的色彩语言符号, 并由此得以实现其文化潜移

　　和功能逾越。倘若史前“ 尚黑”观念的萌发有可能籍以此类黑色符

　　号刺激为取象契机, 那么, 至少多半归附于原始宗教复合性心理结

　　构的涵化促动作用。

　　黑彩饰绘的石斧应为原始部族宗教活动的一种仪仗或权杖。

　　河南临汝仰韶文化遗址所出彩陶缸《鹤鱼石斧图》, 即有以浓重黑

　　彩描绘的带有“ 丫”符号的石斧, 它是具有崇高寓意的仪仗或杖

　　标, 有可能成为夏代所崇尚的黑色斧饭类仪仗的蓝本⑦ 。

　　新石器时代的艺术已基本上具备了自律性的审美观念, 而不

　　再由严格意义上的功利性动机来统慑, 由对黑色视觉感受实用目

　　的的追求转人黑色审美抽象意义上的概说, 出现了较多的黑色饰

　　品。如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出有黑色石墨磨制的带钻孔的小装饰品

　　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有黑色煤精石磨制的饰品⑧沈阳新乐

　　遗址出有煤制的黑色圆泡形饰、耳挡、圆珠等饰品⑨河南浙川下

　　王岗遗址出有大量以黑、红色彩绘的陶、石、玉质环饰, 独具匠

　　意。⑩此外, 我国北方地区细石器文化的黑色石制品也达到了高度

　　工艺化程度, 蕴含有玄秘的色彩视觉感受, 包孕着“ 尚黑”审美情绪

　　的胚芽。

　　由色彩陌生感无关注一色彩认知感有关注一色彩情感模

　　式色彩崇尚秩序的逐渐凸显, 构成色彩认知、发生、演进的原始

　　系统结构图式, 史前“ 尚黑”观念正是在这种原始结构图式的转合

　　下悄然孕育萌发。从史前工具、饰品、陶器制作中尚能隐约窥见“ 尚黑”观念孕

　　育、萌发的轨迹, 那么,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文化阶段则可以界

　　定为“ 尚黑’,观念的勃兴期。

　　典型龙山文化黑陶“ 尚黑”之风是否可以视为夏代“ 尚黑”观念

　　的源头, 尚且毋敢定论, 然而, 从文化传承的脉络来看, 夏文化确是

　　承袭龙山文化而来。

　　探索夏文化遗存中的“ 尚黑”遗痕, 王城岗、王湾、陶寺和二里

　　头文化无疑都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王城岗一期文化登封王城岗、禹县瓦店等皆为灰砂黑陶和

　　泥质黑陶二期文化开始出现精美的磨光黑陶。王城岗晚期与夏文

　　化十分接近, 以崇尚泥质黑陶为其文化的主体标志。二里头一、二

　　期文化盛行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 出现较多的鼎、颤、三足盘、豆、

　　平底爵、盂、筒形瓤等器型, 被考古界确定为夏文化的下限。山西襄

　　汾陶寺遗址出有一批木器, “ 器物外表彩绘所用调合粘接剂⋯ ⋯与

　　漆器较为接近的漆类物’嗯与韩非子所说“ 禹作祭器, 墨染其外, 朱

　　画其内”的特征极其一致。同期出土的彩绘陶器皆施以黑色陶衣,

　　如泥质褐陶壶、瓶、盆、盘等器表磨光施黑色陶衣, 再在其上分别以

　　红、白二色彩绘变体动物纹、折带纹、几何纹、蟠龙纹等纹饰, 类似

　　舜制木质食器“ 流漆墨其上” 、“ 犹漆墨之”的记述。

　　再如, 安庆张四墩遗址出土夏文化陶系崇尚黑陶, 器型有黑陶

　　鼎、豆、盘、篡、杯、罐、瓤、壶、盆等等, 极为丰富。其中, 夏文化早期

　　黑陶瓤由淮北花家寺大汝口黑陶杯演进而来, 并且逐渐变化为细

　　腰高颈喇叭口的瓤, 为商代铜瓤的鼻祖, 从中不难看出由大坟口文

　　化到龙山文化及至夏文化陶器“ 尚黑”之风的源流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 从众多史前文化遗存的发掘情况来看泥质黑

　　陶由夏代极其盛行至殷商逐渐减少直至消失, 实际上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 尚黑”之风由夏代的勃兴鼎盛至商代趋弱的演化轨迹。

