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由古籍与现代出版物组成，是现代佛教图书馆与特色专业图书馆的合成。藏书量满足基本需求，涉及门类比较全面，既有古代的经史子集，也就现代意义的中文图书分类。古籍方面，我们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藏经阁内现有藏书量近10万册，寺藏古籍3万余册，善本古籍12000余册。其中古籍部现存有元、明、清三代大藏经5480卷，以及少林拳谱秘籍、木刻《少林寺志》、《明永乐南藏》、清乾隆年间嵩山书院刊刻的清纪昀《庚辰集》、清活字印本《串雅内编》、清康熙岳生堂刊刻《说嵩》等古籍。古籍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有中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这是目前发现的全世界第十三件开宝藏原件，是当之无愧的稀世国宝。而《赵城金藏》，全世界只此一部，被视为稀世瑰宝。

值得一提的是，少林寺藏经阁禅医药典籍、武术功夫秘籍的收藏量在全国图书馆行业处于前列。近年来，少林寺在释永信大和尚的主持下，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佛教医药全书》《中国武术大典》《禅宗大典》等大型丛书，均存放于藏经阁内。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2002年，北京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1635亿元，占全市GDP的51%。从1997年到2003年，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年均递增152%，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北京最具发展前景的产业之一。

　　一、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概况

　　（一）文化产业的内涵

　　按照国家统计局2004年4月公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北京市从1999年开始进行文化产业统计，统计的内容主要由来自服务业、行政事业单位、商业和工业4部分的15个行业类别组成。与国家最新标准相比，主要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对文化产业划分的依据不同。

　　1 文博资源

　　据第叁次文物普查统计，北京文物资源总量为3550处，文物建筑200万平方米，居全国首位。其中，世界文化遗产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处。

　　北京地区有注册博物馆121座，约占全国博物馆总数的57%，馆藏文物226多万件，其中大多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与历史价值，有些属世界级、国宝级藏品。2002年全市博物馆固定展览200多项，临时展览400多项，年接待观众3000多万人次，在规模和数量上居全国首位。目前，北京市民平均每10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已经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2 文化产业资源

　　（1）文化设施资源。北京文化设施总体上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九五”以来，相继兴建了首都图书馆新馆、中华世纪坛等一批现代文化设施。按照《奥运行动规划》，未来几年，北京文化设施投资将达到650亿元以上，超过前50年的投资总和。

　　（2）文化企业和品牌资源。

　　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

　　由于目前《文化产业分类》是依据文化活动的同质性原则划分的，既包括了公益性的文化单位，又包括了经营性的文化单位，因此，无法用其划分文化事业单位（公益性文化单位）和文化产业单位（经营性文化单位）。因此，在《文化产业分类》不敷出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实际，我们将北京市现有文化单位按性质分为3类：第一类是事业单位，如图书馆、博物馆等。第二类是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可以被看作国有文化企业，如各类剧院、演出团体，报社、电视台、图书音像出版社。第叁类是民营文化企业，如文化娱乐企业、私营图书发行公司等。按照这一分类方法，并考虑到目前的文化管理还主要是传统的行业管理，因此，对现有文化管理的主要政府机构，包括市文化局、市广播影视集团、文物局、市新闻出版局等所属的文化单位进行统计可知，这4家单位共直属文化单位92家，其中文化事业单位19家，文化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43家，其它部门点30家。

　　一是文化企业品牌。北京歌华集团、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广播影视集团初具规模，已成为北京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民营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如广播影视行业的中国保利华亿传媒。但总体上国有垄断的特征较为明显。

　　二是演出季品牌。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暨相约北京文化活动、北京国际音乐演出季暨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国际舞蹈演出季等叁大标志性品牌已经形成。北京新年音乐会、北京电视艺术周等正在成为首都的文化品牌活动。

　　叁是文化区域品牌。主要有北京古玩城、潘家园旧货市场、琉璃厂文化区。北京古玩城是全国首家文物监管旧货市场，是亚洲最大的古玩艺术品交易中心，总建筑面积234万平方米。潘家园旧货市场是全国最大的旧货市场，吸引着大批中外游客。琉璃厂是北京一条着名的文化街，主要经营古玩字画、古籍碑帖及文房四宝。

　　（四）北京文化产业发展情况

　　1 文化产业整体概况

　　从2000年到2002年，北京文化产业规模不断壮大，资产和经营收入平均增速分别达到197%和186%，文化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平均增速达到145%。但文化产业增加值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仍然较低，近3年一直在5%左右，与成为首都经济新的支柱产业点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2 文化产业结构分析

