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雕版印刷技术已臻成熟，无论书写还是刻印都相当精美，形成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为后代所推崇仿效。

　　一、 版式

　　从版式看，北宋刻本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或四周双栏，也有一些早期刻本采用四周单栏。南宋中叶开始流行黑口，多见于建本。版心中往往标出书名、卷次、页码及刻工姓名，有的还标出字数。官刻本卷末一般镌刻有校勘人衔名，坊刻本则多有书耳和牌记。

　　传世宋刻本有不少讲究字大悦目，行格疏朗，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周易注疏》、《尚书正义》、《周礼注疏》、《礼记正义》和绍兴府刻《春秋左传正义》等，均止八行款式。也有些宋刻本行格较密。清人江标著有《宋元行格表》，可为鉴定时参考。

　　二、 书法字体

　　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尚，也影响到版刻事业。北宋早期盛行欧体，后期逐渐浒颜体和柳体，但各地区刻书又有分别。川本颜体居多，间架开阔，字形丰满，建本柳体居多，笔画刚劲，字硬如骨；浙本则多欧体，纤细秀雅，字形略瘦；江西刻本既有柳体，又有欧体。明人谢肇曾说："宋刻有肥瘦两种，肥者学颜，瘦者学欧。"这是前人的经验之谈。

　　三、 用纸

　　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品类繁多，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建本多用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浙本、川本多用皮约纸，即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原料制成的纸张，色白而厚，两面光洁。此外，不少地方还用麻纸印书。宋代刻本中还有用公文纸背面印书的，如黄丕烈《菱圃题跋》所记，《北山小集》用乾道六年簿籍印成，《芦川词》用收粮案牍印成。这种"公文纸本"流传较少，但较易鉴别。

书籍装帧是书籍生产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又称书籍艺术。书籍装帧是在书籍生产过程中将材料和工艺、思想和艺术、外观和内容、局部和整体等组成和谐、美观的整体艺术。

书籍装帧设计是书籍造型设计的总称。一般包括选择纸张、封面材料、确定开本、字体、字号，设计版式，决定装订方法以及印刷和制作方法等。

书籍装帧设计是指书籍的整体设计。它包括的内容很多，其中封面，扉页和插图设计是其中的三大主体设计要素。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它是人类智慧积累、流传与延续的媒介。书籍作为信息的载体，忠实地为人们记载、传递着知识、理念、情感，而人们对书的珍视推崇之情更是亘古不变。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反映在书籍装帧形态的变化中，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书籍装帧艺术，翻开古人留下的文化典籍，素雅端正的封面，柔软细腻的纸张，浑厚饱满的文字，设计缜密的版式，不尚华丽，却护帙有道；历尽沧桑，但古朴之气盎然犹存。我们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一种恬淡悠远的风格和高远神飞的意境，与崇尚装饰的西方古典书籍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即使与现代书籍相比，中国的古籍也毫不逊色。它们严格讲究体例，遵从一定的规范，浑然天成，值得我们仔细品味与研究。又是什么在影响着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演变呢？这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书籍的产生和发展即是文明的标志之一。书籍记载着事件、思想、经验、理论、技能、知识等等包罗万象的丰富内容，它是人们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为了实际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各个时代不同形态的书籍是这个时代政治、经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反映，也是技术状况限制的结果。书籍的内容反映了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生活状况和意识形态。同样，书籍的装帧形态也反映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生活状况和意识形态，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形态，顾名思义：形，即是神态，书籍的外形美和内在美的珠联璧合，才能产生形神兼备的艺术魅力”[1]。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书籍具有不同的特定的装帧形态。

一、书籍装帧的初期形态

书籍装帧的初期形态从结绳书、契刻书、然后是图画文书、陶文书、甲骨文书、金文书、玉文书、石文书是按照文字的先期准备、产生和发展的。从文字还有没有产生到图画、符号，到象形文字，到抽象文字，到成熟的文字。可以看到，书的初期形态的变化和文字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个演化是很漫长的，比从盛行正规书的——简册书的秦朝到现在要长得多。因为它们毕竟不是成熟的书，只是起到书籍的作用，所以称它们为书籍的初期形态。没有这些初期形态的书，正规的书，成熟的书是不会产生的，它们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绝对不能低估。

