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羿，或称羿、大羿等等，是我们中国神话中著名的射日英雄。一说到后羿，就让人想起后羿射日的故事，好像后羿除了射日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了。其实，后羿作为上古鼎鼎大名的英雄，战绩自然不只是射日而已。

后羿连太阳都射得下来，自然其本身就拥有强大的力量基础。拥有强大力量的后羿，惩恶扬善、行侠仗义，自然也是不在话下的。今天就说一说惨死后羿箭下的六大怪物，有兽人、巨兽、神怪等等，一箭一只小怪兽，虐惨了。

一、凿齿。《山海经》等古籍中记载的怪物，人形，标志是两颗长长的獠牙，还会使用盾牌和武器，有一定的智慧，这妥妥就是传说中的兽人族啊。凿齿经常掠食人类，因此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被后羿一箭射死。

二、封豨（xi）。名字很奇怪，其实就是一只巨大的野猪，但其身体巨大，性格残暴、食量惊人，经常祸害人类，因此进入后羿的猎杀名单。所谓皮厚不挡刀，肉厚也不挡箭，即使封豨体型巨大，皮糙肉厚，也依然挡不住后羿一箭。

三、修蛇。又名巴蛇，《山海经》等古籍中记载的一条巨大的蛇形怪物，传说以大象为食。后人经常用封豨修蛇，来比喻贪婪残暴的人，从中也可以看出修蛇等巨兽对人类的威胁。当然也免不了被后羿一箭射死，传说巴陵就是修蛇尸体所化。

四、大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一只巨大的鸟类，传说是凤凰后裔。因为体型巨大，大风飞过人类村庄部落，带起的气流摧枯拉朽，因此得名为大风。大风破坏力惊人，对人类威胁极大，因此被后羿一箭射死。

五、九婴。中国神话传说中，著名的九头怪兽，牛身、龙尾，能喷水火，叫声如婴儿啼哭，因此得名九婴，到处吃人。这已经是掌握神秘力量的神怪级别怪物了，传说只有同时杀死九颗头，才能真正杀死九婴，最后却被后羿一箭射爆九颗头。

六、猰貐（yayu）。《山海经》等古籍中记载的神秘怪物，传说本是人面蛇身的神灵之躯，性格善良，却惨遭其它神灵谋杀，死后被十巫复活，改造成了牛身人面的怪物，从而性情大变，吃人为乐，不得已，后羿一箭射杀了可怜的猰貐。

以上就是惨死后羿箭下的六大怪物，不管是凿齿这样的兽人，还是封豨、修蛇、大风这样的巨兽，哪怕是九婴、猰貐这样的神级怪物，后羿依然都是一箭一个，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可谓虐杀。

不愧是上古英雄后羿，实力非同一般。都说什么凹凸曼是怪兽的克星，跟中国神话中的后羿比起来，恐怕也要甘拜下风，打怪兽我只服后羿，太强了

村民靠研究县志盗挖汉墓，获利400万，专家：无价宝卖成白菜价。

盗墓是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因为有得可图，虽然各朝都有法禁止，但是，盗墓贼却代代不绝。盗墓说简单也简单，见个土包一挖了之，但是，真正要想有所收获，却并不那么容易，所以说，盗墓也是件技术活。比如如何定位埋有宝藏的古墓？你总不能光天化日之下见坟就挖吧？

盗墓者为了定位古墓，是各有套路的。本世纪初，在山东曲阜就出现了一伙“颇有文化”的盗墓贼，他们竟然靠着钻研《曲阜县志》发现了一座汉代大墓，并成功盗挖，将所得文物转手倒卖，获利400余万元，最终，这伙盗墓贼被警方抓获，去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

该团伙的主犯姓李，年轻时就不学好，偷鸡摸狗，混迹乡里，还有个匪号叫“李老大”。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所以，李老大最终把自己整进了济宁监狱。没想到，进了监狱的李老大不仅没有改造好，还结交了一邦臭味相投的狱友。出狱后，几个人就纠集到一起，想干件不出力又来钱快的活计。由于当地的地下文件丰富，他最终选择了盗挖古墓来“发家致富”。

地界那么大，古墓去哪找？李老大突然灵机一动，何不从古籍中发现线索，然后再按图索骥呢？于是，他们找来一套《曲阜县志》，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研究。县志都是文言文写就的，此时他们才后悔当初没学好语文了。为了钱，他们花了比上学时更大的功夫，结果还真让他们找到了一处汉代王陵的线索——曲阜境内的姜村有座汉朝鲁珠王墓。

