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术

幻术指的是一种精神攻击的方法，通过自身强大的精神意念，和一些看来是不经意但却隐秘的动作、声音、、药物或物件使对方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而在意识中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

我国历史上关于幻术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至战国。战国列御寇所著的《列子·周穆王》：老成子学幻于尹文先生。

《列子·周穆王篇》记载：

周穆王时①，西极之国有化人来②，入水火，贯金石③，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硋④，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⑤。

意思是：周穆王时，最西方的国家有个能幻化的人来到中国，他能进入水火之中，穿过金属岩石，能翻倒山河，移动城市，悬在空中不会坠落，碰到实物不被阻碍，千变万化，无穷无尽，既能改变事物的形状，又能改变人的思虑。

到了汉朝时期，西域幻术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的传至中国。 

《后汉书·陈禅传》：“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诣阙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及群臣共观，大奇之。

意思是：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够吐火，自己肢解身体，为牛马换头。第二年元旦，皇帝朝会群臣，（掸国艺人）在庭中表演，安帝与群臣共同观赏，对此觉得非常奇怪。

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中提到过可以兴云吐雾的幻术。

东汉孙奴善使一套割头术。《异苑》云：“上虞孙奴，多诸幻伎。元嘉初叛，建安中复出民间。治人头风，流血滂沱，嘘之便断，创又即敛。”这种幻术类似于现代的移头魔术。

东汉孙奴善使出一套割头术，上虞的孙奴，擅长於幻技，在建安年间经常出没於民间。他治人的头痛风，用刀割那人的脖子流血滂沱，没多久那人的人头就断了，不久创伤又痊愈了

而到了中国封建历史上最为富强的封建王朝-唐朝，随着唐初王玄策数度使印，开启了中印文化大交流时代的到来。

王玄策在西国婆栗阇国观赏到的天竺幻术，诸如“五女戏”、绳技、截舌、抽肠、自缚自解等，纷纷传入唐朝，名闻中夏。幻术迅速在各个阶层，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传播开来。

五女戏

“其五女传弄三刀，加至十刀”。这是一个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弄丸、跳剑”类的集体抛掷杂耍节目。白居易的有诗《立部伎》就说：“立部伎，鼓笛喧。舞双剑，跳七丸。

绳技

“腾空走索，履屐绳行，男女相避，歌戏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伎（仗）刀矟（楯）枪等，掷空手接，绳走不落”。

绳技早在汉代就传入中国，到唐代时特别流行。每逢重大节日或朝会，朝廷通常都要举行包括绳技在内的幻术、百戏表演。

汉唐时期流行的绳技，唐代诗人刘言史《观绳伎》诗也描写道：“重肩接立三四层，著屐背行仍应节。两边丸剑渐相迎，侧身交步何轻盈。闪然欲落却收得，万人肉上寒毛生。危机险势无不有，倒挂纤腰学垂柳。

截舌、抽肠为血腥的幻术，类似的还有断头、断手足以及上刀山、下火海之类。

德宗时，张延赏任剑南节度使（779—785年），有一个从天竺来的游方僧人难陀，据说得如幻三昧，能入水火，贯金石而不伤，变化无穷。他能将筠竹杖化为女尼，含睇调笑，逸态绝世，并能饮酒踏歌，徐进对舞，曳绪回雪，迅赴摩跌，技艺绝伦。他还在酒宴上表演断头术，将自己的头颅割下钉在屋柱上，而身体仍坐饮不辍，将酒直接倒入腔腹，“面赤而歌，手复抵节”。饮毕，自起取头颅安于腔上，头颅完好如初，了无痕迹。他还能预言吉凶，当他要离开成都时，百姓闭门苦留，他遂走入墙角，“百姓遽牵，渐入，唯余袈裟角，顷亦不见。

自缚自解幻术最早见于鱼豢《魏略》：“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大秦一般认为是指罗马帝国。

关于唐朝的街头幻术，在《中朝故事》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咸通中，有幻术者，不知其姓名，于坊曲为戏。挈一小儿，年十岁已来，有刀截下头，卧于地上，以头安置之，遂乞钱，云活此儿子。众竞与之。乃叱一声，其儿便走起。

