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东南地区是疫病的多发区。疫在古代又称为瘟疫，是急性传染病的总称。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十分严重，是当地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这在《明史》、《清史稿》中都有记载。但《明史》、《清史稿》对此记载不详，颇多疏漏。例如，《明史》对洪武、建文、宣德、景泰、天顺、弘治、隆庆、天启；《清史稿》对顺治、咸丰、光绪、宣统各朝东南地区的疫情都缺记载，其他各朝的记载也欠详。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作者查阅了东南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一市的方志，就东南地区的疫情、疫病的种类、疫病爆发的相关因素、疫病的社会影响等问题作了初步考察、分析和探讨，本文便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

东南地区的疫情和大疫

根据对东南地区329种方志，296个州县疫情的统计，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年共234年（其中明代137年，清代197年），约占明清时期543年的43%。除明代的建文、洪熙、泰昌等几个短命的朝代没有疫情记载外，其他各朝都有。这个统计要比《明史》、《清史稿》有关东南地区疫情年的记载要高得多，《明史》有关东南地区疫情年的记载为8年，《清史稿》的记载为43年，合计为51年，只有方志上记载数的2179%，可见正史遗漏之多，同时也说明东南地区疫情之严重。

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的严重还表现在遭受疫病灾难的州县数上。明代遭灾的州县共计为691个（其中包括重复，下同），最多的一次高达56个县，这分别出现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和崇祯十四年（1641年）；清代遭灾的州县为848个，最多的一次达到46个县，时在道光元年（1821年）。明清二代合计遭灾的州县为1539个。关于受灾的州县数，《明史》记载为21个州县，另外还有两次记载，一次为“成化十一年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一次为“万历十六年五月，山东，陕西，山西，浙江俱大旱疫”，这些记载是说全省有疫，还是其中部分州县有疫，没有交待清楚；《清史稿》记载为86个州县。此外，有一处记载“康熙四十八年十月，江南大疫”，这是指江南全区有大疫，还是江南某些地方有大疫，说得也和《明史》记载一样模棱两可。如果以有明确的州县数来计算的话，正史记载明清二代东南地区遭疫灾的州县为107个，不及方志记载数的1/10。

历史上对疫病一般通称为疫，严重的称为大疫。那么什么样的疫才算严重呢？称得上大疫的疫病在东南地区发生过多少次呢？这些历来缺少界定和统计。但从方志记载来看，有的是从疫死人的多少来说的，例如福建永定“康熙五十七年，岁大疫，死者千馀人”，（民国《永定县志》卷1）江苏沛县“万历三十一年，夏秋大疫，病死数千人”，（同治《徐州府志》卷5上）江西安义“同治元年，秋大疫，死者数千人”；（同治《安义县志》卷16）福建南平“嘉靖二十四年，岁大疫，死者万计”，（康熙《南平县志》卷4）安徽巢县“崇祯十四年，夏大疫，死者万馀人”，（道光《巢县志》卷7）浙江缙云“春大疫，死者万馀人”，（光绪《缙云县志》卷15）江西抚州“顺治四年夏秋大疫，尸相枕籍，死数万人”；（光绪《抚州府志》卷84）安徽凤阳“嘉靖三年，大疫，人民死亡过半”，（光绪《凤阳县志》卷15）霍邱“乾隆五十一年，夏大疫，民死十之六，甚至有阖家尽毙，无人收殓者”，（同治《霍邱县志》卷16）萧县“崇祯十四年，五月大疫，死者十之八九，无棺无殓者不可胜数”，（嘉庆《萧县志》卷18）江苏高淳“康熙四十八年，大疫，自春及秋死亡过半”。（民国《高淳县志》卷12下）从这些记载来看，所谓大疫，当指死亡人数超过总人数的一半，或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者。

据初步统计，东南地区在明清时期发生大疫共818县次，约占总疫情数（受疫灾县数）的5318%。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之严重，由此也可见一斑。

疫病种类的考察

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究竟有哪几种疫病？这在正史上一般都没有记载，只是在方志上偶尔记载了一些病名和症状，但数量很少，而且很零星。现据这些零星的记载作个初步的考察以求有个粗略的了解。不过，本文所述的疫名，并不是明清时期东南地区发生疫病的全部，而只是其中几种而已。

