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

《山海经》从东、南、西、北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华腹地的山川宝藏，特别是一些异鸟怪兽、奇花异石，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其中《海外经》介绍了传说中的海外异国，如双头国、三首国、女子国、丈夫国、大人国、小人国等国的风俗习惯，更是奇中有奇，不但使人赏心悦目，而且能使人增长很多知识。……

《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都还未确定。过去认为为大禹、伯益所作。现代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时间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巴蜀，东及齐地方的人所作，到西汉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其中许多可能来自口头传说。

《山海经》现在最早的版本是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刊而成。晋朝郭璞曾为《山海经》作注，考证注释者还有清朝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疏》等。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

古代中国神话的基本来源就是《山海经》，其中最着名的包括：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羿射九日、黄帝大战蚩尤、共工怒触不周山从而引发大洪水、鲧偷息壤治水成功、天帝取回息壤杀死鲧以及最后大禹治水成功的故事。

除此之外，《山海经》还以流水帐方式记载了一些奇怪的事件，对这些事件至今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论。

该书按照地区不按时间把这些事物一一记录。所记事物大部分由南开始，然后向西，在向北，最后到达大陆（九州）中部。九州四围被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所包围。 古代中国也一直把《山海经》作历史看待，是中国各代史家的必备参考书，由于该书成书年代久远，连司马迁写《史记》时也认为：“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馀不敢言之也。”

《山海经》18卷分别如下：

山经

第一卷 《南山经》 第二卷 《西山经》 第三卷 《北山经》 第四卷 《东山经》 第五卷 《中山经》

海经

第一卷 《海外南经》 第二卷 《海外西经》 第三卷 《海外北经》 第四卷 《海外东经》

第五卷 《海内南经》 第六卷 《海内西经》 第七卷 《海内北经》 第八卷 《海内东经》

第九卷 《大荒东经》 第十卷 《大荒南经》 第十一卷 《大荒西经》 第十二卷 《大荒北经》

第十三卷 《海内经》大禹

◇一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无疑是最富有神奇色彩，让人一时难以说清的著作之一。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也就是它是一部什么书，从汉代以后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把它看作是地理书，如汉代的刘秀（歆）就是如此。他认为《山海经》是“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隋书·经籍志》）而《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数术略形法家之首，认为是巫卜星相之类的书。明人胡应麟称之为专讲神怪的书，认为：“《山海经》，古之语怪之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视它为最古的小说，认为：“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定名，则小说之最古者尔。”清人张之洞《书目答问》则把它看作历史著作，把它列入古史类。鲁迅则认为它是巫书。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山海经》“记海内外山川神祗异物及祭礼所宜……所载祠神之物多用糈，与巫术合，盖古之巫书也。”由此可见，给《山海经》定性归类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吕子方先生认为，《山海经》“涉及面广泛，诸如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矿物、医药、疾病、气象、占验、神灵、祀神的仪式及祭品、帝王的世系及葬地、器物的发明制作，以至绝域遐方，南山北地，异闻奇见，都兼收并录，无所不包，可以说是一部名物方志之书，也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类书”。这个说法比较准确。当然，把它称为中国第一部山岳地理专著和中国神话渊府也不错。

现在流传下来的《山海经》是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刘秀（歆）在校阅古籍时整理而成的。当时，刘秀（歆）发现的《山海经》是三十二篇，后经整理成为十八篇。这十八篇经晋郭璞作注后流传了下来。清人郝懿行博采诸家之长，为《山海经》作注，写成《山海经笺疏》。现在行的就是郝懿行的笺疏本。

今本《山海经》为十八卷三十九篇，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山经》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五卷二十六篇，共二万一千多字。这部分又称为《五藏山经》，是全书的主要部分，占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海经》包括“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这“海外四经”四卷四篇及“海内四经”的“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四卷四篇以及《海内经》一卷一篇。而《大荒经》包括了“大荒四经”的“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四卷四篇。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刘秀（歆）在整理《山海经》时，认为是“出于唐虞之际”，为伯益所著。司马迁和班固都承袭此说。南宋朱熹则认为是战国屈原之后人为解释《天问》而作。当代学者认为，《山海经》的成书情况较为复杂，决非一人一时所作。大都认为，《山经》，即《五藏山经》成书最早，保存了许多远古的传闻资料，产生的年代当不晚于战国中后期。《海经》和《大荒经》产生的年代要晚一些，但最晚也不会晚于西汉初期。由于《山海经》内容及成书情况非常复杂，要确定其具体的作者及作年是非常困难的。

