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专题研究:巴金 佛学 佛学研究 中国佛教 古籍善本 简帛研究 简帛研究 近代中国：中国近代史研究 民族研究 摩尼教研究 唐代研究 唐代文史研究资料库（繁体）-包括陈子昂、孟浩然、李白、王维、高适、杜甫、岑参、李贺、唐人年谱分年汇编、唐人年岁速查表、唐人个别资料、新唐书百官志等研究资料。

2、小说研究 诗歌研究 中国哲学 中文研究 国学入门 经济史论坛 敦煌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先秦史 中国儒学法律史学术

3、人物研究:孔子研究 孔子2000 纳兰性德研究 李白研究 苏轼研究 苏曼殊研究

4、线上数据: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藏鲁迅（1881-1936）研究资料目录初编、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中文图书馆藏中国明清通俗小说书目提要、北大全唐诗检索系统

1925年10月出生。江苏江阴人。

1944年毕业于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同年考入中央大学南京部历史系。

1946年重新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历史系）。大学时代即发表文章，与陈寅恪先生论辩。毕业论文讲唐代河北藩镇，否定陈寅恪先生“以昭武九姓胡为安禄山主力”之说曾为学界所瞩目。

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同年至上海交通大学任助教。

1956年任讲师，后随交大迁校来到西安。

1957年被划为右派。

1962年安排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工作。

1978年9月调入陕西师范大学。

1979年右派问题正式平反改正，恢复讲师职称。

1981年任副教授。

1982年晋升为教授。先后在学校图书馆、历史系、唐史研究所、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

1983年任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

1987年任所长。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2001年退休。

2007年1月16日18时40分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82岁。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唐史学会顾问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复旦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 黄永年先生童年在常州上幼稚园、小学，并无所谓家学渊源。引导黄永年进入学术之门的，是抗战初在沦陷了的常州地摊上买到的吕思勉先生所著《经子解题》。接着在武进县立初中读书时找些古书自己看，学做文言文也过了关。

高中上了不到半年的苏州中学沪校，二年级时考入设在常州郊区不属敌伪管辖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有幸听了吕思勉先生讲授的国文、本国史，以及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等于上了一次大学。同时，从吕思勉先生处得知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购读后深信三皇五帝、夏禹治水之非史实，并由此学得了精密的考证方法。

接着又认识了与吕思勉先生同编《古史辨》第七册的童书业先生。抗战胜利后又认识了顾颉刚先生，成为他们的学生。至于研究唐代文史，则在放弃了胜利前中央大学南京部分的学籍重新考入复旦大学之后，其时买到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其跳出了以人之忠奸贤愚来论史的窠臼。但黄永年又不盲目崇拜权威，在当时发表的文章里，就有对陈先生《狐臭与胡臭》作商榷的。

解放后所写毕业论文讲唐代河北藩镇，也否定陈先生以昭武九姓胡为安禄山主力之说。 黄永年先生学识广博，视野开阔，其深厚的文献功力，当世学界罕有其匹。他几十年潜心精研，著作等身，在历史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古文献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有精深造诣，不仅是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北朝隋唐史及唐代文学、古典诗词小说的著名研究专家，更在版本学、目录学、碑刻学、古籍整理等领域内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是古文献学学科的一代宗师。

黄永年先生先后师从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童书业先生，受业名门，学有渊源。他早在大学学习期间发表的论文就引起学界关注，受到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的嘉许。近六十年的生涯里，他笔耕不辍，即使在错划右派期间，仍未放弃学术追求，其间撰写有关唐代经济和碑刻书法的文章，直到“文革”以后才陆续发表。 二十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黄永年先生主要从事唐史研究，兼及古典诗词和小说。研究玄武门之变、武周政权及其影响、宦官与禁军、肃代朝政局、泾师之变、二王八司马政局、元和后期党争。弄清楚这些无非是权力之争，而并非如通常所说庶族士族之争。

黄永年先生在90年代中后期又上溯北齐、北周和杨隋，探讨这一时期的史事。弄清楚北周实较北齐落后而被视为夷狄，周之灭齐惟恃府兵之强实为落后吞灭先进，但府兵缘隋开皇时“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而失去战斗力，文武合一之关陇集团在隋至唐初亦不复存在。其中仍多有与陈寅恪先生旧说之异同之处。

至于古典文学方面，则写过《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正义》、《长恨歌新解》等文字，并发现了仅存的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点校了《西游证道书》并考知《西游记》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考知《西洋记》金碧峰的本来面目。

