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书籍印制及各种文印字体异常丰富起来，仿宋体已不可能再独领 ；但其端庄挺秀的面目，仍然让曾经使用或看到过这种字体的人们，怀恋与难忘。

如今，在电脑上打字，还可以选择仿宋体的字体，曾几何时，这种字体风靡一时，曾在标语横幅、图书内页、**字幕上，占据着国人的视野。那么，这种字体究竟何时创始，其来龙去脉如何？

仿宋体

既名仿宋体，当然是仿照宋代的风格而制，但这并不是完全仿照宋代某个文士、书法家、名人的字体，而是直接仿照宋版书的雕版字体而来。那么，又为什么要仿宋，而不往前走，仿隋唐，或往后走，仿明清呢？仿隋唐，那时没有大规模雕版印制的书籍，在字样选取上样本明显不足；仿明清，则不如直接仿宋，因为明清的雕版字体大都是仿宋，或间接源自宋版书字体而创制。当然，仿宋的风气，还来源于宋版书本身的珍贵难得。

宋版书一页难求，早在明代就已蔚然成风。明代末年的藏书家毛晋，可说是宋版书价值发现的始作俑者，宋版书以页论价之风由此人始。于是，宋版书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天价奢侈品。

当宋版书按页论黄金作价的社会风尚渐起，对宋版书的复制随之兴起。人们开始倾向于完全完整的复写制造，要求逼真到纤毫毕肖，要求不动分毫的形似与笔意流畅的神似相统一。这种艺术体系上的复制，转化为一种纯临摹式的技巧，在明清两代乃至递延到民国的印制工艺中，出现了影宋这一特殊的刻印门类。

实际上还是从两三百年来刻意仿宋者们的影宋工艺着手，并从中得到启发，清代末年，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的丁辅之、丁三在兄弟决定广征宋版书籍，亲自仿写，刻制活字，然后拼版印刷。到1916年，这种经过两兄弟加工设计之后的楷体字，这种经过模仿欧体（欧阳询的书体）的统一改型的字体，由于字体原形均出自宋版书籍，他们将这一字体暂名为仿宋体。后来，丁氏兄弟在仿宋前边又加了一个聚珍的修饰语，称之为聚珍仿宋。聚珍就是活字印刷的意思，这始于清乾隆帝的称谓，也是认为活字一说不雅而替之以聚珍，聚珍有聚拢字模印就珍本之意。

1920年，聚珍仿宋体获得 批文，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国家认可的字体专利。1921年，中华书局并购了丁氏兄弟的聚珍仿宋印书局，正式收购了已铸成的头号、二号、四号，三号、三号长体夹注各欧体宋字共五种铜模铅字和已摹写样本陆续刻铸的顶号、初号、三号、五号及头号、四号长体夹注及长短体字及西夏字体共八种铜模铅字。紧接着，中华书局用聚珍仿宋体印制《四部备要》大型古籍整理丛书，全套丛书达到了一万一千三百零五万卷，分订为二千五百册；这套丛书的问世，更进一步扩大了聚珍仿宋体的社会影响力与品牌价值。随后，聚珍仿宋体铅字印制的各类图书、文件、名片，逐渐风行于中国各大城市。1929年，中华书局还将此专利输出至日本名古屋的津田三省堂；此后，东南亚各地的中文书籍印制，开始普遍采用仿宋体铅字印刷。

当然，研制仿宋体的并不只聚珍仿宋体一家，只是无论技术成熟度还是应用规模，都无法与之抗衡。直到上世纪初，在激光照排印书之前，以仿宋体铅字排印书籍，仍然是一成不变的铁律。如今的书籍印制及各种文印字体异常丰富起来，仿宋体已不可能再独领 ；但其端庄挺秀的面目，仍然让曾经使用或看到过这种字体的人们，怀恋与难忘。

隋及初唐时期（武则天执政时期之前 684 年）草书书迹遗留下来 的不多。不多的主要原因不详，可能是当时的书家不重视而不写 或写得不怎么好（与唐中晚期的草书比）而没有流传下来。

为了叙述和阅读方便，从唐朝写经谈起。唐·敦煌草书墨迹《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 合卷。长 13964 厘米，高约 29 厘米，奘门大德净眼撰，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卷首朽蚀，故《因明入正理论略抄》缺首题和著者名号，现存 446 行，计 12478 字。《因明入正理论后疏》为 508 行，计 13364 字。通卷由无名氏书手以独草体写成。一 个写卷里有两篇文章，分别是关于‘因明入正理论’理论的阐述 和解释。文意深奥，与本文主旨无关，不赘述。

《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开始部分。

《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开始部分

经考证（从教义、教义历史、纸张质量等方面）此写卷书写于贞观年间，或以后几年，但一定是初唐时期。

局部

此卷书风质朴、古雅、有章草遗韵，草法以章草为主，今草为辅。用笔内(扌厌），线条中含、瘦硬，转折处多用转，圆弧形笔画 多呈曲折之势。此书风、用笔习惯、线条特征多承王献之。

