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少数民族风情·黎族的历史文化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岭南文化·少数民族风情·黎族的历史文化,第1张

岭南文化·少数民族风情·黎族的历史文化

(1) 古骆越的后裔

目前岭南黎族人口约八十多万,主要聚居于海南省五指山区一带的黎族苗族自治州及保亭、乐东、东方、琼中、白沙、陵水、昌江、儋县、崖县等地,呈大分散小聚居的形态。在先秦时期,海南岛的居民主要是南越族中的骆越人。从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黎族的文化特征来考察,骆越人应该就是黎族的先祖。

关于骆越人,史籍多有记载。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逸周书》第七卷《王会解第五十九》中提到的“路人”,“路人”就是“骆人”,是南越族的一个较大的部落,聚居于粤西,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吕氏春秋》内则称之为“越骆”。《汉书·贾捐之传》的记载便更为明确了:“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东汉以后,“骆越”之名便不再见于史籍,却出现了多种杂乱而笼统的称谓,如“里”、“俚”、“狸”、“獠”、“獠蛮”等等。到唐代末年,开始出现了“黎”的名称。刘恂《岭表录异》记述:“紫贝即砑螺也,儋振(当时海南的儋州和振州)夷黎海畔采以为货。”这是文献史籍中最早称海南少数民族为“黎”的著作。也是自此以后,海南的少数民族便习惯上被称之为“黎”。清初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还特别作了解释:“按俚讹为黎,声之转也久矣。”由此可证:“黎”就是唐以前的“俚”,西汉以前的“骆越”。但“黎”只是汉语的习惯称谓而非这一民族的自称。黎族人自称为“赛”(黎语的汉语音译)。

从考古发现的多处海南岛上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的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包括有肩石器、几何印纹陶器的大量文物,都与岭南各地同一时期的出土文物具有相同的特征,应该都是古南越族文化系统的器物。在现今黎族人民聚居的“山栏”地区,还随处可以捡到各类属于新石器晚期的石器残片。黎族人称这些石器残片为“雷公斧”,视之为神物。检拾到后,往往当作平安吉祥的守护神,摆放在鸡笼上。由此亦足以证实,在远古时期,这里便是古骆越人的先祖们繁衍生息之地。

秦汉以后,中原人开始逐渐进入海南岛。汉武帝时在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二郡,派遣了太守和军队,进行管治,但由于多数官员都视骆越人如禽兽,又无限制地对骆越人进行掠夺式的横征暴敛,引发了严重的民族矛盾。骆越族人的武装反抗屡剿屡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杀幸。”“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汉书·贾捐之传》也说:“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二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汉王朝统治者最后被迫于公元前46年(汉元帝初元三年)撤消了珠崖、儋耳郡,改为朱卢县,辖属合浦(今属广西)郡。骆越族人终于获得了短暂的自由发展机会,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避免了早期的汉化。

隋唐以后,历代统治者对黎人的政策仍然脱不了剿、抚并用,主要目的还是迫使黎族人民驯服归化,对黎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从未有过认真的关注。随着历代王朝对海南岛的开发,大批汉族人进入了这个原来荒僻而富裕的宝岛。不少黎族人逐渐汉化,而其主体部分则被迫离开沿海地区,进入人迹罕至的五指山区,依然过着世代相传的原始氏族部落生活。直至今天,还依然可以从黎族人民的生活习俗中,印证到古骆越人原始文化的某些特征。但黎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变迁之后,仍然一如古南越族人那样过着大分散、小聚落的社会生活,各部族之间互不统属,各具本身特色和差异,甚至连语言也不尽相同。因而今天的黎族便分成“侾黎”、“杞(歧)黎”、“本地黎(润)”、“美孚(阜)黎”等四个分支。