黄永年先生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指导学术研究，抵制所谓“古为今用”之类的庸俗方法，并注重解决历史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诸多研究成果以史料扎实、考证细密、见解精卓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瞩目和推重，他的学术论文多收在已结集出版的《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树新义室笔谈》、《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等著作中。尤其是凝聚他数十年心血研究中古史的力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以历史上北朝至中晚唐一系列影响巨大的事件和制度为重点，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以敏锐的历史洞察能力，全面深厚的文献功底，缜密娴熟的考据方法，不仅厘清了诸多千古疑案，大大扩展了对这一时期某些重大史实的深入认识，填补了北朝及隋唐史研究的空白，而且以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提出若干独具创见的新观点，代表着研究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最高水平，充分展现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

黄永年先生参与了古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创立和建设，撰写了《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古文献学四讲》、《史部要籍概述》、《子部要籍概述》和《唐史史料学》等多部著作，享有很高声誉，被中国国内多所著名大学选作教材，为文献学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先生还积极从事古籍整理事业的实践，精心标点校勘《类编长安志》、《雍录》、《西游证道书》等多种古代典籍，均以质量精良而被视作权威性的版本。

黄永年先生对古代文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十分尽力，主持完成国家教委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二十四史全译》中的《旧唐书全译》与《新唐书全译》；并为《祖国丛书》撰写《旧唐书与新唐书》、《唐太宗李世民》；还承担了《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内《旧唐书》等六种选译，成为该类读物具有典范性的佳作。 黄永年先生堪称教书育人的楷模。他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的创建人，自1979年起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又奉部命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得其亲传的及门弟子已近百人。

黄永年先生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隋唐史专题（政治部分）、隋唐史专题（经济文化部分）等课程。

这些课程和学问都不是当年哪位老师直接传授的，而是凭黄永年先生多年自学而自行建立体系的。其中撰成教材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有《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古籍版本学》以及包括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的《古文献学四讲》。

黄永年先生授课内容丰富，贯通古今，挥洒纵横，深入浅出，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他所培养的学生，多人已成为学界翘楚，国家栋梁，他所传授的各门学问业已后继有人，他倡导谨严治学的优良传统和朴实学风。 陕西篆刻界熙熙攘攘，名人众多，知道黄永年先生的人不多。其实，他却是早就陕西篆刻争得荣誉的人。1987年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书法卷》，作为“一部反映‘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成果及其历程的拔萃本总集”，选录标准谨严，篆刻中国只选百家，陕西仅黄永年、沈锡健、赵熊、方磊四人入选。四人中除赵熊外三人在陕西都少为人知。

陕西篆刻以“做作古怪”为基本面貌，陕西篆刻有黄永年先生功力学养的人，少之又少。黄永年先生的印，两个特点：其一，粗看没有受三秦大地的地气弥漫，呈现荒蛮之势，细看也没有剑拨弩张的匪气，安静受用。其二，反复赏玩，能感觉作者的温润仁厚之心，干净整洁的品性。

《曹伯庸印》，（曹伯庸是陕西的书法名家，也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教授，也是关学继承者，学养精深；长期从教，桃李满天下；已过古稀之年，却笔耕不辍，著述迭出。）这方印和曹先生的书法风格和为人最贴切的，就是有棱角但是不伤人。

《陈泽秦印》，（陈泽秦，字少默，也是陕西的书法大家，一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诗文词赋、金石书画无所不精，尤擅长于古籍善本、文物、字画的鉴定。其书法艺术风格格调高古，形拙神秀。他对隶书的表现形式进行创造性的发展,最终奠定了其隶书风格在中国书法事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成为当代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大师。）和陈老的书法很般配，陈老的字斜仄飘忽洒脱，而这方印稳重，有分量！

《黄永年印存》一书由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本书收入作者印存和作者对篆刻艺术的理解两部分内容。印存部分多为作者为朋友所刻的私印和私用印。篆刻艺术部分为作者的一份讲稿，能够提高读者对篆刻艺术的认识。 1《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黄永年著少年儿童出版社1956年7月初版

2《旧唐书与新唐书》 黄永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初版　　3《古籍整理概论》 黄永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初版 印4300册　　4《旧唐书选译》 黄永年译巴蜀书社1988年8月初版　　5《天妃娘妈传》 黄永年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初版　　6《韩愈诗文选译》 黄永年译注 巴蜀书社1990年8月初版　　7《吴伟业诗选译》 黄永年译注 巴蜀书社1991年12月初版　　8《西游记》 黄永年中华书局1993年10月初版　　9《周书选译》 黄永年译注 巴蜀书社1994年6月初版　　10《中国古代史论集》 黄永年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初版　　11《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黄永年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初版　　12《老子·庄子·孙子·吴子》 黄永年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初版　　13《清代版本图录》 黄永年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初版　　14《论语·孟子·孝经·尔雅》 黄永年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　　15《西游记》[明]吴承恩著 黄永年点校 中华书局1998年1月初版　　16《王荆公唐百家诗选》 黄永年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初版　　17《吹网录欧陂渔话》 黄永年校点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1月初版　　18《中国古代史论集》 黄永年 陕西师范大学1999年10月初版

