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总目》作为反映中国古籍流传与存藏状况的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其编纂特点如下：　　一、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第一次将中国古籍书目著录为约二十万种。历来称誉中国古籍“浩如姻海”、“汗牛充栋”，但“海”和“栋”究竟有多大？八万种、十万种、十五万种，众说纷纭。十九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代流传的典籍，渐次由私人收藏转为公共收藏。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绝大部分的存世中国古籍，已成为国家及各地公共图书馆、高校及科研机构等图书馆的馆藏。参与《中国古籍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古籍已涵盖现存古籍百分之九十以上品种，编纂中又吸收图书馆历年编纂的丛书、方志、家谱等联合目录成果，所录古籍收藏机构已逾干家，可以说参与“总目”编纂工作的同行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对现存中国古籍，完成了迄今最大规模的调查与著录，今天可以给出约二十万种的统计数字，这是这次编纂工作的最大贡献。　　二、著录了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古籍稀见品种。现存中国古籍的总目录，理应反映全球收藏的中国古籍信息，限于人力物力，此项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古籍总目》已利用知见的港澳台地区及日本、韩国、北美、西欧等地图书馆古籍收藏目录，采录大陆图书馆未见著录的古籍品种，并为稀见品种增补了海外收藏机构名称。　　三、著录了现存中国古籍的主要版本。中国古代典籍的撰着与流传，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宋元以来，历代典籍屡经写抄刊刻、汇编选辑，版本极为复杂，人称书囊无底，难以穷尽。《中国古籍总目》的版本著录，不仅包括历代公私写抄、刻印、排印、影印之本，又综录佛道二藏，旁搜秘本僻书，兼及批校题跋，囊括所有版本类型。至如丛刻单刻、汇印选印、增刊补版、抄配补本等版本特征，形式多样，著录歧异，整合归并，多费斟酌。《中国古籍总目》对于所著录古籍的版本描述，已具初步清理之功。　　四、依据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并有所突破。《中国古籍总目》沿用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并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增损类目，部居类分，有条不紊。如照应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中国丛书综录》收录的“类编丛书”，则分归四部之首。又如明清以来方志、家族谱编纂兴盛，清季新学流行，相关译着及著述繁多，遂因书设类，特于史部增设“方志类”、“谱牒类”，子部增设“新学类”，汇录相关书籍，以便读者即目求书。　　五、在编纂过程中注重人才培养。文献整理与研究中，书目指导的重要作用，久已成为共识。古籍编目似易实难，人才培养须经多年历练。近代以来，图书馆界曾涌现大量古籍编目专家，为历次全国性古籍联合目录编纂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持续多年，参与其事者多经磨练，造就了一批古籍编目骨干。然而，面对全国数千家古籍收藏机构所藏的数千万册古籍，古籍编目力量仍嫌薄弱。而古籍书目编纂是一项逐步积累、不断完善的事业，书目收罗的完备与著录信息的精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校核修订，迄无止境。《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完成，不仅为古籍整理与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书目工具，在编纂过程中，又为古籍编目队伍培养了后继人材，其中所积累的经验，有深远的意义。　　六、吸收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古籍总目》初稿完成，编委会即分邀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参与审稿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来自文学、史学、哲学、宗教、军事、地理、医学、科技、艺术、出版等领域，遴选及于台湾及海外。各科专家学有专长，熟精文献，认真审阅，悉心校核，拾遗补缺，多所匡正，及时反映了古代文献研究的新成果，由此提高了《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质量，促进了学术界与图书馆界之间的交流。

　　《本草纲目·草部》人参 释名 亦名黄参、血参、人衔、鬼盖、神草、土精、地精、海腴、皱面还丹。 气味 (根)甘、微寒、无毒。

　　《证类本草》 > 卷第六

　　人参

　　味甘，微寒、微温，无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疗肠胃中冷，心腹鼓痛，胸胁逆满，霍乱吐逆，调中，止消渴，通血脉，破坚积，令人不忘。久服轻身延年。一名人衔，一名鬼盖，一名神草，一名人微，一名土精，一名血参。如人形者有神。生上党山谷及辽东。二月、四月、八月上旬采根，竹刀刮，曝干，无令见风。（茯苓为之使，恶溲疏，反藜芦。）

