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传统文化非常值得研究，元代戏曲和明代戏曲也是相当不错的一种文学文化，我也研究戏曲差不多四五看了，平时也收集整理了不少古代戏曲古籍，这些戏曲古籍可是花费了我不少代价才收集这行齐全的，目前来说我还没看到比此更全面的戏曲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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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戏曲丛刊  第04辑  03  乐府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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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5厘米半，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清明上河图详细介绍

《清明上河图》画卷，北宋风俗画作品。传世名作、一级国宝。《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不但艺术水平高超，而且围绕着它还流传下来许多有趣的故事。

《清明上河图》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该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 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桥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写北宋汴京城一角的现实主义的风俗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绘画史上名为《清明上河图》的画幅很多，但真本毕竟只有一幅。经过众多学者、专家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大家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原作。其它的同名画作，均为后来的摹本或伪托张择端的臆造本。

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的画卷本幅上，并无画家本人的款印，确认其作者为张择端，是根据画幅后面跋文中金代张著的一段题记。张著的题记也仅寥寥数语："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不过，张择端的姓名并未见于北宋后期成书的《宣和画谱》，有人推测说，可能他进入画院时间较晚，编著者还来不及将其收编书中。

《清明上河图》在细节描绘上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 临摹画制作精美,也是一种商业艺术,它更是你收藏,赠给亲朋好友的绝佳艺术礼品!

白寿彝任顾问的《中国通史(彩图本)》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全卷所绘人物五百余位，牲畜五十多只，各种车船二十余辆艘，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巨大，段落分明，结构严密，有条不紊。技法娴熟，用笔细致，线条遒劲，凝重老练。反映了高度精纯的绘画功力和出色的艺术成就。同时，因为画中所绘为当时社会实录，为后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张择端”条内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是劳动者和小市民。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此后历代绘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受其影响。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

张择端，字正道，南北宋之交的画家，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在宋徽宗朝任朝翰林画院画史时所作。这幅长卷为绢本，淡着色，画幅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

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今佚)。

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它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

明嘉靖三年(1524年)，《清明上河图》转到长洲人陆完的手里(陆完字全卿，成化年间中进士，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名重一时)。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枕中，不离身半步，视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两三个月，看了十余次以后，竟临摹出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当时专横跋扈的大奸臣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忬得知后，便花800两纹银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严嵩。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匠汤臣，认出画是假货，便以此要挟王忬，令其出40两银子贿赂自己，但王忬对其不予理会。汤臣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忬害死，临摩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狱中。

实际上，陆完死后，其儿子急等钱用，便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这之前严嵩确曾托王忬买过“名画”，王忬也确曾买苏州人王彪之摹本献给严嵩，后被识破。

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终于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

《清明上河图》到清朝后先由陆费墀(安徽相乡人)收藏。陆费墀是乾隆时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钤印题跋。后被毕沅购得。毕沅(1730-1797)，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毕沅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毕泷(清代收藏鉴赏家)同赏，现今画上有二人印记。

毕沅在关中任职时，对地方上的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些却成了他的“罪行”。毕沅死后不久，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也被抄没入宫。

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入宫以后，便将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7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

《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大干将之一李作鹏，曾利用权势将《清明上河图》强行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据为己有。他还伙同邱会作、吴法宪等人一起，霸占了其他一大批珍贵文物。林彪倒台后，《清明上河图》才又重见天日，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

《清明上河图》究竟画了些什么内容呢？为什么千百年来，它的魅力一直不衰？

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

《清明上河图》大至原野、浩河、商廊，小至舟车人物、摊铺、摆设、市招文字皆统组一起，真实自然，令人有如临其境之感。整部作品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有如一气呵成，充分表现了画家张择端的过人笔力，不愧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宝。

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据，《清明上河图》前面应还有一段绘远郊山水，并有宋徽宗瘦金体字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印记，而今这些在画上都已不见。原因有两种，一种可能是因为此图流传年代太久，经无数人之手把玩欣赏，开头部分便坏掉了，于是后人装裱时便将其裁掉；一种可能是因宋徽宗题记及双龙小印值钱，后人将其故意裁去，作另一幅画卖掉了。

还有许多专家猜想《清明上河图》后半部佚失了一大部分，因为画不应该在刚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为止。