《山海经》的《山经》、《海经》及《大荒经》三个部分内容各有侧重。《山经》的内容多记山川地理、奇异的动植物矿物、祀神的典礼仪式和所用之物等，对各山山神的形貌、职司和神力也时有描写。《海经》中的《海外经》多写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也记有一些古老的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刑天断首等。《海内经》则杂记海内的神奇事物。如昆仑景象，建木形态，枭阳、巴蛇、贰负的状况等，也记载了一些国家和民族的情况。《大荒经》则主要记载神话，在各部分中，它保留的神话是最多的，一些重要的神话，如鲧、禹治水、禹杀共工、黄帝战蚩尤等神话就记载在这一部分里，是研究神话的宝贵资料。

在古代，《山海经》是图文并茂的，图画在书中还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所以有“山海图”这样的说法。郭璞注《山海经》时也有“图亦作半形”、“亦在畏兽图中”这样的说明。可惜的是，这些图大部分都已亡佚了。

◇二《山海经》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是我们研究古代地理、宗教、神话、动植物、医药、历史、气象等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

正如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的那样：“《五藏山经》在《山海经》全书各部分中最为平实雅正，尽管免不了杂有一些传闻、神话，基本上是一部反映当时真实知识的地理书。”据谭先生研究，《山经》共写了四百四十七座山，这些山中，见于汉晋以来记载，可以指系确切的约为一百四十座，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对晋南、陕中、豫西地区记述得最详细正确。这应该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宝贵资料。而《山经》在记述时，往往以山为纲，以首山叙起，依次叙山名、水名、道里、民族、风俗、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又是研究其他学科的宝贵材料。在《海经》中，记载了一些诸如结胸民、羽民国、厌火国、贯胸国、不死民、反舌国、三首国、长臂国、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丈夫国、巫咸国、女子国、轩辕国、白民国、长股国、一目国、大人国、君子国、无肠国、夸父国、黑齿国、玄股国等奇异的国家和民族，虽然这些国家和民族并非真有，只存在于传说中，但也有一定的地理学和民族学价值。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鲧、禹治水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个禹杀相柳的传说充满了神奇色彩，既可从文学或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看出共工、相柳、禹三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这些神话传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例如：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

这是研究古代巫的活动的资料。又如：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乡（向）。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这一段神话的前半部分写女魃在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的作用，后半部分写巫师驱逐女魃的宗教活动。“神北行”即是巫师的咒语。

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如上文所引的《海外西经》中的文字。“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蛇可能就是巫咸国的图腾。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山海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历史。虽然由于浓厚的神话色彩，其真实性要大打折扣，但是，它们毕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把几条类似的材料加以比较，有时还是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例如上文所引《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的记载，剔除其神话色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场古代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又如《大荒西经》、《海内经》中记载了一个黄帝的谱系：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乃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大荒西经》）这个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具有神谱的性质，但是，它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皇甫谧《帝王世纪》基本相同。

这就意味着《山海经》中的这一谱系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荒诞之言。再如鲧这一人物，《国语》、《尚书》、《左传》、等书都把他写成反面人物。《国语·周语》说：“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尚书·洪范》载：“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这些材料不是说鲧品质不好，就是说鲧治水方法不对，因而被尧所杀。而《山海经》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照这一记载，鲧被杀不是因为他品质不好或治水方法不对，而是因为他“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因而激怒了帝尧。鲧不仅不是反面人物，而且是一个不顾个人安危，救民于水火的英雄。到底《山海经》的记载真实呢，还是《尚书》、《国语》中的记载真实呢？现在已很难说清楚了。不过，《山海经》在这个问题上，起码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假如我们把《山海经》的这一记载与屈原《离骚》中的“鲧婞直以忘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以及《惜颂》中的“行婞直而不豫合，鲧功用而不就”等联系比较一下，恐怕还会倾向于《山海经》的这一记载。

同时，《山海经》又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经》载：“叔均乃为田祖。”关于手工业，《大荒海内经》载：“义均是始为巧亻垂，是始作下民百巧。”关于天文、历法，《大荒海内经》载：“噎鸣生岁有十二。”《大荒西经》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尤其珍贵，这在其他书中是看不到的，如《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上启下月}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现在，许多学者均认为，《山海经》在这里记载的是北极地带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的极地现象，只不过是古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就用神话来解释。这种记载无疑是宝贵的科学资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又如《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两条记载，有人认为前者记载的是太阳黑子活动和北极的极地现象，后者记载的是极地附近的假日现象。此外，从《山海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对大地的探测活动。《海外东经》载：“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中山经》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些记载，数字未必确实，但已反映出中国古人的探测活动。总而言之，《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著作，内容无奇不有，无所不包，蕴藏着丰富的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科学史、医学等学科的宝贵资料，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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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勋初先生，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周先生的治学范围十分广博，时间上纵跨先秦至近现代，研究领域则包括楚辞学、诸子学、目录学、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学术史等分枝。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7卷本包含16种著作的《周勋初文集》，此后周先生的《李白研究》（选编）、《师门问学录》（余历雄记录）、《李白评传》《馀波集》《韩非子校注》（参与编写、修订）等著作也先后问世。在文献整理以及工具书编撰方面，周先生也成绩斐然，比较重要的有《唐语林校证》《唐诗大辞典》（主编）、《唐人轶事汇编》（主编）、《宋人轶事汇编》（主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纂辑）、《册府元龟校订本》（主编）、《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等。

