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特长及研究方向：

中外关系史研究和中国海洋史研究，专长于中国传统对外政策和涉外制度研究、中国与周邻国家关系史研究，明清王朝海洋政策和海外贸易研究。

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

1．《儒家文明与中韩关系研究》，韩国学术振兴财团项目，2007-2009；

2．《清史·邦交志》（上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体工程项目，2005-2010年；

3．《唐代新罗侨民研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2003-2005；

4．《鸦片战争前清朝海外贸易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2-2004年；

5．《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演变研究》，韩国国际交流财团，1997-1999；

6．《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第一卷），外交部科研项目，1996-1998年；

7．《明代海外交通史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93-1995年；

9．《清前期对外关系研究》，教育部人文学科博士点基金项目，1992-1994年；

10．《闭关与开放：明清时期中外关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989-1991年。

著作与教材：

1《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3．《山东半岛与中韩交流》，香港出版社，2007年；

4．《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

5．《登州港与中韩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

6．《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7．《朝鲜王朝（1392—1910）对华观的演变》，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

8．《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

9．《“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中韩关系史论》，齐鲁书社，1997年；

11．《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

12．《中国海外交通史》，台北文津出版，1997年；

13．《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14．《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主要论文：

（一）中国传统对外政策与涉外制度研究论文：

1《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文史哲》2007年第1期；

2《郑和下西洋与东南亚华夷秩序的构建----兼论明朝是否向东南亚扩张问题》，《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3《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文史哲》2005年第3期；

4《澳门问题与乾隆限关政策》，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夏季号；

5《清初“海禁”期间海外贸易政策考》，《文史》2004年第4期；

6《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7《论明朝月港开放的局限性》，《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论宣德至弘治时期明朝对外政策的收缩》，《山东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9《试论明成祖的对外政策》，《安徽史学》1994年第1期；

10《论明太祖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失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

11《清朝体制与对西方的被动应战》，《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

12《论明代市舶司制度的演变》，《文史哲》1986年第2期；

13《明初海防与郑和下西洋》，《南开学报》1985年第5期；

14《“夷官”与“逃民”：明朝对于海外国家华人使节的反应》，载于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辑。

（二）中韩关系史领域研究论文：

1《字小与国家利益：对于明朝就朝鲜壬辰倭乱所做反应过程的透视》，《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

2《许国出使朝鲜与东国士庶交谊》，《中国与韩国----崔韶子教授退职纪念论文集》，韩国太阳社出版社2005年；

3《“既在人间世，万事担双肩”----申圭植汉文诗歌作品初探》，金俊烨、石源华主编：《申圭植·闵弼镐与韩中关系》，韩国罗南出版社2003年4月版；

4《论唐代山东地区的新罗侨民村落----兼论高句丽遗民与新罗侨民的敌对意识问题》，韩国《东国史学》第37辑（2002年12月）；

5《重陪鹓鹭更何年？---朝鲜李珥出使明朝诗歌初探》，《山东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6《明清时代的朝鲜使节与中国记闻》，《海交史研究》2001年第2期；

7《偰长寿与高丽、朝鲜王朝的对明外交》，杭州大学《韩国传统文化·历史卷》，学苑出版社2000年10月；

8《论17—19世纪朝鲜王朝的清朝观演变》，台北《韩国学报》第16期（2000年6月）；

9《拒“理”与受“器”：论朝鲜王朝对早期汉译西学的反应》，澳门《文化杂志》第32期（1997年秋季）；

10《明初与朝鲜海上交通考》，《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1《分裂时代的外交竞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韩关系述评》，韩国《东亚研究》第32辑（1996年12月）；

12《论唐代的新罗侨民社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

13《论唐代与新罗的文化交流》，《山东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14《李鸿章与朝鲜对西方的缔约开放》，《山东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15《论高丽王朝对中国典制文化的吸收问题》，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八辑；

16《入唐新罗人与唐罗文化交流》，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五辑；

17《礼义观与现实冲突----李朝政府对于清初漂流海商政策波动的研究》，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四辑；

18《唐代对外开放政策与唐罗关系》，北京大学《韩国学论文集》第三辑。

（三）中日关系史与中西关系史领域研究论文：

1《宋朝与丽日两国的民间交往与汉文化传播----高丽与日本接受宋文化的比较》，《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4期；