《清明上河图》

中国古代书画上除了作者 的题跋和钤印外，往往还有收藏者的题款和钤印。我国有这样一幅名画，上署有许许多多人的题跋，盖有密密麻麻的鉴藏印章。可见它经过了许多官方和私家收藏者之手。这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它历经八、九百年的岁月沧桑，饱经劫难，有的收藏者为其而遭不幸，作品终于幸免于难而保存下来。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宋代画家张择端。张择端是山东人，早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学习绘画，后为北宋画院画师。虽然有关他的记载很少，但这幅了不起的作品，使后人永远地记住了他。 《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绢本设色长卷，高248厘米，长528厘米。图中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京在清明时节的繁华热闹的景象。清明上河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如像今天的节日集会，人们藉以参加商贸活动。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市郊景画，第二段是汴河，第三段是城内街市。

先是汴京郊外的景象。农民在田里耕作，有钱人扫墓归来。路上，驮队、挑夫、骑马坐轿的人物正匆匆进城。接下去是最精彩的部分--汴河。汴河上的拱桥如一道彩虹，桥上行人如潮，熙熙攘攘，磨肩擦踵，桥下舟楫相竞相争。许多细小情节刻划得极有情趣。如桥头一匹惊马造成险情，毛驴被惊吓，好奇的人在围观。接着又描绘汴京的街市。汴京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中官府衙门、民居宅院、作坊店铺、茶肆酒楼，屋宇错落，林林总总，街上车水马龙，九流三教，应有尽有，百业兴隆，热闹非凡。画面又展开一幅从容的景象，有张有驰，形成有趣的对比和节奏感。画家通过对汴京城内建筑、商贸、交通、运输几个方面的描绘，再现了北宋都城的繁华和发达。

《清明上河图》中画有五百五十余人，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可贵的是，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修养和表现能力。 《清明上河图》既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丰富的形象资料，因此，它还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在中国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皇宫贵族、文人墨客，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掠夺和收藏从未停息过。《清明上河图》真迹是如何现世的？它的作者张择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呢？

《清明上河图》真迹惊现世间

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它宣告了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统治大梦，顷刻间土崩瓦解。根据“优待条例”，溥仪仍然住在皇宫紫禁城内。溥仪同中国任何一位封建皇帝不同，他少年时期接受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教育，从小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一直有出国留洋的梦想。为了离开皇宫后能有充足的经费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想到了皇宫中收藏的大量珍宝、字画。由此，历经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清明上河图》，四次被收进皇宫，又一次次神秘失踪，这一次又开始了它神秘而漫长的旅程。

离开了皇帝宝座的溥仪利用自己的皇权，从1922年11月16日开始，到1923年1月28日的73天时间里，以“赏赐”其弟爱新觉罗·溥杰的名义，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其中，《清明上河图》就有四卷之多，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等。尤其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稀世神品，是历朝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珍品。

1925年2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溥仪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天津法租界的张园，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移出紫禁城的大量珍宝、字画，也秘密地转移至天津，《清明上河图》陪伴着溥仪在天津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

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珍宝、字画，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清明上河图》又陪伴着溥仪，在长春度过了长达13年4个月的岁月。长春伪皇宫的“辑熙楼”，见证了溥仪和他的家眷在长春度过的时光。“辑熙”的名字是溥仪自己起的，“辑熙”二字出自于《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辑熙敬止。”然而溥仪认为，“辑熙”的“熙”字，与康熙皇帝的“熙”字相同，溥仪非常崇拜康熙皇帝的才华和治国方略，因此，“辑熙”二字的含义不言而喻，溥仪是想秉承先祖康熙皇帝之志恢复满清大业。为此，人们不难揣测出溥仪如此喜爱《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的目的，无不是被《清明上河图》中这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所迷醉。

194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打理行装。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字画。13年来，《清明上河图》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一直封存在长春伪皇宫后面的书画楼里，只有溥仪和少数贴身随从知道书画楼里面封存的秘密。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进入这座神秘的“小白楼”，他从大量的珍宝、字画当中精选了一些珍品逃往通化，剩下的珍宝、字画被一些侍卫哄抢。其中，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有哪一卷被溥仪带在身边？哪一卷流失于民间？人们不得而知……