凡所涉及的领域，周先生皆有出色论著，读者想要全面了解他的学术特点与成就，可以参看《周勋初文集》等书。不过，随着现代学术分工的日趋细密，像周先生这种“贯通历代，弥纶群言”（莫砺锋先生语）的学者，很有必要将他的研究成果依据不同领域进行分类，再聚焦某一领域予以特别观照。“大家小书”这次推出的《唐诗纵横谈》，就集中选取了周勋初先生研究唐诗的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他在唐代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与贡献，以及他自成一家的治学特色。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扎实而空灵，博通而专精，充分体现了“传统”与“创新”的统一。所谓“传统”，是指他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功夫上造诣极深，比如周先生的研究精力并不仅放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上，但能写出《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这样精到的文章，主要得力于对本时段文献的通盘掌握，故每每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周先生的唐诗研究同样体现了这一特点，而唐代典籍又是他致力尤勤的一块领域，故此，《唐诗纵横谈》将长达5万字的《唐诗文献综述》作为书的“横”部，这是周先生治学思想的一种反映。

这篇文章原本是1990年出版的《唐诗大辞典》的附录，由主编周先生亲自撰写，他将浩如烟海的唐诗文献分成文集、史传、小说、谱牒、碑志、壁记、登科记、书目、诗话、艺术、地志、政典、释道书等13类，不但论述了每类文献的性质、产生背景、流传情况，而且介绍了此类文献重要典籍的内容和使用价值。如其中的“史传”部分，列举了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资治通鉴》等“正史”，还介绍了《南唐书》《蜀梼杌》《吴越备史》《南汉纪》《五国故事》《江表志》等“别史”“杂史”，并对专门记载唐五代诗人生平事迹的《唐才子传》作了说明，由此将唐诗研究可能用到的史传文献搜罗完备，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按图索骥。不过需特别指出的是，《唐诗文献综述》的重要价值并不仅在供人翻检和查找文献，它还对各种文献的优势与不足进行了提纲挈领的阐述，这就更加具有学术意义和指导作用了。同样以“史传”部分中的“正史”为例，《综述》指出：正史文献的长处在于它们是在皇朝一套正规完整的史料征集制度下完成的，故此可信度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史就没有错误，比如对一些声名不显的诗人而言，史官对他们的记载往往采自小说，其中可能夹杂着很多传闻失实的东西，需要研究者仔细别择。

这就涉及到了另一问题，即：如何对待唐代的小说文献？《综述》中的“小说”部分，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作者充分肯定了小说对唐诗研究有极大价值：小说内容丰富，可以补正史之阙;在探测时代风气、考辨诗人事迹、征辑诗篇遗轶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甚至有许多问题，不依靠小说材料就难以发现和解决。当然，《综述》也提到了小说可能有诬妄之弊，引用时需详辨慎取，还要与正史并读。将小说与正史视为唐诗研究的重要史料同等对待、互为补充，是周先生运用和处理唐诗文献的基本原则。这一观念的形成，是对中国古代重正史轻小说的学术传统的突破，也是对傅斯年、陈寅恪等前辈优秀学者治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受陈寅恪“通性之真实”论点的启发，周先生进一步指出：“笔记小说中的某些记载，虽然不合事实，但却反映了当代的社会风气，从中可见当时人的社会观念和真实心态，内涵甚为深广，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这种通达的学术眼光，对唐诗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周先生的唐诗研究中有不少得力于运用小说材料而取得瞩目成果的例子，而实际上，他对《唐诗文献综述》中各类文献的运用，都能做到得心应手，胸有成竹，故此周先生的学术研究给人以文献扎实的朴学特质，但这并非清代乾嘉学派那种考据训诂的“朴学”，而是融合了现代学术精神的“新朴学”，用周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在文献学基础上的综合研究”。正因如此，周先生的唐诗研究能立足文献却又超越文献，具备了更加精严深邃的思辨性和推陈出新的创新精神。

这种学术特点在《唐诗纵横谈》“纵”部的几篇文章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一文，周先生并不迷信正史上所谓的“盖棺定论”，而是力图还原历史人物在历史境遇中的真实面目，通过对史传、墓志等各种文献资料的综合运用，文章指出：杜甫干谒的鲜于仲通、韦济、张垍、哥舒翰等在当时都并无大恶，有的还颇有佳声，有人谴责杜甫结交权贵于道德有亏，完全是一种求全之毁，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周先生考察历史人物及事件等，比一般人更加细密全面，这体现了他对文献通盘掌握和综合运用的“朴学”功夫;但是周先生在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还能进一步有所发明，以更加宏通开阔的视野看待问题、以更加深入合理的态度分析问题，从而打破旧说、推出新见，这就突破了一般“朴学”所达到的质实层次，进入到更高明的“思辨”境界了。