中国古代，初期形态的书的承载物是绳、木、竹、陶、甲骨、兽骨、青铜、玉石等材料。陶是经过烧制的、青铜是经过冶炼的，其它的材料均是自然界现有的资源，稍加加工便可以刻字或写字成书。也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和技术水平低下的反映。从结绳书、到图画文书到金文书、石文书，其社会进步是十分明显的，不单从字体的形成和发展上，从文字内容的复杂和意义的深刻上，从承载物的形质上，都清楚地表明了社会在不断地发展、进步，技术水平在不断地提高，逐渐成熟的书的内涵越来越大，开本、版式的内涵也越来越明确，为正规书籍的出现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二、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

书籍装帧经过初期形态的漫长发展后，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进入它的正规形态。《说文解字》云：“著于竹帛，谓之书。”古今，大量的学者都认为，我国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是从简策开始。罗树宝在《中国古代印刷史》中认为：“中国古代真正的书籍形式，是从竹简和木牍开始的。”本文采取大多数专家的意见，把简策书、木牍书放在正规形态的第一种形态来叙述。

正规形态的书包括：简策书、木牍书、帛书、卷轴装书、旋风装书、粘页装书、缝缋装书等。它们基本上都是用毛笔蘸墨手抄的，一改初期形态的书的雕刻方式，手抄是它们的一大特点。正规形态的书受着材料的制约，材料不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装订方法。简策书、木牍书的承载物是竹、木；帛书的承载物是缣帛；卷轴装书的承载物，初期是帛，这是因为卷轴装书直接从帛书发展而来，纸发明以后，大量的卷轴装书用的材料是纸；旋风装的承载物是纸。纸作为书籍的承载物，它的优越性，是其他承载物所不可比拟的。从卷轴装书开始使用纸作为承载物后，一直被沿用下来。

从几种书籍的装帧形态来看，它们要受到制作材料——承载物的制约，不同的材料会产生不同的装帧形态的书，当然还有其他条件的制约。简策书虽然可以卷起来，但体积大，太重；木牍书不能卷，容量也太少；帛书的材料有限，又很贵；卷轴装书翻检不方便；旋风装书综合了这几种书的优点，去其缺点，有了很大的进步，成了当时比较先进的书籍装帧形态，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

从书籍装帧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所谓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也只是向册页形态过渡的表现形式。书籍装帧形态还要继续发展变化，因为用料都是纸，其装帧形态的演变主要取决于制作方法。

三、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

书籍装帧经过初期形态、正规形态，进入到册页形态，也就是成熟形态。从梵策装书开始，经过经折装书、蝴蝶装书、包背装书，到线装书为止，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是雕版印刷的，使用的材料(承载物)都是纸，因此，在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时期，书籍的制作方式和社会需要决定了书籍装帧的形态。

关于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有的学者认为从经折装书开始。有的学者以为从蝴蝶装书开始，还有的学者以为从包背装书开始，笔者以为应从梵策装书开始，其原因有二：一、梵策装书已脱离卷轴装书的形态，开始使用单页；二、梵策装书已成为册页书的形式。梵策装书和经折装书可视为书籍装帧的初期形式，蝴蝶装书是个过渡，包背装书的出现，则标志着中国书籍装帧形态日益成熟，线装书则是中国古籍最成熟的装帧形态。

从唐代出现的梵策装书，到清代出现的线装书，其装帧形态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时间跨度约一千二百多年，其中纸、墨的质量有很大的提高，品种也多有增加，为书籍装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纸是册页书籍的主要承载物，纸使书变得越来越轻，使用起来越来越方便，装帧也越来越完美，线装书成为最完善的传统装帧形态，发展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册页书的用料因为都是纸，所以，册页书的装帧形态是由它们制作方式和社会的需要来决定的。

册页装帧形态的书都是册、页式的：梵策装书是单页，用线穿；经折装书是连续的折页，用糊粘；蝴蝶装书是单页折，糊粘；包背装书是单页折，下纸捻、糊粘；线装书也是单页折，线订。折页是册页书中的一个重要的工序，也是书籍装帧形态发展的一个因素，虽然折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却使书籍的装帧形态产生很大变化，现代的书仍然需要折，折包含有深邃的哲学思想。

册页装书基本上都是雕版印刷而成的，也有极少数的手抄书和一部分活字印刷的书籍，刻、印二字在册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没有雕刻和印刷无以成书。初期形态的书绝大部分是雕刻而成，如契刻书、陶文书、甲骨文书、金文书、石文书、玉文书等，只是没有印刷，每刻一件是一本书；正规形态的书是手写的，每写一件也是一本书，册页装帧形态的书虽然用的也是雕刻，由于是印刷而成，则一次可以生产很多册书，这就是册页装帧形态的书的特点，也是雕刻技术的发展。

