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通史参考书

《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

《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

阅读杂志

《历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

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

《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台湾中华书局。

《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先秦篇参考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三联书店1999年版

《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夏商史稿》，孙淼，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西周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许倬云，三联书店1994年版

《先秦史论稿》，徐中舒，巴蜀书社1992年版

《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春秋史》，童书业，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古史新探》，杨宽，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士与中国社会》，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三联书店1999年版

秦汉篇参考书

《秦汉史》，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秦汉史》，林剑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秦汉史》，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先秦两汉史论丛》，韩连琪，齐鲁书社1986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秦汉史论集》，高敏，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

魏晋南北朝篇参考书

《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册)，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1954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中华书局1985年版

《魏晋南北朝论丛》，唐长孺，三联书店195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三联书店1959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中华书局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读史集》，何兹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古文人生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罗宏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隋唐篇参考书

《隋书》:《高祖纪》、《炀帝纪》、《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旧唐书》、《新唐书》:《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则天皇后本纪》、《玄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百官志》）、《食货志》、《兵志》，及有关列传。

《资治通鉴》（隋唐部分）。

《隋唐五代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中华书局1977年9月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辽宗夏金篇参考书

《辽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圣宗本纪》、《营卫志》、《兵卫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宋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神宗本纪》、《徽宗本纪》、《高宗本纪》、《理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及相关列传。

《金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海陵本纪》、《世宗本纪》、《食货志》、《百官志》，及相关列传。

《两宋政治经济问题》，邓广铭、漆侠,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宋史》，陈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辽史简编》，杨树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金史简编》，张博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辽夏金经济史》，漆侠、乔幼梅,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元朝篇参考书

《元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顺帝本纪》、《地理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蒙古史、元史部分），邵循正,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元朝史》，韩儒林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元史》，周良霄、顾菊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明清篇参考书

《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英宗本纪》、《武宗本纪》、《神宗本纪》、《庄烈帝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清史稿》:《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圣组本纪》、《世宗本纪》、《高宗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明清史讲义》，孟森,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孟森,中华书局1984年版、1986年版。

《明史新编》，傅衣凌主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简明清史》，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明清史论著合集》，商鸿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清史新考》，王锺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明清史新析》，韦庆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专题参考书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

《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严耕望，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中华书局1991年版

《秦汉法律与社会》，于振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思想史》第一、二、三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汉代思想史》，金春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陈苏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郭象与魏晋玄学》，汤一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始创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研究机构，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史学高等教育机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即获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目前设立有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招收历史学、世界史两个专业本科生。有历史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含3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教学科研实体，20个挂靠的研究虚体机构，2个藏书30多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分馆。

师资岗位向国内外开放竞争，择优选用一流人才。目前一大批占有广阔学术前沿的中年教师已成为主力，一代史学新秀正在茁壮成长。教师中有过6位现任和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田余庆、何芳川、朱凤瀚、罗志田、钱乘旦、李剑鸣），4位北大文科资深教授，现有4位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马克垚、阎步克、钱乘旦、李剑鸣），5位教育部“长江学者”，1位国家级教学名师，5位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11位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大多数学科方向都有国内外公认的学术带头人。

简介

揭斯，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市杜市镇大屋场）人，元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与虞集、杨载、范同为“元诗四大家”之一，又与虞集、柳贯、黄并称“儒林四杰”。

生平

揭斯生于南宋咸淳十年五月五日（1274年6月10日），幼年家境贫苦。其父揭来成是宋朝的一个“拔贡”，母亲黄氏。5岁从父就

读，刻苦用功，昼夜不懈，十二三岁博览经史百家，至十五六岁时已是文采出众，尤其擅长诗词、书法。年纪差不多的人，均敬佩他，拜他为师。

揭斯青年时期，远游湖南、湖北，讲学谋生，直至39岁。一些名公显宦很器重他，湖南宣慰使赵琪素把揭看作“知人”，说他将来必为“翰苑名流”。湖南宪使卢挚、湖北宪使程钜夫也非常赏识他。程钜夫称揭斯为“奇才”，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他为妻。