目标确定了，然后纠集亲戚、狱友等，用钎探探得位置、洛阳铲开掘盗洞、炸药爆破炸开墓室，盗掘，盗得金器、玉器、铜器、漆器等一大批文物。为了快速得到钱财，仅仅以400万元的价格，分批次将这些文物系数卖给了一位文物贩子王某。而王某再以高价转手，卖给私人藏家，甚至流落到了海外，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就此再也难寻！

有专家称：“这些文物都是无价之宝,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无法估量,但却被他们卖了白菜价。”更重要的不是其经济价值，而是研究价值。盗墓者都是破坏性盗墓,根本没有保护的意识。鲁珠王墓如果正常挖掘,对整个鲁国历史的研究很有价值,但被盗墓者破坏后,这段唯一的历史痕迹就被抹去了,不可再次还原——这才是盗墓的最大罪恶。

（来自网络）

饕餮

汉语拼音：tāo tiè

饕餮(拼音：Tāotiè)，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古代青铜器上面常用它的头部形状做装饰，叫做饕餮纹。传说是龙生九子之一。

“饕餮”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它最大特点就是能吃。饕餮是一种想象中的神秘怪兽。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十分贪吃，见到什么吃什么，由于吃的太多，最后被撑死。它是贪欲的象征。

《辞海》中记载：饕餮是“传说中的贪食的恶兽。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

《辞海》在解释饕字说：饕即“贪，《汉书·礼乐志》：‘贪饕险’颜师古注：‘贪甚曰饕。’特指贪食。”

《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

上面几段话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饕餮是一种“恶兽”，而不是鱼蛇蟒鳄，不属于鱼类或爬行类。《辞海》中还有附有商周鼎上的饕餮纹。你只要看一看就可以认出那个凶恶的猛兽像谁，非常像狼的正面像，也是圆眼吊睛，凶狠无比。

二是，饕餮甚贪食。这个特征鲜明地指出了狼的特性。“极贪食”是草原狼的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咱俩养过狼，太知道狼的这个天性了，咱俩可以举出无数个狼贪食的例子。天下再没有比狼更贪食的动物了。不信可以让人去问老牧民，天下最“贪食的恶兽”是谁？回答肯定是狼。人所共知，“贪”就是狼性的代名词。董仲舒说秦“以贪狼为俗”，也把贪与狼相并列。中国人形容贪食总是用“狼吞虎咽”，而且还把狼排在虎之前，狼比虎更贪食。形容贪心都说“狼子野心”，不会说“虎子野心”。

由于饕餮具有“恶兽”和“甚贪食”这两个狼的特征，而且饕餮纹又像狼。因此，传说中的饕餮很可能就是狼，或是从狼演变而来的神兽。

三是，饕餮成为商周鼎的主要纹饰，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宝鼎是华夏民族在青铜时代的立国之重器。在周朝，“一言九鼎”的“鼎”，是象征至高无上王权的神器和礼器，也是祭天祭祖的祭器，鼎在华夏先民心目中处于民族“图腾柱”的地位。因此，只有属于民族的图腾才有资格登上如此崇高的地位，而被镌刻铸造在宝鼎重器之上。这一现象又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到商周时，华夏族可能还仍然崇拜狼图腾，至少是猛兽图腾，炎帝黄帝族祖先的图腾崇拜遗风可能还继续存在，而周朝时期的华夏族受狼图腾的影响更深，因为，周起源于西戎，而西戎大多是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族。其二，当时的“龙”可能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尚未真正成为华夏族的民族图腾，否则，象征王权的宝鼎就一定会以龙作为主要纹饰。而且，当时周天子也还没有坐龙座，那时还延续着炎黄游牧遗风，席地而坐。

周鼎上的纹饰主要由饕餮纹和云纹所组成，以饕餮为中心，云纹环绕其周围。显然，饕餮神兽在天上，从云层里探出头，俯看人间。它的身体则藏在云里，不知是否有蛇身或龙身，但是如果在饕餮脑袋后面续上龙身，那就与后来的标准龙相差不远了。所以，我认为，在狼图腾和龙图腾之间可能还有一个饕餮图腾的过渡阶段。饕餮既有狼的性格，又有后来龙的狰狞面目。

兽面纹所指称的神兽的真正名称与原型早已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年代之中，后人因其面相凶恶、神秘、恐怖，有些又口含人首，故赐名为饕餮。饕餮原是《左传》中用来形容贪财贪食之不仁不义者。近世学者已指出把兽面纹命名为吃人的饕餮纯是牵强附会，有悖于商周的社会文化状况。