以上综述了中国古代书籍形态演变的过程及各个时期的特点，决定和制约着中国古代书籍形态发展的原因又在哪里呢？

首先，从社会背景上讲，任何技术的发明与发展，都是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中国古代书籍的形态也和造纸、制墨、印刷、装订这些技术的水平优劣直接挂钩。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学会了制墨，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纸张发明后，遂改成以一张长方型纸为单位的“折叠本”。后又受印度贝叶梵经的启示，将书面按序粘接起来，加以折叠，因大多撰以经文，故称之为“经折装”。北宋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五代初期，书的装订逐渐转向“册页型”，至明中叶后，被称为“线装”书的形态所替代。这些技术最早在中国的发明对于古代书籍的萌芽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从文化背景上看，书籍的装帧形态是随着书籍的制作材料、制作方式、社会的经济状况及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的。其中，文化对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深层的和潜移默化的，古籍版式、编排结构及装订方法，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从文化角度上讲，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氛围、思想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映射到了中国古代书籍的形态及艺术风格上。特别是“天人合一”，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受到儒、道这两大思想派别所推崇。儒家以人为中心，讲性命之学，认为性善源于天命，所谓“天命之谓性”，把天当作人性的最终保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实际上是把人性与天道合二为一，宇宙成为人性之源。道家则把天看作自然，人只是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人不能脱离自然，只能顺应自然并效法自然，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态的产生及演化过程，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这正说明它的发展史是文化的发展史，充满着哲学、美学等等内涵。书籍即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它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讲究“护帙有道，款式古雅”这个原则对现代书籍装帧艺术仍有积极的作用。中国古代书籍装帧是一门学问，这是一份值得珍惜的文化遗产。我们要从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吸取营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性”的现代书籍装帧艺术。

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已经趋于盛行，而且印刷的数量相当大，以往的书装形 式已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印刷业。经过反复研究，人们发明了蝴蝶装的形式。蝴 蝶装就是将印有文字的纸面朝里对折，再以中缝为准，把所有页码对齐，用糨糊 粘贴在另一包背纸上，然后裁齐成书。蝴蝶装的书籍翻阅起来就像蝴蝶飞舞的翅 膀，故称“蝴蝶装”。蝴蝶装只用糨糊粘贴，不用线，却很牢固。

(1)简策

简策就是编简成策的意思。“策”就是“册”的假借字。古代有些词有音无字，行文时只好依声托事，借用同音的字加以表示。这种现象，文字学上就称为同音假借，也称为古音通假。“册”是象形字，像是绳穿、绳编的竹木简。所以《说文解字》解释“册”字说：“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礼记·聘礼》中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在这句话的“策”字之下，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分别作了解释。一位是东汉的郑玄，他说：“策，简也。”一位是唐代的孔颖达，他说：“策是众简相连之称。”郑玄的意思，“策”就是竹木简；孔颖达的意思，“策”是编连在一起的竹木简。两个人的解释都对，但角度不同。我们把这两个人的解释综合起来，那就是一根一根写了字的竹木片就称为“简”，把若干根简编连在一起就成了“策”(册)。可见简策的确是编简成策的意思。

古人编简成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单绳串连；一种是两道绳、乃至四道绳的编连。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说：“札，栉也，编之为栉齿相比。”这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然后用绳依次串编。上边好像梳子背，下边诸简垂挂，如同梳子的栉齿并列相比。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简。编绳的道数取决于竹木简的长短。短简两道编绳即可，甘肃出土的《永元兵器簿》，就是两道编绳(图6)。长简两道绳子编不结实，就编三道或四道编绳。如武威出土的《仪礼》汉简，简长三尺，其编绳就是四道。至于是先写后编，还是先编后写，则两种形式都有。

图6 东汉永元兵器簿编简

为了保护正文不致磨损，古人编简时常在正文简前边再加编一根不写文字的简，叫作赘简。今天书籍的封面，就仍然带有这种赘简的遗意。赘简上端常常书写篇名，下端书写书名。这是因为古人写书于简，不能无阶段地写下去，那样编简太大，不易检阅和收藏，所以常常写到一定长度就结为一篇。而用书的人也常常要先查找篇名，然后才能找到自己所要检索的内容。可是古书往往一书包括很多篇，例如《论语》就有22篇，《孟子》也有七篇。七篇中的各篇还要再分上下。如《滕文公上》、《滕文公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等。如果所要查找的内容不知道在哪一篇，那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古人很重视篇名，把篇名写在赘简上端，以示醒目。而把书名反倒写在赘简的下端，以示篇名的归属。这种格局虽然是仅适应简策书籍而出现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形式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直到雕版印书盛行的宋代，特别是北宋时代，卷端题名还常常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这仍是简策书籍格局的流风余韵。