元皇庆元年(1312年)，程钜夫(字文海)在朝做官，其公馆设在宫廷门前。揭斯常居馆内少出，执主宾之礼十分谨慎，很少有人知道他是程钜夫的肺腑亲戚。那时元代开国遗老尚在，听说程公有佳客，都想见识见识。程钜夫只得引见。他们从交谈中发现，揭斯论文时意象飞动，气势豪放，论政时骋议驰辩，理正辞严。大家认为揭斯才华横溢，是国家栋梁之材，纷纷向朝廷推荐。知中书李益，看了揭斯写的《功臣列传》，赞叹不已，“这才是修史书的名手笔啊！别人修史不过是誊抄其它版本的史书而已！”。程钜夫的莫逆之交，深受元廷敬畏的集贤大学士王约(字彦博)力荐说：“与斯谈治道，大起人意，授之以政，当无施不可。”

延元年(1314年)，揭斯由布衣授为翰林国史院编修。三年(1316年)，升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四年(1317年)，迁升为国子助教。六年(1319年)，朝廷提升揭斯为“奎章阁”供奉学士。不久，又提升为侍讲学士，主修国史，管理经筵事务，为皇帝拟写制表。当时提升不能超过两级，可是揭斯却连进四级，直至二品“中奉大夫”，实为罕见之事。

天历二年(1329年)，图帖睦耳在“奎章阁”内聚集功臣于弟和皇亲国戚子孙就学，要揭斯担任授经郎。“奎章阁”设在兴圣殿西，揭斯每日早起，步行最先到达，从学的公子王孙共同商议；集资为老师买一匹好马。揭斯听说后，自己随即购置一匹马，反复让人看，然后又把马卖了，以此举表示自己不愿牵累别人。在揭斯门下求学而入朝做官的人，后来大都成为国家的重臣。他们之中很少有求人声援的，都不贪图功名利禄。揭斯任投经郎时，图帖睦耳（即元文帝）经常来到阁中咨访，与揭斯交谈，（揭斯）每次都对答如流。

至顺元年(1331年)，预修《皇朝经世大典》，皇帝看到揭斯写的《秋官宪典》，惊讶地说：“这不是唐律吗？”又看到《太平政要》四十九章，更是爱不释手，把它放在床头，经常阅看。并把《太平政要顺》发给文武百官观赏，说：“这是我们的揭曼硕所写的，你们都得好好看看！”皇帝不直呼斯其名，而以“曼硕”唤之，以示亲重。

至正三年(1343年)，揭斯以70岁高龄辞职回家。走到中途，皇帝派人追上，请揭斯回京写《明宗神御殿碑文》。写完后，他又要求回家。丞相问揭斯：“方今政治何先？”揭答：“养人。”丞相再问：“养人为何在先呢？”再答：“人才，当他的名望还没有显露时，休养在朝廷，使他全面了解国家政务，一旦用他的时候，他就会自觉地施展本领啊！这样就不会出现因缺乏人才而误大事的后患啊！”丞相钦佩，奉旨留下他编修辽、金、宋三史，任总裁官。丞相问揭斯，“修史以何为本？”答：“用人为本。有学问能写文章而不懂历史的人不能用，有学问能写文章且懂历史但缺乏道德的人也不能用，用人的根本应当把‘德’放在第一位。”并经常与同事说，“要想知道写史的方法，首先必须明白历史的意义。古人写史，虽小善必录，虽小恶必记。不然的话，何以规劝人们弃恶扬善？”故此，他自己毅然执笔撰稿，孜孜不倦。凡朝政之得失，人事之功过，均以是非衡量，不隐恶，不溢美。对根据不足的事物，必反复考证才写上，力求准确无误。