（一）霍乱。

《黄帝内经》对它已经有记载：“土郁之发，民病霍乱”，“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我国古代所说的霍乱一般是指夏秋二季的急性肠胃炎或细菌性食物中毒，和现代医学所说的不同。现代医学所说的霍乱是指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虎列拉（cholera）。这种病我国东南地区称之为转筋霍乱，或称为吊脚痧（亦作钓脚痧）、瘪螺痧、子午痧、鬼偷肉等。其症状据光绪《慈溪县志》卷55记载是“其病霍乱吐泻，脚筋顿缩，朝发夕毙，名吊脚痧。”民国八年《芜湖县志》卷57说：“患者吐泻，肌肉立消，俗称鬼偷肉。”这些记载和现代医学所说的霍乱特征完全一致，说明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的疾疫中已经有霍乱的存在。

东南地区的霍乱病最初出现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光绪《南汇县志》卷22载：“嘉庆二十五年，疫疠大行，转筋霍乱证自此始。”民国《象山县志》卷29记载说：“嘉庆二十五年，秋大疫，石浦尤甚，其症脚筋抽搐即死。”光绪《乐清县志》卷13及光绪《慈溪县志》卷55也记载该年当地发生霍乱，说明上海、浙江沿海地区是东南地区霍乱最早的流行地。这和现代学术界认为霍乱是嘉庆二十五年由海路传入中国的说法完全一致。（注：陈邦贤：《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4号。）

道光元年（1821年）霍乱传播到福建全省。民国十六年《连江县志》卷3说：“道光元年，秋收七月至八月大疫，霍乱暴死者众，福建全省皆然。”民国《莆田县志》卷3也说：“道光元年七月八月，全省霍乱流行。”这一年流行霍乱的地方还有上海地区的南汇、嘉定；江苏的昆山、太仓、常州；浙江的嘉善、平湖、湖州、乌程、太平以及安徽的萧县，成为霍乱在东南地区的第一次大流行。到光绪朝的中后期，霍乱又一次在东南地区爆发，流行的地区有上海的嘉定、宝山；江苏的常州、山阳、高邮以及安徽的芜湖。霍乱成为晚清时期在东南地区流行最广、为害最烈的疫病之一。

（二）鼠疫。

鼠疫是一种很古老的烈性传染病，它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黄帝内经》的恶核病：“恶核者内里忽有核累累如梅李，小如豆粒，皮肉燥痛，左右走身中，卒然而起，……不即治，毒人腹，烦闷恶寒，即杀人。”这是我国古代对腺鼠疫最形象的描述。

东南地区的鼠疫有的方志记载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民国《同安县志》载：“光绪二十一年，大疫，鼠先死，染者或肿项，或结核，吐血，流行甚盛。”其描述和《黄帝内经》的记载完全一致。但东南地区对鼠疫的最早记载并不是光绪二十一年，而是光绪二十年，地区不是福建同安，而是金门。民国《金门县志》卷12对此有明确记载：“光绪二十年，（金门）后浦头，后水头，沙尾等乡，忽发生鼠疫，传染甚速，死数百人，为金门前所未有。二十一年鼠疫传染各乡，后浦为最。”以后便在福建各地传播开来。同年，除同安县外，莆田也发生了鼠疫，民国《莆田县志》卷3记载道：“光绪二十一年鼠疫起。初由梨园子弟在枫亭传染，载归已死，船泊河滨，数日之内，河滨人染疫者十馀人，蔓延全城，死百馀人，以次传染乡村。”很明显，莆田的鼠疫是从外地传入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福建的鼠疫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从广东雷琼地区传入的。民国《德化县志》卷10说：“此疫（鼠疫）始生于十六年广东雷琼间，传染全国通都大邑，每年死以万计。”有的学者认为：19世纪80-90年代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不断有鼠疫流行。（注：曹树基、李玉尚：《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收录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第107-108、105页。）因此，福建的鼠疫从广东传入是完全有可能的。另有一种说法认为：近代福建鼠疫是通过海路从香港传入的，时间是1894年，这一说法时间上又和民国《金门县志》所说相符，未知孰是，待考。