19《王荆公百家诗选》 黄永年等 辽宁教育1999年12月初版

20《王荆公唐百家诗选》 黄永年 辽宁教育2000年1月初版　　21《西游记》 黄永年 中华书局 2000年6月初版　　22《树新义室笔谈》 黄永年上海书店2000年8月初版3000册　　23《文史探微》 黄永年 中华书局 2000年10月初版　　24《学苑零拾》 黄永年 华东师大出版社 2000年12月初版　　25《古籍整理概论》 黄永年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11月初版　　26《雍录》 黄永年点校 中华书局 2002年5月初版　　27《唐史史料学》 黄永年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年12月初版　　28《古文献学四讲》 黄永年 鹭江出版社 2003年9月初版　　29《文史存稿》 黄永年著 三秦出版社 2004年5月初版　　30《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黄永年 上海书店 2004年7月初版　　31《黄永年印存》 黄永年 中华书局 2004年10月初版　　32《古籍版本学》 黄永年 江苏教育 2005年12月初版3150册　　33《学苑与书林》 黄永年 上海书店 2006年1月初版　　34《古籍整理概论》 黄永年 上海书店 2006年1月初版

35《北齐书选译》 黄永年译注 巴蜀书社 1991年　　36《颜氏家训选译》 黄永年译注 巴蜀书社 1991年　　37《类编长安志》 黄永年点校 三秦出版社 2006年　　38《唐代史事考释》 黄永年 联经事业出版公司 1998年　　39《唐太宗李世民》 黄永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黄永年先生热爱中国***，热爱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使命感，他在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期间，积极参政议政，时时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他爱校如家，关心陕西师范大学各项事业尤其是文史学科的发展，为学校工作积极出谋献策，竭尽自己的才智。

黄永年先生一生襟怀坦荡，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虽身历坎坷而志向弥坚。先生平生所奉，正如他自己所说：“科研是要多出成果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为自己的国家争光彩；教学是培养青年使后继有人，且能超越前人。至于其它得失荣辱，就都是身外之物了。”信哉斯言！他将全部心血皆投身于学术研究而耕耘不止，他将毕生精力都倾注于化育英才而诲人不倦。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唐史专家牛致功说：“黄永年先生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在全国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我在1980年以后与黄永年开始交往，他的《唐史史料学》一书在体例、内容、时段方面有很多创新，是学习、研究唐史者的必读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宗国说：“黄先生的学术贡献非常独特，他在唐代政治史的研究方面有很多创见。”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刘后滨说：“黄先生在唐史、古文献学、古文字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的旧学功底很深，他的去世，是唐史研究领域的一大损失。”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任士英：“我硕士生时候导师是牛致功先生，但听完了黄先生所有的课。自己8万字的硕士论文，就是在黄先生的坚持下分两次发表在《唐史论丛》上的。黄先生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造诣非常惊人，我听中国书店的人说过，只要是黄先生买下的古书，价格后面再加一个零都算是便宜的。”

1 王冕传文言文及解释

作品原文 王冕者，诸暨人（1），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2），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

或牵牛来责蹊田（3），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

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4），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5）。

安阳韩性闻而异之（6），录为弟子，学遂为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

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养（7）。久之，思母还故里，冕买白牛，驾母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

乡里小儿竞庶道讪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8），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高庭下（9），备奴使哉？”每居小楼上，客至，僮入报，命之登，乃登。

部使者行郡，坐马上求见，拒之去。去不百武（10），冕倚楼长嘨，使者闻之惭。

冕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童子羞为者，吾可溺是哉？”竟弃去。

买舟下东吴，渡大江，入淮、楚，历览名山川。或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人斥为狂奴。

北游燕都（11），馆秘书卿泰不花家（12）。泰不花荐以馆职（13），冕曰：“公诚愚人哉！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何以禄仕为？”即日将南辕（14），会其友武林卢生死滦阳（15），唯两 、一童留燕，伥伥无所依。

冕知之，不远千里走滦阳，取生遗骨，且挈二女还生家。冕既归越，复大言天下将乱。

时海内无事，或斥冕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

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

芋一区，薤、韭各百本（16）。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

结茅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尝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秘不使人观。

更深入寂辄挑灯朗讽，既而抚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17）。当风日佳时，操觚赋诗（18），千百不休，皆鹏骞海怒（19），读者毛发为耸。