明日又如此，聚人千万。钱多后，叱儿不起。其人乃谢诸人看云：“某乍到京国，未获参拜。所有高手在此，致此小术不行，且望纵之，某当拜为师父。”言讫，叱其小儿，不起。

俄有巡吏执之，言：“汝杀人，须赴公府。”其人曰：“千万人中，某固难逃窜；然某更有异术，请且观之，就法亦不晚。”乃于一函内取一瓜子，以刀划开臂上，陷瓜子于其中。又设法起其儿子，无效。斯须露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乃曰：“某不欲杀人，愿高手放斯小儿起，实为幸矣。”复叱之，不兴。其人嗟叹曰：“不免杀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喝一声，小儿乃起如故。众中有一僧，头欻然堕地。

乃收拾戏具，并小儿入布囊中，结于背上，一面吐气一道如匹练，上冲空中；忽引手攀缘而上，丈余而没，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异处焉。

懿宗咸通年间，长安有位在街头表演的幻术师，每日背着行囊游于长安坊曲。

他的行囊里装着很多器具，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小孩。表演时，他就用刀将孩子的头切下，然后对观众说：“我可使此儿复活。”

随即对着身首异处的小儿大喝一声。于是小儿慢慢站起，而脖子上并无伤痕。观众自然大异。该幻术师收入颇丰。

然而有一天，他遇见麻烦了。在小儿身首异处后，他大喊了几声，小儿仍躺在那里。幻术师最开始怀疑自己哪里出了错，但后来似乎想起什么，对观众深鞠一躬，说：“我乍到京城，未来得及拜访高人。现在高人就在人群中，使用法力使我之小术不得成功，还望高抬贵手。我当拜君为师。”说罢，幻术师再次大喝一声，小儿仍没站起来。

正在这时，巡街的官差来了，见有小儿身首异处，认定幻术师杀人，欲押其见官。幻术师没解释，而是说：“众人围在这里，我想逃也难。但我还有异术，请你们看一下。我表演完了，再抓我不迟。”幻术师从行囊中掏出一个盒子，又从盒中取出一颗瓜子，随后用刀划开自己的臂膀，将瓜子埋进肉里。很快，在臂膀的血肉模糊处结出一只甜瓜。此时，幻术师再次对人群说：“我不想杀人，我再次拜求，望人群中的那位高手放我一马，叫我那小儿复活，实为大幸！”说完，幻术师第三次大喝一声，小儿还是没站起来。

于是，幻术师怒了，冷笑道：“看来杀人已不可免！”说罢，随手抽刀，把自己臂膀上的甜瓜砍落。又大喝一声，小儿立地而起。而观众中有个僧人的脑袋如被砍落一般，掉在地上！观众惊呼。幻术师看也不看，将进行幻术表演用的器具与那小儿装进行囊，背在背上，仰面对着天空吹了一口气，出现一道如彩练般的通天光柱。幻术师顺着那柱子往空中爬去。在官差和观众瞠目结舌的注视下，幻术师爬了一丈多高，身影消失不见。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红尘万丈，人生跌宕起伏也许就如幻术般，真假难辨，现实与虚幻仿佛就在顷刻间融为一体。在太阳下我们仿佛能看到梦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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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卷四六八，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册，第5323页。

《册府元龟》卷一五九《帝王部·革弊一》，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版，第2册，第1921页上栏。

《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第3册，第1073页。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前集卷五《怪术》，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页。

《太平广记》卷三六六《王宗信》引《王氏见闻》，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8册，第2912—2913页。

《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大秦国》注引，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册，第2920页。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第4册，第1152页。

 （唐）樊绰著，赵吕甫校释：《云南志校释》卷十《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323页。

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见氏著《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02—128页。

 （唐）李冗撰，萧逸校点：《独异志》卷上，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上册，第921页。

 《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第2册，第611页。

 《全唐文》卷七七○，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版，第8册，第8021—8022页。