溥仪带着一部分珍宝、字画和家眷，匆匆逃往通化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栗子沟。溥仪在大栗子沟仅仅住了3天，之后又匆匆忙忙赶往沈阳，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溥仪又从长春伪皇宫带来的珍宝、字画中再一次进行甄选，只选了少量的珍宝、字画，带着弟弟溥杰和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一个随侍逃往沈阳，而将大部分家眷和一些珍宝、字画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些被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珍宝、字画，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烧毁，最后被解放军收缴。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以及随身携带的珍宝、字画被苏联红军截获，溥仪被苏联红军遣往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力，五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下落不明。

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有些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些书画作品已经破损。当杨仁恺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古老的绘画法式，杨仁恺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幅长卷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这幅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张著的题跋中明确地记载：“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

杨仁恺先生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名闻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长卷，纵248厘米，横528厘米，根据专家统计，《清明上河图》共画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如此浩瀚的画卷，画面结构严谨，有条不紊，人物的各种活动，刻画的非常细致生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界画”画法，娴熟自然。《清明上河图》共有历代13个收藏家写的14个跋文，钤章96方。仅末代皇帝溥仪的钤章就有3枚之多，足以证明溥仪对《清明上河图》的青睐；只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煌煌巨制，才可以容得下一代帝王的千秋大梦。

·《清明上河图》

国宝《清明上河图》历经兵火，几遭劫难，历代收藏家和鉴赏家曾把玩、鉴赏留下了几许妙语佳话，更有许多待揭之谜。

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它和唐人韩�创作的《五牛图》一样，被称为画苑“国宝”。其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赵佶），他用瘦金体书写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和双龙小印（宋代皇帝的闲章，用于鉴赏或收藏艺术品时铃记），可证画成后最初收藏在皇宫，公元1126年汴京陷落后，宫中所有名贵文物包括这幅名画，统统被金人掠去，金人初不识此画的价值。又过了59年，即金世宗大定26年（1186），金人张著最早在《清明上河图》上撰跋文转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证实宋人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始定下来。

历史上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记号曾有过一些争论，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似无异议。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均主“春景”之说。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对春景之说首先怀疑者是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列举了八项理由，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

参考资料：

　　老舍先生

　　老舍（1899-1966）：现代著名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满族，北京人(正红旗)。另有笔名絮青、鸿来、非我等。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老舍的作品很多，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小说）《茶馆》《龙须沟》(话剧）等。北京市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巴金晚年患有帕金森氏症、慢性气管炎、高血压、恶性间皮细胞瘤等多种疾病，曾表示要求安乐死。

　　“激流三部曲”：《雾》《雨》《电》 散文集《随想录》(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　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曾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巴金1928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索桥的故事》《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雾》《雨》《电》1982年获“国际但丁文学奖”。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享年99岁，籍贯福建福州长乐横岭村人，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 。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被称为“世纪老人”。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1926年，冰心获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此后著有散文《南归》，小说《冬儿姑娘》等，表现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内涵。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重庆等地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1946年赴日本，曾任东京大学教授。1951年回国，先后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作品有散文集《归来以后》《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樱花赞》《拾穗小札》和《晚晴集》等，展示出多彩的生活，艺术上仍保持着她的独特风格。其中《寄小读者》《再寄小读者》《三寄小读者》，表现了她对儿童的爱，她希望儿童们能有一个美好的心。她的作品还有诗集《繁星》、《春水》，为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以“自然”“童真”与“母爱”为主题，以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对自然的赞颂以及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为主要内容，表达了她对母亲的情感、对孩子的喜爱、对自然的赞叹及对人生的理解，被著名作家茅盾称为繁星格与春水体。她的短篇小说《空巢》获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儿童文学作品选集《小桔灯》于同年在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荣誉奖。冰心的作品除上面提到的外，还出版有小说集《超人》《去国》《冬儿姑娘》，小说散文集《往事》《南归》，散文集《关于女人》，以及《冰心全集》《冰心文集》《冰心著译选集》等。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文出版。　冰心崇尚“爱的哲学”。“母爱、童真、自然”是其作品的主旋律。她非常爱孩子，把孩子看做“最神圣的人”，认为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好好呵护，深受人民的敬仰。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赞美。