(2) 古朴的民族风情

黎族的社会生活,直至本世纪50年代,依然保持着类似氏族社会的“合亩制”。据中南民族学院经实地调查编著出版的《海南黎族情况调查》披露,所谓“合亩”,黎语称为“纹茂”,即家族的意思。从其组织形式看,类似父系氏族公社的生产、生活组织,带有明显的古骆越人父系氏族公社的色彩。据史籍记载,海南岛骆越人大致上是在西汉时期进入父系氏族公社的。《汉书·地理志》记述:骆越人“男子耕农,种禾稻、苎蔴;女子桑蚕织绩。”这种生产分工形式,可说是经历了两千多年而没有质的变化。在50年代,仍然是每个“合亩”各为一个生产单位,小者五六户,大者数十户。各合亩都以血缘关系为区别,“合亩”内由辈份最高的男性长者担任“亩头”,负责组织领导“合亩”各户的生产安排、主持产品分配,代表“合亩”的一切对外交往事务,处理“合亩”内的一切人事纠纷,组织有关重大节日、喜庆、葬丧等活动。“合亩”内的耕地、耕牛、大型农具,理论上是私有财产,名义上属物(业)主所有,但却全都要无偿地交由“合亩”共同使用。由“亩头”统筹安排全“合亩”的劳动力,共同耕种、管理、收获,再由“亩头”按户平均分配产品。以粮食为例,稻谷收割后,按产量多少,以户为单位,平均分成若干份,不论人口多少,每户只能分得一份;孤寡老人,无力参加耕种收获的,亦可同样得到一份;如某户人口多,所分粮食吃光了,又可以在“亩头”的主持下,向多粮户无偿取用。上山打猎,也大致上按此办理。先推出“领队”,获得猎物后,按出猎的人、狗、枪总数平均分成若干份,按人及狗、枪拥有者领取自己的一份。若偶然碰上一个毫不相干的过客,则多分一份,所谓“见者有份”。理由是野兽本不属于任何一个私人,而是属于所有的人。若猎获走兽,则“领队”先得兽头。射中猎物者可得两份。

“合亩”各户,如有盖房子、婚丧疾病或其他突然事故需帮助时,即由“亩头”带领全“合亩”成员无偿地全力支助。

“亩头”在“合亩”内虽有绝对权威,但在财产分配上,并无特权,同样只能拿到应得的一份粮食或猎物,只是为了表示对“亩头”辛劳的感激,在每年分配粮食时,特备少于“一份”的“稻母谷”(稻种)给“亩头”而已。

黎族社会还存有某些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黎族妇女虽早已失去在家族、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但在生产、生活、婚姻等方面,仍然具有某些权威。在生产活动中,制造陶器、纺织等固然是妇女的职责,就是大田作业,妇女也具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在黎族某些水稻耕作区,每逢插秧开始,必需先由“亩头”的妻子主持一个简单的拜祭仪式,然后先带头插下几簇稻秧之后,大伙才能开始插秧。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黎族男性之间仍然经常发生集体械斗。往往是某一“合亩”中的男子与另一“合亩”中的男子结怨,遂爆发两个“合亩”之间的决死战。在这种时候,也只有妇女冒着刀箭之险,挺身而出,才能化险为夷,化敌为友。平时“合亩”之间发生纠纷,也往往由妇女充任“和平大使”的角色,以避免惨剧的发生。

母系氏族遗风最为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妇女在家庭家族、房系的归属关系和婚姻关系方面的作用。黎族妇女的婚嫁习俗,在本世纪60年代,还沿袭着“不落夫家”的惯例;黎族的未嫁姑娘,享有性自主和较大的性自由。黎家村寨中多建有专供青年男女幽会的“寮房”,未嫁姑娘可以和不同血缘关系的男性青年在“寮房”里共度良宵。已嫁的姑娘大多过门二三天后即返回娘家,继续过着未嫁时的浪漫生活,她们与自己心爱的恋人在寮房里幽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做丈夫的也不能干预。若因此而怀孕,这妇女才会重回夫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妻子。这妻子在“不落夫家”时和别的恋人生下的孩子,也按习俗成为做丈夫者的孩子,任何人不得歧视。“不落夫家”时间的长短,多以妻子回娘家后怀孕时间的长短而定,也许一二年,也许十年八载。出嫁后再返夫家的妇女死后,也必须将遗体送回娘家安葬,受娘家子孙祭祀。她生前所有的遗物,也要全部送交娘家的亲人。

