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和体操原本是一体的，古时候人称“消肿舞”，是用来健身的，随着时代发展，人们渐渐区分了体操与舞蹈的区别，相比之下，舞蹈不仅可以健身，欣赏度也相当高，宫廷里也渐渐有了这样的习俗——给君王跳舞。中国特色是民族舞，这是跟中国传统乐器有关，中国的传统乐器琵琶，箫，琴吹出来的声音都十分典雅，为了音乐的融合，舞蹈自然也十分委婉动人。

原始舞蹈的萌芽和形成时间，可以远溯到人类发展的洪荒时期，远远超出了人类的记忆范围。战国时大诗人屈原在他的名篇《天问》中，就天、地、人三界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首先提出的一个疑问就是——世界之初，混沌一片，那时的情况是谁传下来的呢？那时天地还没有形成，根据什么来考察呢？

诚然，舞蹈既起源于人类有意识记忆之前，又有谁能予以肯定的考知呢？

我国古籍中，记载了不少乐舞的起源传说，仅在《吕氏春秋·仲夏记·古乐》一篇中，就有这样几则：

一，古帝颛顼在登上帝位的时候，听到四面八方熙熙锵锵的风声很好听，就命令部下“飞龙”仿效风声创作了“乐”，又令一人率先做乐工，它就躺在地上，用尾巴敲打自己的肚子，发出嘤嘤的声音。颛顼把这个乐舞叫做《承云》，用来祭祀天帝。

二，古帝喾命令臣下“咸黑”创作歌曲《九招》、《六列》、《六英》，又命令“垂”创制了鼙、鼓、钟、磬、笙、管、篪等乐器，吹打起来，十分动听，凤鸟锦雉随着乐声跳起舞来。帝喾很高兴，就用来歌颂上帝的功德。

三，尧立为帝的时候，命“质”创作乐舞，“质”模仿山林溪谷的天籁音响制作了乐歌。又用麋鹿的皮蒙在土缶上作成鼓敲打起来，还重击轻打石刀石斧，模仿天帝玉磬的声音，于是百兽都跳起舞来了。

这些神话都是古人记录的当时传说，并非史实，但也可能有若干事实的影子。传说中有一些共同点值得我们注意，譬如原始乐舞是模仿天地自然创造出来的：“效八风之音”，“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鼓舞奏乐的大都是飞禽走兽：“令凤鸟天翟舞之”，“以致舞百兽”；作乐都和祭祀有关联，如“祭上帝”、“康帝德”。

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古人对原始舞蹈的一种感知。关于舞蹈起源和自然、鸟兽、祭祀的相关传说，在今天的民间依然广为流传

《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按照演出的顺序记载了百戏表演的全过程，是我们了解宋代百戏伎艺实际表演的极为珍贵的资料。在那一次演出里，在各种伎艺表演之后，有“合曲，舞旋迄，诸班直常入祗侯子弟所呈马骑”等描述。对此，周贻白在《中国戏曲发展史纲》一书中指出：“至于《舞旋》之为舞蹈，《马骑》实为马戏，则各为专技”。要把“合曲”与舞旋连用，说明《舞旋》基本上是一种有音乐伴奏的表演，其具体动作形态和表演内容，一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伎艺性质，所以在列在百戏之内；同时，《舞旋》在表演内容上又可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技巧性，所以可以作为整个百戏表演结束时的“压轴节目”。在《舞旋》之后，皇帝参加的马球、马戏表演就开始了。

同书之“六月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条，记载说：“作乐迎至庙，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军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同书“下赦”条中还说：“军容直作杂剧、舞旋；御龙直装神鬼、斫真刀、倬刀。”在这些记载中，《舞旋》都是和杂剧表演更替出现，可能正是因为它在表演内容上没有确定性，所以才能和杂剧互相补充，发挥艺术的感染力。

当然，《舞旋》也并非总是与杂剧作伴。《梦粱录》“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条说，当御赐第八盏酒时，“百官酒，舞三台，众乐作，合曲破，舞旋”。这里的《舞旋》已经和宫廷大曲一起演出了。

以上所记，多为北宋年间《舞旋》表演的情形，而《梦粱录》的记载则说明南宋虽然经过了巨大的社会振荡，文化变迁，但是《舞旋》却依然流传下来。《武林旧事》中追忆了北宋年间的著名“舞旋色”雷中庆，又记载了南宋的范崇茂、豪俊迈、刘良佐、杜士康、于庆等人。舞蹈史家费秉勋认为，《舞旋》不是指某一特定内容的具体节目，也不是一切舞蹈节目的泛称，而是指除队舞、舞队之外，穿插于广场艺术或宴会排当乐次中单人或双人表演的大曲舞蹈和较短小的徒手舞蹈节目。孟元老形容“一裹无脚小幞子锦袄辽人，踏开弩子，舞旋搭箭”(见《东京梦华录·元旦朝会》)的时候，舞旋一词似乎是动作的泛称。当吴自牧形容“街市有乐人三五为队，擎一二女童舞旋”(见《梦粱录·妓乐》)的时候，《舞旋》一词强调的是动作的过程，并使人联想到“旋转”的特点。