2．《壬辰倭乱时期の明王朝と朝鲜の对日外交》（日文），仲尾宏（日本）主编：《朝鲜义僧将·松云大师と德川家康》，日本东京明石书店2002年7月；

3．《澳门模式与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4．《英国的“港脚贸易”与广州》，载于《中外关系史论丛》第四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3月；

5．《明朝对日政策与日本使节的争贡事件，》载于《明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

6．《英国散商对华贸易的发展与鸦片战争》，载于《屈辱与抗争----鸦片战争150周年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12月；

7．《胡惟庸通倭问题辨析》，《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

（四）中外关系史一般问题与中国海洋史领域论文：

1《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刍议》，《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

2．《宋朝州府涉外权力的增强与东亚贸易的扩张----以市舶司为中心》，《东アジアと日本》，日本九州大学出版部2007年；

3．《论16世纪前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特点》，《文史哲》2000年第4期；

4．《晚明社会人身依附关系与社会思潮的演进》，韩国《东洋学研究》第4辑（1998年6月）；

5．《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

6．《也论清前期的海外贸易----与黄启臣先生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4期；

7．《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明朝闭关与开放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8月版；

8．《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市场》，载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年1月；

9．《明朝后期筹海过程考论》，《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1期；

10．《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中外界限和分期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11．《明代海外贸易及其世界影响----兼论明代中国在亚太地区贸易上的历史地位》，《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2．《明代市舶司制度与海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五）学术评论：

1《缀零碎为整体 寓分析于叙述----评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

2．《读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11期；

3．《“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文史哲》2002年第6期；

4．《评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光明日报》2001年5月8日；

5．《开拓创新，立论严谨----陈信雄〈宋元海外发展史研究〉评介》，《海交史研究》1993年第2期；

6．《近来别具一只眼，另察中国衰乱源----简评李金明博士〈明代海外贸易史〉》，《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

主要学术兼职：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韩国研究论丛》编委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海交史研究》编委

中国朝鲜史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

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明史学会理事

山东省史学会理事等

《“赛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叩问生命：现代新儒家的佛学因缘》，载《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盛唐之音”的声韵辨析》，载《南开学报》2005年第6期。

《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美学方法》，载《文学与文化》第6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哲理本体与艺术思维的会通》，载《中州学刊》2005年第2期。

《智的直觉与中国艺术精神》，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

《现代新儒家生命美学引论》，载《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

《罗宗强先生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

《生命心灵与文艺境界》，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儒学和儒家文艺美学的嬗变》，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古文“辞达”的三种方式》，载《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2辑，学苑出版社2003年出版。

《良知·童心·性灵——儒家心学与诗学片论之二》，载《文艺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

《尚“气”、明“志”和凝于“神”——韩柳古文理论的实践品格》，载《南开学报》2003年第3期。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疏解》，载《文学与文化》第4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说“美刺”――兼谈鲁、齐、韩、毛四家诗之异同》，载《南开学报》2002年第6期。

《万物静观皆自得――儒家心学与诗学片论》，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冬之卷。

《关于汉赋的“丽以*”与“丽以则”》，载《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二十世纪的唐宋诗之争和宋诗特征研究》，载《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罗宗强先生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载《阴山学刊》2002年第4期。

《关于词乐与词律研究》，载《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论〈春秋〉笔法》， 载《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

《二十世纪宋代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之变迁》，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4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01年第12期转载。

《阴阳五行与天地之美——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善美理念》，载《南开学报》2001年第4期。

《从哲学美学、文艺社会学到文艺美学》，载《文艺研究》2000年第1期。

《话本小说研究备忘录》，载《文学与文化》第3辑，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关于宋人“说话”的几个问题》，载《南开学报》2000年第3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8期转载。

《世纪回眸：词体与词派研究》，载《文学前沿》第1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南北文学合流与初唐诗歌》，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6期。

《辽代文学思想论略》，载《南开学报》1999年第1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转载。

《李白诗歌的性格魅力》，载《文学语言学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论王维诗的情感心态》，载《唐代文学研究》第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王维与盛唐山水诗的明秀空静之美》，载《南开学报》1997年第5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转载。