　　（1）行业结构。

　　一是文化服务业占主导地位。2002年，文化服务业资产总额、经营收入、增加值叁项指标占全市文化产业的比重分别为788%、625%和608%。

　　二是呈现四大主导行业。文化产业中的广播**电视业、出版业、印刷业、广告业具有明显的优势和较好的发展前景。2002年，以上4个行业的资产、经营收入和增加值分别占全市文化产业的757%、685%、669%（见表3）。

　　（2）所有制结构。

　　2002年，全市文化产业单位中，按登记注册类型分，国有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及外商投资经济所占比重分别达到336%、203%和55%。

　　（3）布局结构。

　　北京文化产业地域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具体表现在：一是历史文化和社会经济状况决定各区主导文化产业类型。如“宣南”文化造就了宣武区古玩业和京剧表演业，朝阳区的国际化和发达的经济水平促进了会展业、高雅艺术演出业的发展。二是文化产业布局的消费区指向特征明显。如海淀区蓬勃发展的图书销售业依赖于该区庞大的高校消费人群。叁是地域产业聚集初具雏形，如宣武传媒大道、朝阳大环影视制作中心等，但并未形成真正的文化产业园区，规模效益不明显。

　　二、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行业

　　概括起来讲，北京文化产业中的重点行业主要包括四大现有强势行业、叁大特有优势行业、两大新兴增势行业。

　　（一）现有强势行业

　　包括出版发行业点、广播**电视业（含新闻）、广告业，以及新统计口径下纳入的旅游业点四大行业。

　　1 出版发行业

　　按照国家统计局《文化产业分类》，出版发行业大体包括北京现行统计中的出版业、印刷业、图书报刊批发及零售叁大行业。

　　书刊出版业是目前北京文化产业中综合发展状况最好的一个行业，经营收入、增加值位居首位，资产总量、文化产业劳动生产率居于第二位。如果再将印刷业、图书报刊批发及零售业记入，叁者资产总量、经营收入、增加值3项指标，将分别占现行文化产业的427%、423%和482%，成为北京文化产业中的第一大行业。

　　2 广播影视业

　　（1）硬体设施居全国前列。

　　2003年，北京共有2座电视台、电视节目33套；3座广播电台，广播节目25套。现有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中影星美影院建设有限公司两条电院线，共计64家影院。2003年两条院线共放映120329场，观众698万人次，票房收入136192万元。

　　（2）拥有全国最大的影视节目平台。

　　一是拥有数量最多的影视制作公司。北京是全国影视制作的龙头基地，有200多家影视制作机构，占国内影视制作公司的40%以上点。

　　二是电视剧产量最高。2002年，全国共生产电视剧698部，其中北京地区生产230多部，占总数的1/3以上，与分列第二、第叁位的广东（37部）、上海（30部）相比，占有明显优势。

　　（3）以数字电视为代表的新业务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从2003年底开始，我国全面启动有线电视从模拟向数字转换（见表5）。据亚洲有线与宽带协会（CASBAA）预测，2010年中国的付费电视及上下游产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7000亿元，到2015年将增长到15万亿元。北京歌华有线是国内最大的平台运营商，以北京为首的华北地区，拥有最多的付费频道资源，并对东北地区的网络运营商有较强的吸引力，发展数字电视前景十分广阔。

　　3 广告业

　　广告业是与广播、电视、报纸、书刊等媒体相伴随产生的，具有跨媒体的性质，它是文化产业中人均劳动生产率最高的行业之一。2002年，北京广告业人均增加值达到121063元，是全市文化产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17倍。

　　4 旅游业

　　虽然北京旅游资源、旅游景点的规模和数量、质量均居全国首位，但北京旅游业发展的整体水平却不是最高的，国际旅游外汇收入和入境旅游者人数两项指标，在全国均排广东之后，位居第二位，提升的空间很大（见表6）。

　　（二）特有优势行业

　　北京文艺演出业、古玩艺术品交易、会展业这叁个发展门槛相对较高的行业，雄踞全国首位。这些行业虽然总体规模并不很大，但具有窗口行业性质，与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功能定位最相符合，积极发展这类行业，对提升城市品牌和整体形象有着重要作用。

　　1 演出业

　　演出业是首都文化产业中最有特色的产业之一，在体现北京文化中心地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2002年，北京市艺术业点的总资产为2511亿元，占整个文化产业的258%；经营收入401亿元，占079%；实现增加值377亿元，占23%。尽管在整个文化产业中所占的比重较小，但与全国其它省市相比，北京演出业发展的优势非常突出。