因为面相凶猛恐怖，又行饕餮恶名，此兽在中国文化与艺术演变中的踪迹几乎无从寻觅。西周中期，盛行了几百年的动物纹饰突然退出了青铜器装饰主纹的领域。但是，与饕餮纹同时出现在青铜器上的几种动物纹样，如龙、虎、凤、龟等，在以后的文化演变中，都大量出现在官方与民间，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具盛名的吉祥物、艺术表现源源不绝的主题。特别是龙，在青铜器时代，多数也都拥有与饕餮纹相同的凶恶面孔。若论神秘、威武和地位，龙在青铜时代远逊于饕餮。然而，龙后来却登上了中国文化与政治象征的最高宝座，“饕餮”这一青铜时代的至尊，踪影难寻了。

饕餮纹到底指称什么？历来争论纷纭，迄今尚无定论。有说是牛、羊、虎、鹿、山魈……。在这诸说中，饕餮为虎说声音最响。许多从事原始文化与艺术研究的学者认为，饕餮纹是虎纹的夸张、变形。在古代，虎亦为很重要的通天神兽，巫师乘虎的造型在后世文物中多有出现。而在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在“龙凤”崇拜之前，曾有过一个相当长的龙虎崇拜的阶段，龙虎斗图案造型在东周至西汉时代大为盛行，其中尤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龙虎相斗图最为精美，气势不凡。古人认为虎为阳兽，“云从龙，风从虎。”龙虎相斗表示阴阳交合。在汉代，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表示天文中东、西、南、北四官。至少，在中国历史早期，虎的地位不在龙之下。然而，古籍中对虎的神通的描绘显然难与饕餮在青铜器上的显赫地位相比。

《神异经·西南荒经》：“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狠恶，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上二句原作“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据《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改）。强者夺老弱者，畏强而击单，名曰饕餮。《春秋》饕餮者，缙云氏之不才子也。”

《左传·文公十八年》云：“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神异经》所谓“《春秋》言”，即此。

《吕氏春秋·先识》云：“周期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宋罗泌《路史·蚩尤传》注云：“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多者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像率为兽形，傅以肉翅。”揆其所说，殆亦饕餮。

《左传》谓饕餮是“缙云氏不才子”，而《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贾玄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在缙云之官也。”蚩尤姜姓，亦为炎帝之苗裔（《路史·蚩尤传》），故蚩尤很可能即此缙云氏之“不才子”饕餮。又《山海经·北次二经》所记“狍（号鸟）”，郭璞注以为即《左传》之饕餮。

　　中国地方志体例基本定型、内容趋于完备是在宋代。

　　这时，“地记”。“图经”等已经基本上被“志”所取代，方志记述的重点也开始从地理情况到社会的众多方面，“人物”和“艺文”在方志中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后来方志的一般格局。像《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被称为“临安三志”的《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元大德七年（1303年），修成《大元一统志》1300卷，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同一统志，为明清两代修大一统志提供了范例和模式。明代志书约有1500余种，现存400余种。清代是修志极盛时期，乾嘉之际三修《大清一统志》，形成举国上下修辑方志的高潮，政府还明确规定各省、府、州、县60年修一次，各地都设有专11的修志机构，许多文人学者也竞相编纂、辑录方志，出现了一大批方志学家和高质量的方志，保存至今的达5500种之多。

　　中国的地方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体例、内容逐渐完备，积累的数量也极多。可惜的是，许多方志在流传过程中都已亡佚了，特别是宋代以前的方志。目前国内收藏的地方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有8500多种，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现存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其中以北京图书馆最多，约6000部，上海图书馆次之，约5000部，南京图书馆居第三，约4000部。大学图书馆的收藏也不少，北京大学第一，南京大学第二，北京师范大学第三；宁波天一阁收藏明代地方志最有特色，1961年以来已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杰选刊》107种。

　　我国方志不少流散到国外。美国人从1869年起就有意搜集我国珍贵图书，其中有方志5500多种，仅哈佛大学就藏有宋明珍贵方志上百种。日本所藏比美国还多。此外，英、法、德、意、荷兰、瑞典等国也都有收藏。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一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近代第一部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终于问世。从此以后至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陆续编制了众多的方志书目。北京图书馆是收藏中国新旧方志的最大藏家，对方志的整理也取得相当的成果，先后数次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系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政府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1912年刊行。它著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1933年5月，谭其骧编制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志书3800余种。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1936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出版，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藏方志862部。1957年11月《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印行，它反映了抗战期间于西南等地区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该馆的入藏情况，收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此后，北京图书馆入藏方志又有较大的收获。该馆现正在编制《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基本反映了该馆普通古籍中的方志情况。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一起，可反映现藏古籍中的全部方志。《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家《古籍著录标准》著录的古籍书目。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利用计算机建立了《新方志书目数据库》，它将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相应的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复合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明成化刻本《金华府志》等，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方志1400余种。该馆所藏方志基本为皇家藏书楼之旧藏，其中的珍本、善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此外，自1912年以来，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大量的馆藏方志目录，主要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九峰旧庐方志目》、《天春园方志目》、《来薰阁书店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等数十种。