《苏轼朱熹文化人格之比较》，载《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

《两宋文学思想举要》，载《文学遗产》1994年第5期。

《论“以物观物”》，载《文艺理论研究》1993年第6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转载。

《追求理趣和老境美――宋文化成熟时期文学思想的特征》，载《南开学报》1992年第5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转载。

《清旷之美――苏轼的艺术人格、文化品格和审美取向》，载《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2年第11期转载。

《论“活法”》，载《中国诗学》1992年第二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以儒释解庄――读林希逸〈庄子口义〉》，《南开学报》1990年第5期。

《文学史研究的新思路新体系》，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

《北宋诗文革新时期的文学思想》，载《南开文学研究》第2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北宋初期的文学思想》，载《南开文学研究》第1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模糊性”》，载《江汉论坛》1986年第10期。

《建国以来“意境”理论研究述评》，载《江汉论坛》1985年第6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5年第22期转载。

《欧阳修的散文写作理论》，载《散文》1985年第9期。

《欧阳修的“自然之道”与“自然为文”思想》，载《艺谭》1985年第3期。

《比兴·神思·妙悟――中国古代批评家对艺术思维的认识》，载《南开学报》1984年第五期。

《论“妙悟”》，载《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4期。《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5年第4期转载。

《〈庄子〉中的“神”及其对古代文论的影响》，载《艺谭》1984年第2期。《新华文摘》1984年10期转载。

贾玉英

贾玉英，女，河南郑州人，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河南省优秀专家，全国模范教师，河南省第九、十届政协委员；曾任日本皇学馆大学访问学者，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主要从事宋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旅游文化史。

2019年09月1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聘任贾玉英为河南省文史馆馆员。

中文名：贾玉英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河南郑州

出生日期：195012月

职业：教师

毕业院校：河南大学

主要成就：2003年获“开封市优秀教师”，2004年获“河南省优秀教师”。

代表作品：《宋代监察制度》，《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变迁史》，《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

职称：教授

职务：博士生导师

人物经历

贾玉英，女，1950年12月生，河南郑州人，现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教研室主任，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河南省优秀专家”，“全国模范教师”；曾到韩国、新加坡等国家进行学术交流。1968年高中毕业，1973年3月走上教学岗位，任西连河中学（已并入郑州市58中学）初中一年级语文教师，1975年入河南大学历史系学习，1978年任郑州市第四中学高中历史教师，1979年考入河南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1988年考入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学习宋史；1991年6月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11月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11月晋升为教授，2003年12月晋升为博士生导师，2006年5月聘为河南大学特聘教授，2008年10月—2009年10月任日本皇学馆大学客座研究员，2012年晋升为河南省首批二级教授；2003年—2013年任河南省第九、十届政协委员，民进河南大学总支委员会主委。198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史、宋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教学经验丰富，桃李满天下。

研究方向

为宋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史。

主要贡献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1项重点2项一般），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主持河南省规划办及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7项；参与“开封府”、“金明池”等旅游项目的论证开发与策划。在国家和省级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18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法理学法史学》及《文摘报》、《历史学年鉴》全文转载或摘录；出版著作10部；代表性论著有：《宋代监察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北宋开封府管理制度研究》、《中国旅游指南·开封》、《宋代提举常平司制度初探》、《宋朝谏官制度述论》、《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简论三省制度在宋朝的变化》、《台谏与宋代改革》等。《宋代监察制度》、《宋朝谏官制度述论》、《宋代提举常平司制度初探》、《北宋开封府管理制度研究》、《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特征看当前纪检监察机构建设》等论著，均获奖。《宋代监察制度》，独著，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6月。《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变迁史》，独著，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唐宋时期地方政治制度变迁史》，独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史》，第一作者，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国旅游指南·开封》，第一作者，中华书局，2001年。《中原文化大典·历史人物卷》，参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辽宋西夏金代通史·制度篇》，参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南宋全史·制度篇》，参著，上海人民古籍出版社，2012年。《脊梁》，参著，河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国妇女传记词典》，参著，香港浸会大学出版，1999年。