一篇文章的简编完，或一编编好的简写完，便以最后一根简为轴，像卷竹帘子一样从尾向前卷起。《永元兵器簿》出土时，就保持着原来卷起的形式。武威旱滩坡出土的医简，有的也保留着卷起的原型。武威出土的汉代《仪礼》简，篇题和篇次并写在第一、二简的背面，卷起后正好露在外面。这也证明其原型是从尾向前卷起的。卷起的简需要捆好，而后放入布袋或筐箧〔qie切〕。居延出土的简策中有“书箧一”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中也有“俗吏之务在于刀笔筐箧”的说法。这些盛装简策的布袋、筐箧相当于“帙”〔zhi至〕，而一帙通常包函10卷。简策书籍这种编连卷收的做法，也只是适应竹木简的特质而形成的特定形式，但对后世书籍的装帧形式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帛书卷子装、纸书卷轴装的出现及长期流行，完全可以说是对简策卷起收藏形式的模仿。

(2)帛书卷子装

帛书与简书虽然制作材料不同，成书之后的面貌也各异，但在装帧形式上彼此却有许多相似之处。缣帛轻软，可塑性较强。表现在装帧形式上便既有折叠，也有卷子。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有的写在整幅帛上，难以卷收，故折叠随葬在一个漆盒内。有的写在半幅宽的缣帛上，则以一条23厘米宽的竹片为轴心，将帛书从尾向前卷成帛卷，这大概就是卷轴装的雏形了。

清代有位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叫章学诚。他有一部著名的著作，叫《文史通义》。他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还说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篇、章是竹木简书的计量名称，卷则是缣帛书的计量名称。周、秦时盛行竹木简书，故多以篇称之。入汉以后，缣帛为书普遍流行，卷便成了广为使用的计量名称。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凡是整理完毕正式誊录进呈的书，都是用缣帛书写的。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说“刘向为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这里的“上素”，就是抄写在缣帛上。于是“卷”便成了主要计量单位。表明章学诚所说的“入汉始有卷也”的理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证明帛书的装帧形式主要还是卷子装。

(3)纸书卷轴装

用纸来制作书籍，东汉已发其端。纸具备着缣帛的轻软，但较之缣帛则更易成型。所以纸书出现之后，它的装帧形式便模仿帛书卷子装，而慢慢发展为普遍流行的纸书卷轴装。这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实物留存，都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晋代傅咸的《纸赋》中，除了赞美纸的方正洁白，很便于书写之外，还说纸张“揽之则舒，舍之则卷”。这两句话实际是对卷轴装书籍的描绘。纸张有一定弹性，卷久了就有回收的惯性，所以用手揽之便舒展开来，可是一撒手就又收卷回去。这是卷轴装书籍固有的现象，也是这种装帧形式的弊病之一。可见晋时纸书已是卷轴装了。

《续高僧传》卷二，记载隋朝文帝时有一位沙门叫明穆彦宗，他曾经利用梵文经本校对佛经。说昔日“支昙罗什等所出《大集》卷轴，多以30成部”。说明早在隋朝以前，纸写的佛教《大集经》，已装潢成了卷轴。

《续高僧传》卷三十八，记载隋朝另一位沙门叫法泰，他自己精勤书写了一部《法华经》，多次显现灵瑞，所以要把它带到成都去进行装潢。可是中途过河掉在了水里，以后又失而复得，所以“至成都装潢，以檀香为轴”。可证隋朝的书籍不但已是卷轴装，而且所用轴材有的已是檀香木了。

《续高僧传》卷五，记载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之后，又奉皇帝之命在大慈恩寺翻译佛经。当他翻译完毕，装成卷轴之后，曾经上书皇帝，请求皇上给写一道序文。他说：“所获经论，奉敕翻译，见成卷轴，未有铨序，伏惟陛下睿思。”可见唐玄奘翻译过来的佛经，其装帧形式也都是卷轴。

《续高僧传》卷二十六，记载唐开元间沙门玄览，他一个人就“写经三千余轴”。

所有上述这些，都是唐及唐以前关于纸书采用卷轴装的记载。而唐以后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那就更是史不绝书了。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中说：“唐人藏书，皆做卷轴。”元朝吾衍在他的《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明朝都穆在其《听雨记闻》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清朝高士奇在其《天禄识余》中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这些说法，也证明自纸书出现，直到唐、五代，大约八九百年的时间里，书籍盛行的装帧形式，的确是卷轴装。