　　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代表作品： 《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狂人日记》《朝花夕拾》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其散文以朴素缜密，清隽沉郁、语言洗炼，文笔清丽，极富有真情实感，朱自清以他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为建立中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主要作品有《寻朝》、《踪迹》、《背影》、《欧游杂记》、《你我》、《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

　　郑振铎(duó)，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代表作品： 《猫》，《我们是少年》

　　李广田（1906~1968），散文家。号洗岑，笔名黎地、曦晨等。山东邹平人。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次年开始发表诗文。1935年大学毕业，回济南教中学。曾与北大学友卞之琳、何其芳合出诗集《汉园集》。他是中国现代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先后结集的还有《雀蓑集》、《圈外》、《回声》、《日边随笔》等。 1968年11月，被极左路线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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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1919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与翟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1920年11月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1年春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5月10日由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创刊。

1922年1月创办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同时在上海大学任教。此期他多次撰文，对封建旧文学进行批判。

1924年出版《俄国文学史略》。五卅惨案后与叶绍钧等创办《公理日报》，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同年参与发起“中国济难会”，并与郭沫若、沈雁冰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

1927年2月，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1927年5月旅居巴黎。同年出版《文学大纲》。1929年初归国，在燕京大学、复旦大学任教，并编辑《文学》杂志。

1932年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4年出版《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1935年春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并主编《世界文库》丛书。

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1938年出版《中国俗文学史》。

抗战期间，与胡愈之、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逊等，并编著《中国版画史图录》5辑24册。抗战胜利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主编《民主》周刊。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等国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扩展资料：

郑振铎的成就：

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

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

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

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郑振铎

　　花笺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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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之精致华美，尺幅较小者，叫“笺”。笺纸用作书札，称“信笺”；用以题咏写诗，名为“诗笺”。现代的人已无诗词雅兴，写信都用圆珠笔和机器制有光纸，所以笺纸在市上已绝迹，或作为高雅品在旅游定点玻璃柜中。�

　　民国以前，古人写诗唱和，或公私书信往来，都用国产手工制纸，以毛笔书写。笺纸上印有八条红线，俗称“红八行”，封套则以白绵或宣纸糊成长方形，名址皆由右至左竖写。这类笺纸、信封都已定型，市上南纸局、文具店都有出售；非同今日，全国信封统一形式，且由邮局监制出售，否则不予投递。古代的文人学士，有的以为市井俗品承载其文翰，如蝇污白璧，有伤其雅洁之美，乃自制笺纸，以标其高雅不入俗流。如清朝末年翰林杜彤家在天津杨柳青，所用信笺皆由爱竹斋画店用梅红纸刷印，名家画梅。也有在笺纸上印以汉瓦周壶或铭文者，古香古色。还有以各种色彩，或雕版印制成山水花鸟等图样，故统称之为“彩笺”、“花笺”、“锦笺”等美名。若将彩印笺纸辑成图册，则称其为“笺谱”。如《十竹斋笺谱》《北平笺谱》等等。按：笺字《说文解字》谓：“笺，表识书也。从竹。”古代笺是作为表明古人著作者意，或断以已意，使大众可以读懂其文。如汉·郑玄注释的《诗经》称作“郑笺”，并非专指笺纸。可知汉代虽然发明了制纸，但质地粗糙，故尚无“笺纸”之名出现。�

　　一、花笺创始于南朝�

　　纸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为推进人类文明进程，起了加速作用。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杀青”(造纸)卷中说：“物象精华，乾坤微妙，古传今而华达，夷使后起含生。目授而心识之，承载者以何物哉君与民通，师将弟命，冯藉〓〓口语，其与几何；持寸符，握半卷，终事诠旨，风行而冰释焉，覆载之间，藉有楮先生也。圣顽咸嘉赖之矣。”观此，纸对社会发展之作用，不需多说了。�

　　纸之发明和实物出现，从甘肃居延汉代遗址中出土的两片麻纸看，最晚是在汉宣帝甘露二年即公元前52年。(见《文物》1978年1期)据文献记载，东汉时尚方令蔡伦，字敬仲，改进了造纸术，制作出一种“蔡侯纸”，渐渐代替了竹简和缣帛书写文书。范晔《后汉书·宦者列传·蔡伦传》：“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成，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东汉时期的蔡侯纸属于尚方(皇室手工业作坊)制造，产量不多，供宫中用。晋代之纸，改良提高，且有南北之分：“北纸用横帘，其纹横，其质松而厚，谓之侧理纸；南纸用竖帘，其纹竖，晋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明·屠隆《考〓〓事》)又晋·陆〓《邺中记》载：东晋十六国时，后赵国君“石季龙与皇后在观上为昭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数百丈绯绳，辘轳回转，凤凰飞下，谓之凤诏。凤凰以木做之”。石虎以五色纸作诏书，可知其时纸质已柔韧，而且已有染以彩色之纸了。唐·王维《和贾至早朝大明宫》诗有“朝罢须裁五色诏”句，即引石虎“凤诏”的故事。此外，东晋时，南方还有藤纸出现。到了南北朝时，陈·徐陵编《玉台新咏》，序中有“三台妙迹，龙伸〓屈之书，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之句，证实了以五色花笺书写诗赋文章，早在六世纪中已广泛应用于文人笔墨之间了。从而得悉“花笺”之名，开始出现在我国文风昌盛的南北朝时期的南朝。�

　　二、隋唐时期的蜀笺�

　　隋朝统一了南北朝分裂局面。不久，李渊起兵，取而代之，建立唐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强盛朝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蓬勃发展，超越前朝。体现在造纸工艺方面，较以往不仅质量提高，而且品类也增多，如玉版、贡〓、经屑、表光、鱼子、硬黄……与此同时，唐诗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也是一个辉煌夺目的时代，承载这宗诗文的载体纸张——诗笺，随之名目也繁多，五光十色。唐代制纸工艺首推四川，而蜀中笺纸又以“浣花笺”首屈一指。浣花笺一名“薛涛笺”，又名“松花笺”。相传唐元和(公元806-820年)中，元稹使蜀，营妓薛陶(涛)造十色彩笺相赠，稹于松花笺上题诗寄陶。(李石《续博物志》)又李商隐《送崔珏往西川》诗：“浣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句，可见薛涛笺为当时诗人所乐道。按：薛涛字洪度，随父流落蜀中，遂入乐籍，工诗。韦皋镇蜀，招令侍酒赋诗，称为女校书。暮年屏居浣花溪。元·费著撰《蜀笺谱》，谓薛涛七十三岁卒，不知所据。薛涛笺是“以芙蓉等为料煮糜，入芙蓉花末汁，或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见《天工开物》)。这时的笺纸，已有名家自制之开始。�

　　三、五代时的砑光笺�

　　唐代彩色纸笺普遍用于文人诗酒间，然而尚无笺纸上雕印山水花卉之说。五代末，曾任后晋户部尚书的姚〓，其子〓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板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纹镂奇细，号“砑光小本”。

　　砑光的笺纸，是雕版刷印花笺的前身，其法是以彩色纸料薄而劲韧者，覆在线刻的画版上，然后用木棍或石蜡在纸背上磨砑，雕版上的花纹则光出纸上。这种砑光纸直到清代，尚在各地南纸店里砑制。�

　　四、宋元花笺新发展�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是因赵匡胤用兵结束了五代十国时诸潘割据的战乱年代，社会暂时得到安定。造纸质量提高及活字版印刷术出现，更推进了文化昌明。就笺纸而论，宋代有澄心堂纸极佳，有碧云春树笺，龙凤笺、团花笺、金花笺……，都是宫中御用之笺纸相当华贵。�

　　元代制纸，有彩色粉笺、蜡笺、花笺、黄笺、罗纹笺皆出绍兴；有白篆纸、观音纸皆出江西。彩印诗笺，尚无所闻。惟有纸上绘金如意云者，为元朝大内明仁殿御用之品，可裁作诗笺。清朝曾有仿制，特于纸面左下角捺“乾隆年仿明仁殿”长方图章，亦系御用之物。皆非一般市上所售，后有复制者。回观上述文献资料，截至元代，雕版印刷彩笺尚无所闻。所以只有中国版画艺术发展到了明末黄金时代，才涌现出了诸如《萝轩变古笺》、《十竹斋笺谱》等高雅精绝的花笺，相继问世。�

　　五、明代的彩印笺谱�

　　明代是中国版画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当时无论是文学艺术、蒙学读物，还是医药气功、衣食生活以及文房四宝……几乎无不附以精雕之插图。以图为主的画谱、墨谱、神仙人物图传，更不必细说，而其中以彩色套版精印成册，雅趣高绝，专供士大夫“清玩”者，莫过于《萝轩变古笺》和《十竹斋笺谱》了。《萝轩变古笺》又名《萝轩笺谱》，明末萝轩辑，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吴发祥刊版于江宁(今江苏南京)。《萝轩变古笺》中的“拱花”版式，是版画史上一大创新。它是先将物象的轮廓用阴刻刀法刻在平面木板上，再将宣纸覆于版面上，上加薄毡，以木棍用力压或木槌轻敲，纸面就凸出了版上凹下的图象花纹，犹如今日官防钢印。所以颜继祖说：“若干曲折，却非依样葫芦。”明刻《萝轩笺谱》今已难得，1981年上海朵云轩有复刻本印行，可资参考。继《萝轩变古笺》后，有《十竹斋笺谱》刻成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十竹斋”命名与编印者胡曰从经历有关。胡原籍安徽休宁人，生于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喜鉴藏文物。相传胡酷爱竹筠，尝于寓所种竹十余竿，读书雅玩古董于竹窗下。后在南京鸡鸣山侧开一古玩店，因而取名，“十竹斋”。胡曰从曾任南明王朝中书舍人，明亡不仕。《十竹斋笺谱》印成于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内容丰富，包括历史故事、诗词意画、山水人物、商周铜器、古陶汉玉等等。共分四卷，二百八十图。其中卷三，有以象征之物，以表古代成语故事；有以写实人物，画才德兼备，非流俗所能企及之高士。笺谱诸图，皆纤巧玲珑，印制极工，除“〓版”外，还以“拱花”凸版印压花瓣脉纹，鼎彝瓶花图案者。典雅清新，今难再现。《十竹斋笺谱》卷首有李于坚《笺谱小引》和李克恭《十竹斋笺谱序》。序文对笺谱的发展演变，〓版、拱花的雕版印制等，阐述较详。1940年郑振铎编《中国版画史》，分类编入其中。�

　　六、清代花笺之繁荣�

　　清初，战火未靖，社会反满统治中华的抗清连动不断。康熙帝亲政后，学习汉文化，诏命纂辑《钦定图书集成》……同时版画艺术遥接明末余绪，始渐繁荣，但多颂扬之作。而笺谱之制，却无多闻。乾隆(公元1736-1795年)时，始有单页印笺出现。此后，苏州、南京、上海、北京、安徽歙县皆有诗笺绘刻，其中大都是阳线刻版，淡色刷印于彩色或素纸上，也有少数以朱绿套版印制者。在内容方面，除传统的山水、花鸟、草虫、人物外，还有戏曲小说。诸如《西厢记》、《红楼梦》等具有情节的画笺刻印。显然是清中叶后，沿海城市工商业经济繁荣，花笺常被生意人取作信笺，用于书信往来了。古代诗笺原来是载乘文人诗咏，名士书札以至诏命等，本属文士雅玩之品，似与商贾以物论价，金钱往来无关。晚清工商业发展，开明人士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腐朽现状影响，咏诗作词，不再是时代风尚了。诗笺的载体也由雅趋俗，面向社会现实发展。因此，需求者增多，内容也有新的变革。“戊戌变法”(公元1898年)后，上海商务印书馆、机器造纸局等，曾用机制笺纸，大量生产。为了争相获利，且不断推出新样，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西湖十景》、刘炳堂画的《太师》《百鹿》等写生动物。此外，更有值得注意的是以《世界八大英雄》(哥仑布、英国克林威尔、俄国大彼得、美国华盛顿、法国拿破仑、意大利加富尔、德国俾斯麦、日本西乡隆盛)为题材的笺纸出现。它打破过去中国版画史上刻印名贤志士，以教人尊重品德和仁恕之道的传统；提倡要学哥仑布探险，彼得大帝南扩，华盛顿自强独立，俾斯麦强权外交，西乡隆盛主张维新……世界上各样不同的时代人物。就这几张小小笺纸来看，它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之实况。这时的宣统已是封建社会末代皇帝。于此变革前夕，天津文美斋刊印了一部《百华诗笺谱》，图有：紫丁香、玉兰、菊花、万年青等草木花卉。作者张兆祥，号〓庵，天津人，善画花鸟，设色艳雅，备极工致。前有张祖翼序。序文作于光绪丙午(公元1906年)，刻版印制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元)五月。继《百华笺谱》之后，文美斋集上海钱慧安、沈心海、杨伯润，南京王慎之，天津辛荫圃和陆炳文、黄花农等画家所作的人物、花卉、博古、山水等刻印成一部《文美斋笺谱》，后又以石印版印行了一部《七十二侯笺》(钱慧安作)。笺谱发展，至此暂告终止。�

　　七、关于《北平笺谱》�

　　公元1933年初，鲁迅先生收到郑振铎(西谛)君赠送的《中国文学史》三本后，于二月五日回信说：“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印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尤(对于各派)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彩色亦须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其时，鲁迅与郑振铎一位在上海，一位在北平，只以书信往来，并将诗笺由邮寄还，不数月，《北平笺谱》问世。其中包括沈兼士题签；扉页书名“北平笺谱”题字由沈尹默书。最重要的是鲁迅先生一篇《北平笺谱》序，概述了中国版画发展史。�

　　鲁迅写此序文前，曾函告郑振铎：“我当做一点小引，但必短如兔尾巴……”并认为这是一部“新古董”，只印百部。鲁迅一面邀西谛在北平访笺收集，一方面自己在上海收集到数十种，认为“皆不及北平；杭州、广州，则曾托友搜过一通，亦不及北平，且劣于上海，有许多则即上海笺也，可笑，但此或因为搜集者外行所致，亦未可定。总之除上海外，而冀其能俨然成集，尽难矣。北平私人所用信笺，当有佳制，倘能亦作一集，甚所望也。”此文既反映了当时除北平外，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尚有印版笺纸于市上出售，同时又可知北平还有私人印制的信笺。郑振铎于此期间，将收集工作写作一篇《访笺杂记》，鲁迅写信说：“《访笺杂记》是极有趣的故事，可以印入谱中。第二次印《笺谱》，如有人接办则为纸店开一利源，亦非无益。〓草创不易，一创成，别人亦可踵行也。”《北平笺谱》刊行后，鲁迅先生还想复刻明版《十竹斋笺谱》。一因“文，求老头子惜而不卖，他以为还可以得重价。”又因“我们的同胞，真也刻的慢，其悠悠然之态，固足令人佩服，然一生中也就做不了多少事”(以上引言均见《鲁迅书信集》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越两年，鲁迅先生病逝于上海，鲁迅和郑振铎编印的《北平笺谱》，第一次出版了一百部，预约出售只四十部，其余六十部分送给有关的中外人士。这百部都有编号和鲁迅、西谛亲笔签名发行，十分珍贵。第二次刷印的百部均无鲁迅、西谛之签名。今天无论是第一次或第二次刷印者，都已很难得到了。�

　　八、花笺掇英带泪痕�

　　《北平笺谱》印行不久，1937年日本帝国发动全面对华侵略战争。七月七日，北平沦陷，全国人民投入抗日救国战争，何暇再谈笺谱盛衰之事。待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房四宝，诗笺墨谱，被视为非劳动大众生活所需。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当时琉璃厂一带的私营南纸店、字画铺等，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前，多已歇业，更无彩笺印制。四川成都春熙街文具店曾以夹江纸于1960年印制了一些《蜀笺》，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起，经过了“扫四旧”等“革命行动”，诗笺作者、收藏者，都被扣上了“牛鬼蛇神”的帽子，一并扫入了拉圾堆中；其时何止诗笺。所以197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没有“诗笺”和“笺谱”的条目了。好像中国年轻人和后代，不需要知道诗笺、笺谱为何物。可叹!�

　　收集彩笺，继《北平笺谱》之后，再编成一部笺谱，初无此愿，只是作为自己玩赏。因我年轻时，见到书摊上的笺纸印刻的内容，常与木刻年画相类。如：同泰义印的《西厢记》、凤荣室印的《晴雯撕扇》，澄心堂纸笺中的《麻姑献寿》《天官赐福》等等，遂感兴趣，不断收集，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已有数百幅之多。后来印制笺纸者日稀，由此更加珍视。十年浩劫期间，除损失少许外，大部分都埋藏起来，未敢“自我革命”销毁掉。随着历史发展，人们渐从盲目崇拜的迷信中解脱出来。祖国优秀传统的民族文化，获得了法律保护。近日，黑龙江美术出版社蒋悦先生访笺至敝庐，感《北平笺谱》印行后，时光已逾六十年，至今竟无一部新编古旧珍品笺谱问世。岂不恰中鲁迅先生所说：“意者文翰之术将更，则笺素之道随尽。”“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怎不可惜!嘱笔者将旧藏各地印制的彩笺细选三百页，编成一部“彩笺掇英”，以博众赏。同时也是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五十周年，以表民间大众整理祖国文化遗产之成果。为不负此重托，今选就三百余帧，分作上下两集，内容为人物、仙佛、仕女、儿童、小说和风景、山水；花卉蔬果、鸟兽虫鱼、梅兰竹菊，拟古仿古，诸家名笺。其中多是知名画家之作。如恽寿平、李鳝、任薰、张熊、张兆祥、沙山春、钱慧安、任伯年、王素、陈慰之、墨禅、冷香、胡公寿、沈心海、刘炳堂、朱良材、赵之谦、杨伯润、戴伯和、李瑞清、齐白石、吴待秋、于非〓、溥心〓、马晋、张大千、吴南愚、徐燕〓、吴光宇、白云生、慧生……今皆已成古人了。印制这宗笺纸的店铺，除北京荣宝斋早已归为国营，尚在琉璃厂营业外，其他字号诸如清秘阁、宝晋斋、成兴斋、松古斋、澄心堂、彝宝斋等，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就倒闭了。此外，还有清代浙江、江苏和安徽笺纸店的制品，如上海九华斋、戏鸿堂、松茂堂、商务印书馆、扬州晨风阁、南京同泰义、恒隆以及其它地方的松竹斋、桂林馆、文芸阁、佳莲、凤荣、合泰、松芸、尺木、文美斋……都已成为不复存在的老字号。至于这部笺谱的雕版印制，几乎概括了中国版画艺术的诸般技巧。既有单线木刻版印者，又有阴纹凹版拓本；既有五色套版刷印，又有多块〓版渲染。还有拱版晕色，压花无色以及锌版机制方法印就者。花样之多，不仅可供中国版画家、美术史家创作、研究参考，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印刷史、文化史家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明包汝《南中纪闻》也有一段关于三月初三日桃花的传说：“每年三月初三日，井水浮溢。那人携佳纸向水面拂过，辄做娇红色，鲜灼可爱。但止得十二纸。过岁闰则十三纸。此后遂绝无颜色矣。”

　　据说这是著名诗妓薛涛的发明。那种纸被称为“薛涛笺”，又叫“桃花笺”或者“红笺”，后来成为贡品；那井被称为“薛涛井”，蜀王府作亭于井上，栏杆围护，凡人不许逾越。时常想，当初薛涛漂纸之际，面容映在井里，也是“人面桃花相映红”吧？只可惜，彼时她已经辟地归隐，出家为道，再高洁的情怀再清艳的画面，也已经乏人欣赏了。

　　叶圣陶1922年的童话(即后来收入《稻草人》的那组作品)，一向被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之作，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胡适的《尝试集》和陈衡哲的《小雨点》，这两本集子中都包含了近乎一半的儿童文学，其中很多作品面世更早，影响也不小(《尝试集》尤其如此)。为什么它们不是奠基之作呢过去有些史家的解释，是从作品的题材和思想内容立论的，认为叶圣陶的作品更关注现实，有更进步的倾向，等等，这显然不是文学史研究的正路。事实上，我以为，叶圣陶和胡适、陈衡哲的区别，在于他的创作，是自觉的儿童文学，而胡适和陈衡哲还属非自觉的儿童文学。也就是说，他是把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区分开来的，他的这些作品是“专为”儿童所写的——这在自古至今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