自光绪二十年鼠疫在福建发生后，一直在福建蔓延，光绪二十一年在同安、莆田、金门；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年在厦门；二十六年又发生在德化，据说德化的鼠疫是由永春传入的；（民国《德化县志》卷10）二十九年在长泰；三十年在龙岩等地先后爆发鼠疫，其他地区除安徽颍上在宣统三年有鼠疫发生外，别的地方都不见有鼠疫的记载。

（三）天花。

天花古称虏疮，亦称痘疮，简称痘，是我国古有的一种接触性传染病。三国时的《肘后方》对此已有详细的记载：“比岁有天行发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疗，剧者数日必死，疗得瘥后，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之气也。”

明清时期，天花是东南地区流行十分普遍的一种传染病，普遍叫痘疫，有的地区如福建，也叫痘疹。据记载，明清时期至少有20年，在22个县中流行过天花，主要流行在浙江、江西、福建这几个省，为害的烈度也相当大。民国《象山县志》卷29载：“乾隆五十年，（象山）痘疫，稚幼十伤其七”；同治《丰城县志》卷28载：“乾隆二十九年，（丰城）十月痘疫，小儿伤者无算”；民国《福宁府志》卷43载：“嘉靖元年，（福宁）痘疹大作，殇者千人。二年亦然。万历二十八年，秋冬，痘疹灾。乾隆二十二年，霞浦、福安、宁德痘疹大作”；民国《万载县志》卷1之2载：“嘉庆十一年，夏五月，痘疫，多夭死。十六年，夏痘疫，死者相望。”

我国在宋代已发明了种痘法。《医宗金鉴》（乾隆四年）载：“尝考种痘之法，有谓取痘粒之浆而种之者，有谓穿痘儿之衣而种之者，有谓以痘痂屑吸入鼻孔中而种之者，谓之旱苗，有谓以痘痂湿屑吸入鼻孔而种之者，谓之水苗。以上四者相较，水苗为上，旱苗次之，痘衣不验，痘浆太残忍。故古法独用水苗，盖取其和平稳当也。”可见我国在1739年以前已积累了丰富的预防天花的经验。

（四）疟疾。

疟疾之名始见于先秦典籍，《礼记·月令》已有“寒热不节，民多疟疾”之说。明清时期江南称为疟，江西称为瘴。初次记载是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光绪《吉安府志》卷53：“嘉靖四十年秋，永宁瘴作，疫死千人。”万历时期在东南地区有过大范围的流行。五年（1577年）江西的永新、永宁、福安等地出现大范围的流传，造成永宁、福宁“死者无算”，永新“死者不可胜纪”的严重后果。（光绪《吉安府志》卷53；同治《福安县志》卷1；同治《永新县志》卷26）三十一年又流行于浙江的嘉兴地区，包括嘉兴、秀水、桐乡等县。这次疟疾在嘉兴地区的流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疟疾盛行，腹肿则死”。（光绪《嘉兴府志》卷35）疟疾一般没有腹肿的症状，只有反复发作后，才会出现脾肿大。疑腹肿是脾肿。

（五）痢疾。

古代的痢疾，明代的《景岳全书》说之甚详：“痢疾即经所谓肠澼，古今方书因其闭滞下利，故又称为滞下，其所下者，或赤或白，或脓或血，有痛者，有不痛者，有里急后重者，有呕吐者，有呕恶胀满者，有噤口不食者，有寒热往来者，态度多端。”从现代医学看来，这些症状一般是属于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二类。可见我国古代对痢疾已有相当全面的认识。从方志记载看，痢疾也是明清时期东南地区流行的传染病之一。例如江苏吴县“崇祯十四年四月至冬，比户疫痢，死者十七”。（民国《吴县志》卷55）浙江萧山“康熙二十二年，春夏疫痢大作，死者枕籍。”（康熙《萧山县志》卷9）江西万载“嘉庆十二年，秋疫痢流行，上乡死者尤众。”（民国《万载县志》卷1之2）后果亦是很严重的。