人至不为宾主礼，清谈竟日不倦。食至辄食，都不必辞谢。

善画梅，不减杨补之（20）。求者肩背相望，以缯幅短长为得米之差（21）。

人讥之。冕曰：”吾藉是以养口体，岂好为人家作画师哉？“未几，汝颍兵起（22），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23），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冕状貌魁伟，美须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试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24）：予受学城南时，见孟寀言越有狂生，当天大雪，赤足上潜岳峰，四顾大呼曰：“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25），穿曳地袍，翩翩行，两袂轩翥（26），哗笑溢市中。

予甚疑其人，访识者问之，即冕也。冕真怪民哉！马不覂驾（27），不足以见其奇才，冕亦类是夫！[1] 作品注释 （1）诸暨：今浙江诸暨市。

（2）陇：同“垄“，田垄。（3）蹊：踩踏。

（4）策：书册。长明灯：佛前昼夜长明的灯。

（5）恬：安然。（6）安阳韩性：字明善，绍兴（今属浙江）人，其先居安阳（今属河南）。

元代学者。曾被举为教官，不赴。

卒后谥庄节先生。著有《礼记说》等书。

（7）越城：指今绍兴市。（8）李孝光：字季和，浙江乐清人。

至正年间（1341—1370）任秘书监著作郎。府史：府衙小吏。

（9）案：指文书档案。（10）武：半步叫武。

（11）燕都：即元代京城大都，今北京市。（12）泰不华：字兼善，世居白野山。

1341年（至正元年）为绍兴路总管。召入史馆，参与编修辽、宋、金三朝史书，书成以后，授秘书卿。

升礼部尚书，兼会同馆事。方国珍起兵，被杀。

秘书卿为秘书监长官。（13）馆职：这里指在史馆供职。

（14）南辕：车辕向南，即南归。（15）武林：杭州的别称。

滦阳：今河北迁安西北。（16）薤（xiè）：百合科植物，鳞茎可作蔬菜。

（17）伊、吕：伊尹、吕尚。伊尹为商汤贤相；吕尚，扶助武王来殷建立周朝。

（18）操觚：执简，这里谓拿起纸来。觚。

古人书写时所用的木简。（19）鹏骞海怒：喻极有气势。

鹏骞，大鹏高飞。（20）杨补之：指宋代画家杨无咎，字补之，善画梅。

（21）缯（zēng）：丝织物。（22）汝颍兵起：指元末红巾军起义。

（23）皇帝：指明太祖朱元璋。婺州：治所在今浙江金华。

（24）史官：作者自谓。（25）簁（shī）：筛。

（26）袂（mèi）：衣袖。轩翥（zhù）：飞举的样子。

（27）覂（fěng）驾：翻覆车驾。犹言不受驾驭。

[1] 作品译文 王冕，诸暨人，七八岁时，其父要他在陇上放牛，他却偷偷地溜进学舍听学生们念书，听了就默默记住，有时晚上回来竟忘了牵牛。有时会有人把牛牵回来，责备说踩了他的田，他的父亲生气了，狠狠地用鞭子和棍子打他，完了还是不改。

他母亲说：“儿子痴迷这样，你为什么不放任他呢？”王冕于是离开家，到寺庙旁居住，晚上就出来，在佛像的大腿上坐着，就着长明灯读书，一直读到天亮。佛像大多数是土造的，狰狞可怖，王冕虽然是小孩子，但他坦然得似什么都不知道，一点也不怕。

安阳的韩性听说了，觉得他很奇异，便把他收作弟子，学习儒学，后来成为通晓儒学的人。韩性死后，他的门人对待王冕就像对待韩性一样尊重。

当时王冕的父亲已经去世，他就把母亲接到越城去奉养。后来因为母亲想念故乡而回故乡，他买了头白牛，拖。

2 息庵翁传 文言文翻译

息庵翁，名叫志求，字文健，息庵是他的别号。他的先人是江西清江县人，后来到了明朝洪武年间到了苏州，就在苏州安家了。息庵翁的祖父贻令先生因为擅长书法而在吴中很有名。息庵翁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在他祖父身边磨墨，伺候祖父写字，仿着祖父的字体写字，字写得很有精神且遒劲。他祖父非常惊讶，就教授他写字的方法。息庵翁为人清廉、正直，不符合礼法规定的不说、不做，亲朋好友都特别尊敬他。

息庵翁特别喜欢看书，一旦知道别人有好的古籍善本，就马上去借阅。他把自己的小屋装饰好后独自居住，在桌上点一炉香，放一瓶水，早晚抄录借来的书籍。然而息庵翁心中有雄心壮志，为自己不能及时有所作为而感到羞耻，听到秋风就不禁为这萧瑟所感染，马上扔掉笔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等心情平复后却又继续抄书，最后也只是在家中郁郁不得志，他在雍正四年去世，被安葬在黄山。息庵翁由一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子孙都很贫困，他的坟因此得不到修缮儿破败，坟周围种的树也很少，后人也很少去拜祭，但是息庵翁一生所抄录的书籍却都完好保存。