有着种种美丽神话传说的黎族妇女的绣面纹身习俗,其实也是古南越族人的图腾、祖先崇拜观念长期保留的结果。黎族妇女的绣面纹身习俗,有着极悠久的历史,明代戴熹修撰的《琼州府志》记述了东汉明帝时交州刺史僮尹曾亲临珠崖劝谕俚民不要绣面的事。东汉杨孚所著的《异物志》应是最早明确介绍黎族“雕题”之俗的著作。其中有“儋耳,南方夷,生则镂其颊皮”的描写。从有关文献史籍记载及本世纪50年代所见的实例看,只有女性才纹面。经实地调查证实,黎族妇女脸上所刺的花纹图案,实际上是一种血缘紧密的家族标志。凡是同一血缘家族的妇女,脸上所刺花纹图案,都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不容许有丝毫的错漏。时至今日,黎族妇女已不再纹脸,但在出嫁时或去世后,仍要用颜料进行象征性的纹脸,并举行纹脸仪式。这是因为黎族人认为自己家族的女性,尽管已出嫁了,但死后灵魂仍然要回娘家的,为了便于祖先灵魂的认同接纳,故而便要把家族的标志刻在脸上。

黎族人民的居屋,多数是覆船形的干栏式。明嘉靖《广东通志》说:“珠崖人巢居”。也就是说,到16世纪时,黎族人住的仍是巢形屋,可惜没有更详尽的介绍。幸而清代的张庆长在所著的《黎歧纪闻》中有所补充:“黎人屋室形似覆舟,编茅为之,”“屋内架木为栏,横铺竹木,上居男妇,下畜鸡豚。”这正是古南越族人的干栏式居屋,而现在五指山区的黎族人民,依然是住在这种极适宜于亚热带气候的住宅内。

黎族人民社会生活中处处表现出的古朴风情,显然是古骆越人的遗风,对现在研究古南越族的文化历史,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和意义。

(3) 技艺高超的家庭纺织业

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时期。早在汉代,黎族妇女生产的“广幅布”便是极其珍贵的贡品。如前文所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即写到,因珠崖太守孙幸大肆征集“广幅布”,借交纳贡品而肥私,激起了骆越人的武装反抗,杀死孙幸,酿成巨变。经有关学者考证,“广幅布”之所以可贵,一是因为海南岛当时盛产内陆所没有的木棉(其质地与现今的棉相似)。二是因为黎族妇女具有高超的纺织技术。唐代以后,黎族人又以“贝吉布”而驰名中原;又引进了中原丝绸织物,改进技术,加入当地特产的木棉纤维,混纺成令人惊叹的“织花缣文纱。”据《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南越笔记》《黎歧纪闻》等古籍记载,宋元时期,黎族妇女的纺织工艺技术,有极精彩的创造性,已能织出用“中国(按:中原)锦彩,拆取色丝,间木棉,挑织而成,每以四幅联成一幕”的“黎幕”,还有被“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的“黎单”,“间以五采,异纹炳然”的“黎锦”,被誉为“粤东棉布最美者”的“白毡”,驰誉中原的以“五色绣成若锦”的“黎��”,以及精美的绣着文字、几何图案、色彩绚丽的鞍搭等等。工艺水平远远领先于全国,令中原人视为至宝,争相抢购。被尊为我国古代女科学家的黄道婆,就是在宋元时飘流至海南岛后,从黎族妇女学习了这种先进的纺织技术,再带回家乡江苏松江府,传授给当地妇女;又一再改进了棉纺织工具,从而大大提高和推进了江南纺织技术和纺织业的。黎族妇女对我国中世纪后江南棉纺织业的勃兴和发展,实在是功不可没。

可惜的是,宋元以后,汉族统治者对黎族妇女辛勤纺织的珍品实行超强度的掠夺,汉族商人也以种种恶劣手段,千方百计地诈骗,再加上民族歧视和压迫日渐加强,迫使黎族人民逃入更为封闭的深山荒壑之中,不仅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的破坏,而且连最基本的生产环境也被剥夺。自后,黎族妇女的纺织技术便难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而日益失去其光华,终至无声无息了。

云南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位于昆明海埂云南民族村旁,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博物馆。馆内藏品达12万件,是云南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博览场所。馆内珍藏民族文物40000余套,陈列有民族古籍、文化遗产、民族服饰、民间美术、民族乐器、传统生产生活技术等,并不定期地举办临时展览。博物馆将打造民族节日文化广场作为重点工作之一,并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几年来,已经有白族、彝族、哈尼族、傈僳族、苗族等在该馆庆祝过本民族的节日,内容包括传统歌舞节目表演、传统工艺展示等。