1．《宋朝谏官制度述论》，独著，《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宋辽金元史》1991年第4期全文转载。

2．《宋代提举常平司制度初探》，独著，《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法理学法史学》1997年第10期全文转载。

3．《有关宋辽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几点辨析》，独著，《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2006年第3期全文转载。

4．《特别路区——宋代开封府界制度考》，独著，《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2009年第3期全文转载。

5．《试论北宋的官、职、差遣分授制度》，独著，《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1987年第5期全文转载。

6．《简论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仓法》，独著，《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其观点被摘录1991年《历史学年鉴》。

7．《宋朝御史回避法浅论》，独著，《法制日报》1990年12月17日3版，被《文摘报》1990年12月23日6版转载。

8．《台谏与宋代改革》，独著，《中州学刊》1991年第3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宋辽金元史》1991年第4期全文转载。

9．《宋朝御史选任制度述论》，独著，《史学月刊》1991年第5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宋辽金元史》1991年第6期全文转载。

10．《近年来宋代监察制度述评》，独著，《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6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宋辽金元史》1992年第4期全文转载。

11．《有关宋代御史台政制的几点辨析》，独著，《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1992年第3期全文转载。

12．《唐宋中央监察制度变革初探》，《河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2004第1期全文转载。

13．《唐宋地方监察体制变革初探》，独著，《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2005年第1期全文转载。

14．《唐宋时期道路制度区划理念变迁论略》，独著，《中州学刊》2006年第6期，其观点被《新华文摘》2007年第4期转载。

15．唐宋时期州僚佐体制演变初探，独著，《中州学刊》，2012年第6期，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宋辽金元史》2013年第1期全文转载。

16．《简论三省制度在宋朝的变化》，独著，《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

17．《宋朝台谏合一之势探析》，《河北学刊》，1991年第6期。

18．《略论宋太宗的官制改革》，独著，邓广铭主编宋史年会会刊《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

19．《台谏与北宋前期的相权》，独著，《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20．《包拯的台谏官政绩述论》，独著，《安徽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21．《王安石变法与台谏》，独著，《抚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22．《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独著，《中州学刊》1995年第4期。

23．《台谏与宋代权臣当政》，独著，《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24．《略论封驳制度在宋朝的变化》，独著，《宋史研究论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25．《论台谏官包拯》，独著，《包公研究与史料汇编》，新加坡天圣坛1998年版。

26．《略论北宋的官制变化—从宋初定制到熙丰改制》，独著，《史学函授》1987年第4期。

27．《包拯行政管理思想论略》，独著，《包公诞辰千年纪念文集》，新加坡天圣坛1999年。

28．《宋代提举官初探》，(第1作者)《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29．《宋代提举官制度初探》，独著，《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30．《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特征看当前我国纪检监察体制建设》，《邓小平理论研讨会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31．《多方采撷，精心雕刻——评孔繁敏著〈包拯研究〉》，独著，《中华读书报》1999年1月27日第7版。

32．《北宋开封府府址的变迁》，独著，《汴梁晚报》1999年7月1日第7版。

33．《北宋开封府的官署布置》，独著，《汴梁晚报》1999年8月1日第7版

34．《中国古代中央监察制度特征》，独著《河南纪检与监察》1999年第10期，。

35．《包拯廉政思想》，独著，《包公研究集》，新加坡天圣坛2000年。

36．《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特征》，独著，《河南纪检与监察》2000年第9期。

37．《宋代开封府为何别名南衙》，独著，《汴梁晚报》2000年11月2日第7版。

38．《宋代提举常平司制度初探》，独著，收录《历史文化论丛》，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39．《宋代中央行政体制演变初探》，独著，收录《历史文化论丛》，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

40．《略论包拯的行政管理思想与实践》，独著，纪念包拯诞辰千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刊《包拯研究与传统文化》，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

41．《略论朱熹的荒政思想》，独著，《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42．《论朱熹的荒政实践》，独著，《朱子学研究》2001年第2期。

