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书籍作为文字、图形的一种载体，是不能没有装帧的。书籍装帧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应该说有什么样的书就有什么样的装帧与它相适应。在我国，通常把书籍装帧设计叫做书的整体设计或书的艺术设计。

书籍装帧的封面设计在一本书的整体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图书与读者见面，第一个回合就依赖于封面。封面是一本书的脸面，是一位不说话的推销员。好的封面设计不仅能招徕读者，使其一见钟情，而且耐人寻味，爱不释手。封面设计的优劣对书籍的形象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封面设计一般包括书名、编著者名、出版社名等文字，以及体现书的内容、性质、体裁的装饰形象、色彩和构图。

一、封面的构思设计：

首先应该确立，表现的形式要为书的内容服务。用最感人、最形象、最易被视觉接受的表现形式，所以封面的构思就显得十分重要，要充分弄通书稿的内涵、风格、体裁等，做到构思新颖、切题，有感染力。构思的过程与方法大致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法：

1、想象：想象是构思的基点，想象以造型的知觉为中心，能产生明确的有意味的形象。我们所说的灵感，也就是知识与想象的积累与结晶，它是设计构思的源泉。

2、舍弃：构思的过程往往“叠加容易，舍弃难”，构思时往往想得很多，堆砌得很多，对多余的细节爱不忍弃。张光宇先生说“多做减法，少做加法”，就是真切的经验之谈。对不重要的、可有可无的形象与细节，坚决忍痛割爱。

3、象征：象征性的手法是艺术表现最得力的语言，用具象形象来表达抽象的概念或意境，也可用抽象的形象来意喻表达具体的事物，都能为人们所接受。

4、探索创新：流行的形式、常用的手法、俗套的语言要尽可能避开不用；熟悉的构思方法，常见的构图，习惯性的技巧，都是创新构思表现的大敌。构思要新颖，就需不落俗套，标新立异。要有创新的构思就必须有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

二、封面的文字设计：

封面文字中除书名外，均选用印刷字体，故这里我主要介绍书名的字体。常用于书名的字体分三大类：书法体、美术休、印刷体。

1、书法体：书法体笔划间追求无穷的变化，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以及独到的个性，且字迹多出自社会名流之手，具有名人效应，受到广泛的喜爱。如《求实》、《娃娃画报》等书刊均采用书法体作为书名字体。

2、美术体：美术体又可分为规则美术体和不规则美术体两种。前者作为美术体的主流，强调外型的规整，点划变化统一，具有便于阅读便于设计的特点，但较呆板。不规则美术体则在这方面有所不同。它强调自由变形，无论从点划处理或字体外形均追求不规则的变化，具有变化丰富、个性突出、设计空间充分、适应性强、富有装饰性的特点。不规则美术体与规则美术体及书法体比较，它既具有个性又具有适应性，所以许多书刊均选用这类字体，如：《知音》、国外的《NEWYORK》等。

3、印刷体：印刷体沿用了规则美术体的特点，早期的印刷体较呆板、僵硬，现在的印刷体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吸纳了不规则美术体的变化规则，大大丰富了印刷体的表现力，而且借助电脑使印刷体处理方法上既便捷又丰富，弥补了其个性上的不足。如《译林》、《TIME》等刊物均采用印刷体作为书名字体。

有些国内书籍刊物在设计时将中英文刊名加以组合，形成独特的装饰效果。如《世界知识画报》用“W”和中文刊名的组合形成自己的风格。刊名的视觉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地只能使用单一的字体、色彩、字号来表现，把两种以上的字体、色彩、字号组合在一起会令人耳目一新。如：《风流一代》的刊名把书法体和印刷体结合在一块儿，使两种不同外形特征字体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又如《恋爱婚姻家庭》杂志的刊名采用两种字号、两种色彩的节奏编排，而且小字叠大字，组合出层次的变化，颇具特色。

三、封面的设计：

封面的以其直观、明确、视觉冲击力强、易与读者产生共鸣的特点，成为设计要素中重要部分。的内容丰富多彩，最常见的是人物、动物、植物、自然风光，以及一切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书籍封面设计的重要环节，它往往在画面中占很大面积，成为视觉中心，所以设计尤为重要。

一般青年杂志、女性杂志均为休闲类书刊，它的标准是大众审美，通常选择当红影视歌星、模特的做封面；科普刊物选图的标准是知识性，常选用与大自然有关的、先进科技成果的；而体育杂志则选择体坛名将及竞技场面；新闻杂志选择新闻人物和有关场面，它的标准既非年青美貌，也非科学知识，而是新闻价值；摄影、美术刊物的封面选择优秀摄影和艺术作品，它的标准是艺术的价值。

四、封面的色彩设计：

封面的色彩处理是设计是重要一关。得体的色彩表现和艺术处理，能在读者的视觉中产生夺目的效果。色彩的运用要考虑内容的需要，用不同色彩对比的效果来表达不同的内容和思想。在对比中求统一协调，以间色互相配置为宜，使对比色统一于协调之中。