　　夏代考古发掘中使我们得以看到的实物仅仅是一些不易腐烂

　　的陶器或木器而已, 无疑只能窥其“ 尚黑”观念之一斑。然而, 见

　　诸于古籍文献记载的夏代“ 尚黑”史料却是十分丰富的。

　　《史记· 夏本纪》“ 帝锡禹玄圭, 以告功于天下之。”玄圭, 即黑

　　色的玉圭。帝舜为表彰禹及其辅佐大费治理水土功绩, 分别赐其黑

　　色的玉圭和黑色的族旗飘带, 将黑色的特定意义与水之玄色纽系

　　在一起。由此推衍, “ 五行”北方所配黑色及其黑色之君额项、水官

　　之臣玄冥绝非空谷来风。

　　其实, 早在禹之前业已凸显出“ 尚黑”的端倪。《集解》引应劲

　　日“ 黄帝受命, 有云瑞, 故以云纪事也。⋯ ⋯冬官为黑云。”与“ 五

　　行”北方黑色之君相符。黄帝、帝尧等衣着服饰皆尚黑。舜时, 黑色

　　增帛被规定为高辛氏后裔朝见之礼品。使用黑增的高辛氏为夏后

　　氏之先祖, 故其后裔仍沿袭崇尚黑色, 笔者以为, 夏后氏“ 尚黑”之

　　风即缘于此。

　　夏后氏时, “ 尚黑”之风极盛, 渗透于人们行为活动的诸多方

　　面如服饰、车乘、祭祀、仪礼、居室等等, 无不为“ 尚黑”审美风尚所

　　统慑, 《礼记》等对此多有记载。如

　　“ 夏后氏尚黑, 大事敛用昏, 戎事乘骊, 牲用玄。” 《礼记· 檀弓

　　上》

　　夏代不仅对车乘和祭祀用牲以及器物、服饰等作出严格规定,

　　还以黑色作为“ 贡维土五色”之主色, 供天子筑坛祭天立社和诸侯封地的证物, 作文绣服色, 明确服装之等第。同时, 夏代“ 尚黑”之风

　　直接影响着人们对美与丑的审美评价。“ 昔有仍女生女, 叛而甚

　　美, 光可以鉴, 名日玄妻。’, ⑧皮肤颗黑光可照人, 而仍以为美丽之

　　至, 可见对黑色崇尚之极。黑色虽然成为夏代崇尚色彩之主流而为

　　至上之美, 但在局部意义上也包涵有丑的审美评价, 认为“ 己恶而

　　掠美为昏, 贪以败官为墨, 杀人不忌为贼。’, ⑩“ 墨”为“ 流肴五刑”之

　　一, 即黯面, “ 先刻其面, 以墨窒之。”通过以黑色刺刻面部而作为一

　　种罪恶和丑陋的象征。

　　夏代“ 尚黑”之风至秦仍有所遵循, 如同“ 殷人尚白” 的色彩崇

　　尚模式一样主导着这一时期的审美风尚。虽然, 自夏以后的“ 尚

　　黑”之风渐趋衰褪, 而作为一个时代最具坚实根抵的审美风尚的影

　　像投射总难以被抹去其残垣断迹, 这是由“ 尚黑”观念的流变性所

　　决定的, 也是文化运演的相对不可徙移性所导致的文化形态和审

　　美风尚传承的恒常现象。

　　中国史前“ 尚黑”观念孕育、萌发、勃兴的轨迹并非清晰可鉴

　　然而, 透过众多史前文化遗存残留的“ 尚黑”遗痕, 仍可得以窥视这

　　个东方古老民族时断时续的色彩崇尚历程。

　　殷人虽然崇尚白色, 却仍以玄鸟为其部族图腾。玄鸟, 燕子, 因

　　燕子的羽毛是黑色的, 故称玄鸟。《诗经· 商颂· 玄鸟》“ 天命玄

　　鸟, 降而生商。”包孕有黑色之图腾色彩。周虽尚赤, 但周天子在冬

　　季则要“ 居玄堂” “ 乘玄路, 驾铁骊载玄旗, 衣黑衣, 服玄玉’, ⑩ , 似

　　乎毫无尚赤之意, 相反却构筑了一个黑色氛围的生存空间。秦汉时

　　期, “ 秦得水德而尚黑” 邹衍语黑色施用于器物、服饰等, 汉初随

　　秦制, “ 尚黑”之风依然盛行, 曾规定按五时分别朝服色彩, “ 至朝皆

　　着皂衣”成为约定俗成的宫廷官显着装仪礼。

　　黑色对于冕服制度的影响初始于商代, 《书经· 樱篇》“ 绣以五彩, 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其中的翻为斧形, 刃白身黑, 取意决