　　2 古玩艺术品交易点

　　文物经营、旧货市场、文物拍卖已成为北京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全市共举办132场文物拍卖会，总成交额为953亿元，总成交率为61%，各项指标均居全国首位。

　　北京文物拍卖中年经营额超过亿元的企业，排在前叁位的分别是中国嘉德（263亿元）、北京瀚海（257亿元）、中贸圣佳（178亿元），它们同时也分别位居全国前叁位。

　　北京文物监管物品市场，2002年总经营额超过5亿元，其中北京古玩城和潘家园旧货市场，在规模、年经营额上均居全国同类首位。

　　3 会展业

　　北京是全国主要的会展城市之一，会展业在全国起步最早。北京会展业的发展水平以及所办展会的数量、规模和影响力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年北京市会展业创造增加值将达到72亿元，约占全市生产总值的23%。

　　目前，北京会展业发展已经进入到了成熟阶段，与高新技术产业和开放型市场体系互为依托，呈现出以经济贸易和科技展览为主，国际会展增幅较大的特征。在2002年北京市接待的916个展览中，排在前叁位的经济贸易展览、科学技术展览、文教卫生展览，分别占接待总数的332%、249%和211%。特别是科学技术展览增幅较大，比2001年提高了126个百分点。按照《北京会展业发展规划》，到2008年北京会展总收入将超过70亿元，实现迈向亚洲会展中心城市的目标。

　　1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点

　　从网络资源看，北京发展互联网信息服务业潜力巨大。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03年，北京上网用户共398万，占全国上网用户总人数的5%，占北京市人口的28%，上网普及率居全国首位。北京市上网计算机数为198万台，占全国上网计算机总数的比例为64%。北京地区共有WWW（包括CN、C0M、NET、0RG下的网站）站点123万个，占全国的21%，其中CN域名84万个，占全国的25%。

　　2 以动漫游戏为代表的内容产业

　　北京在发展动漫游戏产业方面具有潜在优势：一是动漫游戏产业融合了叁维动画制作技术、数码录音等高新技术，是文化产业中与现代科技融合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北京在高新技术方面优势明显。二是动漫游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绝佳的创意和一流的制作水平，因此它对从业人员素质要求比较高，而这恰恰是北京的优势。叁是动漫游戏产业是一个带动能力非常强的产业，如玩具、食品、音像制品等，这些产业的发展符合首都经济的发展方向。

　　（一）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北京市文化产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技术层面的，如文化产业统计变动较乱；也有体制层面的，如文化管理体制不顺、文化企事业还未真正分离；还有操作层面的，如缺乏有针对性的文化产业支持手段等。除此而外，还有一些认识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制约了北京市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

　　1 技术层面：文化产业统计变动较乱，数据可比性差

　　由于北京市文化产业统计年度较短，到目前为止，只有1998年到2003年共6年的数据。加之如上所述统计口径的变化，造成部分主要指标，尤其是增加值年度之间不可比，而且无法进一步准确分析首都文化产业与北京文化产业的结构和关系。其结果是，如果采用《统计年鉴》的数据，即15个行业的分类，那么完整的数据只能从1998年到2001年；如果采用市统计局《统计报告》的数据，即12个行业的分类，那么完整的数据是从2000年到2002年。而对各行业中央与北京隶属关系的分析，则只能取到2001年的数据。目前，考虑到时效性，广泛采用的是后一种分类所得出的数据。也就是说，现在使用的“2002年全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1635亿元”，是12个行业的口径。由此可见，统计数据的变动，给宏观决策和研究工作都带来了困难。

　　2 体制层面：文化管理体制不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尚未真正分离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分离、文化管理体制的理顺是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在目前文化单位大多是部门归口管理的格局下，文化企事业的分离依赖于文化管理体制的理顺。而文化管理体制不顺，深层次的原因正是由于没有把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职能真正分离。

　　市区两级文化管理体制衔接不畅。在市一级，现行文化管理部门分得过细。比如，音像出版物的制作权管理在广电局，发行权管理归新闻出版局，文化市场管理在文化局，3家都有音像市场执法权力。在区县一级，建立了文化委员会，开始试行文化综合执法。区县文委在组成上，大部分是“四合一”，即由文化局、文物局、新闻出版局、广播电视局合并而来。在崇文区和宣武区甚至是“五合一”，即已将旅游局并入文委或合署办公。由于上下工作机构不能对接，区县文委往往要接受上面4个甚至5个局、1个办（“扫黄打非办”）的指挥，精力不足，影响了工作效率。