这种精严深邃的“思辨性”，使周先生的唐诗研究每每能抉幽探微，发掘出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的内在本质，《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文章以韩愈《永贞行》一诗为焦点，而实际探讨的是韩愈对“永贞革新”的态度以及与友人刘禹锡的交谊问题。对此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但周先生切入的角度却与诸家皆有不同，他独辟蹊径地先从韩愈的家世出发，从韩愈长兄韩会与元载一党颠踬的惨痛教训中去探析韩愈与王叔文等划清界限的思想“情结”。这种分析使人意想不到，可细细寻思，却深自契合诗人内心深处不易为外人道的真实情感，给人极大的新鲜感与冲击力。文章又分析了韩愈与刘禹锡的复杂关系。韩愈认为自己遭贬或与刘禹锡等人泄露“语言”有关，这就造成了韩、刘之间的隔阂，而他本人重名好胜、矫激尖刻的性格缺陷更对其友谊造成了裂痕。刘禹锡对韩愈的态度，周先生没有从《祭韩吏部文》这等“官样文章”着眼，而是从《刘公嘉话录》等笔记小说中去探究诗人的真实心态，其实刘禹锡、柳宗元对韩愈皆有不满微词，个中缘由正与韩愈有违忠恕之道的性格缺陷有关。前面提到周先生善于利用小说中的材料发现和解决问题，这里正是一例。这篇文章的结论乍看上去颇为惊险新奇，但由于周先生始终以材料事实说话，以刻抉入微的分析进行演绎，故最终给人以合情合理，甚至更加精深严密的直抵本质之感。

周先生治学讲求“创新”“不为空言”，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有时不仅靠文献上的穷尽材料、竭泽而渔，还要靠对时代氛围、文学风气、学术思潮、文化背景的整体把握，这是周先生强调“在文献学基础上的综合研究”的根本原因。而他的李白研究，就试图突破传统研究思路的局限，代之以更加宏通开阔的文化格局：“李白研究，是唐代文学研究中的高难度题目，主要是因为研究积累太丰富。如果要谈心得，那就不能从概念出发，或者从前人的研究模式出发。”“考证在面对较为特殊的对象时，有不少局限性。如研究李白，要对其生平考证得十分精确，就很困难，因为他结交的人中大都为中下层的无名人物，漂流各地，文献记载很杂乱，自己的诗文中也少明确的时地记录，考证起来，就有难度。这就得考虑开辟新的研究路径。这条路径就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李白。”

《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一文，其实是周先生《诗仙李白之谜》十篇论文的精简提炼（详细情况请见本书文章中的说明），与之相关的文章还有《李白与羌族文化》《李白的晋代情结》等，读者想要全面索解李白之“谜”，可以将这些论著一并拿来参看。这些文章基本都是从有关李白的常见材料出发，但通过作者的旁征博引、阐幽抉隐，最终将其“解密”，发掘出其中隐藏的不寻常的“文化秘密”，从而廓清笼罩在李白身上的种种“谜团”乌云。如：李白及其家人姓名中寓含的西方因素，李白剔骨葬友反映出的蛮族习俗，他放浪任侠、剧饮狂歌的独特气质与蜀文化及胡文化的关系，他的游踪与诗歌和羌文化有何关系，他的婚姻观念为何与中原士人不同，他对唐王朝与边疆民族的战事为何能持客观态度，他在诸王分镇问题上导致失败的思想根源，他迥异常人特立独行的异端思想，等等。这些研究发前人所未发，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罗宗强先生评其：“把李白研究的视野大大的拓宽了，展现了李白研究的一个更为宽阔的领域。”

周先生从文化角度研究李白的方法与思路，为千百年来的李白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有的学者已开始追摹效法，但由于这种研究方法对学者本人的功力、眼光等学术条件要求很高，故能循着这条研究道路真正做出成绩的，似乎还并不多见。可见真正求实创新、言之有物的治学境界，往往是专精与博通的融合。有人说周先生的研究以考证精严见长，这一评价固然不错;但值得注意的是，周先生的研究始终存在着一种大判断，呈现出一种大格局，这就与纯粹考证型的学者绝不相同;他的李白研究之所以能突破樊笼、自成一家，固然与精深厚实的功力有关，但广博开阔的宏大视野，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