华中地区单个最大应该是湖北大学的,共12层,单体面积42000多平米,此外还有两个分馆。武汉的是有5个图馆,单个最大的才20000多平,中南民族大学的号称有17层但其实也只有40000平了。

1游古文化街作文

前几天,我参观了天津古文化街。

很幸运的是,在去古文化街的途中,我先领略了被誉为天津卫“三宗宝”之一的鼓楼的风采。 登上用青砖砌成的鼓楼方形城台,古文化街的景色尽收眼底。

我一边欣赏街景,一边继续攀登。到了上面,只见鼓楼中央悬挂着一口高近2米、重达3吨的铜钟。

我用尽全力,连敲三下,悠扬古朴的钟声飘荡出去,余音袅袅,真是“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柞早晚钟声”。 从鼓楼上下来,我一直往东行,穿过高达10米、刻有“津门故里”的牌楼,来到了古文化街上的天津民俗博物馆所在地—天后宫。

天后宫坐西朝东,面对海河,占地5360平方米,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距今有近800年的历史。整个天后宫用青砖青瓦建成,飞檐斗拱,造型古朴典雅,十分别致。

站在天后宫前,首先映人眼帘的是山门门额上整砖镌刻的“救建天后宫”五个烫金大字。走进山门,穿过高大宽阔的前殿,向西就到了天后宫的主体建筑——正殿。

这里气势恢弘,香火不断。大殿里供奉的天后神像头戴凤冠,身披霞被,神情端庄祥和。

出了天后官,广场上正在举行盛大的庙会。远处,戏楼上古曲的唱腔荡气回肠;近处,翩翩起舞的高跷步伐轻盈,舞动的金狮威风凛凛,翻飞的巨龙气势夺人……这里锣鼓喧天,观者如云,掌声如潮,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离开广场,我又来到了熙熙攘攘的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街道两旁的仿清店铺鳞次栉比,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只见架子板上贴满了火红火红的福字儿、吊钱儿、剪纸和对联;货架上挂满了大红的灯笼和中国结。身着唐装的人们宛如锦鲤穿梭在水中一样欢畅,这里真是红色的海洋! 咬一口一兜油的“狗不理”包子;掰一块嘎嘣脆的“十八街”麻花;吃一串‘“皮上不沽毛”的“丁大少”糖堆儿;喝一碗香甜浓郁的杨氏“龙嘴大茶壶”茶汤;买一张“连年有余”的杨柳青年画;捏一个“泥人张”的“虎来福”;放一只“风筝魏”的“喜羊羊”;吹一个栩栩如生的“大刀将军”—蜂螂…… 古文化街津味十足,犹如一坛窖香百年的老酒,令人回味无穷。

2天津古文化街的历史文化

古文化街是由仿中国清代民间小式店铺组成的街道 。

以元代古迹天后宫为中心,古文化街位于天津南开区东北隅东门外,海河西岸,北至东北角,位于闹市区,起老铁桥大街(宫北大街),东临海河、南至水阁大街(宫南大街)。 南北街口各有牌坊一座,上书“津门故里”和“沽上艺苑”,天后宫俗称“娘娘宫”,是古文化街上的主要参观旅游项目。

这条街上有一座享誉几百年的古庙,它原名“天妃宫”,后改称“天后宫”。天津东临渤海,背倚京城,自古就是舟车汇集的水陆交通枢纽。

天后宫就是在漕运大发展的情况下,为庇佑漕运建立起的祭祀海神天后的庙宇。

扩展资料:

自古以来,这一带就是天津最大的集市贸易和年货市场,每年春季,天津规模盛大的皇会——娘娘诞辰吉日就在这里举行,届时表演高跷、龙灯、旱船、狮子舞等。

作为津门十景之一,天津古文化街一直坚持“中国味,天津味,文化味,古味”经营特色,以经营文化用品为主。古文化街内有近百家店堂。

1989年,以经营景泰蓝、苏绣、内画水晶为主的乔香阁落户古文化街。20年来,乔香阁适时扩大经营范围,并将销售渠道扩展到了德国(布莱梅、柏林、吕贝克) 日本(大阪) 马来西亚(巴生、吉隆坡等地。