　　叁是社会文化市场主体还没有完全纳入政府文化管理的视野。目前的文化管理，实际上只局限于北京市属文化部门，特别是市属的国有文化单位，与中央部委及部队所属文化企业资源缺乏整合，对民营文化企业更是底数不清。

　　3 操作层面：缺乏有针对性的产业支持手段

　　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是一个产业问题，是市场问题，不是传统的事业问题。从1996年底北京市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看待和发展，虽然仅仅8年左右的时问，但随着文化企事业单位改制，却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人员的分流安置、资产的处置、财政税收、土地政策的优惠、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的认定，等等。

　　4 认识层面：处理好首都文化产业和北京文化产业的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讲，北京的优势不在于自身，不在于北京的地域和地缘特点，而在于承担了首都的功能。北京文化资源密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首都的优势。以出版业为例，2003年，全国共有书刊出版社570家，237家在北京，占总数的416%。其中，中央所属220家，北京市属仅17家。而这17家中，8家在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构成了北京市属出版行业的主体。这种分布状况至少可以说明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北京文化产业资源丰富，是针对于首都而言的，北京市属可掌控的资源相对少得多。

　　（二）促进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1 理顺文化管理体制，使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真正分离

　　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和文化产业双重属性。原有的文化管理体制更多地是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管理，已经不能适应日益壮大的文化产业发展要求。因此，尽快理顺北京市文化管理体制，对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是促进北京市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当务之急。为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尽快分离现有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实行全行业统一管理，探索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的新型架构。

　　2 制定、整合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北京市有关部门应在两个《实施办法》的基础上，继续研究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加强北京市现已出台的各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的整合力度，尽快制定统一的《北京市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鼓励和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第二，借鉴中关村科技园区的管理模式和做法，成立文化产业园区或文化产业功能区。具体做法有3种：一是在原有科技园区内将文化产业纳入，扩大产业优惠的范围。

　　3 加强文化产业统计，夯实基础工作

　　把文化产业作为首都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培育，必须要有真实、可靠的相关统计数据和翔实的发展情况作支撑。只有情况明、数字准，才能为政府科学决策和宏观管理提供依据。

　　针对目前北京市文化产业统计相对滞后的情况，建议：一是抓住全国经济普查的有利时机，参照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结合北京实际，尽快明确北京市新的文化产业统计的范围（行业）、统计对象（所有制）和统计内容（指标）。二是列出开展文化产业统计工作的时间安排，并对以前年度数据做适当调整，尽可能保持年度数据可比、相对稳定。叁是做好文化产业统计的组织实施工作。首都大文化的发展观念

　　一是要将首都功能和文化产业发展统一起来，通过促进文化产业发展，进一步拓展首都文化中心的内涵，提升其功能和地位，建设国际性文化之都。二是打破行业、部门等所属界限，整合首都文化资源，将民营文化企业、中央及部队所属文化企业资源纳入文化服务和管理体系，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培育有竞争力的品牌企业和企业集团。叁是要加快推进市属文化行业的改革，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打破行业垄断，吸引民间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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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谁的雕板印刷的普及和图书编撰的繁荣是私人建造藏书楼指缝

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杭州刻书业研究

提 要：两宋时期，凭借吴越国、南宋两次建都以及商业繁华、手工业发达之便利，杭州成为全国4大刻书中心之一。笔者试就杭州刻书业兴盛的成因，南宋定都临安后官、私、坊3大刻书业中，尤其是“坊刻”对传承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卓越贡献，以及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两宋 杭州 刻书业

作者仇家京，杭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古籍地方文献组副研究馆员（邮政编码 310006）。

宋代享国300余年，面对北方的威胁，军事上的失利，自靖康之祸，中原沦陷、继而高宗渡江、向金称臣，蒙受了耻辱，但在刻书印刷业方面却成绩卓著。元人吴澄云：“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授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这就是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一书中誉之为“宋代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960—1279年）”，而杭州刻书业则是处于两宋雕版印刷黄金时代中的佼佼者。宋代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称“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即是此意。笔者试就两宋杭州刻书业的成因、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繁盛以及刻书特点进行阐述。