43．《略论朱熹的荒政思想与实践》，第一作者，《河南大学学报》2001第5期。

44．《宋代开封府管理制度研究》，独著，《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

45．《北宋开封府治内有潜龙宫吗》，独著，《汴梁晚报》2001年2月21日第11版。

46．《亦论北宋开封府与潜龙宫》，独著，《汴梁晚报》2001年4月4日第11版。

47．《再论北宋开封府与潜龙宫》，《汴梁晚报》2001年5月9日第11版。

48．《北宋为何开凿金明池》，《汴梁晚报》2001年10月17日第8版。

49．《北宋金明池的整体布局与主要建筑》，《汴梁晚报》2001年10月31日第8版。

50．《略论唐宋御史六察制度——兼与刁忠民同志商榷》，独著，《史学月刊》，2002年第12期。

51．《唐宋御史六察制度论略》，独著，《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2．《略论宋代开封府》，独著，国际宋史研讨会会刊《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3．《略论宋代中央监察制度》，独著，《开封文博》，2002年第2期。

54．《“包公倒坐南衙”之说》，独著，《汴梁晚报》2002年6月15日第8版。

55．《略论唐宋中央地方监察体制变迁》，独著，《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6．《中国古代中央监察体制变迁初探》，独著，《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57．《宋辽交聘制度论略》，独著，《中州学刊》2005年第6期。

58．《中国古代地方监察体制变迁初探》，独著，《史学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59．《对唐宋时期道路制度的几点认识》，独著，《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60．《略论唐宋地方监察制度变革》，独著，《宋史研究论文集》，四川巴蜀书社2006年。

61．《宋朝交聘制度之管窥》，独著，《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62．《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独著，《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63．《唐宋时期京畿制度变迁论略》，独著，《中州学学刊》，2007年第6期。

64．《宋朝“路”制区划理念》，独著，《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第9版。

65．《唐宋时期“道”“路”区划制度变迁研究》，独著，《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66．《唐宋时期三省制度变迁论略》，独著，《中州学学刊》，2008年第6期。

67．《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独著，《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2008年11月版。

68．《唐宋时期宰相名号制度变迁论略》，独著，《中州学学刊》，2009年第6期。

69．《唐宋时期宰相治事制度初探》，独著，《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

70．《唐宋时期使相制度演变初探》，《漆侠与历史学》，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年。

71．《王十朋言事与弹劾实践初探》，独著，《王十朋诞辰九百周年学术研讨论文集》，线装书局出版，2012年。

72．《南宋中央监察体制变迁》，独著，《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

73．《唐宋时期州级组织结构变迁》，独著，《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

74．《略论宋代地方添差官的演变》，独著，《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1999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1998年9月获河南省教委优秀著作二等奖，1997年12月获河南省社联优秀著作二等奖，1992年10月获河南省教委优秀论文二等奖，多次获河南大学优秀科研成果奖。2002获开封市“五一劳动奖章”、2003年获“开封市优秀教师”，2004年获“全国模范教师”，2004年获“河南省优秀教师”，2006年获“河南省优秀专家”，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论文，2009年获“河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0年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5年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河南省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5年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成果二等奖。1992年获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成果二等奖。1997获河南省社联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年获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成果二等奖。2010年获河南省教育厅优秀成果二等奖。2009年获指导河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科研项目

1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元明清中央监察机构演变及其职能变迁研究》，30万元，2013年6月—2016年6月。

2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唐宋时期国家政治体制变迁与基层社会互动关系研究，6万元，2005年—2010年。

3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文化的发展研究，3万元，1998—2003年。

4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黄河流域旅游文化及其历史变迁研究，20万元，2008年12月—2013年12月。

5主持省社科规划立项项目：开封与宋文化，立项无经费,2001年4月—2004年4月。

6．主持河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唐宋时期地方管理体制变迁研究》，5万元，2010-2013年。

7主持河南省精品课程“中国古代史”，3万元，2004年9月—2008年9月。

8主持河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宋代监察制度研究》，01万元，1991年9月—1992年，独立承担。

9．主持河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宋代改革研究》，02万元，1993年9月—1995年9月，独立承担。

10．主持河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宋代行政制度研究》，04万元，1996年9月—1998年9月，独立承担。

11．主持河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宋代开封府研究》，04万元，2000年9月—2003年9月，独立承担。