 《太平广记》卷四三三《柳并》引《原化记》，第9册，第3511页。

最近，由不能说出名字的马伯庸马亲王所著小说《长安十二时辰》改编的同名网剧，在上线之后好评如潮。由于本剧尚在热映中，关于这部剧的同名小说，历来是对其盛赞者有之，批评其烂尾者有之，所以关于本剧的好坏，不是大锤的评论目标。 作为一个讲史栏目，大锤注意到，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男主角雷佳音扮演的张小敬，曾经是不良帅出身，后来犯罪入狱，又被人重新启用负责侦缉棘手案件。 这就涉及了我国唐代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一个组织——不良人。张小敬担任的这个不良帅，其实就是不良人这个组织的头领。不良人这个组织如今是影视剧的一个热点，《长安十二时辰》也不是第一个把这个组织搬上舞台的，在此前的《画江湖之不良人》系列动漫及影视作品中，也有这个组织出现。 在如今的网络语言中，「 ”不良人”这个组织充满了神秘感，是一支活跃在幕后、游弋于黑白之间的神秘组织。那么历史上真实的「 ”不良人”是什么样呢？本期大锤说史就为您讲述不良人的真相。 所谓「 ”不良人”，其实主要出现于唐代。由于历史上，这个称呼到了宋代以后已经不再作为常用语使用了，所以到了明清时期，那时候的人在阅读古籍的时候就好奇过，这个在唐朝典籍中出现的「 ”不良人”到底是干什么的。经过清代学者考证，不良人其实就是地方行政机关下属的缉拿罪犯的人员，简单来说，就是类似于捕快衙役。 这一提到捕快衙役，其实就跟网络上所渲染的神秘幕后组织有了重大的区别，不良人其实在唐代并不是一个神秘组织，相反它属于公开的一种服役制度，相当于当时的杂色服役，也就是由当地居民定期轮流到当地官府担任的一种捕快衙役岗位。按照现代学者的考证，不良人实际近似于后世我们所说的胥吏这个阶层，它既不是官职，也不是百姓，而是不入官品的官府服役办事人员，主要对付的就是管辖境内的盗贼。 所以，唐代的不良人，实际能做的事情是很窄的，而且他们的权限也很低，在目前发现的文献中，通常与不良人有关的记录，也就是不良人抓到了一些行迹可疑分子，把他们扭送到县衙，这就算完工了。此后的审讯和刑罚，都已经跟不良人无关了。 不过，不良人虽然地位很低，而且功能有限，不过在历史中，确实曾经留下过足迹，这主要是因为在唐代发生的一场轰动长安的案件。 这就是唐高宗及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官员、中书舍[shè]人郭正一的家中失窃一案。郭正一的家里，有一个来自高句丽的婢女。这个婢女是郭正一参加唐军攻灭高句丽一战时，从平壤弄来的。按照唐朝笔记的说法，郭正一参加的这一场大战，是唐高宗时代的唐军与朝鲜半岛的新罗组成联军，一举攻灭高句[gōu]丽，完成了从隋朝开始中原王朝对高句丽的数十年征战的最后一击。 这里大锤插一句，这个高句丽也被唐朝人简称为高丽，不过这个唐代的高句丽跟后世韩国所宣称的那个高丽王国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挂在韩国人嘴边的高丽王国，实际是在唐朝之后的宋代时才建立的，其源头是协同唐军攻灭高句丽的新罗，所以严格来说，这个高句丽，不仅跟后来的高丽王朝延续没有任何亲缘关系，只有仇敌关系。 书归正传，郭正一家里这位来自高句丽的婢女，名字叫做玉素，长得非常非常漂亮，也很受郭正一的宠信。据说郭正一每天晚上都有吃浆水粥的习惯，而且这个粥必须得是玉素来烹饪。至于为什么这个粥非要玉素来做并且来送，大锤谨慎估计，醉翁之意恐怕不在粥。 不过这个玉素也不是省油的灯，突然有一天她就在送来的粥里面下毒了。郭正一这边吃下去就毒发了，那时候毒药的水准限于化学发展的贫乏，所以效果不佳，这一吃下去郭正一就明白了，大叫大嚷说「 ”婢女玉素给我下药了！”紧急吃了一些解药才缓过来，再去找婢女玉素，已经不见了。同时发现府里十多件贵重的金银器具也消失了。 显然玉素是谋杀不遂就卷了财物跑路了。这件事很快就上报朝廷，因为下毒谋害朝廷命官并且还卷款跑路，影响极坏，因此长安地面上的县官们接到限期破案的死命令，但是命令虽然下的死，三天过去了，迟迟不能破案，这时候作为此案的关键破案人，长安当地的不良人主帅魏昶[chǎng]就出现了。 他果断采用了双线破案的方式，第一条线是诡诈之术，也就是从郭府家奴中找了三个面目忠厚的人，套上头套蒙住脸面，当街招摇过市押回衙门，暗示已经抓住了敌人的同伙，诱使敌人惊慌失措之下，以为自己暴露，这就可能慌忙之中出面打探官府追查的进展，这相当于被动等待罪犯自己出错暴露。 第二条线就是传唤了郭府的卫士，查问案发十天之内有没有可疑人前来拜访，这就是主动出击寻找线索。结果第一条线没有效果，第二条线起了作用：郭府的卫士说，前几天曾经有一个同样从高句丽俘虏而来寄居长安的人，来郭府找马夫，并且还留有一封信。 不良人拿来信件一侃，上面只说了一句话，「 ”长安城中的金城坊的那所空宅”。不良人立即前往金城坊搜索，果然在一所锁着的空宅内，抓获了藏匿在这里的婢女玉素、郭府马夫和高句丽降人。三人合伙谋财害命的行径也因此全部被侦破。 虽然说，这条记录因为出于笔记资料而非正史，所以还有一些疑点，比如历史上的郭正一并没有参加过征伐高句丽之战，因此从平壤夺来婢女玉素一事实际是存疑的。 不过后世的封建王朝捕快胥吏们，仍旧把这个案件作为后世侦破案件的重要案例之一记载下来并广为流传。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年活跃在长安坊间的不良人们，虽然并不神秘，但是他们生于草根、长于市井，捕盗经验丰富，在破案方面确实有自己独到之处。