一、杭州雕版印刷素负盛名的成因

杭州自五代以来，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吴越王钱鏐在“天下大乱，豪杰蜂起”的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审时度势，采取“与其闭门作天子，不如开门为节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纳土归宋的策略，换来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的太平局面。钱氏诸王恪守钱鏐遗愿，谨慎守土，发展经济，为杭州的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吴越钱鏐及其子孙信奉佛教，统治杭州期间，兴建佛寺佛塔，尤其是吴越王三世钱俶，先后在显德三年（956年）、乙丑（965年）、乙亥（975年）3次大规模主持刻印佛经，印数达20余万卷。其中藏于杭州雷峰塔塔砖之内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即刻于宋开宝八年（975年）。从这些存世的经卷实物来看，纸墨俱佳、刻印精良，已达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宋承五代之后，生产力的发展已至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水平，开辟了我国刻书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代。浙江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又盛产纸张，具备发展雕版印刷业的有利条件，而杭州在五代时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术颇负盛名。北宋国子监除了遍刻儒家经典以外，还大量校刻史书、子书、医书、算书、类书、诗文总集。这些监本虽发行于汴梁（开封），但大都在杭州雕版。如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所称：“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北宋时，杭州不仅承担朝廷刻书，“市易务”等公私刻书也很多。地方官刻书，有景祐四年（1037年）杭州通判林冀等衔名，经杭州详定官重详定的《白氏文集》72卷；张君房知钱塘时刻印《云笈七签》《乘异记》《丽情集》等；翟昭应知仁和县时将《刑统律疏正本》改为《金科正义》镂版印卖。私人刊印者有临安陈氏万卷堂、钱塘颜氏、杭州沈氏等。坊肆刻书有杭州晏家与钱家。寺院刻书则有淳化、咸平间龙兴寺刊《华严经》，明教寺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刻《韩昌黎集》等。

宋代提倡文治，实施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统治者为宣传封建文化，大力提倡读书、刻书。如宋蒙学课本《神童诗》所云：“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时成为社会价值取向，更使得图书需求量与流通量的激增。朝野的官僚、士子亦以读书、劝学为重，地方官刻书成为时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朱熹、张栻等百余人在各处做官之处无不刻书。他们刊刻自己的著作，或刻其祖先著作，或刊乡贤名宦著述。公余之暇，会同属吏以校雕刻书为美绩。至于各地士大夫刊其师友著述，或将家藏善本付梓流通者，更是不胜枚举。两宋的学术活动空前发展，科学、文化、历史、哲学著述丰富，编撰成绩斐然，这又促进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官私刻书蔚成风气，这就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营造了巨大的出版业市场。而活字印刷的出现，则是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宋括在《梦溪笔谈•技艺》中记载：“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以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1042—1048年）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印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娄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尽管至今还没有发现上述泥活字印刷品的实物，但是通过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得知950多年前，毕升所创制的泥活字印刷技术，从制字、排版、印刷、贮字等工序上已具备了后世铅字排版印刷术的基本原理。《梦溪笔谈》中泥活字印刷工艺，或为杭州籍科学家沈括亲见并记载，而毕升所遗活字及排印器具亦为沈括子侄所得，曾有学者推测毕升是杭州人，虽缺乏文献佐证，但也足见杭州与活字印刷术的渊源。

二、宋室南渡后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

绍兴八年（1138年），自高宗“车驾驻跸临安”起，终南宋之世，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等九帝，达140年之久。自高宗迁都临安后，随着中央政权的南移，财政收入增多，都城人口骤增，商市繁华，官府衙署的相继修建，杭州更是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所谓“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南宋时，手工艺有了更高水平的发展，两浙又是全国的造纸中心，印刷物料尤其纸墨的质量与产量超越前代，为杭州刻书印刷业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北宋亡，汴梁的一部分雕版刻印业南迁杭州，杭州成了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

南宋经济繁荣，文化进步迅速，著述人才辈出，科举制度的勃兴，更为杭州刻书业推波助澜，公私刻书两旺。至南宋高宗末、孝宗、光宗、宁宗、理宗时，杭州雕版印刷业趋于极盛。南宋得“行在所”之便，在乾道五年（1169年）至咸淳四年（1268年）的100年间，曾3次纂修、刊印府志，这就是被誉为方志之上驷的《临安三志》，折射出当时浓郁的学术文化氛围与刻书业的兴盛。史载，嘉泰三年（1203年），来杭投考太学者37000人。来京应试的各路生员及京城的各类学生与官员士大夫自然都有大量的书籍需求，更是推动了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繁荣。