3 文言文省略句 王冕传

①七八岁时，父命牧牛垄上。

（王冕）七八岁时，（其）父命（其）牧牛（于）垄上。

翻译：（王冕）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要求（他）（在）田垄上去放牛。

②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

（王冕）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

翻译：（王冕）偷偷进入学堂听各位学生诵读课文，听完之后就默默记背下来。

③暮归，忘其牛。

（王冕）暮归，忘其牛。

翻译：（王冕）晚上回家，忘了带回自己的牛。

④已而复如初。

已而（王冕）复如初。

翻译：停止之后（王冕）又和从前一样了。

⑤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读书声）琅琅达旦。

（王冕）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

翻译：（王冕）晚上跑出去，坐在佛像的膝上，拿着书就着长明灯阅读，（读书声）琅琅，一直到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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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择仁传文言文翻译

谢无逸闲居

原文

谢无逸闲居，多从衲子游，不喜对书生。一日，有一贡士来谒，坐定，曰：“每欲问无逸一事，辄忘之。尝闻人言欧阳修者，果何如人？”无逸熟视久之，曰：“旧亦一书生，后参大政。”又问：“能文章否？”无逸曰：“也得。”无逸之子宗野方七岁，立于旁，闻之匿笑而去。此等举子，如何唤作书生？唯不喜书生，故来谒者，但有此等举子。

注释

1、本文最早见于宋惠洪《冷斋夜话》，原题为《欧阳修何如人》，明小说家冯梦龙《古今笑史·无术部第六》收入，改题为《问欧阳修》。

2、谢无逸：即谢逸（1068-1113），字无逸，自号溪堂。宋代临川城南（今属江西省抚州市）人。进士及第。北宋文学家，江西诗派二十五法嗣之一。与其从弟谢迈并称“临川二谢”。与饶节、汪革、谢迈并称为“江西诗派临川四才子”。 曾写过300首咏蝶诗，人称“谢蝴蝶”。

3、闲居：亦作“间居”。谓避人独居。《礼记·孔子闲居》：“孔子间居，子夏侍。”陆德明释文：“退燕避人曰间居。”《荀子·解蔽》：“是以辟耳目之欲，而远蚊蝱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晋陶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诗：“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

4、衲子：僧人。宋黄庭坚《送密老住五峰》诗：“水边林下逢衲子，南北东西古道场。”明汤显祖《南柯记·禅请》：“不去罢。我看衲子们谈经说诵的，不在话下。”清沈复《浮生六记·浪游记快》：“衲子请观万年缸，缸在香积厨，形甚巨，以竹引泉灌其内，听其满溢，年久结苔厚尺许。”

5、游：交游；交往。“从某人游”即“与某人交往”之意。

6、贡士：清制，会试中式者为贡士。《清史稿·选举志三》：“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六回：“此刻要他写一张借据，那可就比新贡士殿试写一本策还难点了。”严复《救亡决论》：“至于成贡士，入词林，则其号愈荣，而自视也亦愈大。”

7、谒：拜访；拜见。

8、每：常常。

9、辄：总是。

10、何如：如何；怎么样。

11、熟视：注目细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魏勃）因退立，股战而栗，恐不能言者，终无他语。灌将军熟视笑曰：‘人谓魏勃勇，妄庸人耳。’”《新唐书·文艺传上·胡楚宾》：“性重慎，未尝语禁中事，人及其醉问之，亦熟视不答。”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12、久之：很久。

13、匿笑：窃笑，暗笑。暗中偷笑；掩口暗笑。唐韦瓘《周秦行纪》：“太后又谓潘妃曰：‘子亦不来，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对。”宋惠洪《冷斋夜话·欧阳修何如人》：“又问（欧阳修）能文章否？无逸 曰：‘也得。’无逸之子宗野方七岁，立于旁，闻之，匿笑而去。”清平步青《霞外攟屑·缥锦廛文筑下·点化故事》：“帅不觉失笑，众亦匿笑而退。”茅盾《子夜》九：“忽然那一道和邻室相通的板壁有人答答地敲着，又有女人吃吃匿笑的声音。”

14、此等：这一等；这一类。

15、举子：科举考试的应试人。《旧唐书·高适传》：“时右相李林甫擅权，薄于文雅，唯以举子待之。”明陈汝元《金莲记·郊遇》：“举子进科场，全无字半行，烛已相将尽，问君忙不忙？”清沈复《浮生六记·闲情记趣》：“先拈阄，得第一者为主考，关防别座；第二者为誊录，亦就座；余为举子。”