--天津古文化街。

3什么是文化街

文化街是指近年来在中国的一些城市和城市规划中出现的文化商业街区。

有时和“古文化街”一词通用。如北京琉璃厂古文化街、天津天后宫古文化街等。

也有将文化街理解为经营古董、美术品、工艺品、文化用品的商店以及旧书肆、各类书店等为主的商业街。前者在建筑风格上多以中国古建筑的样式为主,形成中国古街的风貌,有的还按照宋代“清明上河图”的样式模仿建造,称为宋街,也有的按清式做法模仿建造的,称为清风一条街(如承德的“清风市场”)等。

而后者则不限定其建筑风格和风貌,主要以经营商品品种的性质而定名。目前尚无严格规定和区分文化街的明确标准,特别是目前被命名的文化街,许多是两者兼备的。

4吴文化的历史是什么

吴文化:吴地区域文化的简称,泛指吴地古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所有成果,泛称吴地文化、江南文化、吴越文化、苏州文化等。

其以先吴和吴国文化为基础,经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生长,及隋、唐、宋、元历代发育,至明代形成高峰。清代以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吴文化开始从传统文化定式向现代文化方向转型。

据史书记载,黄帝本从少典姓公孙。他的氏族长期居住在姬水流域(约在今陕西北部)。

氏族强大独立后改以姬为姓。黄帝是历史上第一个姓姬的人,因而成为后世姬姓和所有从姬姓分衍出的姓氏如吴氏等的最原始、最根本的祖先。

黄帝娶了四位贤淑的妻子,即西陵氏的累祖、方雷氏的女节、彤鱼女之女以及嫫母。传说嫫母是世界上外貌最丑陋的姑娘,但却生了一颗非常仁爱、善良的心。

黄帝与四妃生了二十五个儿子,他们大都又独立成新的氏族首领。在野蛮时代末期开始,那些刚独立出来的氏族的姓氏由部落联盟集团的首领封赐。

传说,黄帝吹律定姓,《国语·晋语》这样记载:“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苟、僖、姑、儇、依是也。”其中,只有黄帝与正妃累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和昌意继承了黄帝本姓姬,吴姓即从玄嚣这一支发派递传而来,《丹阳吴氏族谱》正是以少吴(即玄嚣)为第二世远祖。

古公会父生子三:长子太伯(亦作泰伯),为姬姓吴氏的开氏始祖;次子仲雍,为姬姓吴氏的传代始祖;少子季历,是历史上著名的周文王的父亲。 吴国国都一直迁徙,诸樊为吴王时在今苏州吴中区的木渎建都,后公子光刺王僚后为吴王即是阖闾,在伍子胥主持下重新建造都城阖闾大城就是后来的吴郡郡城、苏州府城、今天的苏州城。

这见诸于从《越绝书》、《吴越春秋》以来所有关于苏州历史古籍的记载。从此吴郡郡城、苏州府城、苏州成为吴文化的中心至今。

在七个世纪内,无锡一直是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是吴王国的首都,天时地利人和,出现了许多著名人物:有句吴国创始人吴泰伯,仲雍,有世界级的大军事家吴孔子(孙武),著有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孙子兵法》13篇。《孙子兵法》不仅威震华夏,而且远至今日的美国军事家也孙子兵法理论所折服。

有壮士专诸,他是烧鱼闻名国内,是著名的烹任专家,素有“厨师鼻祖”之称。他臂力惊人,被公子光收买,制造出“鱼腹藏剑”的历史悲剧。

他当场刺死吴王,公子光按其遗嘱:“一定要安葬在吴王宫宫殿处”,即厚葬于无锡城中大娄巷(解放后专诸纪念塔被毁)。当时在清理刺客现场时,杀气冲天的宫殿,数队兵士的残杀,哭声叫声乱成一片,破碎的碗碟,甩得满地,最后一大堆垃圾被倾倒入邻近的河塘中(注:原大市桥附近河道纵横,昔日中山路是条河流。

在三凤桥下三皇街旁皆是河),世代沧桑,几经变迁,不料,在现今锡城改造中,竟会在东大街地段建高楼挖地基时发现一枚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短剑,这是在吴五宫附近被挖掘出来的,春秋青铜剑,有可能是“专诸刺僚剑”。如果说被郭沫若捧为国宝的“越王勾践破吴剑”,是千年匠人万心那样的名贵,那末比“越王剑”还要早半世纪的“吴王剑”的发现就更具有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它是吴王阖闾派专诸刺王僚剑,不仅具有工艺品价值,更具有历史价值,建议市博物馆应把此剑重点保护起来供世人观赏。