南宋官刻本，除了国子监、秘书省可以印刷书籍以外，其他官刻本有德寿殿、左廊司局、修内司、太医局、临安府、临安府府学、浙漕司等，刻印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各类之书。杭州寺院刻本，有南山慧因讲院、北关接待妙行院、西湖净慈寺、菩提教院、净戒院刻印的佛教经籍。坊刻本，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统计，杭州书坊可考的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要求贾官人宅、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铺、保佑坊前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橘园亭文籍书房、杭州积善坊王二郎、行在棚前南街西经坊王念三郎家、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临安赵宅书籍铺、临安李氏书肆、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荣六郎家等20家，其中有的是从汴京迁来。

当时临安城中有御河，河有棚桥，有长街，分南棚、中棚、棚北大街。这一带书坊所刻之书，为宋以后的历代藏书家所珍视，称之为“书棚本”。在杭州诸多书坊中，尤值得称道的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起父子陈宅书籍铺。20世纪60年代，北京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收录全国公藏单位的189种存世宋版书中，浙江刻本75种，其中杭州刻本就达45种，且多为坊刻本。今为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唐女郎鱼玄机诗集》一书，卷终镌“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为历代递藏者所宝，钤印累累，即为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

陈起（亦名陈彦才、陈道人），字宗之，号芸居，著名出版家、图书编撰家。据有关学者考订，陈起当生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左右，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4朝。陈起有藏书楼名“芸居楼”，酷爱读书，有《芸居乙稿》行世。从时人“生来稽古心，文士独知音”“成卷好诗人借看”“每留名士饮”的说法，甚或被文士誉为“知音”，可见其在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方回、刘克庄、吴文英等许多著名作家都与他交游唱和。所刻书自有一般书商不能企及的学术与市场眼光，且校印精审，为世人所重。陈起一生刻印过大量图书。据统计，陈起编刻唐诗别集在50家之上，如初唐四杰《王勃集》《杨炯集》《卢照邻集》《骆宾王集》《唐女郎鱼玄机》《唐贯休诗集》等；编刻宋江湖诗人作品总集达111家之多，《四库全书》收有《江湖小集》《江湖后集》，前者收有62家作品，后者收有49家作品；陈起编印的其他图书，据《四库全书》《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书著录，还有汉刘熙《释名》、宋邓春《画继》、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宋赵与时《宾退录》等。陈解元为陈起的儿子，名续芸，既称解元，似应中过举，也是有学问的人。陈起死后，他继承父业，从现存的书棚本来看，他刻书的数量甚至超过乃父。如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所称：“宋季临安书肆若陈起父子编刊唐宋人诗集，有功于古籍甚大。”

三、两宋杭州刻本的风貌与特点

从两宋官、私、坊3大刻书业的形成与发展不难看出，杭州的刻书业在政府重视与地方官的提倡之下，刻书地点十分普及。加之刻书印书有利可图，即所谓“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纷纷设立书坊。至于私家宅塾以及寺庙，莫不有刻。处于雕版印刷黄金时代的两宋杭州刻本，既有时代共性，也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特点。

（一）从写本过渡到“化身于亿万”的刻本时代

在历代刻本中，人们对宋刻本倍为推崇。从诸如“百宋一廛”“皕宋楼”等藏书楼名可以看出，明清以来藏书家将收藏宋本视同拱璧，甚或有“佞宋”一说。撇开宋刻本经济价值日见昂贵诸因素不论，主要原因在于经籍是依据蜀石经刊刻外，其他的古籍大都直接根据唐人或唐以前的写本刻印，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古书、古注的原貌。随着古写本的濒临绝迹，宋本记载的材料也最为可靠，它不但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是订正明以后因辗转刻印而产生的妄改或讹舛错脱的最重要的校本。两宋时期，杭州雕版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使得古写本化身于亿万赖以流传至今而免遭泯灭，为古代文化的流传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所举杭州睦亲坊陈起遍刻唐宋人别集、总集即是一例，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元和江标辑《唐人五十家小集》，即是根据陈起刻本翻刻行世。

（二）官、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

宋朝政府重视古文献的整理，无论官刻本或私刻本大都校勘精审。北宋时设有专门收藏、整理、编撰书籍的中央所属机构。如崇文院（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3部分），曾经整理过许多书籍。宋代官刻书在未刻之前必须精加校勘。据《事实类苑》载，凡一书校勘既毕，送复勘官，复勘既毕，送主判管阁官，复加点校，经过3道手续成定后，方可镂版。以国子监为代表的官刻，其质量自不待言，因以将所刻书作为民间范本，即便私家乃至许多有识之士主持的书坊也是如此。如上述南宋杭州书坊主陈起、陈续芸父子，本人就是文学家，能诗善文并且识书，陈起在编刻书籍的过程中，忠于原著，并非随意删改。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李群玉诗集》云：“明郎瑛《七修类稿》言陈道人刻诗，于缺字处多以意补，今观此集，缺而未补者正多。”清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披沙集》云：“盖陈氏在临安刊书最多，而且精也。今观此本，刻印雅洁，全书完美无缺，信可宝也。”可见陈起编刻之书，实事求是且校勘精良，为世人所赞誉。