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

（一）8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

80年代学术专著具有学术开拓性和坚实性，重要的如《唐代诗人丛考》（傅璇琮 中华书局1980），是80年代初重要的开风气的著作。在唐诗方面，林庚先生以诗人的气质写成的《唐诗综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是多篇文章的组合，此书内容被人评论是“博大精深的，这不仅因为在那些从各方面论述唐诗艺术成就的长篇论文中有着博大精深的阐释，并有着独特的新颖，就连一些随笔式的短章，那深湛又美妙的艺术分析也是让人咂摸不尽，给人以博而精的审美感受的。”[1]（P255）刘开扬著《唐诗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是“学术界结束极左思潮干扰后第一部关于唐诗发展史之研究专著。”[2]（P1326）此书沿用高棅的唐诗分期说，继续把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并以各分期的主要诗人为线索，探讨了他们诗歌的成就及其风貌。在唐诗学研究方面出现了两部同名的著作，是陈伯海著《唐诗学引论》（知识出版社1988）和郭扬著《唐诗学引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陈伯海认为“唐诗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资料的堆砌和作家作品论的汇编上，必须进—步去探究这些单个、局部的文学因子之间的贯串线索，藉以把握唐诗的全局。”[3]（P3）因此他对唐诗的特质、渊源、流变、体式等方面做了全面的探讨。郭扬著《唐诗学引论》主要梳理了唐诗的一些基本理论概念，论述了唐诗的分期、风格、流派、名家、诗话，还就唐诗的格律、用韵、节奏、声病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期，唐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孙昌武《唐代文学与佛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关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罗宗强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则开创了文学思想史的著述。唐代的文学编年史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重庆出版社1986）在这一时期出版。