本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遗书，其中主要是手写本佛经。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国，其中主要收藏在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总计大约四万多件。这些敦煌遗书产生的时代，大约上起南北朝，下至五代，即公元420—960年这500多年的历史跨度内。此期正是手写纸书的高峰期。这些遗书，有的就是简单的一卷儿，有的木轴犹存，进一步又以实物，证明唐五代及唐五代以前，纸书的装帧形式，的确普遍流行卷轴装。

古时历代纸张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晋代纸高大约23—24厘米，长26—27厘米；唐代纸高25—26或26—27厘米，长40—43厘米或44—51厘米；五代时期纸张的规格大小不等。内容长的书，一张纸无法容纳，只好写完一张再接写第二张、第三张……直到写完为止，可能是几张、十几张、几十张，乃至数百张。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粘接成一幅长条。长条可以先写后粘接，也可以先粘接好后写。写完的长条纸书，即可以从左向右，或说是从尾向首卷起。为使纸卷不至于折皱或损坏，在长条纸书最后一纸的末尾粘上一根圆木棒，然后以木棒为轴心从左向右搓卷，所以称作卷轴。轴的长度比纸的高度略长，纸书卷好后上下两端都有轴头露出，这样有利于图书保护(图7)。

古书卷轴装似乎也有精装与简装的区别。简装，仅用一根普通的圆木棒为轴，有的甚至连轴都没有，只是从尾向前卷起，也是卷轴装。精装就有不同的讲究了，据记载，王羲之、王献之晚年写的字要比青少年时写得好。他们在缣帛上写的字，要以珊瑚装饰轴头；在纸张上写的字，要以金属装饰轴头；最次的也要以玳瑁、旃〔zhan沾〕檀装饰轴头。可见晋代的卷轴装，有的已经相当精致了。

《隋书·经籍志》说隋炀帝即位之后，秘阁所藏之书，上品的要用红琉璃轴，中品用绀〔gan干〕琉璃轴，下品用漆轴。表明隋朝政府的藏书，其卷轴装潢已分出不同品级。《大唐六典》记载唐政府的藏书，经库书用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用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用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用绿牙轴，朱带白牙签。可见唐代的政府藏书不但裱轴十分讲究，而且已经懂得用颜色来类分图书了。

图7 卷轴装示意图

图8 卷轴插架示意图

为保护图书内容不受污损，卷轴装在正文第一张纸前边还要粘加一张空白纸，考究的粘加绫、绢等丝织品。粘加的这张空白纸或绫、绢，叫作“褾”〔biao表〕，也叫作“包头”或“玉池”。褾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带。带的右端接有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别子，叫作“签”。卷子卷好，褾在最外层，用带绕捆，以签别住。卷轴存放的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轴的一端向外，系上不同质料、不同颜色的书签。签上标写书名、卷次，以便于取阅。取阅图书时依签上所标抽出卷轴，用毕原位插入，所以称为插架(图8)。唐代文学家韩愈的《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描绘的便是一座插架宏富、装帧考究、满目琳琅的私人藏书宝库。

(4)经折装

经折装也称折子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从折叠佛教经卷而得名。前边说过了，到唐代为止，最盛行的书籍装帧形式，仍然是卷轴装。但到唐代，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时期。一方面是僧尼遍于域中，另一方面翻译过来的佛经又普遍以卷轴装的形式流行。僧尼遍于域中，意味着善男信女诵经的普遍；卷轴装盛行，则意味着它对僧尼们诵经的不便。因为佛门弟子念经，要盘禅入定，正襟危坐，以示恭敬与虔诚。善男信女们念经时的这种姿态，卷轴装的不方便可想而知。任何一种纸卷，包括佛教经卷，卷久了，都会产生卷舒的困难。由于卷久的惯性，念过去的部分，经卷会由右向左自动卷起；未念到的部分，经卷又会自动由左向右卷起。这种情况，如果不及时调整镇尺的位置，经卷就会从左右两个方向朝中间卷起。试想，如此麻烦不便的卷轴装式，怎么能适应佛门弟子们那种盘禅入定、正襟危坐的读经方式呢！因此，一场对流行许久的卷轴装的改革，首先在佛教经卷上发生了。这就是将本是长卷的佛经，从头至尾地依一定行数或一定宽度连续左右折叠，最后形成长方形的一叠，再在前后各粘裱一张厚纸封皮，一种新型的装帧形式就出现了，这就是所谓的经折装。正像元朝吾衍和清朝高士奇所揭示的那样，经折装的出现，完全是针对卷轴装卷舒之难的弊病而发生的。元朝吾衍在《闲居录》中说：“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复为簿帙。”清朝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中也说：“古人藏书，皆作卷轴……此制在唐犹然。其后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折。久而折断，乃分为簿帙，以便检阅。”这两位不同时代的古人，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即经折装的确是由改造卷轴装而来。