　　断宗彝则为纯黑。“ 作绩黑也” , 黑色遂成为十二章纹之主色。此

　　外, 三代盛行“ 玄冠”之式,《仪礼· 士冠礼》“ 主人玄冠” 。年

　　殷墟西北岗商墓所出浮雕人形玉饰, ⑩头戴高冠, 冠上透空, 周边

　　有扉棱, 上附装饰品, 研究者认为即是“ 玄冠”之原型。殷商文化遗

　　存中残留的黑色崇尚痕迹, 足以反映夏代“ 尚黑”之风对殷商文化

　　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如台西和北京平谷刘家河遗址商代贵族墓出

　　有黑、红色相间的衣袅滕县前掌大晚商大型墓出土织物皆为黑、

　　红、白三色彩绘图案殷墟贵族墓出土织物上的兽面纹图案间敷黄

　　黑色, 或以黑线单色饰绘, 末流贵族或上层平民墓出土织物为红底

　　黑线绘饰蝉纹, 黑色麻织物最多的则见于中下层平民墓。

　　商周时期, 黑色仍是棺撑和车乘饰绘的常用色彩, 《周礼· 春

　　官· 巾车》“ 服车五乘孤乘夏篆, 卿乘夏漫, 大夫乘墨车, 士乘栈

　　车, 庶人乘役车。”殷墟郭家庄发掘出土的一辆乘车, 箱舆的栏杆、

　　木板皆画有黑、红相间的彩绘纹饰函潮北黄破盘龙城商代方国墓

　　葬出土棺撑的雕花阳面皆以黑色涂饰⑩河北莫城台西商墓棺掉

　　亦为朱漆黑彩。⑩

　　秦汉冕服皆深衣制。秦尚皂服黑色东汉受“ 四时迎气”神仙

　　思想之影响, 规定了四季服色, “ 年始冬十月, 色外黑内赤与德相

　　应。”黑则被列为冬服之色。在立春至冬至日, 皇帝率百官换上黑色

　　“ 季服”分别到东、西、南、北郊进行祭祀活动, 其冕冠上为玄色, 下

　　为续色, 皆尚黑。孝文帝时, 初始承袭秦“ 尚黑”之风, 兹后遵循五行

　　生克理论汉应为土德易服色, 色尚黄。

　　在葬俗方面, 战国至秦汉时期, 随着当时厚葬风气的盛行导致

　　作为明器的彩绘陶兴起, 彩绘陶虽毫无实用之功能, 但烧成后皆施

　　黑色陶衣, 装饰华丽, 绘制精美, 纹样绚丽流畅, 极富浪漫主义色

　　彩, 依稀保留有“ 尚黑”思想的烙印。

　　黑色自夏代倍受崇尚以来, 至商周乃至秦汉皆流露出浓郁的“ 尚黑”遗风, 甚至于隋唐以来的审美精神都包孕着“ 尚

　　黑”之风的文化积淀, 投射出华夏民族审美风尚的独特品格。

　　刘邦被汉朝官方称为赤帝，赤，也就是红色。

银朱释名亦名猩红、紫粉霜。用石亭脂和水银同罐炼成。贴在罐口的是丹砂，贴在罐内的是银珠。气味辛、温、有毒。主治1、小儿内钓(惊风，多啼)。用银朱半钱，乳香、煨蒜各一钱，共研细，捏成丸子，如粟米大。半岁儿五丸，薄荷汤送下。2、痰气结胸。用银朱半两、明矾一两，同研细。置瓦盏中，下加微火熔化。刮取，搓成丸子，每服一钱，茶和姜汁送下。此方名“鹤顶丹”。3、水肿，但大便尚通畅。用银朱半两、煅硫磺四两，共研细，加糊做成丸子，如梧子大。每次服三十丸。4、咽喉疼痛。用银朱、海螵蛸，等分为末，吹入喉中，涎流，痛止。5、火焰丹毒。用银朱调鸡蛋清涂搽。6、汤火伤。用银朱调菜油敷上。7、背疽。用银朱、白矾等分。煎汤温洗患处，再用桑柴火远远烘热。一天三次。8、鱼脐疔(按：疔初起，即呈长形，边缘带红色，中央带黑色。痛极者有救，不大痛者反而难救)。用水调银朱成丸，每服一丸，温酒送下。此方名“走马丹”。9、杨梅毒。用银朱、粉锡，等分为末。把纸卷成捻子，蘸油点燃，放在木桶中。令病人到桶边用鼻子吸取烧捻子放出的烟子。一天一次，七天可愈。又方：银朱二钱，孩儿茶一钱，龙桂香一钱，皂角子一钱，共研细，照上方作熏药用。又方：银朱、水银粉各一钱，黄蜡、菜油各一两，加热化开调药，摊在油纸上贴患处，疮痂自脱。10、筋骨疼痛。用银朱三钱、枯矾四钱，研细。裹入纸中做成三个捻子。每天早晨拿一个捻子蘸油熏肚脐，熏后蒙被而卧，汗出为好。11、顽疮久不收口。用银朱一钱、陈年石灰五分、松香五钱、香油一两，调匀，摊在纸上贴患处。12、血风臁疮。取黄蜡一两，熔化后，加银朱一两，搅匀，摊在纸上。先把臁疮刺孔，再把药纸贴牢。13、黄水湿疮。用银朱、盐梅，合捣敷上。14、癣疮。用银朱、牛骨髓、桐油，调搽。15、头上生虱。用银朱浸醋，每天梳头时带药入发。又一治法：纸包银朱，烧着，用碗盖住。烟结碗内成垢，以茶水洗下，倒入头发中，再把头发包起来。第二天，

详见百科词条：银朱 [ 最后修订于2009/1/12 18:50:09 共834字 ] 以下结果自动匹配而成，不排除出现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请自行区分。

红花

红花为中药名，出自《本草图经》。为菊科植物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 L 的干燥花。