（六）猩红热。

猩红热古称喉痧，其症状古医书记载是“发于冬春之际，不分老幼，遍相传染，发则壮热烦渴，（）密肌红，宛如锦纹，咽喉疼痛肿烂。”明清时期东南地区也有流行，民国《嘉定县续志》卷3：“光绪二十七年冬，喉痧证流行”，民国《南汇县续志》卷22：“光绪二十八年春，二月至九月，喉痧大作”。从方志记载看，此病只在光绪时在上海地区有流行。

（七）麻疹。

麻疹俗称痧子，多见于小儿的一种急性传染病。民国《泰宁县志》卷3记载“光绪十三年，城乡麻疫，殇幼孩数百。”上海地区的方志上记载有一种病叫红痧，据民国《宝山县续志》卷17说“发红痧，不能透泄者辄死”，所谓红痧很可能就是麻疹。光绪二十九年红痧在上海的嘉定、宝山等地曾经流行过。

（八）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是由于人或哺乳动物感染了血吸虫所引起的一种疾病。人得了血吸虫病会严重损害身体健康。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由于血吸虫病流行十分严重，造成疫区居民成批死亡，无数病人的身体受到摧残，致使田园荒芜、满目凄凉，出现许多“无人村”、“寡妇村”、“罗汉村”（腹水肚大如鼓）和“棺材田”等悲惨景象。

1950年，江苏省高邮县新民乡的农民在有螺洲滩下水劳动，其中4019人患了急性血吸虫病，死亡1335人，死45户，遗下孤儿91个，呈现出“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

关于疫情的文言文：

1后世记载，庚子鼠年，楚地大疫。为一国封一城。那一日，医甲钟南山，携雷火二神，率三十万白衣，入疫区，死守生死玄关，先锋大将李文亮战死，以身殉国。众白衣，死战不退，保我华夏。

2于乙亥末，庚子初，始襄阳大疫，源食野，恰逢年节，蔓延数万余；九州内，皆惶恐，万巷空寂，足不出户，以隔新冠，车马安，人畜避；国之勇者，着白衣，安民心，逆行勇战，守于前线能者皆竭力共举。吾辈当叩谢诸将军为我等固守生死大门。晚辈叩谢。

3守城捌甲侍郎勇杀敌，亮身先士卒亡与城门，其君子皆身负重创，无力抵寇，朝野闻听，即派钟李国师率数万白甲发往楚地斩杀疫寇。

4后世记载庚子鼠年，为一城而封一国；那一日，钟南山一步入天象，两步入陆地神仙，携火神、雷神、三十万白衣坚守武汉死战不退。十四日，当如何，二十三省，五自治，四直辖，两行政，援兵至。

我们都感觉到了这2020年，是一个不太平凡的一年。新冠病毒一直到了下半年在其他的一些国家，还有蔓延的现象出现，可以说这是1960年起到现在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但我们人类并没有被打倒，还是积极的与病毒作斗争。那么在古代古人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自然灾害，从古至今几百年的历史上，人类遇到过许多瘟疫，有几个是比较严重的比如：“欧洲发生了几百年才治好的黑死病、让印第安人几乎都已经消失完的天花。”古人又是怎么做的呢？

因为古代的医学、科学并不发达，也没有办法知道这是什么病、会不会带有传染因素，所以一旦发病古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看病治疗。根据史料记载，天花不只是在印第安蔓延，在清朝时期也出现，而且出现的也十分频繁。我们所熟知的清朝君王：康熙，他就是在得过天花全面康复以后，才让他坐上王位，生怕天花没好传染到了更多的人。在清朝时期一直都流行着一句话：“孩子生下来不算生完，要等天花出现好了以后，才算孩子生完了，月子也做完了。”由这，我们可以知道在天花在清朝是有多严重，也是让清朝的人民非常惶恐。

虽然古人在医学方面不太发达，但是古人在疫情严重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将这些病人单独隔离起来。在西汉时期因为蝗虫大量爆发的原因，导致许多人都被传染上了瘟疫。根据历史资料记载：西汉时期的政府部门，为了防止瘟疫的再次蔓延，感染到更多人。就决定将得了瘟疫的人专门安排一座很大的空房子，派专人看守，每天准时准点给这些病人送一些免费的药物，来控制病情的发展。

