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6人。根据查询交口县回龙镇统计局官方得知，窑上村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回龙乡南端，下辖窑上、枣洼、寺沟、上阳坡、贾家沟、庞家庄、沙圮、洼子山八个村民小组，截止于2023年7月25日人口达到1456人。

1、太昊伏羲氏——伏羲：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所处时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八卦，成了中国古文字的发端，

也结束了“结绳纪事”的历史。他又结绳为网，用来捕鸟打猎，并教会了人们渔猎的方法，

2、石作蜀——石作蜀，字子明，号卓子，冀（今天水市甘谷县十里铺乡）人。生于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年），殁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

自幼胸怀远志，聪颖敏学，仰慕孔子。成年后，不远万里到鲁国求学，投身孔门，得圣人教育和熏陶，身通六艺，成为孔门“七十二贤人”之一。

甘谷县县城大十字广场孔子庙（位于原南街小学校址）前立有石作蜀石雕像。

3、杨 阜——杨阜，字义山，天水冀县（今甘肃甘谷东南）人，三国时期曹魏名臣。早年以对抗马超而出名，后期则多次进谏魏明帝。

4、姜 维——姜维（202年—264年）字伯约，天水郡冀县（今甘肃省甘谷县东南）人。三国时期蜀汉著名军事家、军事统帅。

5、尹夫人——西凉昭武皇后尹夫人（363～437），冀县（今甘肃省甘谷县）人，

十六国时期杰出的女政治家，大姓尹文之女，曾随父迁居姑臧（今甘肃武威）。

6、姚 苌——姚苌：（公元330年－－公元393年）后秦国建立者，羌族，伏羌（今甘谷县）人。公元384年攻灭前秦国，在长安称帝，史称后秦。

7、杨 机——杨机：字显略，北魏名臣，天水冀人，今甘肃省甘谷县。生于北魏孝文帝延兴四年（公元474年），死于孝武帝永熙二年（公元533年）

8、巩建丰——巩建丰：（公元1673年－－公元1748年）前清教育家，伏羌县（今甘谷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中进士，

历任翰林院检讨、国史馆攥修、云南学政、侍读学士。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告老还乡，以讲学著书为乐，学生数百人，人称“关西师表”。

9、王 权—— 晚清学者（公元1822年－1905年）甘谷县人，晚清学者。

参考资料来源 -甘谷县

图一（《红楼梦》林黛玉与薛宝钗， 一个是贾宝玉念念不忘的心头好，一个是他明媒正娶的枕边人；一个是木石前盟，一个是金玉良缘。）

    《红楼梦》双姝黛玉与宝钗算是平分秋色吗清凉寺汝官窑和汝州张公巷窑是河南青瓷中的双姝，它们又是怎样的关系——平分秋色还是相互成就带着这样的问题茉莉走进清凉寺走进张公巷。

图二乾隆的诗瓷情怀与大雅汝窑（茉莉讲古8）截图

      文献记载，汝窑供御皇室，烧造极短，工艺精良，传世罕见。北宋末年，随着金兵南下、宋室南渡，汝窑窑火仅仅燃烧了二十年，就因战争而消失了。由于文献记载不详，烧造汝官瓷的汝窑究竟在哪里、它是如何烧造的，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一句流传于河南宝丰县清凉寺一带的乡间俚语诉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瓷贸易盛况。在1950年，“中国古陶瓷之父“陈万里等人，专程去到有汝瓷发祥地之称的河南汝州寻找汝窑窑址。很遗憾，当时并没有找到古代汝官窑遗址。

图三（红薯窖发现的汝窑青灰釉洗）

      1985年清凉寺村一户人家在红薯窖里无意间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一只盘子（洗）。1986年全国古陶瓷研究会议召开，此汝窑青灰釉洗经过与会专家鉴定发现，原来这就是珍贵的汝瓷！

      1987年，上海博物馆依据在清凉寺采集到的汝窑碎瓷片和那件汝瓷洗，首次向世人宣布了汝窑窑址就在今天的宝丰县。

图四（汝窑窑址瓷片堆积层，当时汝窑窑址也出土了大量的汝瓷残片）

      据此，1987至198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县清凉寺村进行持续挖掘，挖掘出大量可修复的残器。

图五（当时埋在藏坑的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 口径59厘米 底径82厘，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外，专家还意外发现一个储藏有汝瓷的藏坑，经过挖掘，在2000年考古队发现了十五座烧制汝窑瓷的窑炉和两处作坊，以及一些与制瓷有关的遗迹遗物。

图六（摄于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窑址博物馆）

        至此，这些御用汝窑的窑炉、作坊、澄泥池、釉料坑等重要遗迹相继发现，汝官窑遗址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

图七八《乾隆的诗瓷情怀与大雅汝窑（茉莉讲古8）截图》

        天下宋瓷，汝窑为魁。汝窑瓷器作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首，瓷产品以天青色为基调，有天青、天蓝、月白等釉色。坯胎以香灰色和灰白色为主。汝窑的天青釉瓷，釉中因为加入了玛瑙粉末，故色泽青翠华滋，釉汁肥润莹亮，有如堆脂，视如碧玉，质感甚佳，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之说，色泽素雅自然。天蓝釉色似"雨过天晴云破处"，形体端庄大方，有一种青蓝相应的光泽，釉汁莹润，美不胜收。月白釉汁温润如玉，拂之如脂，独具风格。