红花是近年来世界上发展很快的油料作物，在此之前一直作为药材和染料植物栽培。种子含油35～47%，高于大豆。油的碘值120～152；脂肪酸组成中富含亚油酸、油酸以及豆蔻酸、棕榈酸等，还在丰富的维生素E。其中亚油酸含量高达84%，居食用油之冠，有降血脂和血清胆固醇，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是高级营养油和烹饪油。医药上红花油广泛用作抗氧化剂和维生素A、D的稳定剂。工业上可用来制作精密机件的喷漆。饼粕含蛋白质高达19～36%，作饲料喂养奶牛，能增加牛乳中脂肪与亚油酸的含量。花可提取优良的天然食用色素；同时还含红花甙、红花醌甙及新红花甙，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的作用，主治痛经闭经、跌打损伤、关节酸痛、冠心病。果实入药，功效与花相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年版）记载有此中药的药典标准。

详见百科词条：红花 [ 最后修订于2018/3/13 2:19:23 共3795字 ] 以下结果自动匹配而成，不排除出现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请自行区分。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

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

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鲁迅与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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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网 04年11月17日

鲁迅没有参加过长征，但鲁迅却与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有着休戚相关、甘苦与共的血肉联系。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分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发展时指出：“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和军事上的反“围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的共同结果是“全国人民的觉悟”和中国革命的走向胜利。尽管当时的反动派从中隔断党领导的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这两支兄弟军队，但作为文化战线上反“围剿”的英勇旗手和主将的鲁迅，他对于红军长征的密切关怀、他与红军战士的呼吸与共的联系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实际上，鲁迅就是文化战线上的红军战士和长征英雄。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十年中，鲁迅自觉地把自己的战斗纳入了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战斗序列之中。这一时期，他所写的诗文，却是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反动派所代表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是与红军的反“围剿”斗争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

当毛主席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亲手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了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时，鲁迅横眉冷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的刀光剑影，写下了《湘灵歌》、《无题》等革命诗篇，用“苦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这样的诗句，把优美的神话传说与壮丽的革命现实结合起来，生动地描绘了红色根据地生机勃勃、光辉绚丽、旌旗如画的美好景象，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缔造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倾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无比热爱和向往的深厚感情；用“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申讨了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滔天罪行，盛赞了第一、二次反“围剿”的伟