16、但：只；仅。

译文

谢无逸避人独居时，经常跟僧人交往，不喜欢面对读书人。一天，有一位（会试中选的）贡士（读书人参加会试，中选的参加殿试，最终排定名次，已中选的称为贡士，殿试后分为三等发榜，一甲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均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来拜访，（宾主）坐定后，说：“（我）老想问您一件事，总是忘记。（我）曾听人说起欧阳修这个人，这个人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谢无逸盯着那人看了好久，说：“以前也是一位书生，后来参与朝中大事了。”（那人）又问：“（这个人）能写文章吗？”谢无逸说：“也能写。”谢无逸的儿子谢宗野才7岁，（这时）立于一旁，听了这话掩着嘴偷笑着跑开了。这样的考生，怎么能叫作读书人呢？（或许正是）因为（我）不喜欢读书人，所以来拜访我的，只有这样的考生吧。

5 文言文翻译

原文：

《后汉书·班超传》：

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诣校书郎，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译文：

班超为人有远大的志向，不计较一些小事情。然而在家中孝顺勤谨，过日子常常辛苦操劳，不以劳动为耻辱。他能言善辩，粗览了许多历史典籍。公元62年（永平五年），哥哥班固被征召做校书郎，班超和母亲也随同班罟到了洛阳。因为家庭贫穷，班超常为官府抄书挣钱来养家。他长期抄写，劳苦不堪，有一次，他停下的手中的活儿，扔了笔感叹道：“大丈夫如果没有更好的志向谋略，也应像昭帝时期的傅介子、武帝时期的张骞那样，在异地他乡立下大功，以得到封侯，怎么能长期地在笔、砚之间忙忙碌碌呢？”旁边的人都嘲笑他，班超说：“小子怎么能了解壮士的志向呢！”

6 王冕传文言文及解释

原文王冕者，诸暨人。

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父怒挞之。

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

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知。

王冕是诸暨县人。七八岁时，父亲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他偷偷地跑进学堂，去听学生念书。

听完以后，总是默默地记住。傍晚回家，他把放牧的牛都忘记了。

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过后，他仍是这样。

他的母亲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何不由着他呢？”王冕从此以后就地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一到夜里，他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诵读，书声琅琅一直读到天亮。

佛像多是泥塑的，一个个面目狰狞凶恶，令人害怕。王冕虽是小孩，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见似的。

7 复庵记文言文翻译

前朝太监范养民，在崇祯十七年夏天，从京都徙步到华山当道士。几年之后，才得以在西峰的左边盖了一所房子，取名叫“复庵”。华山下面的社会贤士大夫，大多和他有交往；华山周围的人都信任他，尊敬他。可是范先生本来并非道士之流的人。（他）自幼读书，爱好《楚辞》；诸子百家的学说以及经书史书涉猎得也很多。在宫中担任太子的伴读。当李自成扶持太子和另外两个王子离开北京，范先生料到他一定要向西逃，于是抛弃自己的家跑到关中，打算尽自己的职责。但是太子下落不明，范先生就当了道士。

旧中涓范君养民，以崇祯十七年夏，自京师徒步入华山为黄冠。数年，始克结庐于西峰之左，名曰复庵。华下之贤士大夫多与之游；环山之人皆信而礼之。而范君固非方土者流也。幼而读书，好《楚辞》；诸子及经史多所涉猎。为东宫伴读。方李自成之挟东宫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于是弃其家走了关中，将尽厥职焉。乃东宫不知所之，而范君为黄冠矣。

华山悬崖顶上，有松树可以遮荫，有地可以种菜，有山泉可以取水，不向官府纳税，不列入寺庙的财产登记簿上。华山下面的居民有人资助他材料，因此建造了这个住所来居住。（这所住宅）有房三间，面朝东，可以看见太阳升起。

太华之山，悬崖之颠，有松可荫，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税于官，不隶于宫观之籍。华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创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东向以迎日出。

我曾经在复庵住过一夜。开门远望，（只见）黄河的东边，苍青的雷首山拔地而起，（那就是）伯夷、叔齐采薇充饥而饿死的地方，（那些山峦）好象拱手站在那儿，（伯夷、叔齐的事）本来就是范先生所仰慕并仿郊的行为。从这儿向东，是汾河的一个曲折处，绵山在云烟中若隐若现，好象看见当年介子推追随晋公子出逃，公子归国之后，介子推却隐居在这里。这又是范先生有此心而不得实现的。从这儿再向东，太行山和碣石山之间，是明故都北京和明皇陵所在的地方，离那儿非常遥远，尽力远望也望不见了，（只有）彼此垂泪！我写了这篇记，留在山中。以后登此山的先生们，不要忘记范先生的志向啊！