图九（未用闪光灯摄于宝丰汝窑博物馆的汝窑莲花式温碗，台北故宫也有一个）

      在2012年至2013年间，为配合清凉寺汝窑遗址博物馆遗址展厅建设，省考古所对展厅墙基和门厅地基部分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发掘出素烧器多达120余万件（片），且年代晚于天青釉汝瓷烧造年代。

图十（素烧仿青铜器出戟尊，未用闪光灯摄于宝丰汝窑博物馆）

        而此次发掘出土的素烧器中除了一部分是以往汝窑器物群常见的器形外，还有大量过去汝窑中不见的器形。器形虽然仍以碗、盘为主，但出戟瓶、荷叶器盖、长方形托盘等均是首次发现。其中仿青铜器出戟瓶、长方形托盘、瓜棱瓶发现数量较多。出戟瓶有素面和带纹饰两种，大小基本一致，皆小口、长颈、鼓腹、圈足垫烧。纹饰有仿青铜器兽面纹、虎纹、云纹，出戟上面对应有两个凤首，十分精美。技法采用合模以及剔、刻、划等工艺；长方形托盘为宽沿，规整大方，制作精良。

        根据出土素烧器所处地层及同地层出土的具有金代特征的白地黑花枕残片、凸棱罐残片，考古所初步认定其烧造和堆积时代不早于金代。从器形特征来看，此类器物可能并非民用，且出戟瓶、素烧大盘、长方形托盘等器物，亦非一般生活用品，或许是祭祀用器。

      有观点认为此类器物或是在清凉寺烧完素坯后在汝州上釉并完成烧造，但究竟是否存在这一种情况，尚待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与相关研究。如果这一观点正确，是否可能这些在清凉寺烧成的素坯在汝州张公巷窑完成上釉烧造

图十一（张公巷窑出土标本，未用闪光灯摄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结合这一观点茉莉做以下串联：（1）从窑场的性质来看，张公巷窑产品制作讲究，工艺精湛，显然不是一般的民用瓷器，它的性质应属官窑。众所周知，在记述有关北宋官窑的书籍里，具有可信程度的只有南宋的《坦斋笔衡》及《负暄杂录》。南宋时代关于北宋官窑的记载也仅十四个字“政和间（或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暗示着即使在南宋时期，也难以得到关于北宋官窑更多真实信息。大概因为北宋官窑存在的时间太短、制作作品太少、宫廷之外极其罕见，更经靖康之变（1126～1127），能流传下来的也极其有限等缘故吧！北宋官窑的设置，可视为徽宗皇帝对已经续烧十数年、属于“官中禁烧”、具有绝美天青色的汝窑这一青瓷高峰的一次超越和挑战，是徽宗皇帝的伟大尝试。如果把“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句中的“京师”理解为朝廷而非指地域，那么比汝窑更精进的制作工艺的张公巷窑出土的青瓷，其研究方向似乎又向北宋官窑迈进了一步。

      在2004年5月召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考古新发现专家研讨会上，发言的20多位中外古陶瓷专家学者中80%的人认为张公巷窑就是寻觅已久的北宋官窑，其中有个别学者认为目前的证据还不充分，有待进一步发掘才能确认；另有20%的人认为，张公巷窑是金代以后的窑址，其性质是官窑。

        汪庆正：“张公巷被发现后,张公巷出土的瓷片是不同于汝窑的。一、瓷片的胎里含锰少,胎质比汝窑的白;二、釉总体上来说呈乳浊状,比汝窑的厚一点;三、出现了较多的圆形支钉痕,汝窑为芝麻支钉痕;四、瓷片上的开片鱼鳞纹多。谈到这儿就与南宋官窑联系起来了,在杭州发现的修内司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的瓷器上有圆形支钉痕,还有大量的鱼鳞纹瓷片。这说明南宋官窑是从北宋官窑演变而来的,而北宋官窑的前身就是汝窑。张公巷出土的这批东西,除了官窑之外一般民窑绝不会有。”

        王光尧：从受命承烧开始,以宝丰清凉寺窑址为代表的汝州瓷窑场开始为官府服务,和其他地方官窑一样,在受命之初烧造的瓷器应是该窑场传统的产品,只是汝窑在承烧的过程中改进了瓷器釉的配方,生产出了天青釉类汝窑瓷器,才以“汝窑为魁”的资质受到认可而专供御用,从而使得成熟时期的天青釉类汝窑瓷器产品被垄断。因产品质量的变化,导致官府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场的管理制度也发生了变化:由地方官窑时期落选品可以岀卖自由处理的方法,变成专烧专供时期的天青釉类汝窑瓷器的碆落选品被打碎集中处理的垄断性管理体制,该处窑场因而具备了供御中央官窑的性质。

（2）从烧制年代上看，张公巷窑发掘获得古钱币330枚,除2枚金代海陵王时期的“正隆元宝”出现在4号坑第五文化层和第四A层下与地层年代接近外,其余328枚皆偏早于地层的年代。张公巷青釉瓷的造型、釉色、烧造工艺等,显然承继了汝窑风格。从地层堆积情况看,元代时的张公巷是一处繁荣的居民生活区,在此设窑烧造的可能性不大。张公巷窑烧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确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