至正四年七月四日（1344年8月12日），《辽史》修成，呈送皇帝，得到奖赏，并勉励他早日完成金、宋二史。揭斯深知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唯恐力不从心，难以完成。他吃住都在修史馆中，每天天刚亮便起床，至深夜不歇，废寝忘食。那年盛夏，揭身染伤寒，仍伏案修撰。不幸于七月十一日(8月19日)以身殉职。朝中官员得悉揭斯去世的噩耗，都赶到史馆哭悼。次日，中书出公钞2500缗，率先为他办理丧事。枢密院、御史台、六部等，也送了赙金。这时，有外国使节来到京城，燕劳史局以揭公故，改日设宴接待。皇帝为他嗟悼，赐楮币万缗治丧事，并派官兵以驿舟送揭斯灵柩到故乡安葬。揭斯死后葬于富州富城乡富陂之原(秀市乡水洲村对面山坡上)。追封为豫章郡公，谥号文安。《元史》卷一百八十一有传。

揭斯有两子一女，长子揭被，次子揭广阳，女揭杨湘。

轶事

揭斯在外为官，念念不忘故乡。丰

城本不产金，官府听信奸民商琼迷惑之言，招募三百户人家淘金，以商琼为总领。丰城人只好散往外地采金献给朝廷，每年上交自4两增至49两。商琼死后，三百户淘金人幸存不多，生存者也贫困不堪。上司责成丰城当局交不出黄金就用劳役来抵偿，丰城许多人因此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揭斯从堂孙处获悉此事，向朝廷详述实情，获准徼免，县人感其恩德。

揭斯性格耿直，好善嫉恶，表里如一。听到某郡县有廉洁奉公、爱护百姓的官吏，讲话、写文章时，必定旁引曲喻，称道廉吏的行为，宣扬廉吏的品德。听到某官吏贪赃害民，则必定在议论时批评这个官吏，并规劝他。有一次，一个郡侯以权势要部下百姓送礼做寿，并请揭斯撰文记他的德政。揭斯痛斥说：“你的所作所为怎么样？我能违背民意违背自己的心愿为你粉饰、阿谀奉承？”此人几经贿赂都以失败而告终。而遇到善良的人求助，揭斯总是热情地帮助他们。有一个客人为求他写文章，送给他酬金，揭斯写好了文辞，对客人说：“钱你拿回去自己用吧，你的心意我已收下了。”

揭斯从青年时代起就忧国忧民，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临川女》一诗描写一个世代为人佣耕的贫农盲女，由于父死家贫，母兄无力养她，忍痛要将她赶出门外的悲惨情景：我本朱氏女，住在临川城。五岁父乃死，天复令我盲。母兄日困穷，何以资我身？一朝闻密盲，与盲出东门。不见所向途，但闻风雨声。我母为之泣，我邻为之叹。我母本慈爱，我兄亦艰勤。所驱病与贫，遂使移中情。《杨柳青谣》中写道：“连年水旱更无蚕，丁力夫徭百不堪。惟有河边守坟墓，数株高树晓相参。” 揭斯步入仕途之后，写了大量颂圣、应制、赠誉之作，条理清晰，体制严整，阐述明达。《上李秦公书》说：“夫士志为上，时次之，位次之。农不以水旱怠其耕，商不以寒暑辍其负贩，故能致千金之产，登百谷于场，况士之志于道者乎！不逢于今，必显于后。有其时，有其位，道行于天下，天也。无其时，无其位，道不行于天下，亦天也。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明，不敢计其时与位也。……学富而得广，志勤而行实。不以摧困折辱而易其节，不以富贵显荣而改其度。天下之士，莫不厉其志、修其道，以待时之用已。”《与尚书右丞书》中说：“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独立无辅也。森木之林，鸟兽群聚者，众材咸济也。是故自用无明，专欲无成，得众者昌，寡助者亡，此贤愚同知，古今一轨也。悬千金之赏，不患无徙木之人，市千里之骨，何忧无绝足之马？果能推诚折节，激昂鼓舞，则士必乐为用。士乐为用，何功不成？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佑之。”