唐人小说与笔记方面的著作较少，比较重要的有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周勋初校证 中华书局1986）、（吴志达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唐人传奇》（李宗为 中华书局1985）3本。《唐语林》是一部比较经典的有关唐人的杂事异说之书，而周勋初先生的整理工作精湛严密。此书被人誉为是“《唐语林》整理研究的集大成者” [4]（P259）。吴志达在《唐人传奇》一书中，探讨了唐人传奇的名称和渊源、兴起原因、发展概况、内容表现、艺术成就以及它在文学史的地位和影响。李宗为把唐人传奇的发展作了分期，详细介绍了唐人传奇演变的历程和思想艺术特点。

80年代唐文研究集中在古文运动及其作家当中，出现了10多部高质量的著作，其中以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最有代表性，此书是一部断代文学史。其中很多论述不乏真知灼见，如在讨论“古文运动”的渊源时，批评了那些缺乏历史发展观念的狭隘偏见，认为“从本质上看，‘古文’是文学历史上的新产物，‘古文运动’是对文体和文学散文全面革新的运动。”[5]（P4）

在唐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中，李、杜是研究的重点，80年代李白的专著有21本，杜甫有26本之多。其中代表性的成果是陈贻焮《杜甫评传》（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此书“无论是篇幅、结构的安排，融评论于描述之中以及纵横比较、综合考察等方法的运用、还是抉隐发微的考证的穿插，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还原和塑造社甫的真实形象。” [6]（P136）由于是用小说的笔法写成，此书内容有情节性，是一部很有份量的上乘之作，至今在有关杜甫的传论著作中，无有超越其上者。这一时期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也是研究的重点，代表性成果有《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修订本)（钱仲联编年注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 中华书局1989）等著作。

9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

（二）90年代唐代文学研究代表性著作

90年代的唐代文学研究则对唐代作家的生平、作品、展开了多方面的考证和讨论。对作家生平考证的杰出著作是傅璇琮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此书汇集了一批知名专家进行研究，所做的工作“实际上已越出为《唐才子传》作校笺的职能，而发展成为有唐一代诗人事迹考辨的资料库，在唐诗史料学建设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7]（P440）；作家评传性质的代表著作是《刘禹锡评传》（卞孝萱、卞敏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和《杜甫评传》（莫砺锋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对作家诗文进行研究的特色成果有《李商隐诗歌研究》（刘学锴 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等；对作家的思想艺术进行研究的有《李白思想艺术探骊 》（葛景春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等10多本；从文化的某个角度揭示唐诗的有《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葛晓音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著作则从文化的方方面面关注唐诗，有10多部著作，其中如《唐诗美学》（李浩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从文学流变、或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讨论唐代文学，如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等3部著作。此期值得一提的编写了一批文学编年史，其中由傅璇琮主编，陶敏、李一飞、贾晋华、吴在庆等人参与撰写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最有代表性，此书具有开拓性意义，把唐代文学的活动放在广阔的历史和事件的背景下，使人容易“知人论世”，对唐代文学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90年代唐代文学的古籍整理类成果较多。出现了一批资料性的整理成果，如裴斐、刘善良编著的《李白资料汇编》（金元明清之部）（中华书局1994），汇集了大量有关李白的评说、作品研究、生平事迹之记述与考评，为研究李白提供了方便。而詹瑛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是李白研究的集大成者，为新世纪唐代文学中的别集整理开了范例。此期，也出现一批唐人别集的整理著作，有《卢照邻集笺注》（祝尚书笺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王维集校注》（陈铁民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等10多部 ，这些别集的整理工作大都是校释合一性质的，为研究和理解唐人的诗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90年代的唐文研究成果不多，韩理洲在散文方面用力颇深，连续出版了《唐文考辨初编》（韩理州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和《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韩理洲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两书。值得一提的是陕西师大教授高海夫主编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三秦出版社1998），此书的撰稿人大多是唐代文学研究专家，如阎琦、李浩、杨恩成等人，因此校注集评质量很高，不失为一部解读唐宋八大家文章的有用参考资料。在唐代的骈赋方面，主要有于景祥的《唐宋骈文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和俞纪东的《汉唐赋浅说》（东方出版中心 1999），分别讲到了唐代骈、赋发展的情况。