书名的色彩运用在封面上要有一定的分量，纯度如不够，就不能产生显著夺目的效果。

另外除了绘画色彩用于封面外，还可用装饰性的色彩表现。文艺类书籍封面的色彩不一定适用教科书；而教科书、理论著作的封面色彩就不适合儿童读物。要辩证地看待色彩的含义，不能形而上学地使用。

一般来说设计幼儿刊物的色彩，要针对幼儿娇嫩、单纯、天真、可爱的特点，色调往往处理成高调，减弱各种对比的力度，强调柔和的感觉；女性书刊的色调可以根据女性的特征，选择温柔、妩媚、典雅的色彩系列；体育杂志的色彩则强调刺激、对比、追求色彩的冲击力；而艺术类杂志的色彩就要求具有丰富的内涵，要有深度，切忌轻浮、媚俗；科普书刊的色彩可以强调神秘感；时装杂志的色彩要新潮，富有个性；专业性学术杂志的色彩要端庄、严肃、高雅，体现权威感，不宜强调高纯度的色相对比。

色彩配置上除了协调外，还要注意色彩的对比关系，包括色相、纯度、明度对比。封面上没有色相冷暖对比，就会感到缺乏生气；封面上没有明度深浅对比，就会感到沉闷而透不过气来；封面上没有纯度鲜明对比，就会感到古旧和平俗。我们要在封面色彩设计中掌握住明度、纯度、色相的关系，同时用这三者关系去认识和寻找封面上产生弊端的缘由，以便提高色彩修养。

唐代的主要典籍装帧形制是（卷轴装）。

扩展资料：

卷轴装始于帛书，隋唐纸书盛行时应用于纸书，以后历代均沿用，现代装裱字画仍沿用卷轴装。

卷轴装是由简策卷成一束的装订形式演变而成的。其方法是在长卷文章的末端粘连一根轴（一般为木轴），将书卷卷在轴上。缣帛的书，文章是直接写在缣帛之上的，纸写本书，则是将一张张写有文字的纸，依次粘连在长卷之上。卷轴装的卷首一般都粘接一张叫作“裱”的纸或丝织品。裱的质地坚韧，不写字，起保护作用。

裱头再系以丝带，用以捆缚书卷。丝带末端穿一签，捆缚後固定丝带。阅读时，将长卷打开，随着阅读进度逐渐舒展，阅毕，将书卷随轴卷起，用卷首丝带捆缚，置于插架之上。

蝴蝶镶：蝴蝶镶在现存古籍中，只能算一种特殊的装订印刷形式，不知它出现的具体年代，也讲不清它的消亡时间，而清代内府刻书中这种形式也确实存在。笔者近期整理内府刻书时发现几部，如：清乾隆十七年武英殿刻本《平定两金川方略二十六卷图说一卷》，嘉庆年间武英殿刊刻的《钦定大清会典》，道光十六年国子监刊刻的《钦定国子监志》，其装帧及版刻形式未见前人提及，也未见有关书目文献记载。

　　在一般的古籍插图版画中，卷轴装、经折装常见形式为卷首扉画及图文相间的插图版画，蝴蝶装比较适合整页的版画，包背装、线装的插图版画，则多为上图下文、上文下图、左图右文、前图后文、后图前文，以及两面相连等图文形式。如《御制避暑山庄诗图》《圆明园四十景诗》等，多为整版折页版画，这种装帧形式不利于翻阅，容易损坏。而《大清会典图》等书的插图版画，则由四个半页或八个半页整版雕刻，整纸印刷，左右两个半页为文字，中间两个半页为一整幅版画，每版中有两个书口、两个页码，中间版画打开后与蝴蝶装类似，但中间折缝处不粘于书脊，左右两个半页版框外装订纸加长并回折。因书脊装订处为二层纸，故折回后左右两半页框外装订印分四层纸，装订成册后薄厚均匀，有如古籍金镶玉做法。这种装帧和版刻形式在线装书籍中非常罕见，有专家称其为“蝴蝶镶”，当由蝴蝶装改进而成。至于在蝴蝶装基础上改进而成的“蝴蝶镶”，是否为清代内府首创？目前还很难断言。但这种装帧形式相当科学，对于古籍的翻阅和保护都非常有利，无疑属于古籍装帧艺术史上的一项新发明。不过，由于它要求整块雕板，整纸印刷，装订又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未能普及，在存世的古籍中非常罕见。

书籍装帧是书籍生产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又称书籍艺术。书籍装帧是在书籍生产过程中将材料和工艺、思想和艺术、外观和内容、局部和整体等组成和谐、美观的整体艺术。