（3）张公巷窑的烧造工艺来源于宝丰清凉寺的汝窑。同时,也不排除张公巷窑是金代或元代仿汝窑的可能性。秦大树:“根据考古的文化层我认为张公巷窑址出土的器物应为金元时期,尽管我站出来反对定张公巷窑是北宋官窑,感到孤立,根据有关文献考证,我还是要坚持是金元时期的窑址。”

        从胎、釉、器型、烧制工艺等看，近年发现的典型张公巷汝窑主要有以下几种特征：

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椭圆裹足洗、椭圆平底洗、圆形平底洗、板沿平底洗、四方平底洗、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盏、盏托、堆塑熏炉、套盒、器盖等。

产品主要以薄胎薄釉为主，釉色浅淡，可分为卵青、淡青、灰青、青绿等，釉面玻璃质感强。胎骨以粉白、灰白为主，洁白和浅灰的不多，胎质细腻坚实，断面光洁。

器物多采用垫烧，也有少量支烧。器底支钉分三、四和五枚，支钉痕呈规整的小米粒状。带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为主，外裹足的较少，个别似圈足外撇又不太明显。而碗、盘和各种瓶类器物的圈足上常见透明釉露胎。张公巷窑产品大多为圈足上刮釉并同时使用支钉支烧。

图十二（张公巷窑的青釉瓷）

        为了进一步厘清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官窑青釉瓷的关联性和差异性，茉莉上手了河南古陶瓷收藏家孟俊锋先生收藏的汝州张公巷窑与清凉寺汝窑官瓷片标本，我们把多件标本与《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一书中的原件进行了反复对比。

图十三（河南收藏家孟俊锋先生和香港收藏家翟建民先生）

        河南古陶瓷收藏家孟俊锋先生对家乡青瓷情有独钟，敏而好学，并在实践中稳扎稳打建立了个人收藏体系。

图十四、十五、十六（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青绿釉撇口束颈壶与瓷片标本对比图，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第129页）

      现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汝州张公巷窑址出土青绿釉撇口束颈壶，高162、口径72、底径62厘米，撇口，鼓腹，高圈足。青绿釉，通体不规则网格纹开片均匀密集，玻璃质感极强，垫烧。这两件北宋张公巷窑青绿釉撇口束颈壶瓷片标本非常难得，胎质细腻坚实，釉色青中带绿。釉面亦开片明显，玻璃质感强。都是撇口口沿的局部。

        类似汝官窑的青釉瓷器，是张公巷窑烧制的唯一产品。从整体上看，它既不同于临汝窑的豆青釉，也有别于宝丰清凉寺汝窑的天青釉。工艺特征上与汝官瓷一样，系先经过素烧后再施釉入窑二次烧成。

        清凉寺汝官窑与张公巷窑的主要区别：

1、汝瓷釉色为纯正的天青色，而张公巷窑瓷釉色呈青绿色，釉面玻璃质感更强，手触有光滑感；

2、汝瓷开片有冰裂纹和鱼鳞状两种，而张公巷窑开片较汝窑细碎、显著；

3、汝瓷胎体呈香灰色，而张公巷窑胎体较薄，胎色泛白，一般作灰白色；

4、汝瓷支烧器物以外裹足为主，支钉细长如芝麻状，支钉数量绝多为单数3或5枚，而张公巷窑多为平直圈足，外裹足较少，支钉呈圆形的小米粒状，支钉数量从3、4枚到5、6枚，单数、双数均有；

5、张公巷窑中的盘口细颈瓶、鹅颈鼓腹瓶、堆塑莲纹熏炉、套盒、盏托等不少器型，与汝瓷同类器均有一定的差异，而花口折腹圈足盘、花口板沿平底盘、椭圆形圈足洗和四方平底盘等器型，则为汝窑所不见。

图十七（宝钗这位有口皆碑的好媳妇最终未能拴住宝玉的心，只得在宝玉出家后独守空闺；黛玉则带着对爱情的渴望，带着对宝玉深深的眷念与怨恨，魂飞天国。）

      《红楼梦》中最可叹的双姝就是黛玉和宝钗——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河南青瓷双姝清凉寺汝窑官与汝州张公巷窑无疑也是古陶瓷中神秘、璀璨的两颗明珠，美得让人心驰神往，激发我们的探索欲望！

图十八（摄于汝州文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参阅：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汝窑与张公巷窑出土瓷器》

2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汝窑的发现》

3、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汝窑的新发现》

4、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汝窑遗珍》

5、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北宋汝窑特展》

6、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玉松话汝窑》

7、故宫博物院王光尧《 汝窑与汴京官窑 | 从汝窑址考古资料看宋官窑的出现及官窑制度的形成（2010年）》

8、 郭木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张公巷窑址考古发掘队队长)：《浅谈汝窑、官窑与汝州张公巷窑》，《中国古陶瓷研究》第7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汝州张公巷窑的发掘与初步研究》。

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汝窑的发现与研究》

10、伊藤郁太郎(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馆长、日本著名古陶瓷专家):《试论汝州张公巷窑的活动年代》