余尝一宿其庵。开户而望，大河之东，雷首之山苍然突兀，伯夷叔齐之所采薇而饿者，若揖让乎其间，固范君之所慕而为之者也。自是而东，则汾之一曲，绵上之山出没于云烟之表，如将见之，介子推之从晋公子，既反国而隐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东，太行、碣石之间，宫阙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极望之不可见矣，相与泫然！作此记，留之山中。后之君子登斯山者，无忘范君之志也。

8 高士汪沨传文言文翻译

原文（节选）：

汪沨，字魏美，钱塘人。明朝遗民。少孤贫，力学，与人落落寡谐，人号曰汪冷。举崇祯己卯乡试，与同县陆培齐名。

甲申后，培自经死，沨为文祭之，一恸几绝，遂弃科举。姻党欲强之试礼部，出千金视其妻，俾劝驾，妻曰：“吾夫子不可劝，吾亦不屑此金也。”尝独身提药裹往来山谷间，宿食无定处。沨故城居，母老，欲时时见沨，其兄澄、弟沄亦弃诸生服，奉母徙城外。沨时来定省，然沨能自来，家人欲往迹之，不可得。

嗣因兵乱，奉母入天台。海上师起，群盗满山谷，复返钱塘。当是时，湖上有三孝廉，皆高士，沨其一也，当事皆重之。监司卢高尤下士，一日，遇沨於僧舍，问：“汪孝廉何在？”沨应曰：“适在此，今已去矣。”高怅然，不知应者即沨也。高尝舣舟载酒西湖上，约三高士以世外礼相见，惟沨不至。已，知其在孤山，以船就之，排墙遁去。沨不入城市，有司或以俸金为寿，不得却，坎而埋之。里贵人请墓铭，馈百金，拒弗纳。徙居孤山，匡床布被外，残书数卷，键户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踪迹。遇好友，饮酒一斗不醉。

魏禧自江西来访，谢弗见。禧留书曰：“吾宁都魏禧也，欲与子握手一痛哭耳！”沨省书大惊，一见若平生欢。临别，执手涕下。沨尝从愚庵和尚究出世法，禧曰：“君事愚庵谨，岂有意为其弟子耶？”沨曰：“吾甚敬愚庵，然今之志士，多为释氏牵去，此吾所以不屑也。”

康熙四年秋，终於宝石山僧舍，年四十有八。

译文：

汪沨，字魏美，是钱塘人。明朝遗民。少年时失去父亲，家里贫困，学习努力，性情孤傲，很难跟人合得来，人们称他为汪冷。考中崇祯己卯年乡试举人，跟同县陆培齐名。

甲申事件（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陆培自缢而死，汪沨写文章祭奠他，竟痛哭到几乎气绝，于是放弃科举考试。他的亲族想强求他参加礼部的考试，拿出千两银子看望他的妻子，让她促请汪沨起行，汪沨妻子说：“我的丈夫不能被劝服，我也看不起这些银子。”（汪沨）曾经独自一人提着药包在山谷中来往，吃住没有固定的地方。汪沨原来在城里居住，母亲年老，想经常见到汪沨，他的哥哥汪澄、弟弟汪沄也放弃了生员的身份，搬到城外侍侯母亲。汪沨时常来向母亲问安，可是汪沨能自己来，家里的人想要找到他的踪迹，却不能找到。

随后因为战乱，把母亲转入天台山侍侯。海上战事又起，山里到处是盗贼，又返回钱塘。在这时，湖上有三个孝廉，都是高洁之士，汪沨就是其中之一，当权的人都很敬重他们。监司卢高尤其礼贤下士，有一天，卢高在僧舍里遇到汪沨，问：“汪孝廉在哪里？”汪沨回答说：“刚才在这里，现在已经离开了。”卢高很失望，不知道回答的人就是汪沨啊。卢高曾经在湖上划船装着酒，邀约三个高士用世外的礼节相见，只有汪沨没到。不久，知道他在孤山，乘船去拜访他，汪沨仓皇逃走了。汪沨不进入城市，有的官员用自己的俸金给他祝寿，他不能推却，挖坑埋掉它。家乡的显贵的人请他写墓志铭，送给他百两银子，他拒绝不接受。迁徙到孤山居住，除了筐床和布被之外，只有几卷残破的书籍，锁上门出去，有时返回有时不回，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遇到好友，喝一斗酒也不醉。