初唐时期的行草书都尚 王献之，（苏涣诗句‘亚相指当时的副宰相书 翰凌献之’；再，沈尹默《二王法书管窥》中有详细的考证）就 连唐太宗李世民的书风也袭小王书风。

在唐太宗有意‘崇拜王羲之、贬低王献之’的影响下，出现了继承王羲之草书一脉的代表性之作——孙过庭的《书谱》。

孙过庭的草书卷《书谱》有明确记年‘垂拱二或三年’（公 元 687 年前后，武则天执政时期，初唐与盛唐的分水岭），书风 完全是王羲之血脉，用笔外拓，多用折，线条一拓之下，无曲折 势。

从以上两件作品书风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一个观点——唐朝草 书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有一个大转变——由之前尚王献之转变到 尚王羲之。

那么在回过来看《出师颂》

《出师颂》局部

绍兴本《出师颂》本无名款，后人认为是西晋索靖或南朝 梁·萧子云作，或谓隋贤或唐人书，并无定论。从本幅中有唐太平公主、李约、王涯等人鉴藏印看，书写不会晚于初唐。据宋·米友仁跋定为“隋贤书”当较可信。此书属较典型的章草书体，与 隋·智永《真草千字文》中的草体大致相近（只是若干个笔画相 近）。故被定为隋人书。整体书风规整、 劲健中见自然飞动之势，古拙又典雅，是六朝以来创立规范章草 的传统体貌，唯稍增飘逸之势。线条中含、廋硬、紧密，骨气凛 凛，用笔内（扌厌），转折处多转，草法遵循章草规范，少加变动。

再来看另一件传为隋·智永书《千字文》， 传智永曾写千字文八百本，散於世间，江东诸寺各施一本。现传世的有墨迹、刻本两种。墨迹本为日本所藏（现已毁），纸本，册装。计二 百零二行、每行十字，原为谷铁臣旧藏，后归小川为次郎。后有 杨守敬、内藤湖南所写两跋，论者认为墨迹本为智永真迹，也有 人疑为唐人临本。笔者认为是唐人临本。宋米芾《海岳名言》评 曰：“智永临集千文，秀润圆劲，八面具备”。此件作品已无隋时 的用笔习惯，外拓用笔，线条变得圆润，气韵秀丽，没有了古拙 感（与‘出师颂’比）。所以小编认为是初唐至盛唐时期的临作。梁 平 梁平书法馆

横版印刷亦是自民国即有的，初起是为了配合外文篇章，不过作为古籍整理的底本文稿或旧籍的书写和印刷即是自上起右起，故而称见上文为见右，见下文为见左，改为横排便难解其意，又不宜改动原文，再则是卷题、篇题、节目依次降行格，便于排版。再则是对于眉批，若改横版便无法印刷，故像很多杂剧小说虽易正作简，依旧竖排。

夏商周：象形文 甲骨文 春秋战国：籀文 铭文 秦朝：大篆到小篆再统一为隶属 汉朝：隶书 唐代：楷书盛行 行书草书也很有发展了 宋：楷书 宋体字 瘦金体 云：蒙古文和楷书等 明：汉文化楷体字 清：除了清朝那些文字就是跟现在的一样了

辨识、鉴定中国古籍以确定其刻印或抄写的年代、版本源流以及其价值的工作。它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国古籍历代流传，数量极大，门类繁多，同一种书经多次翻刻、传抄，版本繁杂，舛讹丛生，给后世利用和学术研究造成重重困难，因而古籍版本鉴别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工作。从事古籍版本鉴别需要具备广博的文史知识和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以及长期的实践经验。

　　刻本书的鉴定依据字体刀法是决定版刻时代的主要依据。汉字是方块字，不同时代写字用的笔和写法有所演变，刻工的操作方法与技术水平也随时代有所发展，在字体结构等方面形成时代特点与差异。除时代特征外，刻版印刷发展的地区还形成独有的地方风格。从事鉴定工作,必须熟悉各时期、不同地方的刀法特色,掌握常人不易觉察的字体同异要领，从而得出判定。

　　牌记为刻书标识。一般在书的卷尾，也有在序或目录之后的，文字有详有略，主要标明刻版年月及出版者。宋元以后多出现于坊刻本。元、明、清三代的私家、官府、书坊刻本使用较多,形成明显可资查考的依据。但有些影刻、翻刻本也把原书牌记摹刻下来，所以要参照其他特征加以辨析。

　　序跋古籍大都有序跋。其内容多为阐扬本书著述的优长，记述刻、抄的经过和年代等等。鉴定者可从序跋正文及署款判定该书版本年代及真伪、讹托，从而成为鉴定古籍的依据之一，但须留意一书多刻时照刻底本的序跋以及抽撤刻书时的序跋的情况。

　　刻工宋、金、元、明、清的刻本，常在书中镌有刻版者的姓名。有的一部书的刻工多达数十人。刻工历来受版本学家重视，从刻工姓名可了解版刻时代与地区，是最直接的依据。但明、清一些影宋刻本，也把原刻本刻工摹刻下来，容易造成误认；同一刻工刻的书也有年代的不同。因此还须结合其他旁证以作出准确判断。