（三）纸墨俱佳，写刻精良

宋代文化发达，物力充足。官刻本、监刻本开本弘朗，纸白如玉，字大如钱，墨黑如漆；且装潢典雅，工艺之精美，素为后世称道。宋刻本率由善书之士亲写上版，字体大都继承唐代的欧、柳、褚、颜诸家风格，间架波磔，浓纤得中，端庄凝重，读之赏心悦目。明高濂《燕闲清赏笺》云：“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云：“若果南北宋刻本，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有惊人之处。”可见，大部分宋本的雕印十分精美，其本身就是艺术品，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其版式特征亦成为明、清雕版印刷的楷模，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版本学资料。

杭州不但写刻精工，而数量也多，有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可证。宋代叶梦得《石林燕语》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始不减杭州，而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从这一段话中可以得知，宋代京师（开封）、杭州、蜀与福建4大刻书中心，其他3处的刻书质量都不能与杭州刻本相比。就刻书的数量而言，入元后，在全国知名的书院中，尤以杭州西湖书院刻书最为有名，其原因就是西湖书院为宋时太学故址，原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版多达20余万，几乎是浙江版刻总汇。从这个侧面可看出南宋杭州雕版印刷业的空前盛况。

参考文献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浙½­古籍出版社，2006年。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陈先行：《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戴南海：《版本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社，1989年。

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地方文献的重要作用日趋显著，不少图书馆都把地方文献作为本馆的特色馆藏，不断加强其建设、开发和利用的力度，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馆的地方文献工作，经过近几年的调整、规范，为更好地开发、利用打下了基础。在开发利用的同时，如何加强其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我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

我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利用工作，早在80年代初，就由原历史资料部下设的地方文献组承担。并设有地方文献专藏库。搬入新馆后，于1997年正式成立了地方文献部，部门内设地方文献阅览室、地方文献专藏库、地方文献报刊库、少数民族阅览室、资料库、古籍阅览室、古籍库。地方文献部现有工作人员10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之人，中级职称6人、另外2人是新分配来的大学本科生。几年来，地方文献部在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

我馆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采用呈缴、征集、采购、走访等多种形式，其中以呈缴本方式为主，其它方式为辅。对于一些非正规出版物，由于其不正规的发行渠道，造成征集困难。征集人员一旦获取信息，能够及时上门征求。对于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资料，如今年6月在我省召开的“民营企业参与西北经济结构调整项目洽谈会”，我馆征集人员走访了这次会议，及时获取了会议上散发的资料。经过近二十年的搜集积累，我馆地方文献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独立的、多种载体构成的藏书体系。

2地方文献的整理工作

我馆对地方文献工作的管理在迁入新馆前存在着不少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文献存在着交叉现象，有的应属于报纸类的小报被归入期刊中，而有些属于期刊类的文献则被归入图书资料中。又如期刊按规定应接字顺排架，但实际上却只是把解放前期刊与解放后期刊分开排列，从而形成两个头。地方报纸则无统一排架，分散陈列等等，这些混乱现象显然不利于管理和利用。针对这些问题，迁入新馆后，特设了地方文献专藏库、地方文献报刊库，工作人员根据地方文献形式上的特征对原有的文献重新进行规范整理。使各类文献径渭分明，排列有序。对新征集到的文献亦严格按收藏规定进行分类管理，从而为藏书组织、读者服务、开发利用乃至数据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工作

目前，我馆已收藏青海地方文献资料1万册（件），在我省经济、文化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馆为省内新地方志的编撰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博得学者的广泛好评。如经考证大量古籍和史料，为省新闻出版局编纂《青海出版志》提供了一篇3000多字的《清代民国间青海早期图书雕印出版情况》的考证资料。为西宁市经委编辑《西宁国土资源》提供查阅资料百余份，摘录资料50余篇。其它如《海南藏族自治州志》、《海晏县志》、《共和县志》等地方史志以及《金融志》、《邮电志》等行业史志也都是利用我馆地方文献资源后所创造出来的学术成果。还有一些读者长期利用我馆地方文献资源后，著书立说，如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秉理编辑出版的《格萨尔集成》第1—5卷，青海师范大学年轻副教授赵宗福同志编辑出版的《历史咏青诗选》、《历代咏藏诗选》、《花儿通论》等书；我馆地方文献开发以二次文献为基础，在1988年编辑出版了《馆藏青海文献目录》，为读者更好地利用我馆地方文献资源创造了条件。我馆与地方志编委会联合建设以地方志为主要内容的“地情资料库”的工作正在进行，建成后将使地方文献资源得到更广泛的利用。