90年代的唐人小说文献整理先有王汝涛编校《全唐小说》（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问世，此后李时人编校的《全唐五代小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出版，质量较好。这两部书为唐人小说研究提供了方便的资料。而李剑国编著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上、下）（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对两百多种唐五代志怪传奇详加考证，并对每种作品加以品论。此书“不但是一部以书目篇目的叙录为形式的唐五代小说史，又是一部汇集诸家议论的小说断代批评史” [8]，治唐五代小说者重要参考书。唐人小说研究论著以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和周勋初《唐人笔记小说考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较为著名。而程国赋著《唐代小说嬗变研究》“避开前人探讨已多的话题，从唐传奇作品在后世的嬗变来研究，也别开洞天，弥补了缺憾，填补了一个空白。” [9]

文档介绍：第一章古典文献的载体和形式

文献的载体和形式

刻铸型载体(甲骨、金石) →书写型载体(简牍、缣帛、莎草纸、羊皮纸、贝叶等) →书写兼印刷型载体(纸) →感应性载体(胶片、磁带、磁盘、光盘数据库)

汉代,我国发明了造纸术,纸张被广泛使用,成为各类文献的理想载体,而且使用时间最长。直至目前,我国仍以纸为文献的主要载体。新近出现的感光材料和磁性材料,即胶片和磁带,是一种新型的文献载体,颇受青睐,已被广泛采用,在某些领域,大有取代纸张的趋势。

第一节载体形式

1甲骨

甲骨文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被发现,当时,住在北京的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因治病的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中药中的“龙骨”,即甲骨上刻有古文字,他便四处搜求,其得约1500片。

不久,王懿荣去世,其甲骨为丹徒人刘鹗(铁云)收藏,刘又继续收集,共计约5000片。选出其中字迹完好的1058片,于1903年拓印成《铁云藏龟》,这是著录甲骨文的第一籍。

1904年朴学大师孙诒让据此写成《契文举例》二卷,可谓我国学者研究甲骨文的开始。

1907年上虞罗振玉开始收藏甲骨,并亲自前往调查,所得甲骨三万片以上。

罗振玉于1913年先后印行了《殷墟书契后编》等专著,成为研究甲骨文献的必读之书。

王国维于1917年发表《殷先公先王考》,以实物为依据论证了《史记·殷本纪》所载王世系为信史,是第一篇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论文。

从1928年至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先后对河南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获大批甲骨文,并编印出版了《殷墟文字甲编》、《殷墟文字乙编》。

1955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成《殷墟文字缀合》,近年又编成《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集甲骨文之大成。

2金石

商代至秦汉时期,奴隶主贵族主要采用铜和锡的合金,铸造礼器、乐器、日用品等器物,因它呈青灰色,故称青铜器。青铜器其上常常铸上或刻有文字,简称“铭文”,又称“金文”。

青铜器中的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钟和鼎作为青铜器的别称,其铭文又习称“钟鼎文”。

石刻,比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较为容易,秦汉以来,石刻逐渐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唐代初年发现于大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南),在10个琢磨的鼓形石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君畋猎游乐生活,故又称“猎碣”。

关于石鼓的制作时代,争议颇多,或谓周宣王时所作,或谓周成王时所作。南宋郑樵因其文往往与秦器相合,定为秦刻。后世亦多从此说,公认石鼓石为秦刻石,石鼓经千余年的辗转流移,十石文字大多剥落,其中一石,字迹竟全然无存,原石今藏故宫博物院。

郭沫若有《石鼓文研究》一书,可资参考。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多次巡行各地,到处刻石记功。计有泰山、峄山、琅琊、支罘、东观、碣石和会嵇等刻石。字体均为小篆,相传为李斯所书。这些石刻大都湮没,现仅琅琊石刻残存