　　避讳封建社会用字最讲避讳，有避帝王讳，有避家讳或尊者讳。元代不讲究避讳，宋代及清代康熙、雍正以后避讳较严格。后世版本学家常以避讳字作为判定古籍大致时代的依据。但应注意翻刻、影刻本保留原书避讳字的情形。

　　行款版式由于刻书时代不同，书的行款版式变异较为鲜明，虽有交错、例外，但有基本规律可循，例如宋版书的书口(版心)多为“白口”，而元版及明前期版本多用“黑口”。对行款版式的鉴定历来被视为重要依据之一(见雕版印刷文献、中国古籍形制)。

　　纸张关于印本和写本书的用纸，前人没有系统的调查研究资料可供参考，很多纸不知其名称，而文献中提到的纸又难以与实物相联系，鉴定时所能根据的仅是纸质的精细厚薄，颜色的黄、白或灰以及帘纹宽狭而已。宋代有的浙刻本用白麻纸，纸质较匀净，有韧性；四川刻本也用白麻纸，有些纸质较粗，甚至有透空小孔。南宋初期福建印书所用竹纸，质地细润，纸色较白，但以后多用**竹纸，因而从宋、元到明代，黄纸成为福建印本的特征。明代以棉纸为贵，棉纸有厚薄之不同，纸质细润，白棉纸印书成为明代特色。明末出现了开化纸，纸质细白匀净，清代以开化纸印书最名贵，连史纸、竹纸应用亦多。宋以后，还有用公文纸(公牍纸)和其他册子、信札等旧纸的背面印书的，这些公文纸如载有年月也可借以推断印本的大致时代。总之，书籍的用纸是识别版本的一项依据，但要多作比较，因为有的书刻印于宋代，后世仍可用其书版再印，而区别初印本和后印本，只能从纸张来判别了。

　　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印刷术发明以前，古籍都靠抄写流传。印刷术发明以后,甚至在雕版印刷普及以后,抄写本仍在中国传世古籍中占很大比重。历代流传的抄本，数量可观，质量也参差不齐。抄本之外，藏书家的手写本及学者的稿本更是古籍中的珍品。因此对抄本和稿本的鉴定十分重要。其鉴定方法，首先要从书写字体的一般时代特征入手，与鉴定刻本之刀法道理相同。有不少抄本标识较为明显，很多藏书家传抄的书都用印有专用格式的纸供抄写。如明代祁承家抄本在版心下镌有 “澹生堂抄本”字样；毛晋家抄书有一种黑格纸，版心下镌有“毛氏正本汲古阁藏”字样；清初曹溶家抄本所用纸的版心镌字为“李曹氏倦圃藏书”，等等。这些标识是鉴定的重要依据。此外，个人书法的风格、书中的避讳字、作者的时代等等，都是抄本和稿本鉴定的依据。

　　有助于鉴定的其他旁证印章古籍上盖有某人的藏书章，说明该书曾为某人所藏。流传久远的，藏印随之增多，可从中看出文献收藏的源流。著名藏书家大多有书目传世，由藏书章对照其藏书目录有助于考核一书的版本。但藏印有真伪之别，有条件时，可将真伪藏印比较对照，细察印章篆法和印泥色泽，加以辨别。

　　批校题跋古籍常经前人批校题跋。题跋中常包含目录学、版本学资料，对古籍鉴定有一定帮助。对待批校题跋应加分析，要以其本身质量、出自何人手笔，以及内容、字体来确定其可信程度，辨别其真伪。

　　文献资料各种文献资料中有很多关于版刻的记载。一些书目、笔记中常有记述文献著述、流传情况。一些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收有当地的刻书目录。有些著述，如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有<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跋>一文，就曾辨明元刊本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一书中虽有王磬序，但并非元兴文署刻本。这些都是有益的旁证。

　　古籍版本的真伪前人有关于伪书之说，是指某一种书假托为古人著作,不属版本鉴别的范围(见中国古籍辨伪)。当古籍作为商品买卖后，一些人为了牟利,通过种种手段，或把原书时代提早，或以残本充作全本，以提高书的价值。明代就已出现冒称宋版的情况。在鉴别古籍版本时，应时时注意作伪现象。作伪常见的手法有两种：一是利用明清以来的影宋刻本或质量较好的刻本，去掉原书的序跋牌记，以充宋刻。如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刻本《史记》，是照宋本翻刻的。书中多处有王氏刻书牌记,多镌于某一卷之末。去掉牌记不易察觉,常被充作宋刻。再如清康熙刻本《通志堂经解》中《经典释文》及某些宋人解经之作，也被人冒充宋本，高价出售。二是在原书上加工作伪，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手法：①剜改原书版面，补刻另一书名。②剜改原书牌记，充作早期刻本。③剜改原书的目录和卷次，或去掉目录，以残本充全本。④假作牌记。⑤染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