成就 文学 揭斯是元代一大才子，为文简洁严整，为诗清婉丽密，虞集称其“如美女簪花”。即便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改变之后，对下层人民的疾苦并未忘怀，形诸诗文的仍然不少。在《送刘以德赴化州学政序》中有“旬宣之道未尽，廉耻之化未兴，诟病之风未除，职教之徒臃肿腆腮”之句。在《送吏部段尚书赴湖广行省参政二十韵》诗中写道“五岭缠妖棂，三湘困绎骚。罢氓贫到骨，文吏细吹毛。麟凤饥为腰，鹰鹋饱在僚。”《千顷堂书目》载有《揭文安公集》五十卷，明初已缺十三卷。尚存古代全集本有三种：《四库全书》本(十四卷)、《四部丛刊》本(十四卷，又补遗诗一卷)、《豫章丛书》本(十八卷)。1985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了《揭斯全集》。

揭斯的《渔父》、《高邮城》、《杨柳青谣》、《秋雁》、《祖生诗》、《李宫人琵琶引》等诗，都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现实社会生活不合理的现象。尤其是《秋雁》诗，别有寄托，写出了当时民族间的矛盾。诚如《至正直记》说：“揭曼硕题雁，盖讥色目北人来江南者，贫可富，无可有，而犹毁辱骂南方不绝，自以为右族身贵，视南方如奴隶，然南人亦视北人加轻一等，所以往往有此诮。”揭斯还有一首《女几浦歌》，用民歌体描写大孤山下的船民，不管风浪如何险恶，总是无所畏惧，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刚毅勇敢。

揭斯的散文多宣扬封建伦理思想，但也有一些可读的作品。如《与萧维斗书》、《送李克俊赴长兴州同知序》，都认为“独善其身”不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浮云道院记》、《胡氏园趣亭记》，反映出一种封建时代文人的闲适情趣。欧阳玄《豫章揭公墓志铭》说，揭斯“文章……正大简洁，体制严整。作诗长于古乐府，选体、律诗长句，伟然有盛唐风”。

书法 揭斯善书法。朝廷典册、元勋铭辞，多出其手。法书肇伏羲氏，愈变而愈降，遂与世道相隆污。能考之古犹难，况复之乎，……思见圣人之治，法书之复，其在兹乎。然天下之期复于古者，不止法书也，而于是观也，则盛氏之书，其复古之兆乎。（《中国书画全书》）存世书迹有《千字文》、《杂书卷》等。 作品 寒夜

