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交管理机构呈现独立化趋势　　宋代的外交事务已经出现独立化管理的趋势。两宋时期，辽、金政权分别对北宋和南宋构成巨大威胁，两宋政府与它们的外交事务直接由枢密院掌管。宋初，枢密院设礼房，专掌宋辽国信之事。元丰后，枢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国信（《宋会要辑稿》职官6之15），南宋沿袭之。枢密院作为外交主管机关，负责对辽、金外交往来的一切事务，包括文书往 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神宗时，还一再强调：“辽使人不可礼同诸蕃，付主客掌之非是，可还隶枢密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6）此外宋朝专门设置主管往来国信所，作为负责与辽、金交往的具体事务机构。它虽然分别隶属于鸿胪寺和入内内侍省（《宋史》卷165、166），但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外事机构，负责与辽、金外交往来的具体事务，主要包括选派外交使团的成员以及阅习外交仪范，负责接待辽金使节，并督促地方做好接待工作，管理国信礼物，管理外交文档和对都亭驿的管理等，而其外交事务皆“令国信所具申枢密院取旨施行”（《宋会要辑稿》职官36之64），直接接受枢密院的指挥，协助其办好具体的外交事务。　宋朝以前，四夷朝觐使节的各项具体接待与管理事宜主要由鸿胪寺负责处理，而鸿胪寺并非专门的外交机关，它还负责掌管“凶事仪式及丧葬之事”（《文献通考》卷56）。到了宋代，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鸿胪寺虽名义上仍是主管外交事务的机构，但实际上它的具体事务已经下放到其下属的外事机关。北宋鸿胪寺的对外事务已相对减少，至南宋鸿胪寺并归礼部。元代继承宋制，不设鸿胪寺，其事务归礼部。明清虽设鸿胪寺，但其职事只限于礼仪方面。古代中国，在“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的理念指导下形成的四夷朝贡关系体系中，四夷来朝是中华礼乐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没有专门的对外事务机构。宋代国信所的设置，说明两宋时期外交事务及其管理已经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　　二、外交馆驿管理的制度化　　两宋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给予不同的馆待礼遇，并使之专门化。宋王朝在京城设置了大型的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东京梦华录·元旦朝会》中记载了诸国使节入贺正旦的盛大场面和宋王朝安排各国使节就馆的情况，辽使在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纥、于阗在礼宾院，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等诸蕃国在瞻云馆或怀远驿。可见，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宋王朝安排了不同的下榻馆驿。　　每个外交馆驿都有严格的管理条例作为其制度化管理的依据。章惇曾修订《都亭西驿条制》即是很好的例子（《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2）。还有都亭驿、同文馆等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条例，以便对馆驿进行有效的制度化管理。元祐年间，苏辙曾针对朝廷过分纵容高丽使节的贸易活动，专门上奏对都亭驿和都亭西驿以及同文馆的管理条例进行对比，认为朝廷过于宽待高丽使节，不利于外事工作的开展（《栾城集》卷46）。苏辙的箚子还反映出每个馆驿的接待规格也不尽相同，这充分说明了北宋馆待外国使节的制度化管理已经比较成熟了。