11、舒佩琪（台北鸿禧美术馆）：《放大镜下汝窑与张公巷窑青釉瓷新视野》

当历史的车轮沿着龙山文化的骨脊咕噜噜滚过齐鲁大地，一条美丽的丝带便在车轮下延伸飘舞，从一个叫做周村的地方开始，一舞千年，丝绸走天涯……

丝绸 穿越千年的美丽

传说在远古时候，周村上空飞来一只凤凰，嘴里衔着一个茧子，引导人类学会了用丝绸遮体。凤凰为了看到丝绸技术在当地普及，不惜让自己化为了一座山峰，就是周村的凤凰山，在周村的南郊镇还有一个村子叫凤凰村。

传说固然美丽，但似乎有点不可信的意味，当地出土的古文物无疑实实在在弥补了这一遗憾而成为最有力的说明——在古老的周村大地上，分布着许许多多龙山文化遗址，特别是在於陵故城周围，出土了许多各式纺轮等远古丝绸工艺遗物，而周村的前身便是商朝的於陵侯国，——远古炎帝时候爽鸠氏之后，也是战国时期齐文化的发源地。从此，丝绸如一颗上好的良种在齐鲁落地生根，发芽，生长，成熟…从此，丝绸成为文化使者，周游列国，远走他乡，把古老的中国介绍给西方，给世界带去和平夕阳西下，在那条几乎是世界上最难走的道路上，在一片灰褐色里出现的红色丝绸，被古风吹起时，几多浪漫，几许艰辛，期盼与希望共生…；也是在这条古道上，丝绸带来了胡饼，带来了摩尼教，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文化，也带来了周村经济的彻底繁荣…薄如蝉翼的丝绸在千年阳光下温和地泛着光，映红了千年古道，从春秋战国起到秦汉从唐朝一直到明清…丝绸有多柔软，古道便有多厚重，丝绸走到哪里，古道便开辟到哪里，文明就延伸到哪里，从古至今，从现在到未来，从深夜到黎明…

没有丝绸 就没有周村

丝绸就是那条神秘的红丝线，把中国轻轻牵出了东方楼阁…西方人对中国的最初认识便是从丝绸开始。早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罗马、印度的历史和地理文字中就有东方“赛里斯国”的记载，而“赛里斯”是希腊语“丝绸”的意思，“赛里斯国”即是指“丝国”——中国。丝绸是中国的象征，也是周村的象征。周村因丝绸而闻名海内外……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带领浩浩荡荡的随从视察各地。他站在芝罘山上，望着波澜壮阔的大海，听从了道士徐福的建议，组成庞大的船队，出海寻仙求药。船上除了三千童男童女，还满载齐地出产的磁器和丝绸。为了这批丝绸，於陵成千上万的人民，不分白昼夜地博丝、纺织，把最好的齐纨、鲁缟奉献给这位叱咤风云的帝王。在距离周村一百里之遥的滨州便有一处名曰“秦台”的景观——即取秦始皇当年在其上了望大海之意。

当时间的车轮转到汉代，经历了楚汉之战的刘邦登上王位。这位最喜欢穿齐国丝绸的农民皇帝，下令在齐国设立三服官，全国共有管理从事丝织品加工的三服官两处，专门织造供应皇室和对外礼品的丝绸产品。於陵和临淄为代表的齐国乃其一，占到了当时国内丝绸产量的绝大多数。《汉书》中这样描述当时周村所属的长山县“俗弥多织” “齐郡风俗，男子多务农桑”。

明末清初时期周村丝织业大多为手工，清朝中叶，丝绸作坊不断涌现，至清末，各地丝商纷纷到周村投资办厂，周村已发展成为山东丝织业的中心。清乾隆年间，《淄川乡土志》记载：“蚕丝本境天然之大宗，每届春令，比户饲之，……本境虽能缫丝，而售与周村商贾织造。”那时置桑养蚕已成为当地人民的主要行业。“每于夏季，丝市极盛”。附近地区所产蚕茧大都运往周村市场出售。 “桑植满田园，户户皆养蚕，步步闻机声，家家织绸缎”这首民谣生动的再现了当时周村丝织业的繁荣景象。

1894年，发明于日本的新法脚蹬织带机进入周村，劳动效率提高二三倍。20世纪初，小扩丝技术由南方传入，使周村缫丝业由手工操作向半机械化操作过渡，缫丝质量明显改善。同一时期，机器制丝出现。1911年，裕厚堂丝厂率先安装蒸汽机。1919年，同丰电器缫丝公司发电所建立，电力开始应用于缫丝工序。1920年，合记机坊从天津引进铁木提花机，取代了原木制提花机，提高工效35%以上，品种质量大有改善。1930年，顺兴成机坊从天津购买4台电力丝织机，电力开始应用于丝织工序。

周村开埠前后，出现了恒兴德、裕厚堂、同丰、源丰四大机械缫丝厂，是中国北方最早、也是最大的近代企业。这些工厂引进意大利缫丝机600余台，以蒸汽机为动力，成倍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为此，裕厚堂的开拓者李敬义，作为商人，被宣统皇帝破格授予奎文阁典籍和例授文林郎的封号，连他的夫人丁氏，也被破例封为儒人，可谓是空前绝后的殊荣。民国初年，中华民国农商部给裕厚堂的评价是“关心试办，毅力经营”。为表彰它为中国民族工业近代化的功勋，民国大总统颁发七等嘉禾奖章。在同一时代，周村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开发丝绸生产工艺的同利公司，在中国北方率先建立了栽培优质桑树，选育优良蚕茧品种，改进缫丝加工工艺的专门机构，并开办了第一个丝绸技术专门学校，使周村形成了丝绸生产、科研、贸易的完整体系。