任免消息

2019年09月10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聘任贾玉英为河南省文史馆馆员。

　　以前人们常说：宋朝的历史太窝囊。然而，笔者却有两句打油诗：“人云宋史本痛史，我谓宋史亦壮篇。”其实，两宋历史有其很不窝囊、很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荣、引以自豪的一面。对于宋代的历史地位，就连某些日本学者也有较为客观的看法。他们的下面两段论述颇值得重视。一是宫崎市定在《宋代的煤与铁》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另一是和田清在《中国史概说》一书中认为：“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得那样强大，相反地，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以上。”换言之，第一，宋代横比当时世界各国，均在其之上，处于领先地位；第二，宋代纵比前代，亦超越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汉朝、唐朝之后的又一座新高峰。以上两点可以称为对两宋历史地位的两个基本估计。一言以蔽之，宋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先进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经济腾飞，一次文化高涨，足以同汉、唐前后辉映，相互争妍丽。扬唐抑宋，或扬宋抑唐，均大可不必。既然如此，为什么又会有宋代的历史是一部窝囊史之说呢？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受到两种传统偏见的束缚。

一种是旧式的传统偏见，即积贫积弱说。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其实，宋代弱而不贫，不能因其弱而称其贫，即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经济不发达。宋代弱，但不贫，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一定要说宋代贫，也仅仅是指其中央 在一段时期内财政比较困难。有宋一代“革命”多。某些学者将宋代石炭即煤的广泛使用并运用于冶炼称为“煤铁革命”或“燃料革命”，其实质为能源革命；将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度提高称为“农业革命”；将城市面貌大改观，坊市制度的打破，商品交易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再受限制称为“商业革命”；将纸币的产生称为“金融革命”；将印刷技术的提高以及所引起的书籍逐渐普及称为“印刷革命”，其实质为信息革命，人们储存和传递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于上述现象所达到的实际水平和程度究竟如何，使用“革命”一词是否恰当，人们可以提出质疑。但很难否定宋代在不少领域的较大发展，有的领域甚至可以用“突飞猛进”一词来形容。积贫积弱之说实不可取。另一种是新式的传统偏见，即上行下行阶段说。此说始于20世纪50年代，由苏联传入。苏联的权威史学刊物《历史问题》曾开展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讨论，最后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总结性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行即上升阶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促进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甚至突飞猛进；第二阶段为下行即下降阶段，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性质，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社会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当时的时髦语言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国历史学界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一味盲目学苏联。于是，上行下行阶段说被移植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来，用所谓“理论”宰割历史，不加论证就把宋代判定为已进入下行阶段，社会停滞。此说是对生产关系一定适应生产力性质原理的刻板理解和机械运用，将社会发展的模式简单地描述为滑梯式的，由两条笔直笔直的直线所构成的“人”字形，直上直下，陡升陡降，不符合历史实际，不足凭信。如今人们常常讲到的“唐、宋变革”，就不是停滞性的下降型转化，而是前进性的上升型运动。中国古代社会从宋代开始进入了继续发展、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绝非停滞或下降。要把握一个时代的历史地位，应当将这一具体历史时代放在历史发展演变的总进程中去作动态考察。不仅要顺看历史，而且要倒看历史。也就是说，既要瞻前，也要顾后。北宋大臣李清臣夸耀：“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1］（卷135，《欧阳文忠谥议（李清臣）》。蒙古出使南宋的使者郝经把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盛赞为“后三代”：“汉氏之治似乎夏，李唐之治似乎商，而贵朝享国之久则似夫周，可以为‘后三代’。”［2］（卷39，《使宋文移·上宋主陈请归国万言书》）李、郝之说均属于瞻前，即与前代作比较，（宋朝历史 ）确实可以凸显宋代的历史地位。人们经常引用的陈寅恪先生的论断：“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p245），也属于瞻前。其实，顾后比瞻前，或许更重要。所谓顾后，即与后代相联系，而不是刻意去论证宋代如何为后代所不及，那样的论证并无多大意义。如果把宋代与后世联系起来考察，至少可以发现以下两点。第一，开后世之先河。元、明、清时代不仅其社会经济在宋代的基础上发展，其政治制度对宋代因袭之处颇多，而且其某些标志性的突出社会现象早在宋代已见端倪。目前，学术界论唐、宋变革多，讲宋、明联系少，当然也并非绝对没有。如朱瑞熙将明清八股文的雏形即时文追溯到宋代［4］，李弘祺认为，明清时代举人所享受的种种待遇和特权，宋代已有之［5］。诸如此类的现象还很多，只是我们研究得不够而已。如明清时代的居住乡间而有功名，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并代表地方势力的乡绅，北宋时已出现，南宋时为数更多。第二，为后世留下遗产。据前辈学者研究，主要是两大笔：一笔是物质遗产——发达的江南经济；另一笔是精神遗产——理学。仅就这两大笔遗产而言，宋代对后世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已故旅美学者刘子健指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6］（p80）此前，严复作为启蒙思想家，其认识更高远也更深刻。他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具不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7］（p1）尽人皆知，唐代以善于对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具有惊人的吸收力而于史有名。对于外来文化，唐朝人胃口好，消化能力强，不怕吃了外来物种变为异形。由于唐代正处于消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之中，因此唐朝人难免带有某些所谓“异国情调”。