当然这种制度化的管理似乎还不甚完备。　　外交馆驿还有着严格的保卫和保密制度。外交馆驿是外交使节的主要活动场所，特别是对作为政治宿敌的辽、金，外交保密是非常必要的，稍有不慎就会引来政治或军事灾难，因此宋王朝对此非常慎重。皇祐五年（1053年），朝廷下令各地馆驿特别是外交馆驿一律不许张贴地图，以防军事泄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南宋孝宗时曾下令对交趾使节进行适当的“几察”（《宋会要辑稿》职官13之47），确保对馆驿内的一切动静了如指掌。馆驿门口有专人把守，且“应入驿人并置牌号，机察出入”（《宋会要辑稿》职官35之20），无牌号之人不得入内。外交使节进出馆驿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如果涉及到违禁品会受到审查和没收。外交使节外出有人数和时间的限制，并有专人陪同。这一切都使宋代的外交馆驿初具“使馆”的规模，为后来历代的外交管理制度提供了借鉴。　　三、使节派遣的制度化　　外交使团规模化和互派使节制度化也是在宋代才有的。唐代出使的使者只有使、副使、判官，没有对其出使人员的确切记载，这就说明那时使者出使的规模和人员的配备是无定规的，可能是视其使命而定，而且是不定期派遣的。纵观两宋时期，对外派遣使节的主要是辽、金、西夏、高丽和交趾等国。外交使团开始规模化，使节是指由一定数量人员组成的外交使团，外交使、副与三节人从合称为使节，使团规模一般在百人左右，规模完备，人员配备也很完善。　　北宋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后，正式建立了和平的外交关系，自此确立了互派使节的制度。南宋自绍兴和议后，宋金也恢复了互派使节制度，即每逢元旦、新皇帝即位、皇帝和太后的生辰或丧事等吉庆丧哀之时，两国都定期互派使节，且不受战争的影响，而在一些特殊时期也多派使节往来，尽量和平解决纠纷和争端。宋辽双方互派贺正旦、生辰使已经成为一种定制沿袭下来，绍兴和议时还正式成为和约的内容而写入宋朝的誓书中，所谓“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2），并且不受两国关系好坏的影响。　　宋朝与西夏、高丽、交趾等国的关系，虽然因地缘政治的关系疏密不同而略显复杂，但宋王朝一直视它们为臣属之国，因此对西夏、高丽和交趾等国的使节派遣与辽金略有不同。宋朝与它们之间是名义上的君臣关系，所以，宋廷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皆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的外交承认被称为“册封”。　　四、贸易管理的务实性　　宋朝根据外交对象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对外贸易形式，与辽金实行对等贸易，双方作为优惠国，互设固定的市场进行贸易，其形式就是榷场贸易。而对那些传统的朝贡关系的国家，贸易形式就是朝贡贸易。宋代之前的汉、隋、唐以及后来的明、清，多是以泱泱大国自居，在儒家“重义轻利”思想指导下，奉行“厚往薄来”、“不与蛮夷争利”的原则，对外交往只讲怀德，不计小利，重视的是政治关系，而忽略经济利益。宋朝虽然也自称是“绥远外夷”，但更讲求实际利益。其贸易政策的特色是：既追求实在的政治利益，也追求实在的经济利益。这也决定了宋朝对贸易的态度是“来则不拒，去则不追”（《宋史》卷485），既是积极的，但又不十分主动。宋代朝贡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表现在：有较固定的管理机构，明确规定贡期，严格贡使的证明，回赐的制度化等。特别是南宋，将市舶之利作为朝廷的财政收入预算之一，对于朝贡物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只接受其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的按市舶贸易的规则进行抽买。免税贡物的减少，意味着税收的增加，这样既有利于外交往来，又给朝廷带来实惠，使外交和经济获得双赢。这是一种与其他朝代截然不同的、非常务实的外交政策。