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古代书史》，披露了一幅经折本图版，经名为《入楞伽经疏》，共211叶，原出自中国敦煌石室。其装帧形式就是左右相连折叠的经折装。这是唐代佛经出现经折装的实物证明。

英人斯坦因在他的《敦煌取书录》中，还描绘过一件五代印本佛经的装式，也是经折装。他说：“又有一小册佛经，印刷简陋……书非卷子本，而为折叠而成……折叠本书籍，长幅接连不断，加以折叠……最后将其他一端悉行粘稳。于是展开以后甚似近世书籍。是书时为乾祐二年，即纪元后九四九年也。”斯坦因看到并描绘的这件实物，表明印刷而成的佛经，在五代时期也有的是经折装式了。

(5) 梵夹装

过去的书史论著，常把经折装混为梵夹装。说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或者说梵夹装就是经折装，或经折装即梵夹装。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梵夹装并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而是古代中国人对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佛教经典装帧形式的一种称呼。梵是天竺国梵文文字的创始人。《祐录》卷一《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中说：“昔造书之主凡有三人：长名曰梵，其书右行；次曰佉楼，其书左行；少者苍颉，其书下行。梵及佉楼居于天竺，黄史苍颉在于中夏。”印度是佛教的发祥地，产生在印度的佛教经典，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将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所以又称为贝叶经。当然也有不少写在桦树皮上。

我们在前边说过了，书籍的装帧形式，只能视书籍的制作材料和制作方法而采取相应的方式。古印度佛经既是采用修长硕大的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书写，其装帧形式也就只能适应这种材料而采取相应的方式了，这就出现了古代中国人所称呼的梵夹装。何谓梵夹装？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加以铨释，那就应该是古印度用梵文书写在贝多树叶或桦树皮上的佛教经典而采用夹板式以绳穿订的装式。对这种装帧形式，古代中国人称之为梵夹装。隋朝有个叫杜宝的，他有一部著作叫《大业杂记》。杜宝在《大业杂记》中说东都洛阳的“承福门即东城南门。门南洛水有翊津桥，通翻经道场。新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叶形似枇杷，叶面厚大，横作行书。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今呼为梵夹”。夹原意同册，后来演化为夹。这段描述，比较明确地告诉我们，梵夹装是隋时人对传入中国的古印度书写在贝多树叶上梵文佛教经典装订形式的一种形象化的称呼。其具体的装订方式，是将写好的贝叶经，视经文段落和贝叶多少，依经文的次序排好，形成一摞。然后用两块比经叶略宽略长一点的经过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将排好顺序的贝叶经上一块下一块地夹住，然后连板带经穿一个或两个洞。一个洞者，穿绳之前先将绳的一端挽上疙瘩，以另一端将夹板及贝叶串连；两个洞者，则以绳子两端同时将夹板及贝叶串连，最后绕捆起来，一个梵夹装式就算完成了。这就是杜宝所说的“约经多少，缀其一边，牒牒然”的梵夹装。

图9 僧伽罗文贝叶经装帧

用贝多树叶来写经，不仅是古印度如此，近世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也有用贝叶写经的。北京图书馆就藏有僧伽罗文的贝叶经(图9)，其装帧形式就是典型的梵夹装。近年北京图书馆还入藏一批傣文贝叶小乘经，其装帧形式也是梵夹装。这些实物也印证了古印度梵夹装的形式特点，从而丰富了中国书籍的装帧形式。