魏禧从江西来拜访他，推辞不见。魏禧留下信说：“我是宁都的魏禧，想和先生握手痛哭一场啊！”汪沨察看书信后非常吃惊，初次见面就好像一生的老朋友。临分别时，相互拉着手流泪。汪沨曾经跟从愚庵和尚探究出世的方法，魏禧说：“您待愚庵这么恭敬，难道有做他弟子的想法吗？”汪沨说：“我很敬重愚庵，可是现在的有志之士，大多被佛教拉拢过去，这是我感到不值得（加入佛教）的原因。”

康熙四年秋天，汪沨终老在宝石山僧舍，终年四十八岁。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一、杜甫文化给湖湘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整个先唐，我国广大南方地区经济文化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秦汉时期南方地区刚刚纳入中原版图，地域文学还谈不上大的发展。汉末唐初长达四百余年的动乱又大大减缓了这一地区地域文学的发展进程。湖南在当时的落后程度更是令人吃惊，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户口统计，大业五载（609）全省人口才二十八万。贞观三年（639），全省人口三十一万。即使发展到百余年后的天宝元年（742），户口也近九十五万。近二十一万平方公里省境内仅有三十至九十余万人，足以显示开发程度之低，经济文化水平只落后。《唐会要》卷六二、卷八六载，荆、益、黔中、闽中、岭南州县都属于奴隶买卖区域。白居易《道州民》就提到：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说贞元中道州刺史一道州矮人岁贡京师供人取悦。洪、潭等州僧寺内也多奴婢。这些事例侧面反映出唐时期湘中地区的风俗愚顽、未被教化可见一斑。

只有到了隋唐一统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南方地区经济文化才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文学才开始自具面目，并与北方文学逐步走向融合，而融合的主要途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员来往。唐朝通过命官、铨选、贬谪、科举、置幕等手段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保持与南方的密切联系。同时，北方文人们的南来北访也是北方文化南输，南方广大落后地区受容先进的北方文化，形成地域文学的动态历程。

北方文人不但成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带来了北方文坛风气。北方文士在湖南常题壁，唱和，寄曾，这一系列活动给湖南地域文学带来的生气。湘文化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继承楚文化而逐步开始发展起来的。

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前提下，杜甫，作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湖南之行及留给后世的诗篇和遗迹，无疑对湖南地域文学与北方文学的交融，甚至对其地域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

大历三年（768）杜甫游岳麓山道林寺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塔劫宫墙壮丽敌，方丈涉海费时节，悬圃寻河知有无。暮年且喜经行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与宋之问的《晚泊湘江》及后来作幕潭府的沈传师，斐怀古诗并称“四绝”，中唐以来人们十分珍视，作四绝亭一贮之，以诗板高悬寺内，四绝诗、亭成为潭州一胜迹，韦蟾诗称：“沈裴笔力斗雄壮，宋、杜词源两风雅。”可见后人之无限仰慕。四绝亭周围的景致极美，文人诗兴因此更高，齐己《怀道林寺道友》云：“四绝唐千万木秋，碧参差影压湘流。闲思宋杜题诗板，翌日凭栏道业休”像这样写成的诗颇多，以至后来成集，《新唐书义文志四》。

二、杜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湖湘文化中凭吊文学的发展

杜甫仙逝湘江后有杜甫墓，杜工部诗才盖代，名悬日月，受后人景仰，并有不少凭吊诗为后人传颂：

扁舟下荆楚间，竞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

——唐·元稹《题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

——宋政和五年 凤台子 王得臣 彦辅《麈史》

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曰下西原。

——宋·徐屯田《过杜工部坟》

历代文人墨士对杜甫的凭吊不枚胜举，这些文学创作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湘文化的发展。

三、杜甫的“史诗”给湖南的历史学考察留下了一笔财富

杜甫的诗向有“诗史”之称，他在湖南的创作也毫不例外的发挥了这一功能。

譬如杜甫写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后，离开长沙，逆水来衡州投奔韦之晋，不料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两人恰于途中错过。杜甫再匆匆赶回长沙，韦之晋却不幸在日前暴卒，这使杜甫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只得暂栖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时暂住在江边的阁楼之上。生活没着落，他只能靠奉赋赠诗取得一点接济度日，这种“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难日子，使年老的杜甫心情倍增愁闷。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杜甫也没有仅仅悲伤自己的身世际遇，而是更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他写人民的疾苦，“万姓疮痍台，群凶嗜欲肥”；写吐蕃侵于外，藩镇骄与内，“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写战争的残酷，“丧乱死多门，鸣呼泪如霰”；写与死于战乱的百姓相比，自己尚有一舟可以栖身洗濯，“入舟虽苦热，垢腻可灌溉。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这些诗，真切地描述了那个动乱时代的社会状貌，为长沙留下了一页长沙诗史。杜甫在湖南留连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