　　本草思辨录 卷一

　　人参

　　物而毁誉交集者，惟人参为最。好补之家多誉，好攻之家多毁，其誉者复有补阴补阳之各执，而不知皆非也。徐洄溪、邹润安，则能得是物之性用矣。徐氏云：人参得天地精英纯粹之气，补气而无刚燥之病，又能入于阴分。邹氏云：凡物之阴者，喜高燥而恶卑湿；物之阳者，恶明爽而喜阴翳。人参不生原隰污下而生山谷，是其体阴；乃偏生于树下而不喜风日，是为阴中之阳。人身五脏之气，以转输变化为阳，藏而不泄为阴。人参兼变化藏守之用，且其色黄味甘气凉质润，合乎中土脾脏之德。所由入后天而培先天也。至论病之何以需参，参之何以愈病，则二家犹未得其当。而陶隐居功同甘草之说为有见矣。盖甘草者，春苗夏叶秋花冬实，得四气之全。而色黄味甘，迥出他黄与甘之上，故能不偏阳不偏阴，居中宫而通经脉和众脉，与人参有相似之处。窃谓得此一言，可以测参之全量。虽然，病之非参不治者，讵能代以甘草。甘草自甘草，人参自人参。欲知人参之真，非取仲圣方融会而详辨之，庸有冀少阳为三阳之枢，少阴为三阴之枢。凡言枢者，皆一经中有阴有阳，入则为阴，出则为阳，犹枢机之转移。少阴水脏而寓君火，固阴阳兼具矣。少阳似有阳无阴，然藏于肝叶，是一阳初生而尚不离乎阴，故二经相感极易。肝病有热即挟胆火，胆病有寒即挟肝风。肝气之上逆即胆，胆气之下降即肝。往来寒热虽少阳病，却非全不涉肝，以阳之稚，不能竟远乎阴，而有出入相争之象也。争则宜解宜和，人知小柴胡汤为少阳和解之剂，不知柴芩专解邪，参乃所以和之。病兼阴阳，何以解之第有寒药？盖此固少阳势重，退少阳则厥阴自靖，且有人参调停其间，何患寒热之不止。参为少阳药有凿凿可据者，泻心汤心烦无参，而胁下有水气则用之。胸痹诸方无参，而胁下逆抢心则用之。即小柴胡汤有加减法，而独于呕于渴于胁下痞硬不去参，此可知人参为和少阴之专药矣。

夏代已经推断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相关的正南北线。商代关注不同天气的不同现象。甲骨文中有关于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和描述。西周时期用土圭定方位，并且知道各种气象状况反常与否，均会对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诗经·幽风·七月》，记载了天气和气候谚语，有关于物候的现象和知识；《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学著作。春秋时期，秦国医学家医和开始将天气因素看做疾病的外因；曾参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春秋》将天气反常列入史事记载；《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影响军事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指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战国时期，重视气象条件在作战中的运用。庄周提出风的形成来自于空气流动的影响，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以使水蒸发。《黄帝内经·素问》详细说明了气候、季节等与养生和疾病治疗间的关系。秦代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地必须向朝廷汇报雨情，以及受雨泽或遭遇气象灾害的天地面积。《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大类。汉代列出了与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且出现了测定风向及其他天气情况的仪器。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指出了雨滴的大小疏密与风的吹碰程度有关。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指出雷电的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提出梅雨、信风等名称。三国时期，进一步掌握了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数学家赵君卿注的《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了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两晋时期，“相风木鸟”及测定风向的仪器盛行。东晋哲学家姜芨指出贴近地面的浮动的云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晋代名人周处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南北朝时不仅了解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开始探索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生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充分探讨了气象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用熏烟防霜及用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将七十二气候列入历书；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里最冷的时期。隋唐及五代时期，医学家王冰根据地域对我国的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隋代著作郎杜台卿《玉烛宝典》，摘录了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乙已占》，记载测风仪的构造、安装及用法。宋代对于气象的认识更为丰富和详细，在雨雪的预测及测算方面更为精确。北宋地理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涉及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南宋绍兴酒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4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测算平地雨雪的深度。明代工部尚书熊明遇《格致草》，根据西洋科学原理，辨析了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的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所设计的“日火下降、气上升图”，系统地说明对流性天气的形成。清代译著《测候丛谈》，采用“日心说”，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使地面变热以及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岁月推移，天象更迭。我们祖先辛勤劳动，留下宝贵的天象记录，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勤于观测的严谨态度，无一不闪烁着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辉。这些，是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对今后更深刻地探索宇宙规律，都将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我国古籍中，经常出现一些描述战争性质与战争方式的词，如“击”、“袭”、“侵”、“伐”、“征”、“战”、“攻”等等。其中，除了“击”、“攻”、“战”3个词表示一般地攻打、作战外，其余的词在描述战争性质和战争方式上均具有特定的含义。“征”，是指上伐下，有道代无道；是所谓的“褒义”词。如《左传·信公四年》：“五侯九伯，汝实征之。”这是指上伐下。《孟子·梁惠王上》：“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这是指有道伐无道。“伐”，用于诸侯国之间，不仅限于上对下、有道对无道的进攻。其特点是出兵的一方须事先找个理由，即“师出有名”。因此是中性词，后因“征伐”、“讨伐”连用，而渐具褒义。如《左传·隐公元年》：“命子封率车二百乘以代京。”古人使用这组词是很讲究的。《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中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实际上，“伐”指正式战争，有钟鼓，表明行动公开，而且进攻的一方还有所谓的理由或借口，而“侵”就不需任何理由，只是“不宣而战”。“袭”比“侵”更富有秘密性质，只是偷偷地进攻。除上述方式之外，还有“围”，即众兵包围；“邀”，即拦击；“逆战”，即迎击。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是一个“谈性色变”的时期，但是传宗接代还是需要将基本的性知识传给后人。那是在那样的时代影响下，口口相传性知识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是是怎么传承的呢？在我国历史上，对性教育有正式的记载始于汉代。