文化专家和考古专家们更应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深入现场、深入工地去发现更多的古代文明,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恢复古迹景点。

春秋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战国开始,吴越再战,马山一仗,吴国大败,夫差亡国(BC473-BC472年)。泰伯开创的吴国基业整个历史竟长达740余年之久。

范蠡和西施也隐迹太湖,范蠡并改名为陶朱公,制陶经商,泛舟蠡湖,并著名有世界上最早的《养鱼经》,至今仍为亚太地区养鱼专家所称赞。 公元前335年楚威王灭越后,无锡由楚国宰相春申君黄歇经营,发展农业,在锡山开采锡矿,制造锡具,建造黄城(又名吴墟),常饮马于慧(即惠)山,后人纪念亿,定名为黄公涧,解放后立石坊刻字“春申涧”。

锡矿开采至秦始皇年代(BC221年)已近枯竭。并于西汉高祖五年(BC202年)正式由国家立案建县,定名为无锡县。

至王莽时期改为有锡县,隋朝复改为无锡县。清朝雍正年间,以今中山路(原为南北走向一条河)为界,河西定为无锡县,衙门在今邮政大厅与邮电大厅当中,解放初期,苏南行署在此办公,门前二石狮子搬到今锡惠公园门口;河西因有金匮山(今大楼巷野园里),故定名为金匮县,1911年合并成为锡金军 ,现城中公园原为锡金公园,金匮县正堂衙门即现在的崇安区区 所在地。

江南文明之源 吴文化是开创江南古文明的源头,吴泰伯开创的基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长的一个诸侯国家,吴国具有740年的历史,是历史上任何一个诸侯国所不可比拟的。 对真理的追求要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

泰伯浩气存千古,肝胆留人间。世上有“江南文化始泰伯,吴歌如海源金匮”(无锡)之说。

泰伯南下,把周朝的诗歌和无锡地区的土(山)歌结合起来,。

5琉璃厂文化街由何而来

琉璃厂文化街的前身是辽代的海王村。

元初,官方在该地建立烧制五色琉璃瓦的窑 厂,得名“琉璃厂”。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 年),因兴建紫禁城,琉璃窑厂规模急遽扩大, 成为工部所属的五大厂之一(其余四厂为神木 厂、黑窑厂、大木厂、台基厂),附近百姓俗称之 为“厂甸”。

明初的琉璃厂虽然规模已经很大, 但附近野旷人稀,河流、池塘、高岗、水洼遍布, 还完全是一片郊野景色。明朝末年,琉璃窑迁 往京西门头沟琉璃渠村,厂甸开始出现住户和 供举人、进士进京会考时落脚下榻的会馆。

清康熙年间,原在东华门、灯市口 一带的 灯市移至琉璃厂。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六, 这里白天百戏杂耍,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晚间 张灯结彩,火树银花,亮如白昼。

众多出售古 玩、字画、食物、鲜花、珠宝、衣物、杂货的商贩 纷纷云集此地,搭棚摆摊,高声叫卖,使琉璃厂 成了“一市人如海,尘从隙处穿。帷车排巷窄, 社火压场圆”的攘攘闹市。

至乾隆初年,原在广安门内慈仁寺(即今 报国寺)的书市移至琉璃厂,同时琉璃厂原有 一些书摊也扩展成为书肆。到了乾隆三十八 年(公元1773年)开四库馆、大集天下藏书时, 琉璃厂便发展成“终朝车马时驰骋”的以书业 为中心的文化街市。

6古文化街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一书中指出:“人类要发展,一方面要面向未来,另一方面要回到人类的源头,向我们的先辈吸取智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

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兼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应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接轨,使其融入现代教育的体系之中切实可行的法是在现有的学校教育系统中开辟中国优秀传统教育的通道:在不影响原有课程和不加重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在有关学科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充分利用第二课堂,通过报告、讲座,或参观、旅游、表演、竞赛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陶冶显然,这是各相关学科教师,包括地理教师,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1、在地理教学中实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可行性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科学,主要研究地球表面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地理学科融自然性和人文性于一体,具有综合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所以,地理学科易于同其他学科建立科际联系,包括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产生和发展于中国特定的地理舞台,存在于某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在地理学科中多显性分布在人文地理学,诸如文化地理、聚落地理、旅游地理和农业地理等分科知识中例如,物质文化层面的中国古代耕作文化、南北方古民居和园林的不同文化特色、我国的物质文化遗产、名胜古迹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宗教文化、风俗民情等由此看来,地理学科涵盖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内容,借助于地理教学这一载体,实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是现实、可行的。