疏星冻霜空，流月湿林薄。

虚馆人不眠，时闻一叶落。

秋雁

寒向江南暖，饥向江南饱。

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

别武昌

欲归常恨迟，将行反愁遽。

残年念骨肉，久客多亲故。

伫立望江波，江波正东注。

和欧阳南阳月夜思

月出照中园，邻家犹未眠。

不嫌风露冷，看到树阴圆。

天清照逾近，夜久月将远。

墙东双白杨，秋声隔窗满。

自盱之临川早发

扁舟催早发，隔浦遥相语。

鱼色暗连山，江波乱飞雾。

初辞梁安峡，稍见石门树。

杳杳一声钟，如朝复如暮。

山水卷

稍稍云木动，蔼蔼烟峰乱。

远浦引归桡，双崖临绝岸。

方思隐沦客，欲结渔樵伴。

水阔山更遥，幽期空汗漫。

黄尊师高轩观鹅因留宿

开轩南岳下，世事未曾闻。

落叶常疑雨，方池半是云。

偶寻骑鹤侣，来此看鹅群。

一夜潺里，秋光得细分。

衡山县晓渡

古县依江次，轻舆落岸隈。

鸟冲行客过，山向野船开。

近岳皆云气，中流忽雨来。

何时还到此，明月照沿洄。

重饯李九时毅赋得南楼月

娟娟临古戍，晃晃辞烟树。

寒通云梦深，白映苍祠莫。

胡床看逾近，楚酒愁难驻。

雁背欲成霜，林梢初泫露。

故人明夜泊，相望定何处？

且照东湖归，行送归舟去。

寄题冯掾东皋园亭

时雨散繁绿，绪风满平原。

兴言慕君子，退食在丘园。

出应当世务，入咏幽人言。

池流淡无声，畦蔬蔚葱芊。

高林丽阳景，群山若浮烟。

好鸟应候鸣，新音和且闲。

时与文士俱，逍遥农圃春。

理远自知简，情忘可避喧。

庶云保贞和，岁暮委周旋。

庐山

香炉峰色紫生烟，一入京华路杳然。

云碓秋闲 水，雨犁春卧种芝田。

书凭海鹤来时寄，剑自潭蛟去后悬。

忽报归期惊倦客，独淹微禄负中年。

夏五月武昌舟中触目

两髯背立鸣双橹，短蓑开合沧江雨。

青山如龙入云去，白发何人并沙语。

船头放歌船尾和，篷上雨鸣篷下坐。

推篷不省是何乡，但见双双白鸥过。

梦武昌

黄鹤楼前鹦鹉洲，梦中浑似昔时游。

苍山斜入三湘路，落日平铺七泽流。

鼓角沈雄遥动地，帆樯高下乱维舟。

故人虽在多分散，独向南池看白鸥。

送詹尊师归庐山

香炉峰色紫生烟，一入京华路杳然。

云碓秋闲舂药水，雨犁春卧种芝田。

书凭海鹤来时寄，剑自潭蚊去后悬。

忽报归期惊倦客，独淹微禄负中年。

渔父

夫前撒网如车轮，妇后摇橹青衣裙。

全家托命烟波里， 扁舟为屋鸥为邻。

生男已解安贫贱，生女已得供炊爨。

天生网罟作田园，不教衣食看人面。

男大还娶渔家女，女大还作渔家妇。

朝朝骨肉在眼前，年年生计大江边。

更愿官中减征赋，有钱沽酒供醉眠。

虽无余羡无不足，何用世上千钟禄。

大饥行

去年旱毁才五六，今年家家食无粟。

高大廪闭不开，朝为骨肉暮成哭。

官虽差官遍里闾，贪廉异政致泽殊。

公家赈粟粟有数，安得尽及乡民居。

前日杀人南山下，昨日开仓山北舍。

捐躯弃命不复论，获者如囚走如赦。

豪家不仁诚可罪，民主稔恶何由悔。

高邮城

高邮城，城何长？城上种麦，城下种桑。

昔日铁不如，今为耕种场。

但愿千万年，尽四海外为封疆。

桑阴阴，麦茫茫，终古不用城与隍。

曹将军下槽马图

曹霸画马真是马，宛颈相摩槽枥下。

卓荦权奇果如此，岂有世上无知者？

朱丝不是凡马缰，天闲十二皆龙骧，

曾从天子平四方。

画图仿佛余骊黄，华山之阳春草长。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服装服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元太祖成吉思汗自1206年建汗国，灭西夏、金之后，其民族组成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元代由于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纺织业、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直到1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汉人称“一色衣”或“质孙服”。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 。

　　元代是由蒙古人统治，所以元代的服饰也比较特别。蒙古人多把额上的头发弄成一小绺，像个桃子，其他的就编成两条辫子，再绕成两个大环垂在耳朵后面，头上戴笠子帽。元代人的衣服主要是“质孙服”是较短的长袍，比较紧、比较窄，在腰部有很多衣褶，这种衣服很方便上马下马。元代服装以长袍为主。官员和士庶的日常服装多为窄袖长袍。另外，在元代大宴活动中，天子百官要穿统一颜色的服装，称为“质孙服”，据古籍记载，天子的质孙服款式繁多，冬服有11种，夏服有15种 。