而宋代文化则是在消化过程基本告一段落以后，建立起来的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今天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观点以至表达感情的方式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明显地不同于外国人。按照严复的看法，所有这些都与宋代、宋朝人和两宋文化有很深的渊源。难怪某些外国学者，如曾在20世纪50年代发起国际性宋史研究计划的已故法国学者巴拉兹（汉名白乐日）认为，要认识当前的中国，应当从宋代开始。可见，宋代不仅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而且具有其特殊的认识价值。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当前，学术界每逢探讨历史课题，必首先论述其地位，其中不乏过甚之词。就宋代历史而言，从前的主要倾向是贬低宋代。目前这种现象仍然存在，同时似乎又出现了高估宋代的倾向。如果我们今天仍沿用宫崎市定当年的说法，将宋代视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并认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引发了西方的文艺复兴，早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几百年，就不免有哄抬两宋历史地位之嫌。如今在有关书籍中，不时发现将宋代艳称为传统社会的“理想状态”、“最佳境界”等提法。在我看来，这些只怕也属手过甚其词。参考文献：［1］吕祖谦。皇朝文鉴［M］。四部丛刊初编本。［2］郝经。陵川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3］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朱瑞熙。宋元时代的时文［J］。历史研究，1990（3）。［5］李弘祺。宋代的举人［A］。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C］。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88。［6］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7］宋史资料萃编·靖康要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张邦炜：1940——，男，四川省江安县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原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A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她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她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她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A%A这一段是近400字的版本。%A%A%A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过程中，经过五千多年的锤炼和洗礼，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学者顾冠华认为“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积累和流传下来，并且至今仍在影响当代文化的‘活’的中国古代文化。它既以有关的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客体形式存在和延续，又广泛地以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性格特征、审美趣味、知识结构、行为规范、风尚习俗等主体形式存在和延续。”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积淀的精华，蕴含着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哲学思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也为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背景。%A 李瑞环同志深刻指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及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作为华夏子孙，我们有责任把祖先留下的这一极其丰厚、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整理好、继承好，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A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点及其两重性%A(一)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A1．传统文化的内涵%A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大概念，是由传统、文化两个小概念组合而成的。所谓“传统”，从文化学角度诠释，是指世代传承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社会历史因素，如逐代延续的思想道德、风俗习惯、文学艺术、制度规范等。l J“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本指“文治教化’’，与武力征服相对举。《周易．贲卦》(《彖传》)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以被看做是文化的原始提法。然而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化”一词，其含义与古代不尽一致，它是19世纪末期通过日文转译从西方引进的。1871年，英国学者泰勒在他发表的《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所谓文化，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个综合体。"2中国的学者一般都采用《辞海》对文化的界定：“从广义上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总是处于流变与整合过程中。因此，并不是所有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都可称之为传统文化。而只有那些具有重要价值、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化才得以积淀、保存、延续下来，成为后世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我们将这些具有重要价值、具有生命活力因而得以积淀、保存、延续下来的文化称之为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指根植于中华大地肥沃土壤之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中华民族之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除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学说之外，还包括历史、文物、书法、服饰、陵墓、医学、农学、天文、地理等古籍文书。传统文化是历史的结晶，但它并只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是有着鲜活生命的东西。“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3我们这种传统文化，是在世界文化丛林中独树一帜的最悠久的文化，它不仅过去在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而且对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也起过重大的影响作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也一定会发挥其强大的推动作用。