1《宋代巡检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89(3)；

2《宋代州级属官体制初探》，载《中国史研究》2002(3)；

3《宋代官员考试任用法初探》，载《史学月刊》1992(2)；

4《宋代宗室外戚宦官任用制述论》，载《史学月刊》1995(5)；

5《宋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载《史学月刊》1996(5)；

6《宋代知州及其职能》，载《史学月刊》1998(6)；

7《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载《文史哲》2003(1)；

8《宋代地方官任期制初论》，载《中州学刊》1991(5)；

9《宋代通判及其主要职能》，载《河北学刊》1990(2)；

10《宋代黜降官叙复之法》，载《河北大学学报》1990(3)；

11《宋代官吏回避法述论》，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1)；

12《宋代军资库初探》，载《河南大学学报》1996(6)；

13《宋代州府公吏制度研究》，载《河南大学学报》2004（6）；

14《宋代定差法述论》，载《西南师大学报》1992(3)；

15《宋代任官制度中的荐举保任法》，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5)；

16《宋代官员黜降法初探》，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17《宋代任官制度中的权摄官》，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8《宋代监当官初探》，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19《宋代幕职州县官及其改官制度》，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20《墓志铭在研究宋代官制中的价值》，载《东吴大学历史学报》，2004年；

21《20世纪宋代地方政治制度研究述评》，载《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

22《说破先天易，流传正始音》，载《岳飞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2004年；

23《宋代出版史研究·序》，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24《宋代外交使节的选任制度》，载《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5《宋代明州における地方官僚体制研究——监当官を中心として考察》，载日本《高知大学学术研究报告人文科学编》第55卷，2006年；

26《宋朝外交使节管理制度初论》，载《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7《朝见与朝辞——宋朝知州与皇帝直接交流的方式初探》，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5）；

28《官人选任制度の発展と宋朝の文官政治》、《皇学馆史学》第21号，2007年；

29《韩绛生平政绩初探》，载《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年；

30《崔与之的仕宦与交游——以荐举制度为视角》，《纪念崔与之诞辰850周年大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

31《关于南宋时期的“便民五事”——南宋中央获取地方信息的渠道之一》，载《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下）》，人民出版社，2009年；

32《宋代巡检再探》，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宋史研究会2008年年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33《王十朋的治家与从政》，合著（1），线装书局，2012年；

34《淳熙三山志史料价值初探》，合著（1），载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续之下），人民出版社，2013年。

宋朝外敌频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给予不同的馆待礼遇，并使之专门化。辽与金国都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其外交事务主要由枢密院的礼院负责[168]

，包括文书往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丰年间，枢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国信，南宋沿袭之。此外，宋朝专门设置主管往来国信所，作为负责与辽、金交往的具体事务机构。而西夏、高丽、越南（宋朝先称之为“交趾”，后改称“安南”。宋时越南历经丁、前黎、李、陈等王朝统治）等国，由于宋朝视他们为藩属国，所以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皆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的外交承认被称为“册封”。宋朝在京城设置许多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辽国在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鹘、于阗在礼宾院，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等国家在瞻云馆或怀远驿。

宋朝奉行朝贡体制，然而将重心放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也就是“来则不拒，去则不追”

。这样既有利于外交往来，又给朝廷带来实惠，使外交和经济获得双赢。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与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对大军压境的辽国时屡立奇功。他以理挫败自傲的辽使，迫使辽使行参拜之礼，后又两次出使辽国，挫败辽国割地要求。富弼分析宋、辽、西夏三国的关系，认为辽与西夏强盛的原因是获得中国的资源与人力而至，并且协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沈括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分，出使辽国交涉划界事宜，获成而还。他在出使途中绘记辽

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完成《使虏图抄》，上于朝廷。《宋史》称：沈括“使契丹。凡六会，敌人环而听者千辈，无以驳其议。”洪皓在南宋危难之时出使金国，被拘15年，但仍不愿投降金国。洪皓曾屡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国城（黑龙江依兰县）的宋徽宗、宋钦宗及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秘密传递消息。归国后，宋高宗称他“虽苏武不能过”。

在宋朝,使节的主要任务是履行外交使命,但同时都兼负信息搜集之责宋朝通过多种途径获得诸国方位风土物产等一般信息和军情政情,极大地丰富了宋朝对境外世界的认识

宋朝的对外文化和经济贸易遍及整个亚洲并远至非洲在交往活动中,宋代向海外输出的商品,除传统的丝织品外主要是瓷器

北宋的制瓷业,在生产技术花色品种等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五大名窑的产品,由于做工精细式样典雅,是海外诸国争相购买的商品开封官窑越州哥窑就设在运河沿岸,其他名窑如定州定窑汝州汝窑禹州锏窑的产品从运河运往杭州,转至明州广州港运往海外各地