这一特点也贯穿在周先生的其他研究中。如本书所选的《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一文，由前人对唐代最好七律的论争，从而牵扯出唐、宋、明、清四个时代的不同的文学观念，这样就由一个比较细小的文学现象出发，为我们考察唐宋以来文学观念演变这一大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芳林十哲”考》也是从考证晚唐科场流行的一个称号出发，而实际反映了当时的科场风气、士子处境、士子与朝政关系等问题，由此考见晚唐社会之风貌。至于《元和文坛的新风貌》一文，则本身就是对中唐元和文坛的整体观照，当时的文坛极为错综复杂，要理清各种文学现象与文学观念、文人关系与文人群体，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更非具抽丝剥茧的细致眼光与纵横开阔的宏大眼界不可。总的说来，周先生的文章从细处看，是精严深邃、密不透风;但若从整体着眼，却又格局阔大、气魄雄沉。之所以形成这一特点，与周先生遵循“在文献学基础上的综合研究”的治学思路有关，这是“专精”与“博通”的融合，也是“考证”与“思辨”的融合。

周先生的唐诗研究还始终贯穿着一种“文学史”的宏通视野，这也反映在了《唐诗纵横谈》“纵”部几篇文章的选择上，如《李白奇特的文化背景》《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是对盛唐伟大诗人李、杜的研究，《韩愈的〈永贞行〉以及他同刘禹锡的交谊始末》《元和文坛的新风貌》是对中唐文坛的关注，而《“芳林十哲”考》是对晚唐诗坛的考察，《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和《〈唐十二家诗〉版本源流考》二文则分别从诗歌史与目录学的不同角度考察了唐诗对后代诗歌的影响。这些文章由小见大，大致勾勒出了唐诗发展脉络中的重要环节。

作为后学，写作这篇文章只能是抛砖引玉，关于周勋初先生的唐诗研究，想必各位读者一定会有更高明的想法或体悟。最后再说一句，周先生的文章重实证、学术性强，但他的文风却并不似一般研究性文章的刻板枯燥，而是大气舒卷，挥洒自如，生动灵活，有很强的可读性，既体现了扎实而空灵的学风，又恰好符合“大家小书”这套丛书的宗旨，即：“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雅俗共赏，开卷有益。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古籍是不是艺术

不是艺术

古籍定义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印刷于1912年以前又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1成为古籍的条件

要被称作古籍，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成书时间要在辛亥革命以前，另一个是书籍要有古典装帧形式，两者缺一不可。

成书在辛亥革命以前，就是在1912年以前制作出版的书籍才可以看作古籍，它是古代书籍制作时间的下限。

所谓古典装帧形式，就是说书籍装帧是中国古代传统装帧形式。

古籍除各种纸质文书外，还应包括甲骨、青铜器、竹简、帛书等等材质的文书。

2古籍善本

古籍分为普通古籍和善本古籍。按照国家汉文古籍特藏藏品标准，将古代典籍中具有较高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的部分古籍为“善本”。

善本书，通俗地说就是版本较好的书。如刻印年代较早、刻印技术精良、流传较少的书，以及具有某种特定价值的稿本、抄本、批校本等。

3新版古籍

指通过仿真影印等手段，复制具有古籍中的内容，而重新印刷出版的书籍。

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续修四库全书》

仿真再造的四川省图书馆 馆藏明崇祯刻本《圣迹图》

该书以连环画形式浓缩孔子一生，是中国较早的连环画类典籍，流传极罕。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澳门只是“七子”之一。祖国母亲被掠去的七子分别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

历史不会忘记1842年那个屈辱的8月，清政府官员卑躬屈膝，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

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

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明代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

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

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

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被租让给法国。

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租界20余处。“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威下四散飘零。有一首诗代表了当时爱国志士们的心境：“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

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

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追求统一的意志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闻一多之子说：“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精诚所至，金石能开

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闻一多《七子之歌·诗序》

“中华七子”命运的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949年金秋的北京。在这块曾被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土地上，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惨痛的悲剧。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8年，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国力蒸蒸日上。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跃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响遏行云。

“不能将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中国***人代表中华民族喊出了洗雪耻辱的最强音！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表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邓小平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坐落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6月30日23点59分，英国蓝底米字国旗和绘有皇冠狮子米字图案的英治港旗缓缓降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零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盛开着紫荆花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交接仪式后，查尔斯王子和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茫茫夜色中，登上即将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轮船起锚处，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登陆香港的地点。

两年之后，中华民族以又一个洗雪耻辱的时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12月19日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内灯火通明。23时58分，绿色的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像帆一样滑落，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和绿色带有莲花图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准时升起。中葡两国政府在这一刻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澳门回归之夜，闻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共20多人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举行家祭，庆贺澳门回归祖国。家中对联高悬：“百年诞辰红烛燃遍举酒慰英灵，九九归一死水微澜昂首新世纪”，横批“澳门回家”。

闻一多之子闻立雕说：“父亲期盼骨肉团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新世纪梦想：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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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1946)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 。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 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1928年，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 ，收1925年以后的诗作28首，作品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了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 。同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秋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此时，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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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臧克家