大胜利，表达了对中国***领导的红军的无比热爱。到了一九三四年五月，在日寇开始进犯华北，蒋介石亲率百万反革命武装对江西红色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时，眼看着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而白区的党的力量也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鲁迅又写了《无题》诗一首，“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沿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表观出鲁迅对革命遭受挫折的沉重心情和压迫愈大反抗愈烈、革命的风雷必将怒吼起来，彻底摧毁黑暗的旧世界的坚定信念。这同叛徒、卖国贼林彪由于害怕敌人的军事“围剿”，而发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无耻悲鸣，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呵！

一九三二年，红军领导干部陈赓同志因战斗负伤，党把他送到上海治疗。鲁迅知道后，就托人邀请陈赓同志到自己家里，作了一次长时间的促膝相谈。鲁迅热切地请求陈赓同志给他详细地谈谈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情况，如：怎样以英勇的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怎样不断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怎样打土豪、分田地？怎样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改善人民生活等等。当陈赓同志谈到红军可歌可泣、英勇顽强的斗争情况时，鲁迅遏制不住地连连问道：根据地人民是怎样支援红军的？红军是怎样作战的？等等。陈赓同志为了生动具体地说明问题，就一边讲红军作战的英雄事迹，一边信手在一张小纸上画了幅红军作战形势草图。没想到，这张草图竟被鲁迅视为至宝珍藏起来了。他心中激荡着的一个美好愿望——写一部《铁流》式的反映红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实现；但他毕竟借翻译了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来激励和鼓舞中国的红军战士去创造新的业绩。

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以后，鲁迅身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心却随着红军战士的铁脚板，飞驰在湘江、赤水、雪山、草地……，无时不在殷切地关注着长征的进程，盼望着革命的胜利。为了及时掌握情况，知彼知己地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他每天都让许广平同志多买回几种报纸来，用“正面文章反看法”进行研究、揣摸，从敌人对红军的诬蔑、咒骂中，测知红军冲破“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因追堵截”而胜利进军的情况。与此同时，鲁迅也密切关怀着留在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军战士，对陷入铁窗囹圄中的红军战士，他更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予帮助。红军抗日先遗队总司令方志敏同志在战斗中不幸被俘入狱后，鲁迅就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替他保存、转送了他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信件和文稿。象我们今天看到的《狱中纪实》、《可爱的中国》等战斗文章，就是鲁迅在餐蚊成阵、杀机四伏的恶劣环境中，几经波折亲手替方志敏同志保存下来并安全转给党中央的。所有这些事实，都有力地说明了，文化新军的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鲁迅，他的脉搏是和中国的革命与红军战士的步伐一起跳动的，他在坚持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战斗的同时，无时不在关切着红军的战斗生活，无时不在怀着兴奋的心情聆听着长征路上的每一个捷报。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身患重病而战斗不息的鲁迅，抑制不住兴奋和激动，立即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发了祝捷电报，热情洋隘地说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里话：“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尽管当时鲁迅所在的上海还沉浸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弥天大夜之中，但是他从长征的胜利看到了抗日战争即将出现的新局面，想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时，他的眼前便顿时光明起来，仿佛在茫茫夜色中，看见曙光就在前头。这使鲁迅热血沸腾，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在《亥年残秋偶作》里，写下了“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大意是：尽管近处一片黑暗寂静，听不到鸡鸣，但毕竟是北斗横斜，天快亮了！)这样的诗句，以乐观、坚定的情绪，表达了对毛主席和中国***的热爱和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心。为了给毛主席和红军战士们洗征尘，庆胜利，鲁迅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买了两只火腿，托人从上海冲破层层封锁捎往陕北，送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充分表达了鲁迅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红军战士的真切心情。到了一九三六年，鲁迅在反击托洛茨基派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耻谰言时，这种真切的心情就表达得更加充分、更加深刻了。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首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与红军长征的血肉联系，为我们树立了无产阶级作家与革命同呼吸共命运、革命文艺与革命总战线息息相关的光辉榜样，是值得我们革命文艺战士永远铭记和学习的，今天，我国人民在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精神的鼓舞下，早已把我们古老的国家推进到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阶段。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革命战士都要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以鲁迅为榜样，自觉地投入这更伟大、更艰苦的长征之中，坚持不懈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