13行87字,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院。司马迁将这些石刻文字收入《秦始皇本纪》,开创了以石刻文字为史料的先例。

“石经”:自东汉以来,魏、唐、后蜀、两宋和清各朝均刻有石经。其中最重要的有《熹平石经》(东汉)、《正始石经》(魏)和《开成石经》(唐)三种。

三、简牍

简牍,即竹(或木)简与木版的合称。

古代把书写的狭长竹片,称作“简”,把木版称为“牍”或“版”。版牍呈四方形,亦称“方”。把诸简编连在一起称“册”,是编连诸简的象形字。“册”通策,亦称“策”。古人常说的“简牍”、“方策”就是指写在竹片木版上的书籍。

简策的编连方法,有的是先编后写,也有的是先写后编。用牛皮编连的称“韦编”。

“晚喜《易》,读《易》书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

用丝带编连的叫“丝编”,有各种颜色

“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

——刘向《别录》

1977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竹简4942枚,大部分为先秦古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及军、政、阴阳杂占的佚篇。同年11月,武威旱滩坡汉墓出土医药简版92块,完整医方30多个,另载针炙穴位,刺疗禁忌。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的简版。墓主为汉汝阴侯夏侯灶夫妇。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发现。阜阳汉简经整理编分为10多种古籍,因原有书名标题无一残存,今名或用传本原名,或据内容另拟。其中有《苍颉篇》、《诗经》、《周易》、《万物》、《吕氏春秋》等。

1973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竹简,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本子的并行本,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简1155枚,计书10种:《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问答》等。

1972年至1976年,额洛纳河流域发掘汉简近3万枚,编绳未烂,已整理出70多个较完整的薄册,这对于了解简策体制非常重要。

牍是把干木头锯为段,再锯为薄片,削平,叫版,写了字总称牍。简牍作为文献的载体,比起甲骨、金石来,具取材容易、制作书写方便的优越性,但简牍容纳的字数毕竟有限,而保存、携带、阅读都很不方便。

四、缣帛

缣帛,丝织品的总称。古代的丝织品作为文献的载体,一般称为帛书。丝织品又称素、缯、缣,故亦可称之为“素书”、“缯书”、“缣书”。还可简称为“素”和“缣帛”。

帛书的优缺点:

(优)轻柔薄软而平滑,易于书写;易于截取;方便携带等。

(缺)不易长久保存;价格昂贵。

帛书的产生大概在春秋简牍行时,已开始用丝织品写文章。

先秦文献中常有“竹帛”并提的记载,就是指竹简和帛书而言。

西汉刘向校书竹、帛兼用,到东汉官府及上层人物,则喜缣帛,厌用简策。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大批西汉帛书,有《老子》、《十大经》、《战国纵横家书》,及兵书、医书、历史、哲学、历史等著述。其多而完整,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也丰富了我们对缣帛的认识。

“著于竹帛谓之书”,简册和帛书在汉代是书籍的主要形式,就是在纸张发明以后一段时间里,缣帛仍然在继续使用。直至隋、唐以后,除了画家、书法家之外,一般人便不再使用缣帛。

五、纸张

纸张,作为一种价廉易得的书写材料,是较为理想的文献载体。简牍易得而笨重,缣帛轻柔而昂贵,作为书写材料则不便于携带。

《后汉书》卷78《蔡伦传》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

东汉和帝时,担任尚书令的宦官蔡伦发明“蔡侯纸”。这种纸造价低廉、轻薄,宜于书写,被逐渐推广开来。

中国发明的造纸方法,经过六七百年后,流传到中亚,后又传播到欧洲、美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从东汉至魏晋,一直是缣帛、竹木简、纸张三者并用,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观念仍然强烈。东晋永兴三年(404),桓玄皇帝下令“以纸代简”。从此,确立了纸作为唯一的文献载体的地位,结束了简帛时代。

古代名纸

宣纸

薛涛笺

谢公笺

澄心堂纸

毛边纸

连史纸

六、胶片、磁带

胶片,感光材料的总称。印刷业使用的感光材料有黑白感光片和彩色感光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