以乱世奇商陈寿亭艰苦创业历程为主线的电视连续剧《大染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周村大染坊从此名声大噪。该电视剧便直接取材于周村。清代中叶，丝绸印染兴起，周村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丝绸加工基地。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周村开埠前夕，周村已有浆坊40余家、染坊70余家。银子市街37号有一处保存较完好的大染坊，是创办于清道光年间的东来生绸布庄的旧址。该染坊的经营模式与电视剧《大染坊》相似，先是在周村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后前往济南、青岛、天津、北京等地开设分号，业务主要是将收购来的丝绸坯布，进行染色整理，然后批发出去。清光绪年间，东来生绸布庄资本达3万两白银，客商络绎不绝

1916年前后，周村有丝织业户3000家，周边桑园达5000多亩，纺织机6000台，职工数万人，年产丝绸、麻葛等百余万匹，产值达400多万元，占全省651万元的632%。1931年，丝绸生产更达到创纪录的300万匹。丝织业空前繁荣。1939年出版的《现代本国地图》记载：“周村丝织业之盛，所织绢、绉、绸、绫之属，称山东第一。”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以“天上取样人间织”来形容丝绸的精美，周村的丝绸，足以当得起这样的赞誉。

漫步在“大街”上，你能感受到丝绸文化无处不在。当年老街上的永和丝店、同和丝店、复源丝店、恒和丝店、同泰丝店、同升丝店、泰来丝店、人和丝店、瑞蚨祥绸布店、裕茂公绸布店、庆和永绸布店……想当年每天门前都是车水马龙，来自东北、西北、南方以及国外的客商络绎不绝至今，这里仍然保存着千余年来丝绸基地印记的地名，许多以蚕丝为图案的建筑装饰，流传着一个个有关丝绸历史的美丽传说。就是它们，组成了中国名副其实的丝绸博物馆。

周村的丝市街、绸市街是唐宋以来不断发展起来的古街。具有上千年历史的绸市街，那满目沧桑的建筑，那遗有上古之风的街道，那遥望古老丝绸之路的望云门。长长的石板路，鳞次林比的古老丝店，空气中还弥漫着新鲜蚕茧特有的气息，栈房中还遗留着缕缕的生丝。骆驼崖下，虽然没有了昔日的湖光柳影，却仿佛还能听到那风声中传来的阵阵驼铃，仿佛还能看到大唐西域商人风尘仆仆的身影。华美店里，当年山一样的席包里，是优质的羊毛和驼绒。瑞蚨祥店外，一辆辆准备远行的大车上，是一匹匹金光闪闪的绸绫和锦缎…

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村的文明是依附于丝绸这种商品的生产、流通的，没有丝绸，就没有周村。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古道，也就没有丝绸的流通。

大街 漫步古道悠悠

青石板。黛瓦。红灯笼。一串串的红灯笼，空气里丝绸的味道依然停留在远处深处…灰色的老屋，铜质牌匾深深嵌进墙壁，嵌进岁月深处…在时光流失中愈显高贵和典雅，沉淀下来的，是面对时间的淡然和从容。

这条石板路已被磨成光滑的长街就是古丝绸走出去的起点——当地很有名被人们唤做“大街”的一条古道，大街是周村最大、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约公元 1410 年），明崇祯九年（公元 1636 年），初步奠定了大街的雏形，由丝市街、银子市街、绸市街等古商业街区组成，南起丝市街、银子市街交口，北至朔易门，长约两华里，北极阁拦腰横跨中间，把大街分为南北两段，现状保留的基本为南段，全长 400 米。行走在青石板铺成的路上，但见两侧店铺林立，商幡招展，恍若隔世。青石板路一直通向前方通向远古

远在西周时期，武王伐纣与周公东征后，从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北）经洛邑、鲁都（山东曲阜）直达齐都（今山东淄博）建立了东西大道，即周道。战国时期，齐国竭力“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到齐桓公称霸时，齐都临淄已是一个拥有7万户的商业和手工业发达的大都会。其向西的大道就是原来的周道。那时临淄是齐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人口众多，“临淄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沿着齐币出土的分布情况，可以寻出，战国时期山东的道路从临淄呈辐射状四通八达，也可以看出齐国还在渤海沿岸有一条交通大道。

秦统一中国，修驰道，《汉书·贾邹枚路传》贾山《至言》说“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周秦时6尺为步，50步合今69米，可见秦驰道的规模和宏伟。秦在山东的东西主要驰道，便是在西周周道的基础上修筑起来的。秦驰道经过山东的路线，多是重要的经济和交通中心，齐国故都临淄当时已是拥有三四十万人的渔盐丝织品大城市。西汉时，大多数商贾周流的地方，以黄河流域为主，《史记·货殖列传》所记商贾活动的都会共19个，山东2个，就是临淄和定陶。