　　元代的贵族妇女，常戴着一顶高高长长，看起来很奇怪的帽子，这种帽子叫做“罟罟冠”。她们穿的袍子，宽大而且长，走起路来很不方便，常常要两个婢女在后面帮她们拉着袍角，一般的平民妇女，多是穿黑色的袍子 。

占城(Campadesa ),又称占婆、占波,是占族人于今越南中南部地区建立的古国。汉代时属于日南郡，其部落头人区连造反独立。北起今越南河静省的横山关，南至平顺省潘郎、潘里地区。王都为因陀罗补罗（今茶荞）。中国古籍称其为象林邑，简称林邑，从8世纪下半叶至唐末，改称环王国。五代又称占城。到17世纪基本被越南吞并，但王号保存到19世纪上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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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媳妇国位于今天的泰国北部、缅甸东北部,泰国清迈周边。 辖境包括今景栋以南，湄公河以西，萨尔温江以东和泰国北部地区，其中心八百即今泰国清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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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趾，本为中国岭南一郡，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并在今越南北部地方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实施直接的行政管理；交趾郡治交趾县即位于今越南河内。后来武帝在全国设立十三刺史部时，将包括交趾在内的7个郡分为交趾刺史部，后世称为交州。五代时期，交趾乘机独立。明永乐时期，中央政府恢复该地，设交趾行省。但1428年又一次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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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哇国（Yavadvipa），又作叶调、诃陵、阇婆、呵罗单、耶婆提，古代东南亚古国，其境主要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元朝时，元军大举征伐其地，但失败。

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

蒙古高原地区的众多蒙古部落原为金朝的臣属民族，随着金朝的逐渐衰落，蒙古的势力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脱离金朝政权的统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帝国。建立大蒙古国后，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扩张其疆域，1217年灭亡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进攻到伏尔加河流域。于1225年东归，1227年又灭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对西夏的远征中病逝。蒙古军队的对外战争具有征服性质，为了减少蒙古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的进度，蒙古军队在战争期间对敌人采取了残酷而野蛮的政策。大量敢于英勇反抗的地区破城之后人口被屠杀和奴役，无数财产被掠夺损毁。战争的结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广阔、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影响力盛极一时的庞大帝国，基本实现了世界一统、天下大同的格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元朝的建立

蒙古帝国可汗蒙哥于1259年在四川驾崩，享年52岁。其四弟忽必烈与七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1260年3月，阿里不哥在宗王阿速台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会自称大汗。1260年4月，忽必烈设立中书省，总管国家政务。1260年5月，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法令，并建元中统。由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自行集会称汗，并且推行汉法，明显违背了蒙古传统，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统派的强烈不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四年的汗位战争。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定为一尊，但他推行的“行汉法”主张却造成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拒绝归附忽必烈汗国，结果导致其他几个蒙古汗国纷纷敌对，忽必烈的政权遂只包括“中国”（并非完全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与蒙古高原地区，从此蒙古帝国不复存在。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这是蒙古帝国政权由世界性大一统帝国转为中原王朝的分水岭，蒙古政权之前对中原地区推行的是极具游牧性质的掠夺式统治，中原地区仅是其属地的一部分，到忽必烈时才转型为以中国为主要占领地的王朝，且在这之前“元”之名尚未出现，故“大元”的建立应由此算起。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在刘秉忠规划下，建都于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俘虏6岁的宋恭帝及谢太皇太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陆秀夫背着9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中国（南宋）灭亡。

之后，元军曾进攻过周边一些地区，如越南和日本等，其中以试图征服日本的战争最为著名，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是造成元军失败的最大原因。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原因。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为忽必烈建造战舰的高丽人有意建造和设计质量极其低劣的船只是导致忽必烈的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编辑本段]科学文化

元朝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较高的成就。天文学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位，数学、医学也都在世界先进之列,科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修订新历法，经4年时间制订出《授时历》，通行360多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他还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其后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再加上济州河、会通河等其它几项重大工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碰撞，曾经激起过无数绚丽的火花，为中华文化绵延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间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其重要的。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西辽、金朝、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