不得不说，我们古人，在古代对于病毒就有了危机意识。看情况不对，就把这些患病的人集中在一起，防止病毒的蔓延会感染上更多的人。

第一、先从官方政府（统治层）来说。

在古代，人们把瘟疫看作是上天的惩罚。瘟疫猖獗时，西汉文帝、东汉恒帝等许多统治者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主动承担责任，向上苍检讨自己的过失，祈祷上苍能收回惩罚。皇帝通过自责诏书安抚人民，增强了人民抗击瘟疫的信心。同时，他还命令各级政府共同抗击瘟疫，共渡难关。而在疫情过后，统治者基本都会免除租赋，减轻百姓的负担。汉宣帝就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在防疫中，要求官员巡视疫区，安抚百姓，开仓救灾，派医生救治民众，稳定民心。在汉代，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宋朝瘟疫发生时，政府组织医生免费治疗病人，医药费由政府支付。因病不幸死亡的，应当向家属支付一定的丧葬费，妥善安葬。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葬。对于灾民家庭留下的孤儿，有关部门将给予一定的救助，使其得到抚养。上述各项措施对落实人性、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二、再从专业（医学）的角度来说。

中医古籍《黄帝内经》其疾病预防原则是“不治已病，治末病”。《素问·本能病》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发病与气候有关。并认为“正气存内”可以“避其毒气”。

在古代，医生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张仲景的《伤寒论》对不同时期的各种传染病都有治疗方法。到目前为止，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仍沿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华佗发现用青蒿治疗流行性“黄胆病”。后来，民间流传着“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的说法。现代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素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治疗疟疾的新药。晚清吴瑭推荐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等仍在临床应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第三、最后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注意食品卫生和个人卫生可以有效避免鼠疫的传播。秦汉时期，有记载说，用佩兰等草药洗澡可以防病养身。同时建议不吃生冷食物，不要吃生鱼。隋唐时期的孙思邈提倡个人卫生，重视体育保健，提出饮食疗法、药物疗法、养生、滋补自然、保健相结合的防治思想。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主张人们将水烧开了再喝，这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几率。

时疫，指一时流行的传染病。

见《温疫论》。因疠气疫毒从口鼻传入所致，有强烈传染性。其发病急剧，证情险恶。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初起可见憎寒壮热，旋即但热不寒，头痛身疼，苔白如积粉，舌质红绛，脉数等。

治以疏利透达为主，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若暑热疫毒，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可见壮热烦躁，头痛如劈，腹痛泄泻，或见衄血、发斑、神志皆乱、舌绛苔焦等。

治宜清瘟解毒，用清瘟败毒饮、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参见疫、天行、时行、温疫发斑等条。

扩展资料

“时疫”的分类，一般而言可以分类为：暴发型时疫，迁延型时疫，季节型时疫，地域型时疫，高毒型时疫，低毒型时疫，年龄型时疫，特异型时疫等等。在疫病中，“暴发型时疫”中囊括了西医急性流行传染性疾病的学说。各种急性流行传染性感冒，同样归属于这一类之中。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们只重点讨论“暴发型时疫”，以利于举一反三，从道医学的分析中掌握各种类型时疫的病机、气机原理。运用道医学术观，兼容并畜于中医和西医的学说，完整而执两用中地认知疾病。

“时疫”中的流感，是疫病中最典型的一种流行传染病。20世纪以来，流感已经有五次造成世界性大爆发的记载，即1900年、1918年、1957年、1968年和1977年。

其中，1918年的大流行中竟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惨剧。这场流感在美国被称为“西班牙女士”，但它却首先起源于美国，有可能也是从猪流感异变而传播的。在那一年，近1/4的美国人得了流感，导致50多万人死亡，几乎一半的死者是健康的年轻人。

猖獗一时的“萨斯SARS”流行暴发，以及当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开来的“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都属于“时疫”疾病中的“暴发型时疫”。

-时疫

同死亡一样，比较危险，历个朝代以来都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在欧洲传播了很多年的黑死病，到中国基本古代科技不发达，医疗水平有限，但是却经常面临着瘟疫的袭击，根据史料记载，夏季是瘟疫最容易盛行的季节。每个朝代大大小小都有过好几次瘟疫，但古人究竟是有何智慧克服这些瘟疫下面为大家一起揭晓。