2、将中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地理教学的具体措施(1)努力挖掘知识元素,精选相关内容。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上的伟大成就中,有些内容在地理教材中显而易见诸如,夏历中十九年七闰法比古希腊天文学家默冬发现这个周期早160多年;我国有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哈雷彗星和太阳黑子的记录;我国古代有关资源利用和生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论述等教授这些内容能够增强学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达到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目的其中,有些内容地理教师可通过查阅资料进行深入挖掘例如,关于地壳运动“沧海桑田”之变,以前常常由珠穆朗玛峰上有海洋生物化石引起学生兴趣,教师可进一步,从宋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引入:沈括于公元1074年到河北西路(约在今河北省西部和河南省北部地区)边防去察访时路过太行山麓,发现“往往衔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横亘石壁如带,此乃昔之海滨”,便实现了渗透之功效利用古代地理知识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还要注意精选相关内容例如,关于教材中的地图知识,我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显著的成就,但是在教学时要有选择地介入关于经纬度制图,清朝康熙年间的《皇舆全览图》是最早采用经纬度制图法测绘的地图道光年间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是中国第一部采用经纬度制图法编绘的世界地图集该图集在地图投影的选择上,与现代地图中根据区域位置和轮廓选择投影基本吻合,地图符号的设计与现代地图也有类似之处,不同的国家采用不同的比例尺,堪称为中国制图学史上一部关于世界地图集方面的开创性著作。

(2)以多元化途径营造教学氛围,创设学习情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出现于地理教学中,往往是作为一些支撑知识用来论证和说明问题的教师要深入探讨、精心设计,采用灵活的方法以营造良好的氛围,在教学时限内既不喧宾夺主,又能生动而鲜明地突出地理知识点,同时起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渗透之目的对于人文色彩浓郁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例如,居住文化的地域性,教师可以准备资料,让学生直观地感受东北平原地区的口袋房、内蒙草原地区的帐幕(如蒙古毡包)、华北地区的四合院、黄土高原的洞穴(如延安窑洞)以及岭南地区的干阑(如吊脚楼)等,从中体会我国各民族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关于风俗民情,诸如民族服饰文化,教师可以事先准备好相关民族服装实物展示或让学生穿戴好模拟表演,使教学更生动,在活跃的气氛中理解各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性格③以构建开放的探究式学习机制,搭建互动平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丰富,具有广阔的外延,教师要善于让学生走出地理课堂,利用互联网搜集或社会实践调查,。

据学校网站2015年5月信息显示,云南民族大学共有教职工1314人,其中教授184人,副教授333人;共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人,全国高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教师1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1人,云南省教学名师14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和创新人才9人,云南省教学科研带头人2人;省级教学团队5个,校级教学团队10个,省级科学创新团队2个,省级高校创新团队2个。

云南省教学名师(14人):张英杰、董学畅、赵丽珍、张建国、彭有祥、马永涛、杨光远、高云涛、甄朝党、刘劲荣、寸亚玲、郭俊明、陆生、赵静冬

云南省教学团队(5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教学团队(刘劲荣)、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团队(李骞)、泰语专业教学团队(杨光远)、化学类核心课程教学团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

省级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2个):云南跨境民族文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和少英)、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理论与实践研究创新团队(王德强)

云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2个):云南省高校生物可降解材料科技创新团队(袁明龙)、云南省高校特色植物资源化学成分综合利用科技创新团队(李干鹏) 截至2014年12月,云南民族大学共设有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共10个学科门类;拥有4个省级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覆盖10个左右的二级学科博士点,另有一个联合培养博士点;一级学科硕士点14个,覆盖了9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另有10个专业硕士点。 重点学科 省级重点学科(4个):社会学、民族古籍、国民经济学、民族语言学 硕、博士学位授予 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社会学、民族学