舞蹈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它的内涵和功能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展变化，中国文化古籍里就有“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等有关原始舞蹈的记载。我们在殷商甲骨文中便见到了“舞”这个最早的文字，它描绘出一人双手执牛尾和鸟羽而舞的形象。青海出土的马家窑类型舞蹈纹彩陶盆，则再现了早期集体舞蹈的风采。西周初期制定的雅乐体系，标志着乐舞文化进入了成熟期。春秋战国时，诸侯征战，“礼崩乐坏”，民间舞蹈蓬勃兴起，表演性舞蹈有了新的发展。大批专业歌舞艺人的出现，成了推动当时歌舞艺术发展的重要力量。统治阶级对声色享乐的追求是这支队伍存在和壮大的主要原因。著名的“楚舞”以细腰为美，细腰一时成为审美的时尚，以致出现了“楚灵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的众人饿饭减肥的现象。这种审美观一直延续至汉代，纤瘦苗条是汉代妇女对美的追求。

在继承前代舞蹈艺术的基础上，又通过对西域乐舞的交流吸收，汉代把中国古典舞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为后世中国舞蹈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综合性的大型舞蹈——百戏，以及多人共舞、双人对舞等多种舞蹈形式都很流行，加上伴奏的队伍和各类乐器道具的陈列，丰富多彩，气势恢宏。歌舞成了人们生活中的普遍需求，不仅是女性，男性能歌善舞者也很常见，“马步”“弓箭步”等英武舞姿一直流传至今。一块汉画像石上刻画的一对双人舞，简朴传神、刚劲潇洒。这种形象和当代的舞蹈几乎没有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留下了许多杰出的舞蹈艺人的姓名，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因她那出神入化的舞技而被汉成帝所宠爱的“学歌舞，号曰飞燕”的赵飞燕了。传说她“身轻若燕，能作掌上舞”。河南郑州出土的汉画像砖上的舞女正是这种身轻若燕的舞蹈形象，特别有意思的是画砖左上角雕刻的一只飞燕，明白向人们表明了它的主题。除赵飞燕外，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武帝宠爱的李夫人“妙丽善舞”等等，都是名噪一时的舞蹈家。由此也不难推断玉舞人在汉代广为流行的原因了。统治阶级上层对歌舞的爱好和支持是汉代舞蹈繁荣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史籍记载，高祖刘邦在平定了淮南王英布叛乱之后的返回途中，于其老家的沛宫设宴，召集乡亲们饮酒，并亲自击筑，高唱他本人创作的《大风歌》。在歌唱中起身舞蹈，慷慨抒怀，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皇室亲王们对歌舞的迷恋，后妃们本身便是舞蹈高手，这些对汉代舞蹈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汉代舞女的舞蹈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舞袖”，古谚“长袖善舞”，可见古人对舞袖的欣赏和喜爱。运用道具作舞，是我国传统舞蹈的一大特点，汉代舞蹈几乎都以长袖作舞，舞袖凌空飘逸，如行云流水，曼妙灵动，千姿百态。舞袖技艺的发展提高，大大丰富了我国传统舞蹈的表演功能。“巾舞”是加长了的舞袖，从而使其更多变化，更具表现力。除“舞袖”外，另一特点是“舞腰”。腰是牵动人身的枢纽部位，它的扭动变化，既舞动了上身，又带动了下肢，使动作前俯后仰，左右倾折，丰富善变，绰约多姿。“舞腰”动作要求舞人练就一身柔功，做到“绕身若环”“柔若无骨”，是很不容易的。“翘袖”“折腰”是当时舞蹈技巧中具有代表性的尖端技术，二者组成了美妙的舞姿，一直传承至今。

共冶一炉 《十六天魔》

1271年，元世祖忽必列建立元朝，以蒙古族为主体。蒙古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而且笃信佛教，他们的舞蹈因而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宗教色彩，例如名舞《十六天魔》。

在明清两代，舞蹈作为独立的表演艺术，有逐渐衰落的趋势，社会上很少专业的舞蹈表演团体和舞蹈艺人。但是，作为节庆时群众的娱乐活动的民间歌舞，却呈现繁荣的局面，表演者多数是业余的民间艺人。

单纯的舞蹈表演艺术步入衰落，其原因一方面是维护礼教的理学盛行，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妇女已不能参加民间舞蹈活动，舞蹈中的女角大多由男子来扮演，阻碍了舞蹈这种直抒胸臆的艺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不重视舞蹈艺术，舞蹈活动仅限于民间娱乐性质，没有专业舞蹈团体来提高和发展它。

此外，戏曲进入全盛时代，社会文化和民众欣赏习惯出现改变，人们更爱看直接描写生活、表演手法通俗易懂的戏曲。舞蹈亦逐渐融入戏曲之中，成为戏曲表演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训练方法和表演体系。在明清戏曲剧目中，保存了相当丰富、优秀的舞蹈遗产。 《观音舞》

明代《观音舞》，又名《菩萨舞》。据明人姚旅《露书》记载，明代北京、南京贵族之家集宴，常演《菩萨舞》，舞者扮成观音像，额上顶一碗，手持两碗，击节而舞。

在民间节日，此舞亦在街头游行表演。明人袁宏道《迎春歌》描写春节“行春之仪”的盛大歌舞游乐活动中，有“白衣合掌观音舞”。

《曲中志》载，明代舞人徐惊鸿以善演《观音舞》闻名。

清末宫廷舞蹈家裕容龄自编自演《观音舞》。头戴象征佛光的珠环，身穿有帔肩的短袖衣，戴臂环，坐于莲花台上，一手曲托胸前，一手立掌如作揖状，表情肃穆。

观音是佛教诸神中的一位菩萨，常侍立在释迦牟尼身边。印度的观音菩萨，本为长了胡子的男性形象，传入中国后，变成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女性观音。

明代舞人扮演观音在宴会中、在游行表演队伍中起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民对神权的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