从上述方志书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编制书目的单位多、数量大，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多的图书馆数次编制其方志书目，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2]所编书目多以各单位自编自用为主，正式公开出版的不多；[3]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4]在编排上，以行政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发展情况一目了然；[5]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6]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出现了机读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二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后又有《补编》问世。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山西、福建、山东、四川、安徽、烟台、湖南、广西、江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地的图书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继编制了一批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卷3期上(1956年6月－1957年3月)，后发行单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的目录多收方志568部。1985年由王德毅先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该书目反映了台湾地区所藏方志的三个特点：一是多藏台湾志书，二是所藏志书以明代方志为丰富，三是多存海内孤本。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在该馆所藏方志中，一是乡镇志多为其他图书馆所罕见，如《康熙浒墅关志》等；二是藏有不少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纂的志书，如章学诚的《乾隆永清县志》、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等。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本为1434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书后附有方志地名索引。该书目编纂简明扼要，使用方便。

《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 (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收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251》种方志。《中国方志目录》， (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目录的目录”，它根据中、日、欧、美等国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汇编而成，收有111种资料，对每种加以简介。这111种资料中，既有专著，也含论文。书后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地名、主题、人名、引用期刊和著作索引。日本是收藏我国方志较多的国家，所编制的方志目录反映了该国收藏方志的基本情况。如：《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该书目反映了日本主要图书馆现藏方志(含丛书)以及缩微胶卷方志约万余种，是日本近年来所编最全的日藏中国方志目录。《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编，1935年出版，收方志2550种；《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 (日)山根幸夫编，东洋文库1967年出版，1971年增订本，收明代方志299种；《中文地志目录》，日本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大学出版部1955年出版，收方志1430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东洋文献中心联络协会编，东洋文库1964年出版，等等。从上述情况看，首先，全国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享，这对于人们利用方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主要是各修志机构所为，所编目录不仅增补了全国性联合目录的不足，而且还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与全国性联合目录互为补充；再次，海外方志目录可以使我们了解方志流失的情况，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方式使其回流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表明海外对方志这一文献的重视。三众所周知，由于方志的内容丰富，资料甚多，因而方志的篇幅一般都较长。要了解一部方志的基本内容，提要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使人们在不长的篇幅内对一部方志的发展脉络、编纂原委、编纂者简历、价值高低、版本流传等情况有所认识。而方志的辑佚考录则可使人们了解方志的历史。

方志提要是随着方志的发展而出现的。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了《三辅黄图》、《长安志》等志书。全国性方志提要书目主要有：《方志考稿(甲集)》，翟宣颖编著，北平天春书社1930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方志提要专著。它以天春园所藏方志为基础，撰写了600余种的通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厅志、县志和乡镇志的提要。包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苏8个地区。多数为清代方志。每部方志“必首严名称，次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次叙旧志之沿革，次叙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所包之特殊史料。”《中国古方志考》，张国淦编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国淦先生在30年代就开始系统整理元代以前的方志，著有《中国地方志考》在《禹贡》4卷3—5、7、9期和5卷1期上连载。《中国古方志考》是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凡属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因系资料性质，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入，编者间抒己见，则附著案语之中”，共收元代以前的方志2071种，计总志151种，河北49种，山西32种，辽宁7种，陕西74种，甘肃43种，新疆2种，山东36种，江苏178种，安徽118种，浙江246种，福建98种，河南91种，湖北129种，湖南154种，江西203种，广东141种，广西95种，四川290种，贵州7种，云南27种。是当时我国收志书最多的方志提要专著，对以后方志提要考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稀见地方志提要》，陈光贻编著，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该书共有方志提要1120余种，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完整，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了解方志的编纂者情况，地理沿革，前志源流，当地土特产，还可以略识名胜古迹，著名人物的活动等。书后附有《古今图书集成方志辑目》。《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所录诸书今天基本散佚，尤其方志甚多，约有1430余种。经陈光贻先生考证，在已散佚的方志中，宋以前的有455种，元志12种，明清志140余种，合计600余种。该《辑目》所注方志的存佚情况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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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