这篇文章记叙了闻一多先生的主要事迹，表现了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熟读课文，想一想，我们应该学习闻一多先生的什么精神作者是从怎样的角度选取材料和确定记叙重点的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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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红烛>>赏析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这首诗写于1923年。诗人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在回顾自己数年来的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时，就写下了这首名诗《红烛》，将它作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

诗的开始就突出红烛的意象，红红的，如同赤子的心。闻一多要问诗人们，你们的心可有这样的赤诚和热情，你们可有勇气吐出你的真心和这红烛相比。一个“吐”字，生动形象，将诗人的奉献精神和赤诚表现得一览无余。

诗人接着问红烛，问它的身躯从何处来，问它的灵魂从何处来。这样的身躯、这样的灵魂为何要燃烧，要在火光中毁灭自己的身躯？诗人迷茫了，如同在生活中的迷茫，找不到方向和思考不透很多问题。矛盾！冲突！在曾有的矛盾冲突中诗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因为，诗人坚定地说：“不误！不误”。诗人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准备朝着理想中的光明之路迈进，即使自己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

诗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歌颂红烛，写出了红烛的责任和生活中的困顿、失望。红烛要烧，烧破世人的空想，烧掉残酷的监狱，靠自己的燃烧救出一个个活着但不自由的灵魂。红烛的燃烧受到风的阻挠，它流着泪也要燃烧。那泪，是红烛的心在着急，为不能最快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着急，流泪。诗人要歌颂这红烛，歌颂这奉献的精神，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光明。在这样的歌颂中，诗人和红烛在交流。诗人在红烛身上找到了生活方向：实干，探索，坚毅地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计较结果。诗人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首诗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重幻想和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使用了抒情的感叹词，以优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情感。在诗歌形式上，诗人极力注意诗歌的形式美和诗歌的节奏，以和诗中要表达的情感相一致，如：重复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押韵形式、前后照应和每节中诗句相对的齐整等等。诗人所倡导的中国新诗的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这首诗中有一定的体现。可以说，闻一多融汇古今、化和中外的诗歌形式，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和追求精神开辟了中国一代诗风，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诗人去耕耘和探索。

我觉得能代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精髓的典籍是孔孟之道、老庄之道！说实话，我不觉得中国文化有那么单一，要让人张口闭口就谈孔孟老庄之流。我也不觉得中国文化有那么矫情，让人以为吟诗弄赋就算是核心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应该是更加博大精深一点儿的，更加实用，更加稳重一点儿的。

1、道德修身：孔子（前551-前479）的思想大体以伦理道德为先，强调在修身养性的基础上，完善人格，建立一个等级分明，各阶层和谐共处的社会。孔子极力阐扬的伦理道德包括仁、义、礼、智、信，修成这些道德的主要资源是传统典籍：《诗》、《书》、《礼》、《乐》等。通过学习典籍，努力践行，从身边的小仁小义做起，方可实现君子、仁人、圣人等高贵人格。

一个志为君子的人需要修成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仁”，这个概念在《论语》出现次数很多，也往往被孔子说成是极难，甚至只有尧、舜、禹等圣人才能达到，其他人包括他自己以及最看重的弟子颜回都很难称得上是十足的仁人君子。虽然“仁”如此重要，但孔子并没有给它下一清晰的定义，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与西方古代思想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所谓“义”者，宜也。事之宜与不宜，受三个要素的影响：时、地和人。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意思是要以“义”来衡量君子的行为举止。换而言之，君子的修身行政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不可死守条例。从“义”的解释可以看出，孔子不想人被道德捆住了手脚。

在孔子的体系中，“智”大致包括知识、智慧这两个范畴。与“仁”者相比，“智者”的层次要低一等。因此，智者未必是仁者，但仁者必定是智者。其它还有“忠”、“恕”等，但不及“仁”、“义”、“礼”、“智”、“信”五者重要。“忠”有两层含义，一是忠于己心，二是待人忠诚，不欺不诳。“恕”即是以己心度人心。

2、君子和圣人：在春秋时代或更早一点，“君子”是指贵族，带有等级色彩。但在《论语》中，这个词的意思似乎正处在由旧到新的过渡阶段，有时指贵族，有时指一种完美的人格。

就性质而言，“圣人”与“君子”有明显不同，孔子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圣人”似乎只有远古的仁人君子可以配得上，春秋时代是没有圣人的。一般来说，“圣人”比“君子”更高不可攀，圣人显得更清高，更曲高和寡。

传说孟子是孔子孙子子思（孔伋，公元前483-前402年）的学生，但目前还有争议。关于孟子有两个著名的传说，一是孟母三迁，二是孟子出妻。孟子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孟子》一书中，这本书现有7卷，是孟子晚年编撰的。也有人认为是孟子的弟子编撰的，孟子没有亲自动手。《孟子》思想对后世影响最深者有两点，一是性善说，二是仁政。其它的思想其实都是从这两点演绎出来的。