中国以纸张来制作书籍，至隋、唐而极盛。书籍的制作材料与贝叶不同，当然装帧方式也就不同。但中国纸制书中，包括写本和印本，也有裁成长条而模仿贝叶的。现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手稿部的中国敦煌遗书中，还颇有几件这样的遗书。它们状似长条，形仿贝叶，编绳虽然已不复存在，但当年的穿孔犹存，表明它们的确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北京图书馆珍藏一件五代时回鹘文写本《玄奘传》。其书叶狭长，横作行书，每叶上靠近两端各有一红色圆圈，据说也是模仿的梵夹装式。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件唐写本《思益梵天所问经》(图10)。其写纸为长条形，意仿贝叶。厚厚一册，却中间穿孔，单绳穿装，是中国纸书遗存中典型的梵夹装。其夹板虽佚失一块，但另一块却原样留存。穿绳虽也大部分佚去，但仍有一段原绳贯穿册叶与夹板。直到后世刻印的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也都是纸作长条，横作行书，上下各有一块厚重的夹板，所以它们也是中国纸书中模仿梵夹装的装帧形式。只是这种装帧形式在中国并未普遍流行，所以也就鲜为人知了。但不管是古印度的梵夹装，还是中国纸书模拟的梵夹装，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书中模仿的梵夹装，都和经折装毫无相同之处。所以经折装就是经折装，梵夹装就是梵夹装，两者既不相等，也不相通，不应混为一谈。

图10 唐写纸本《思益梵大所问经》梵夹装

(6)旋风装

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外学者对什么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认识并不清楚。长期把经折装粘加一张整纸就说成是旋风装，或把经折装直接说成是旋风装，就是这方面的例证。事实上，旋风装跟经折装没有任何联系。它与经折装产生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它们是在同一个时代里，同在卷轴装的基础上，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需求而产生出来的两种完全不同的书籍装帧形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都有长足的发展。尤其是文学，诗歌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坛，使唐代成了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诗歌的发展，特别是近体律诗的发展，一方面要求要有严格的韵律，一方面遣词造句、运用掌故又要求典雅有据。这就促使唐代社会相应地产生并发展两方面的著作：一方面是备查检掌故用的类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就是供起韵赋诗、检查格律的韵书一再被修正、增补、传抄而流布社会。唐代的韵书，类乎现在的字典，带有工具书的性质，是备随时查检使用的。因此，这类书籍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也就都要以方便随时翻检为原则而作相应的改变。

但是，我们在前边说过了，唐代书籍最通行的书写方式和装帧形式，仍是单面书写的卷轴装。这样，在通行的装帧形式与要方便翻检之间便产生了很大的矛盾。继续采用单面书写的卷轴装，翻检方便难以解决；突破卷轴装，另外采取更新的装帧形式，一时又难以创造出来。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既未完全打破卷轴装的外壳，又达到了方便翻检为目的的装帧形式，这就是旋风装。

在当今的世界上，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实物留存绝无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可以说是现存中国古书旋风装的典型实物例证。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全书共五卷24叶。除首叶是单面书字外，其余23叶均为双面书字，所以共是47面。其装帧方式，是以一比书叶略宽的长条厚纸作底，然后将书叶粘在底纸上。其粘法是，除首叶因只单面书字而全幅粘裱于底纸右端之外，其余23叶，因均是双面书字，故每叶都只能以右边无字空条处，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于首叶末尾的底纸上。所以从书叶左端看去，错落相积，状似龙鳞。收藏时，从首向尾，或者说是从右向左卷起，外表仍然是卷轴装式。但打开来翻阅，除首叶因全裱于底纸上而不能翻动外，其余均能跟阅览现代书籍一样，逐叶翻转，阅读两面的文字。这种装帧形式，既保留了卷轴装的外壳，又解决了翻检必须方便的矛盾。可谓独具风格，世所罕见。古人把这种装帧形式称作“龙鳞装”或“旋风装”。

图11 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装帧

北宋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卷二中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如吴彩鸾《唐韵》、李郃〔he 合〕《彩选》之类是也。”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图11)，相传就是吴彩鸾书写的。欧阳修所见到的大概就是这类的东西。他说出了这种装帧形式产生的原因，也描绘了这种装帧像策子的特点，但未说出它究竟叫什么名字。

南宋初年的张邦基，则在自著《墨庄漫录》卷三中说：“成都古仙人吴彩鸾善书名字，今蜀中导江迎祥院经藏，世称藏中《佛本行经》十六卷，乃彩鸾所书，亦异物也。今世间所传《唐韵》犹有，皆旋风叶。字画清劲，人家往往有之。”可见南宋张邦基也见过这类的东西，他则把这类书籍的装帧形式称为“旋风叶”了。

元朝王恽在他的《玉堂嘉话》卷二中说：“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称谪仙也。一夕书《唐韵》一部，即鬻〔yu玉〕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全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所可及也。时大和九年九月十五日。’其册共五(疑五为二误)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可见元朝王恽也见过这类东西，而且见到的是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收藏并写了上述题识的那件东西。王恽描绘它是“龙鳞楷韵”，“是鳞次相积”。与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态完全相同。