临淄到了汉代，商业更加发达。它是当时全国三大丝织业中心之一（另两个是河南襄邑、四川成都）。汉景帝时，临淄人口由春秋战国的7万户增加到10万户。临淄人主父偃说“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致富，巨于长安”。《史记·货殖列传》说“临淄亦海岱间一都会也”商业度会的形成和繁荣，虽然原因众多，而道路发达实为重要条件。当时临淄至各地的道路有5条。1、经济南、平原北行，至涿郡（今河北涿县）。2、经济南、平原西北行，至巨鹿，更西北入井陉，至太原。3、经济南西南行，至定陶。4、经高密、城阳（莒县）南行，至东海（今郯城西）、彭城诸地。5、经东莱（今莱州）沿海南行，至琅琊。到了唐朝，由上都（长安）经汴州入山东，经曹州（今曹县北）、兖州、淄州（淄川）、青州、莱州至登州（今蓬莱），共1450里。是上都经过山东境内三条主要路线的其中之一。

唐时山东的丝绸，多半经过山东各州间的道路，经过山东东西大道，运往中原各地，直至丝绸之路。杜甫《忆昔》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更女桑不相失。”可见当时道路安全畅通和运输丝绸织品的盛况。周村的丝绸经过这些道路集中到东西大道上，然后运往洛阳、长安直至丝绸之路。经海路到国外的交通，一是往渤海，一是往朝鲜，一是往日本。到了宋代，由密州、淄州（淄川）、兖州、曹州（或青州、齐州、滑州）到汴州的道路，成为当时全国的重要道路。周邦彦的《汴都赋》提到，当时山东的丝麻织品、渔盐制品、以及域外来的珍奇异物经过山东道路运到汴州的，无所不有。

明朝以前主要交通要道从现在的古城村往南，经演礼、道开，一条往南去博山，一条往西经现在的彭阳经王村至济南。到了清代道路主要为官马大道。清初，山东东西大道通过王村道路的开辟和周村商业的兴起，其路线走向改由王村经周村到张店。由于这条交通大道走向的改变，周村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商贾荟萃的“旱码头”和“丝绸之乡”。

两千年的岁月之轮辗过去，走在这条古街道上，你会有一种唤醒历史的冲动。唤醒历史，其实也就是唤醒我们自己的灵魂。踏着青石板砌成的古道一路探寻，你会发现这些老街、老房、还有留守在这里的老人，他们承载了太多的故事。如果是在一个阴雨天，你仿佛依然能寻到那位着丝织旗袍的女子，独自撑一把油纸伞，自你身边轻轻经过，望着那玲珑有致渐行渐远的背影，听着那高跟鞋踩在古街道上，传来幽幽的哒哒声响，那一刻，仿佛在梦中一般，却又是那样真切地触碰到了你灵魂的深处…

旱码头 天下第一村

二百多年前，有一位喜好微服私访的皇帝来到周村观元宵灯会，御赐周村为“天下第一村”，此人即清朝乾隆皇帝。经过从康熙到道光近 150 年的发展，周村与佛山、朱仙镇、景德镇并称为中国四大“旱码头”，被人们誉为“金周村”。

早在秦汉时期，於陵邑就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自由集市，唐朝诗人李商隐对当时的集市有过这样的描述：“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唐宋时期，古商城初具雏形。明清时期达到繁荣鼎盛，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商业重镇。当时既有“金周村、银潍县，济南日进斗金，不如周村一个时辰”的说法。

最先在周村设立商号的是山西和陕西的商人，从现存于区委大门西侧的山陕会馆，可以推断出当年秦晋商人在周村的人数之多，他们大多经营漆器、木器、棉布等，随着业务的扩大，山、陕的钱庄票号也落户周村，在全国钱庄业影响最大的私营钱庄 —— 山西平遥的“日升昌”，在山东的总柜设于济南，而副总裁则直接坐镇周村。在周村的百余家钱庄票号中，山陕占三分之一，它们大多位于银子市街。

位于银子市街131号的票号展馆，是著名晋商乔致庸创立的大德通票号在周村的旧址。建筑风格体现了晋商文化的严谨和工整。1921年周村的票号达到108家，总资本额达600万两白银，商业之繁荣，由此可见一斑。此展馆展现了清代银钱业在周村的兴起、发展及繁荣的历史进程。闻名全国的“八大祥字号”中的“七大祥”都是在周村完成的原始资本积累，然后走向全国各地。

随之而来的，是湖广、吴越及满州、蒙古商人，而影响最大的，是东方商人、从章丘县旧军经由周村发展到全国的孟氏家族。“泉祥”茶庄的创始人是有着“东方第一商人”之称的孟雒川的父亲孟传珊在1835年创办，至今已有175年的历史。1896年，孟雒川将周村泉祥总号和瑞蚨祥总号迁往济南估衣市街，周村成为分号。1910年，孟雒川又在北京、天津、青岛、烟台等地陆续设立了分号，三十年代的年纯利润达十几万元，为全国孟氏各商号之冠。孟雒川经常到周村老柜来视察或主持业务，并且有专门的公馆，瑞蚨祥后来发展成我国规模最大的民族商业老字号。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特地在瑞蚨祥定制了皇帝袍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总理指定瑞蚨祥制做了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孟雒川，堪称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史上一块辉煌的里程碑。