1、性善说：对人性的探讨是一切哲学思想的根基之一，从《论语》看，孔子没有在人性方面做深入探讨，但在他去世之后，孔门弟子及早期儒家中有一种倾向，即是探究人性。孟子的性善说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政治影响深远。由于有性善说，所以中国古代相信人性是可靠的，相信政治制度、国家之兴衰都建立在统治者的道德之上。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政治看重“选择什么样的人来治理国家”，而不是“如何约束统治者的权力”。这样的思维表现出来就是“清官情结”、贪腐无可根治、国家制度叠床架屋而无根本突破。

2、仁政：建立在性善说之上的政治学说就是“仁政”。以“仁政”为基点，孟子的政治学说中还有民贵君轻等思想。由于相信人性本有“仁义礼智”，所以要造成民治国盛的局面，首先就是要将这四种善的道德“扩而充之”，即是加强道德修养。中国社会现在还在讲“以德治国”，加强师德、思想政治教育等，这与传统都是有密切关系的。

孟子的“仁政”说也有其积极的意义，如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都注重“均贫富”，在贫富分化严重时，会想办法去避免社会走向分裂。当然，这只是思想意识上的反映，不是现实的写照。从“性善说”、“仁政”看，孟子的思想有个明显的倾向：走向心性内部，关照人之心性问题。到战国晚期，这种思想被荀子讽刺，认为没有学到孔子思想的精髓。但在历史上，孟子的思想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老庄之道与儒家思想相反，是出世的，因此，在中国社会，它往往成为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受挫之后，自我疗伤的常用药。

1、神秘的老子：老子是谁？这是至今纷扰难定的问题。和这个名字产生纠缠的名字有李聃、老聃、李耳、老莱子等。早在汉代，人们已经不清楚“老子”到底指谁。在思想方面，老子最显着的特点是“无为”，这是一种带点消极气质的思想，与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舍己入世是完全不同的。传统说法以为老子是孔子的学生，这未必可信，但从两人思想一为积极入世，一为消极出世的对比看，两人生活的时代应该比较接近。两人面对着一个同样的局面，但想出的应对方式是不同的。孔子想着去改善，去调和；老子想着去逃避，去批判，从心理上消解混乱之旧世界对人心的扰乱。

2、宗教经典《道德经》：传说是老子作的《老子》至少有四五个不同的书名，另外一个常为人称道的名字就是《道德经》，被后世的道教尊为自家的经典。其它的书名还有《道德真经》、《老子五千文》、《五千言》。

现在的研究表明，《老子》一书的思想就来源说非常复杂，这一点是《论语》无法比的。但不管《老子》一书有如何复杂，其核心思想还是非常清晰的。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有把锈针漫与人——学习古文献的一点体会

---------摘自韩山书院

说实话，论坛里藏龙卧虎，谈这个话题，只会献丑，不过也是自己的浅显心得，就当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对初学者，有些许启发。

学习古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选择了一条寂寞而艰难的路，具体不用我多说，所以，如果真的有强烈的兴趣，那就耐住寂寞，艰难地走，如果没有多少兴趣，还是趁早放弃。

先说些我认为学习古文献的基础。

首先是要有一些古籍阅读能力，通文字音韵训诂。谁也不能说自己掌握得多好，不过基本的一些，还是要懂，否则无法进行下去。学习的方法，无非多读，多看。

具体说：1、会一些篆文。甲骨文之类的，太专业，就算了。但得识一些篆文，因为藏书印之类的，篆文多。方法：看《说文解字》，不能通读的话，看五百四十部首也行。

2、会一些草书。许多材料，是稿本、钞本，用草书、行书写成，有些刻印的书，序跋之类的，也是行书、草书。不识一些草书，无法阅读。学习方法：找本《草书千字文》，或孙过庭《书谱》。多看。

3、会一些俗字，敦煌卷子固然有很多俗字，许多世俗材料也有俗字，钞本、稿本也有俗字，许多刻印的书，也有俗字。不误俗字，有的书就读不下去。方法：《干禄字书》、《龙龛手镜》、《碑别字新编》或黄征老师的《敦煌俗字典》等。

其次，要会查工具书。可以看一看《文史工具书举要》之类的，介绍文史工具书使用法，不仅要学会，更要时时用。要知道有哪些工具书，什么情况下，可以去查哪个工具书，如何去查。具体的，就不用多说了。我常常看到有些朋友，有个什么问题，到处问人，不得其解。其实只要知道有应该查什么工具书，一检便得的。

再次，要知道如何找材料。我要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得需要查哪些材料，心里得有数，这需要一些目录学的知识。然后是如何去查，像清人的集子，可以看《清人别集总目》之类，上面列有馆藏，可以到处跑跑。材料又分纸质材料、电子材料。有些材料，数典、龙腾、爱如生，包括我们韩山书院，能够下载，也就免得东奔西跑。