我馆地方文献工作，尽管在过去几年里取得一定的成绩。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但与地方文献工作本身的要求和兄弟省工作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资源基础薄弱

由于种种原因，我馆地方文献资源基础较为薄弱，各种文献资料只有1万种（册），并且

存在藏书结构比例失调，文献载体类型单一等问题，如我馆地方文献中社会科学方而的资料比较丰富，几乎占了70，而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学科等方面。有关本地区的调查统计、情况介绍、科研成果或具有本地区特点的研究论著则相对收集较少：近几年，随着高科技和出版业的迅速发展，各种新载体形式的文献不断涌现，如音像型、机读型的地方文献，而我馆这类文献的藏量很少。从1987年全省文献资源调查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我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基本没有达到完整级、研究级，收藏水平低，近几年，尽管总量有所增加，但文献的系统性、完整性仍未得到根本改善。

（2）地方文献上作的形式单一

这几年，我馆虽对地方文献的意义和作用有所认识，但是地方文献工作还是停滞在传统的工作套路中。文献征集的主要渠道是依靠政策的扶持，靠其它方式征集到的文献不仅数最少。而且质量不高。读者服务工作也只限于传统的“二传手”式的书刊借阅形式。地方文献工作状况不能适应信息时代对图书馆工作的要

（3）开发利用不足

首先是对馆藏地方文献资源的底数还没有完全摸清。有些珍贵文献很有可能还沉睡在书架上或书库的某个角落。如《青海民族志》（手稿）是前省内许多民族史志专家潜心研究的成果，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极高，但到2000年7月才偶然发现。还有如“资料”等也是刚刚整理就绪。其次是系统开发和专题研究不足，索引、目录载体单一，索取、查阅不便；没能把文献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研究成果优势，研究课题不明，研究成效甚微。而馆外的一些研究人员在充分利用我馆地方文献后，却屡有著述。

二、加强地方文献工作的对策

1、多渠道、多方式、多载体的征集，是增加地方文献资源总量的途径。

地方文献征集工作不仅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同时更需要图书馆本身制订出一整套科学管理的办法和措施。我馆只有征集工作人员1人，面对新形势下艰巨而繁重的征集任务，显得势单力薄，所以应依据本馆地方文献征集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细则，明确征集范围、任务及征集的主要途径和基本工作程序。制订出征集工作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重点征集对象和一般征集对象、具体实施步骤以及要达到的工作目标，才能确保地方文献征集工作的科学性。由于地方出版物出版发行的复杂情况，以及不贯彻呈缴本制度等多种原因，给征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地方文献的搜集不能仅仅依靠呈缴本方式。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上门征求、交换、复制等多种方式补充藏书。在载体形式上要不拘一格，使非纸质载体的文献比例增加，不断丰富内容。

2、转变观念，走建设特色馆藏的路子

决定着一个图书馆馆藏能否有别于他馆，不仅仅是藏书布局和藏书总量，地方文献建设的好坏也是关键因素之一。近几年的社会实践证明，建设特色馆藏是地方公共图书馆求生存、图发展的最佳对策，要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使文献资源的总量和质量得到迅速提高。布局和结构日趋合理。

3、专题式的研究和开发是提高地方文献使用效益的根本

三、对我馆地方文献工作的设想

当今信息时代，图书馆地方文就建设面临新的挑战，必须通过不断改进和更新，使地方文献建设得到新的提高和完善。为此，笔者对本馆地方文献工作提出几点设想：

1、尽快建立省级地方文献收藏中心

2、加快省级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

尽快进行地方文献书目数据库的建设，使地方文献工作实现自动化管理。数据库建设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馆藏地方文献。应积极争取院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地方文献入库，使建成的数据库成为涵盖全省地方文献的自动化检索系统，这不仅丰富了

数据库的内容，还可以通过向协助单位出售软件的方式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张武耕，李玲地方文献工作五十年之探讨图书馆论坛，1999，（1）：49一54

[2]黄俊贵，地方文献上作刍议，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1）：54一59

〔出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0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