开设疾病治疗医馆，派出御医集中医治。在古代一旦一个村子得了瘟疫，就要将所有患者病情与正常人隔离开，此时再由朝廷派有名御医到当地进行诊断分析。一般来说根据瘟疫规模大小会在不同方向以及远离人群之地开设相关医馆。然后由专门的御医进行临床诊断，并且观察病者面部状况，开设药方进行治疗。很多时候治疗周期长，很多病人也没办法坚持太久，但是古代医术还是能从一些中草药当中找到根治的办法。因为古代瘟疫盛行，大多是现在所说的流行性感冒或者是鼠疫。但从总体上医治效果虽然不够理想，但也是古人积极探索的一种智慧体现。

疏通河沟，清理屋舍。古时候人们认为某村患有瘟疫，是因为虫灾或者黄灾带来了邪气，亦或者是河道淤积以及人们生活环境不够干净所带来的疾病。早在汉朝人们就已经注意到屋舍卫生问题。当时还有相关医疗案例证明，当地的流行瘟疫，与河床淤积以及排水渠道堵塞有很大关系。古书中记载，南宋时期某地出现瘟疫，其医生说城区内水沟淤积，污泥遍地，正值季节交替，气温过高使人们身体受邪气侵袭。只需要疏通河沟清理房前屋后便可以治愈此疾病。不得不说，这一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瘟疫传播，教会了人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隔断往来商路，限制人群流动。在我国古代无意义就如上看不见踪迹，这就主要得益于当时朝代比较重视商路传播，以及各种感染途径的防控。在当时某个地区得了瘟疫，朝廷会下令封锁此个地区更改商路，或者选择暂缓贸易。这些有利的措施，防止瘟疫传播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1、流行病疫情并非新现象，为遏制病毒传播而隔离个人或社区的做法也早已有之。这种做法已经有大约3000年的历史了，只不过现在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罢了。

2、据西班牙《先锋报》网站2月1日报道，长期以来，隔离都被用作一种严厉的手段，以遏制一时无药可治的疾病的传播。面对麻风病、鼠疫、黄热病、霍乱、斑疹伤寒以及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隔离都是全世界所能采取的最后一招。由于世界各地之间的人员往来越来越频密，流行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风险也日益升高。

3、关于隔离病人以避免传染扩散的记载，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底著作中就可以找到。

4、对麻风病等疾病的患者群体进行隔离的做法可以追溯到公元706年。当时，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瓦利德一世在大马士革建立了第一所医院，该医院为麻风病患者设置了专门的病区。在中世纪时期，修建麻风病院的做法在整个欧洲普及开来，最多的时候达到约19万所。

5、然而，真正意义上的隔离被用作控制流行病的官方措施，是从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之后开始的。1377年，当时的重要港口城邦、威尼斯的殖民地拉古萨（今为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推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项制度化的隔离措施。意大利语中“隔离”一词的原意就是对船只和船上人员进行为期40天的逗留观察，作为预防传染病的措施。事实证明，这种40天隔离期对于核查旅客的健康状况非常有效，因为鼠疫患者从感染到死亡一般不超过40天。

6、拉古萨甚至还在附近的一个岛屿上建立了一处名为“拉扎雷托”的隔离中心。来自疫区船只上的人员都会被送进该隔离中心。到19世纪，欧洲和北美的多个城市都已修建了专门的隔离中心。

7、除了留下可怕的死亡人数（1348年至1359年间夺走欧洲30%人口的生命），“黑死病”大瘟疫也标志着传染病控制手段发展的转折点。在大瘟疫时期发展出的策略不仅包括在专门医院对患者进行隔离，还有对场所和器物进行消毒，以及对尸体进行妥善处置等。

8、在19世纪中叶，对传染病的研究取得了进展，并为隔离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潜伏期等概念的引入提高了隔离措施的有效性。从那以后，隔离被普遍用作阻止传染病蔓延的一种方法，尽管这种方法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效。1793年，美国费城暴发黄热病疫情，夺走了4000多人的生命，而在那之前采取的隔离没能奏效，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传播这种疾病的是蚊子。

9、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在短短一年内就杀死了全球约4000万人。为了防止其传播，各国实施了许多非药物干预措施，例如提倡良好的个人卫生、隔离感染者、关闭公共场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