1885年4月(清光绪十一年三月)，周村开设电报局。1904年，周村与济南、潍坊同时被辟为商埠。同年，胶济铁路开通。开埠之后，周村自东门起往东直到太和庄，南至胶济铁路的近 30 万平方米的地方划为外商投资区。除了原来在商埠街上的日本大富洋行、德国礼和洋行外，大批外国商号陆续在商埠街上先后开业。代表性的有德国的德和洋行、德园号油栈、美国鸿记油栈、英荷壳牌石油公司、日本铃木洋行、英美烟草公司、日本小林洋行、日本寺村丝行、美孚石油公司、日本三井公司等，最多的时候达到108家。其后，又有多家外商挤入商贸繁盛的大街等地段，并率先成立了电灯公司、大有面粉厂等。

百年前的开埠，是周村悠久历史星空中一个耀眼的符号。周村从此开启了近代的大门。于是成为名冠南北的富商聚集地，成为名震全国的四大旱码头之一，由“济南日进斗金，不如周村一个时辰”，被誉为“金周村”，“驾乎省垣之上”，成为辐射鲁中、跨江（长江）越河（黄河）的著名商品集散地，更有“泰山的庙多，不如周村的货多”之说，“天下之货聚鄢”。周村经济的繁荣，丝绸和瓷器的走出去，不仅给周村带来了胡饼，带来了摩尼教，还带来医院和学校，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

周村烧饼的由来

我国古籍主要记载了四种饼类食物，但这四类饼的概念，和今天所说的饼并不完全是一会事。第一类是蒸饼，第二类是汤饼，第三类是油饼，第四类是胡饼，即西域胡人的食物。胡饼能够在汉、唐文献里反复出现，足证在当时已是一种常见食品。但胡饼到底始于何地何时，究竟是一种什么食品，众说纷坛。据《一切经音义》云，"此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办有此名。"又据《缃素杂记》云，"有鬻 (yu)胡饼者，不晓名之所谓，易其名曰炉饼;以为胡人所啖，古曰胡饼也。"这两段记载，大意略同，一致认为来自西域，约在汉时传入我国。这从沈既济《任氏传》"(长安升平里)门旁有胡人鬻饼之舍，方张灯炽炉"也得到佐证。按照当前普遍的说法，周村烧饼源于汉代的“胡饼”，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生产历史。

明朝中叶，周村商贾云集，多种小吃应时而生，用以胡饼上贴烘烤的“胡饼炉”此时传入周村，当地饮食店户的师傅结合焦饼薄、香、脆的特点，加以改进，创造出脍炙人口的大酥烧饼，此即当今周村烧饼的雏形。但是，使周村烧饼具备今天所说的“薄、香、酥、脆”四大特点的却是在近代。周村区高塘镇王家庄是目前民间生产周村烧饼最多的村庄之一。周村烧饼正是基于一位名叫郭云龙的师傅的发展，方才最终形成了如今的特色。郭师傅在烤制当初厚厚的大酥烧饼时，偶然发现饼上面鼓起来的部分薄而香脆，加上芝麻，吃起来香而不腻。于是他大胆试制新品，果然深受大家喜爱。于是，不经意间便推而广之。

l880年后，“聚合斋”烧饼老店，即郭家，首先启用纸包装，最终产品大都以印花纸包装，久藏不变质，故而沿袭至今。清末皇室曾屡次调贡周村烧饼，这也让周村烧饼名满天下。当时山东省著名商号“八大祥”也专门定购周村大酥烧饼成箱发往埠外，作为馈送佳品。1951年前后，周村人民也曾以周村烧饼为礼品，慰问抗美援朝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当你漫步古街道，只需轻轻一个转身就能走进一家烧饼店铺，现场烧制的烧饼看着已是诱人，那薄薄的饼上挂满金黄的芝麻，你轻轻用牙齿一咬，又薄又香又酥又脆的烧饼顷刻间已是唇齿留香…

摩尼教的传入之谜

1998年1月8日，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专家廉亚明博士辗转来到周村，廉亚明来周村，是缘于他在福建泉州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所，从一份叫做《史志通讯》的中国学术杂志上，读到了一篇关于在中国山东周村发现唐代摩尼教遗址的文章。

廉亚明博士曾一度从事中国与波斯帝国关系的研究，摩尼教是古代波斯人摩尼于公元3世纪创立的，公元6世纪左右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来，被中国化了的摩尼教称为明教。摩尼教传入中国不久，在唐朝中期就被朝廷禁止。所以，有关摩尼教的建筑及碑刻也为数不多，能保存下来的就更为罕见。因此，山东周村发现摩尼教遗址的文章，引起了廉亚明极大兴趣。况且资料上介绍那处遗址还建于摩尼教刚刚传入中国的年代，这就更加耐人寻味。

廉亚明博士在周村见到了撰写《周村摩尼教初探》这篇文章的作者时任周村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的郭济生副主任。廉亚明果然看到了唐代的明教寺遗址，看到了摩尼教的造像碑，周村明教寺，是周村现存最早的古建筑之一。据清康熙年间周村《肃仪殿碑》记载，周村明教寺“初建于唐，重修于元”。摩尼教造像的刻石，现存于周村区文物管理所。造像背面刻有“大唐贞观十年仲春朔日立”字样。正面浮雕，上部为一尊主像，四尊胁侍像；下部刻有五个造型怪异的形象。