清朝初年的著名藏书家钱曾，也见过这类东西。《涵芬楼烬余书录》引证他的话说：“吴彩鸾所书《唐韵》，余在泰兴季因是家见之，正作旋风叶卷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可见钱曾见到的，跟故宫所藏相传为吴彩鸾所写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是完全一样的。他将之称为“旋风叶卷子”。可见我们把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装帧形式称作旋风装，是不乏古人见证的。

且考自然界旋风的形象特征，亦是因某处气压低，四周空气向一处注流而形成的螺旋式旋转的风，其中大而强烈的，就是龙卷风。这种风的特点，就是空气分若干层次前后朝一个方向旋转。它的立体形象就仿佛若干张鳞次相积卷起的芦席，像个圆筒。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其装帧形式，内中书叶错落相积，朝一个方向卷收，外壳又保留着卷轴装的格局。装帧完毕，卷收起来，内中书叶很像空气分若干层朝一个方向旋转的旋风。因此，我们认定这种形式才是中国古书的旋风装。不是经折装包粘一张整纸就成了旋风装，更不是经折装又称为旋风装。旋风装有自己的独立形态，但又没有完全摆脱卷轴装的制约。它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化过程中的过渡形式。经折装是对卷轴装的彻底改造，已由卷轴装过渡到了册叶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旋风装比经折装出现得要早。

(7) 蝴蝶装

(8)包背装

第一章 书籍装帧的初期形态　　一 结绳书、契刻书　　二 图画文书　　三 陶文书　　四 甲骨文书　　五 金文书　　六 石文书、玉文书　　七 书籍装帧初期形态的特点　　第二章 书籍装帧的正规形态　　一 简策书、木牍书　　二 帛书　　三 卷轴装书　　四 旋风装书　　五 粘叶装书、缝缋装书　　六 书籍装帧正规形态的特点　　第三章 书籍装帧的册页形态　　一 梵笑装书　　二 经折装书　　三 蝴蝶装书　　四 包背装书　　五 线装书　　六 书籍装帧册页形态的特点　　第四章 古代书籍装帧与文化　　一 “天人合一”与书籍的版式．　　二 “天人合一”与书籍的结构　　三 “天人合一”与书籍的装订　　第五章 古代书籍装帧与审美文化　　一 古籍里的美学思想　　二 书卷气　　三 书籍内容和装帧的文化同一性　　第六章 毛笔　　一 毛笔的发明　　二 毛笔的形制　　三 历代的毛笔　　四 毛笔与印刷　　第七章 墨　　一 墨的发明　　二 烟墨与石墨　　三 历代制墨、用墨简况　　四 印刷用墨　　第八章 纸　　一 纸的发明及蔡伦造纸　　二 已发现的古代纸　　三 早期的造纸技术　　四 历代造纸及用纸　　第九章 雕版印刷　　一 绪论　　二 雕版印刷术发明前的准备　　三 雕版印刷术　　四 历代的雕版印刷　　五 雕版印书的字体　　六 雕版印书的版式　　七 雕版印书的封面　　八 雕版印书的牌记　　九 雕版印书的刻工　　十 雕版的套色印刷　　十一 雕版印刷的中国古代纸币　　第十章 活字印刷　　一 活字印刷的发明　　二 泥活字印刷的发展　　三 活字印刷的发展　　第十一章 古籍的捅图版面　　一 插图的起源　　二 唐代的插图版画　　三 五代的插图版画　　四 宋代的插图版画　　五 辽金西夏和蒙古的插图版画　　六 元代的插图版画　　七 明代的插图版画　　八 清代的插图版画　　九 木版年画　　十 插图版画的艺术特色　　第十二章 版本简述　　一 版本名词的固定　　二 版本涵义的扩大　　三 版本名称的区分　　中国古代书籍装帧一览表 杨永德　　古籍书面与现代书封面 杨永德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

按刻书机构区分。计有：官刻本（包括国子监本简称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武英殿本简称殿本、内府本、府学本、州学本、县学本、藩府本、官书局本、各地书院本）、家刻本、坊刻本等。

按雕版印刷情况分。计有：精刻本、写刻本、单刻本、丛书本、道藏本、祖本、原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递修本、百衲本、旧版、通行本、邋遢本、书帕本等。

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扩展资料：

古籍版本的历史说明：

春秋末战国时编定撰写的经、传、说、记、诸子书等是古籍的上限。下限则一般划到清代末年（这和史的分期有所不同）。

广义的下限是：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内容或形式上沿袭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炉灶，例如旧体诗文集、对古籍所作的旧式校注之类，一般仍可以划入古籍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