具体的古文献研究，方向很多，千差万别，但我觉得有些基础的，应该掌握。

我建议大家花半年到一年时间，做一个个案研究，即研究某一个作家或学者。不宜太著名的，二、三流的就可以了，主要是锻炼自己，不求出多少成果。可以做的工作很多：生平考、家世考、交游考、著述考、某一著作的版本考……然后尝试整理其著作，涉及到版本考察、校勘、标点等。然后可以作此人的年谱，辑录其佚文佚作、辑录生平资料、辑录评论资料、辑录交流唱和的诗词……经过这一轮的尝试，应该对古籍整理有了粗略的认识。以后看到别人一篇文章，也知道从哪些角度进行评价了。

具体研究的方法，因人而异，因方向而异。

我很惭愧，在南师大学习六年，没有很好的学到老师的方法，只是在瞎混，不过就自己所熟悉的，举三个例子：

我导师赵生群教授，研究《史记》、《春秋》，《史记》一百三十卷，加上三家注，得有二百万字左右，据赵老师讲，他前后通读过几十遍，零星查找不算，所以我们课上提一个什么问题，他基本都能背出原文来，来龙去脉很清楚。这是需要花很多工夫的。但能够做到这样，就会精熟，许多问题就会浮出来，得到解决。每再读一遍，都会发现一些新问题的。当然，不仅仅是看《史记》一书，相关的《尚书》、《春秋》、《国语》、《战国策》、《汉书》……，也自然要熟悉。这是一条路子。

黄征教授，研究敦煌语言文字，简单看，就是识字，但请不要小看这识字之术，许多敦煌学研究者，有的还是很著名的敦煌文学、敦煌文字的大家恰恰缺乏这一基本能力，因此误读原卷，在错误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错得就更加离奇，这种情况以前可谓广泛，现在也不少见。所以识别敦煌俗字，看似简单，其实是一门大学问，黄征老师又将这上升为理论，著述很多。具体方法我没有尝试过，所知道的大概是，多看原卷（不是去法国、英国看敦煌卷子，是指看图版，上古等出的几套，或者实在不行，《敦煌宝藏》也可将就），对照他人录文。最好是拿着《敦煌变文校注》，边读边核对原卷，一篇一篇读，注意其校注，这样大半本读下来，一般的俗字，就都认识了。如果无法找到原卷，那看黄老师《敦煌俗字典》，也可以，不过效果不如对原卷好，没有直观印象。坚持一年，就掌握了一个大概，再去看一些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就会发现真的是“讹火满纸”了。

江庆柏教授，清代文献研究、四库学研究。江老师可以说是我见过最勤奋的老师，近年所出的《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代进士题名录》，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肯定，可见先生扎实的学风和过硬的功力。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所收几万人，一一去图书馆查找原始资料，进行详细的考证，前后看过的资料，有数万种之多，这种做学问的态度、方法，让人钦佩，值得所有研究古文献的学习。

说得有点乱，以后再整理修改，希望大家也多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者谈谈自己熟悉的学者治学的方法。

1、先学习王力《古代汉语》。熟读文选，熟记常用词，掌握常识部分。三方面不可偏废，而以文选为主。反复学习，做一些练习，与此书配套的练习较易找到。

2、再选一种自己感兴趣的先秦典籍，如：《论语》《孟子》《孙子》《左传》《国语》《战国策》《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找较权威的普及版注译本，细读一种，推荐从杨伯峻《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开始。

3、常用词的学习至关重要。要与文选学习相结合。想深入学习可读王力《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此书是在《古代汉语》常用词基础上扩编而成，既可作为工具书，又可作为读本学习。

4、读一两种先秦诸子则后世议论性文章就不难了。读过《左传》《战国策》则读《史记》就不难了。而读了《史记》则后世记叙性散文就不难了。至此唐宋八大家可随意读。

5、继续学习，可读古人的注疏本了。能借助古注就可读通一切古文。

6、深入学习，从《六朝文絜》《汉魏六朝赋选》等开始，学习骈文。继而读《文心雕龙》。骈赋的学习可以极大扩充词汇量，进一步提高古文阅读力。

7、学习典籍的同时，可以穿插学习一些小学类书籍，如注析本的《说文解字》《尔雅疏证》等，当代人充分利用金甲简牍之学而又上继乾嘉朴学，在说文方面已经超越古人，不一定非要去读清代四大家。

8、进一步可以学习王力《汉语史稿》，读一两种古代汉语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方面的书。读讲古代文化史、文学史的书。少读诗词，多读散文。为什么？因为，散文的文法结构比诗词更正规，不像诗词那样多倒装、省略等现象，从打基础的角度讲，多读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