一级学科硕士点(14个):应用经济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历史学、数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化学、工商管理、艺术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信息与通信工程

专业硕士点(10个):法律(非法学)、法律(法学)、社会工作、汉语国际教育、英语笔译、英语口译、资产评估、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

博士后流动站(2个):系统科学、民族学 截至2010年11月,云南民族大学共有4个国家特色专业,12个省级重点专业,5个省级特色专业,10个校级特色专业,省级培养基地2个,1门国家精品课程,19门省级精品课程,云南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4个,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6个。

国家特色专业(4门):非通用语种群、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民族学、社会学

省级特色专业(5门):电子信息工程、历史学、应用化学、化学、法学

省级重点专业(12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计算机应用技术、民族学、泰语、社会学、电子信息工程、法学、文化事业管理、缅甸语、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

云南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4个):化学实验教学中心、职业技术实训教学中心、物理与电气信息实验教学中心、生物技术实验教学中心

省级培养基地(2个):云南省中国—东盟语言文化人才培养基地、云南省高级会计人才培养基地

国家精品课程(1门):基础泰语 省级精品课程入选年份课程名称2005年 信号与系统 仪器分析 中国古代文学史 2006年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2007年 现代文学史 综合英语 计算机网络及应用 秘书理论与实务 2008年 民语基础教程 通信原理 2009年 基础泰语 有机化学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2010年 会计学原理 数据结构 媒体技术基础 无机化学

参考资料:

据学校网站2015年5月信息显示,云南民族大学共有云南省院士工作站2个,国家民委和教育部共建实验室1个,云南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级研究基地1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2个,省级哲学社会基地5个以及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省属研究机构)、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等研究机构。

院士工作站(2个):王国栋院士工作站、陈新滋院士工作站

国家民委和教育部共建实验室(1个):民族药资源化学重点实验室

云南省重点实验室(3个):云南省高校民族地区资源清洁转化重点实验室、云南省高校物联网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云南省高校民族文化资源信息技术运用重点实验室

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建设研究基地

省级工程研究中心(2个):云南省聚乳酸基功能材料工程研究中心、云南省高校少数民族语言信息化处理研究中心

省级哲学社会基地(5个):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云南跨境民族文化研究基地、云南省跨境民族地区生物质资源清洁利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云南省东南亚南亚西亚研究中心、云南藏学研究中心 据学校网站2015年5月信息显示,云南民族大学先后承担“云南藏区跨越式发展研究”、“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和谐相处的经验和对策研究”、“世界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轮状病毒四种蛋白的梯度控制释放及免疫研究”等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外委托的国际投资研究课题、云南省科技厅攻关项目等项目和课题;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研究”、“语言学研究基地”、“滇西北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行动计划”、“湿法高纯魔芋精粉及葡甘聚糖复配胶生产中试应用研究”等多项研究。

2014年,云南民族大学共获得18项国家自然科学地区基金项目立项。

2013年,云南民族大学共获准立项项目16项,其中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项,地区科学基金项目12项。 馆藏资源

截至2009年,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由莲华校区图书馆、教场校区分馆、雨花校区图书馆组成,共有文献总量已达156万余册种片,其中纸质图书总量为81万余册,数字图书75万3千册;馆藏机读目录数据库约有19万余种近72万册书刊,存储服务平台容量35TB,购有多种镜像电子资源,主要有超星数字图书馆的图书、CNKI数字图书馆的期刊、博士学位论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重要会议论文和重要报纸的全文数据库、网上报告厅和配音配乐音乐图书馆等音像资料、万方法律法规等专题数据库。 学术期刊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创刊于1983年,是云南民族大学主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理论期刊。该刊主要栏目有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历史学等,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双核心”期刊,即“中文社科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还先后被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核心期刊”、“全国三十佳学报”、“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全国民族地区学报名刊”和“云南省优秀社科期刊”等。“民族社会学”栏目被评为“全国高校学报优秀栏目”。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创刊于1992年10月,是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云南民族大学主办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术期刊。该刊主要刊登基础学科和工程技术的研究性学术论文,栏目有:化学与生物、民族药资源、数学及应用数学(经济、金融、统计等方向)、信息与计算机、电子电气与自动化、网络与通信技术、无线传感器网络技术、物理及相关学科、教育技术、体育研究、图书情报与文献学等。该刊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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