书籍装帧设计是书籍造型设计的总称。一般包括选择纸张、封面材料、确定开本、字体、字号，设计版式，决定装订方法以及印刷和制作方法等。

书籍装帧设计是指书籍的整体设计。它包括的内容很多，其中封面，扉页和插图设计是其中的三大主体设计要素。

扩展资料

帛书装帧的三种方法

帛书的装帧已知的有三种：折叠，这种方法主要使用在面积较大的帛图帛画上；装盒，这种帛书的书叶面积基本相同，呈长方形，写好以后，按顺序将书叶排列好，然后装进一个方盒中。这种装帧的意义，在于完全脱离了竹木简编连成册、卷起收藏的传统习惯，为中国古籍逐渐向册叶制过渡，创造了条件。

卷装，这种帛书还是模仿简册将所有书叶连接成一个长条，再卷收起来。由于帛书较软,直接卷起来不太方便, 人们就用一根小板条或小棍粘在帛书的左端，以此为轴将帛书卷起收藏。有些帛画为了观赏，就在帛画上端粘上一根苇杆作轴，中间拴上一根线，以便悬挂。

2、卷轴形式

出现于六朝，广布于隋唐（公元4世纪至10世纪）,卷是用帛或纸做的。四个主要部分：卷、轴、镖、带

3、经折装和旋风装（卷轴装到册页装的过渡形式）

唐代后期（公元 9 世纪）

经折装，将长的卷子折成相连的许多长方形。

旋风装，将经折装的书前后用木板相夹。

宋元两代有的折装佛经与明清时代的折装佛经书皮的装法明显不同：宋代装在卷首、元代装在卷尾，书皮宽度是书宽的两倍还多，从左右两个方向分别包裹整册书籍。日本学者岛田翰在其著作《古文旧书考》中讲到的类似日本“囊草子”的大概就是这种装帧。

他以为这就是宋人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提到的“旋风叶”。由于他叙述得不太清楚，以至后人根据他对旋风叶的解释，认定用一张整张书皮包裹经折装书籍右侧、把书籍首、尾粘在一起的装帧就是中国古书旋风装。 

4 、册页形式

发端于五代，沿至明清（公元 10 世纪至 20 世纪初）在我国的四大发明中，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促进书籍发展的重要条件。

5、蝴蝶装，一个版印就是一页，书页反折，使版心朝里，单口向外，并将折口一起粘在一张包背的硬纸上，有时用丝织品做为封面面料，翻动时像蝴蝶展翅，因而得名。

6、包背装，近似与现在的平装书。

线装，不用整纸裹书，而是前后分为封面和封底，不包书脊，用刀将上下及书脊切齐，打孔穿线，订成一册。

7、现代书籍形态

平装、精装和多媒体光盘。

-书籍装帧设计

-书籍装帧

第一章 书籍装帧的初期形态　　一 结绳书、契刻书　　二 图画文书　　三 陶文书　　四 甲骨文书　　五 金文书　　六 石文书、玉文书　　七 书籍装帧初期形态的特点　　第二章 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　　一 简策书、木牍书　　二 帛书　　三 卷轴装书　　四 旋风装书　　五 粘叶装书、缝缋装书　　六 书籍装帧正规形态的特点　　第三章 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　　一 梵笑装书　　二 经折装书　　三 蝴蝶装书　　四 包背装书　　五 线装书　　六 书籍装帧册页形态的特点　　第四章 古代书籍装帧与文化　　一 “天人合一”与书籍的版式．　　二 “天人合一”与书籍的结构　　三 “天人合一”与书籍的装订　　第五章 古代书籍装帧与审美文化　　一 古籍里的美学思想　　二 书卷气　　三 书籍内容和装帧的文化同一性　　第六章 毛笔　　一 毛笔的发明　　二 毛笔的形制　　三 历代的毛笔　　四 毛笔与印刷　　第七章 墨　　一 墨的发明　　二 烟墨与石墨　　三 历代制墨、用墨简况　　四 印刷用墨　　第八章 纸　　一 纸的发明及蔡伦造纸　　二 已发现的古代纸　　三 早期的造纸技术　　四 历代造纸及用纸　　第九章 雕版印刷　　一 绪论　　二 雕版印刷术发明前的准备　　三 雕版印刷术　　四 历代的雕版印刷　　五 雕版印书的字体　　六 雕版印书的版式　　七 雕版印书的封面　　八 雕版印书的牌记　　九 雕版印书的刻工　　十 雕版的套色印刷　　十一 雕版印刷的中国古代纸币　　第十章 活字印刷　　一 活字印刷的发明　　二 泥活字印刷的发展　　三 活字印刷的发展　　第十一章 古籍的捅图版面　　一 插图的起源　　二 唐代的插图版画　　三 五代的插图版画　　四 宋代的插图版画　　五 辽金西夏和蒙古的插图版画　　六 元代的插图版画　　七 明代的插图版画　　八 清代的插图版画　　九 木版年画　　十 插图版画的艺术特色　　第十二章 版本简述　　一 版本名词的固定　　二 版本涵义的扩大　　三 版本名称的区分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一览表 杨永德　　古籍书面与现代书封面 杨永德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