由于瓷器是易碎之物,用陆路运输远不及水运安全便利,因此,大运河为中寓瓷器由产地直接装船运往日本高丽南亚波斯及非洲欧洲提供了最为便捷可靠的条件

当时由海外来宋朝的使臣商人以大食和高丽人为最多这些外国使臣就用宋朝所赐的大量银两在京师开封或其途经之地,购买王室贵族或本国所需之物,如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满载而归大运河沿岸的杭州苏州明州真州等地都是他们聚集交易之所

宋朝政府也鼓励各地商人到使臣驻地进行交易,为他们提供种种方便条件当时与宋朝进行商贸交往的国家多达50多个,为此,政府在开封设立掌管与外国通商之事的榷易署,把国内各地货物增价卖给外国商人,最高额曾达到50多万贯

同时,政府还允许中国商人将一部分南海舶来的香料珠宝象牙转卖给外国商人,从中赚取利润

民间商贾还在汴京大量收购香料,在运河装船南下至浙东运河出海,长途贩运至日本,随船还带去中国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货物他们在日本换回砂金硫黄水银绢布扇子刀剑等,将满船日货沿运河载入汴京市场出售当时汴京的相国寺一带就是繁华的交易市场,在那里可以看到日本的刀剑绘画扇屏风等

高丽国是与宋朝交往最密切的国家,宋神宗“待高丽人最厚,沿路亭传皆名高丽亭”双方贡赐数额巨大,不可胜数这种对外交往中的贡赐,在古代社会里,其实质是一种带有商业色彩的贸易行为

高丽人善于舟楫,宋代运河与海路相连,为宋与高丽的交往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高丽将良马金银铜器运入中国,换回大量的瓷器茶叶漆器由于双方贸易频繁,宋朝政府在浙东运河沿岸的明州设立“来运司”专门负责与高丽的往来贸易业务,并配备巨舰两艘小船百余只供高丽商人使用又在明州设立高丽行馆,为高丽商人提供食宿之便高丽政府每次遣使到宋朝都要搜求大量书籍,宋朝政府也多次向高丽赠予大量的经卷典籍这些书籍由开封借助运河运往明州出海

宋代造纸业雕版活字印刷技术发展很快,刻书业也很发达,为适应海外客商使臣的需求,在运河沿线出现了许多印书坊当时开封杭州是全国印刷业的中心,民间商人常私刻中国经籍,由运河运往高丽出售许多书籍流入高丽,对朝鲜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商业贸易的频繁往来,日本与宋朝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两国间佛教徒经常性的互访

宋太宗时日僧成算等乘宋商船渡海入宋,参拜天台山后入运河乘船北上到达宋都汴京,觐见宋太宗后又入汴北上五台西巡龙门,再转回汴京宋太宗礼遇甚厚,赐予宋版《大藏经》及许多中国典籍4年后日僧又西渡入宋,由汴河南下台州后乘宋商船返国

数年后,日僧寂昭元灯等相继来到宋朝,宋真宗分别授予大师称号,赐给紫衣,事后他们亦顺汴水南下至江南,在苏州吴门寺留住多年

南宋时期由于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被女真人占据,南宋政权控制下的运河仅剩下淮河以南河段临安段运河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维系着首都与海港的交通运输,使余杭四明,通藩五市

南宋政府亦投入较大的人力物力疏浚运河河道,维护堤岸,使这段河道保持畅通当时由于运河通航条件良好,南方相对稳定,外商入南宋人数逐年增加,运河沿线市井繁荣交易活跃两宋时期,中国和西亚地区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贩运到阿拉伯地区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纸和麝香

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则是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的地方,他们通常贩运香料药材犀角珠宝到中国,再收购丝绸瓷器等商品当时在广州泉州城内,还居住着许多阿拉伯富商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如天文历法医学等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

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火药指南针等,就是由他们先后传播到非洲和欧洲,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宋朝和非洲也有交流在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布腊伐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等地,都不断发现那里遗存下来的唐代和宋代的钱币;在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坦噶尼喀和基尔瓦群岛,也曾发现宋代的瓷器和瓷器的碎片这些都是中国和非洲交往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