　　东汉建初四年即公元79年，朝廷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经学讨论会，由皇帝亲自主持，这个会议的记录以后由班固整理编辑成《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这是当时官方对经学的标准答案，对后世影响很大

可是，就是这么一部官方的极为“正统”的书，却对性问题十分重视。

　　《白虎通》还有一节专门讨论“辟雍”。“辟雍”是古代的一种学宫，男性贵族子弟在里面学习作为一个贵族所需要的各种技艺，在课程中居然还有性教育。

　　那么，为什么性教育要在学校进行而不能在家中进行呢？从《白虎通》看来，这个问题在那次御前会议上也被提出来了，《白虎通》记录下来了，原文解释道：“父所以不自教子何？为渫渎也。又授之道当极说明阴阳夫妇变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意思是父亲不能教自己的儿子，这样轻慢不严肃。

东汉把性教育作为贵族子弟学校的必修课，可见那时人们的性观念还是相当开明，对研究性问题相当重视。当然，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性教育不能父子相授，则未必。

　那么在我国古代，广大民众有没有性教育呢？当然有。不过没有那么系统、全面，而多用“形象化教具”，进行“暗示引导”的教育方式。“嫁妆画”和“压箱底”就是其中主要的两种。

　　“嫁妆画”实际上是一卷约有8张至12张不同性交方式的春宫画，因为社会大量需要，所以多用木版印制，乡土味、民间色彩很浓。

　　在女儿出嫁前，父母往往购买一两卷“嫁妆画”，放在嫁妆之中，随女儿带到夫家去，到了新婚之夜，小两口他们往往对性是很无知，就把“嫁妆画”铺在床上“照猫画虎”地做。

　　关于“嫁妆画”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代，其实物在民国初年还有不少发现，可见此物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期。东汉文学家张衡曾写过《同声歌》，以女性第一人称描写男女在新婚之夜的心情，后世对此诗评价很高，认为它“丽而不*”、“寄兴高远”、“以喻臣子之事君也”等等。

　　除了“嫁妆画”以外，中国古代还有一种性教育工具是“压箱底”。它是一种瓷器，有的比拳头还小一些，外形多为水果状，有盖，内藏一对呈交合状的男女。平时，人们把它放在箱底以辟邪，到了女儿出嫁前，母亲把“压箱底”取出来，揭开盖以示女，让她体会“夫妻之道”。

当然，古代的性教育也决不仅是“暗示引导”，也有一些性学古籍可供阅读，但不那么普及。少女出嫁时，奶娘、稳婆、小姊妹可能会教她；有时小姊妹们会在新嫁娘窗前唱山歌，这些山歌都有性内容，唱山歌有调笑的成分，但也有性启蒙的作用。

在古代封建社会，许多女孩都很保守，她们害怕任何裸体的或衣服。那么古代女孩的性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毕竟性知识可以更好的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身体伤害。然后中国边肖会告诉你那些古老的东西。

东汉把性教育作为贵族子弟学校的必修课，说明当时人们的性观念还是相当开放的，非常重视研究问题。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性教育是不能父子相传的，但也可能不是。

那么在中国古代，普通大众有性教育吗？当然有。但是，它并不那么系统和全面。而是利用“直观教具”进行“暗示性指导”教育。“嫁妆画”和“压箱底”是两个主要的。

《嫁妆画》实际上是一卷大约8到12幅性爱画，有不同的性交风格。因社会需求量大，常采用雕版印刷，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

女儿出嫁前，父母往往会买一两卷“嫁妆画”，放在嫁妆里，带着女儿去婆家。新婚之夜，小两口往往对性一无所知，就把“嫁妆画”铺在床上，做得“像猫画虎”。

“陪嫁画”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汉代，其实物多见于民国初年，可见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已久。东汉文学家张衡曾经写过《同声歌》，以女性第一人称描写男女新婚之夜的感情。后人对这首诗评价很高，说它“美而不*”，“励志未来”，“以臣子喻君”等等。

除了“嫁妆画”，中国古代还有一种性教育的工具，“压箱底”。它是一种瓷器，有些比拳头还小。其形状多为果实状，有盖，内含一对正在性交的男女。通常，人们把它放在盒子的底部以辟邪。女儿出嫁前，母亲拿出《只有箱底扣篮的三井寿》，打开盖子给女儿看，让她体验“夫妻之道”。

当然，古代的性教育不仅仅是“暗示性指导”，也有一些关于性的古籍可供阅读，但并没有那么普及。当一个年轻的女孩结婚时，护士、助产士或小妹妹可能会教她；有时**妹们会在新娘的窗前唱民歌。这些民歌有色情内容。唱民歌有调侃的成分，但也有性启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