令廉亚明博士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村小城，竟然有这么多让他难以置信的历史之谜。像摩尼教和胡饼这些古波斯地域的产物竟然都早早地来到周村。多少年来，一提到丝绸之路的起点，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西安。因为西安曾是汉唐的首都，也是当年张骞出使西域的出发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它却不是桑蚕、丝绸的主要生产地，而仅仅是一个丝绸的集散地。

《史记》与《汉书》在谈到蚕桑丝纺业时，都是只言齐鲁而不及其他，唐代官修志书《唐六典》有关内容所列图表中：在唐代，全国的蚕桑丝纺业出现了山东、河南、河北、四川和江南五地争艳的局面，但山东丝织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却仍占据着第一把交椅的位置，河南、河北次之，四川和江南再次之。

1934年，中华民国贸易部专门委派一名官员到周村进行调查研究，而调查的内容正是周村的丝绸生产状况。这个人叫做赵占元，写了一篇题为《周村丝麻业调查》的长篇调查报告，发表在当年9月份的贸易部经济专业刊物《工商半月刊》上。文章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材料，考证了周村丝绸贸易发展的历史，介绍了当时周村缫丝、丝织、印染和丝绸贸易各业的详细情况。他最后的结论是：战国以来齐地的丝绸业以於陵为冠，於陵即今日山东长山县之周村镇。周村东临渤海，西近运河，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在山东乃至全国都有影响的、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品集散地。这样，从事丝绸贸易的西域和阿拉伯地区的客商被吸引而来就成为可能。所以，摩尼教和胡饼传入周村也就不足为怪了。

丝路带来新文化

周村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承的地方，从新石器时代就有文化存在，历朝历代又不断发展，这样的地方所拥有的历史沉积程度是被如此描述的：“周村碰碰哪儿都是文物古迹，踩踩哪儿都有历史由来”。

蒲松龄在周村西铺教书写书30余年，人人皆知的《聊斋志异》也正是诞生于此。蒲松龄教书与著书的书馆就在周村，周村的“介景堂”、“郁文堂”两次最早出版《聊斋志异》，并在周村古街的“三益堂”印刷成书，从这里流传四方。现在这套丛书已成为浙江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西方资本和商人来到周村的同时，也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化启蒙运动。西方国家的文化教育开始进入周村。周村于开埠后成立了第一所女子学校， 1904年英国基督教会在周村傅家庄开办遵道学校和遵道女校，1905年创办光被中学，是周村地区中学教育的开端。1919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与周村商会在天后宫联台开办了周村竞化乙种商业学校，是山东较早的职业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1920年，英国基督教会在周村开办护士学校，当时是山东规模最大的医学院，1925年，美国天主教会在周村开办了济南若瑟医院修女会的初学院。后又成立培德女子学校、培德中学。这些学校完全采用西方教学方式，学生大部分是中国儿童。西方教育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八股教育模式，他们的物理、化学、外语、地理、生物、天文等课程，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生的眼界，开始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周村开埠之前，基本上是依靠中医、中药治病，1913年，英国基督教会在东门外创办了设施齐全、规模宏大的复育医院。并创办了周村护士学校。成为胶济铁路线上惟—一所正规医院。美国的天主教会在周村中和街开办圣心诊疗所（后易名博济医院）。

20世纪30年代，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在济南创建进德会，提倡新生活运动，一座多功能的文化教育中心建成。其中有现代音响、灯光、舞台设施的剧院，有露天**院，有演讲和文明剧场，有公园和动物园，有博物馆、展览馆，有学校等。全国著名的戏剧名家几乎都来周村演出过。所有建筑设施，1938年，日本侵略军进入周村后，被全部毁坏。

周村古商业街，历久弥新。为山东仅有、江北罕见，且至今仍在发挥其商业功能，被中国古建筑委员会的专家誉为“中国活着的古商业建筑博物馆群” 现在周村共有私人博物馆三家：一家是王应统的状元府，现在其后人已买下；另一家是赵慎文的“淄博艺术博物馆”；还有一家是莱芜人买的杨家大院，建立的古家具博物馆…

说到这里，周村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如同石家庄不是一个庄一样，周村也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一个区，系山东省淄博市辖区之一，而淄博尽管是赫赫有名的齐国都城临淄所在地，与周村近在咫尺，但淄博又代替不了周村，周村就是周村。这处神秘的所在位于鲁中，东距港口城市青岛300公里，距山东首府济南100公里。胶济铁路,济青高速公路和309国道横贯而过

谁能想得到呢，一匹匹薄如蝉翼的丝绸，连绵平滑温柔如女人肌肤的丝绸，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竟然成功担当了一个文化使者的角色，不但巩固了政治，而且繁荣了经济，丝绸，用温柔轻易将西方征服，令西方人对神秘的东方古国充满了敬畏和无限想象一条美丽的丝质飘带，铺出的不仅是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架起的也不仅仅是一座经济和政治上的桥梁，更难以估量的价值是丝路所带来观念上的更新和思想上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