%A2．传统文化的特点%A中国传统文化有各种表现形态，居中心地位的是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以儒家伦理中心主义为出发点的信念。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人的文化人格，而且决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特征。4除了伦理政治型文化这一总的特征之外，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以下特点：%A(1)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A中国传统文化绵延不绝，形成了世界上极具生命力的文化传统。在人类6000年的文明史上，只有中国文化按照自己的轨道不问断地运行一直到今天。而其他国家大多出现过断层，有的甚至走向消亡。中国文化历经艰辛，在数千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多民族、各地域文化的融合发展，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和周围地域文化、形成了同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发展态势。已深深地融进全体华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影响社会历史发展，支配人们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它对于民族的生存与延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对于外来文化有着宽厚的包容性和强大的同化力。%A(2)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显著特点和特征，渗透着古老东方民族的聪明和智慧。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虽然说是传统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各个国家民族在相互的交往活动中，相互学习、相互吸收而不断充实发展自己。这种发展，是相互融合，使自己更加完美、更具有自己国家民族的特色。随着漫长的历史交往，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日益发展成“合而不同”的融合，逐步成为多元统一体的全球文化。正如一位大学者说的，越是民族性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越具有全球性。失掉了民族性的东西，就说不上什么世界性、全球性。因为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统一体，离开多元化、统一体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在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以博大的胸怀、开阔的视野，融合了我国各民族文化、外来文化的优点和长处，逐步丰富完善了自我。随着世界文化的交融，必然很自然地走向全球化。如儒家孔子的“天下观"，道家老子、庄子的“自然观"精神已在世界学术界广为传播。%A(3)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A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前代文化遗产的价值，充分宣扬传统本身得以存在和流传的合理性，虽然它也有起伏跌宕，并多次面临挑战，但一次又一次表现出巨大的再生能力。它在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形成过程中，经历了无数个后人继承前人又发展前人，虚心学习前人又丰富前人，依据时代需求又超越前人，这样一个周而复始、连续不断的接力运动，付出了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刻苦努力和巨大心血，才逐步形成、不断补充、不断完善成熟起来的，来之不易。%A(二)传统文化的两重性%A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创造了著称于世的文化。其中儒家文化的发展及演变是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主线。就内容上说，儒家的仁政王道，道家的清静无为、以退为守，法家的循名责实、信赏必罚，这三者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三位一体基本要素，浸透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其基本价值系统是以儒家体系为主干，同时又兼容道、法、墨等诸子百家之长。但它并不是珠玑而是混有沙石。因此，对这份遗产既不能完全抛弃，又不能全盘搬用，必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创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文化。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辨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应取的态度。取精用弘，批判地加以继承。那么，怎样进行批判地继承呢%A其精华部分主要有：%A(1)刚健有为，自强不息%A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一直居中国文化传统的主导地位。《易传》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意是说“天”的德性是健运不己，人们应该仿效它，刚健有为，奋发进取；“地"的德性是顺育万物、包孕万物、哺育万物，人们也应该仿效它，兼容并包，广收博采。孔子提倡“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人生追求，孟子崇尚“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屈原在《渔父》中愤然写道：“举世皆浊吾独清，举世皆醉吾独醒。”正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中国人对真理孜孜以求，对外敌侵略拼死抵抗，铸造出知难而进、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民族性格。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成才的道路上努力奋斗，自强不息。这些都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永不停息的坚强意志和非凡气度。%A(2)天人合一，以人为本%A所谓天主要指广大的自然界，天人关系主要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组成自然系统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应该服从这个规律；人类社会的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最高理想应该是天人之间的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给予了我们许多启示。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人合一，但是，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即以人为本。如，孔子主张的“不语怪、力、乱、神”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种思想影响巨大，他虽然不能否定鬼神的存在，但是对其采取存疑的态度，即存而不论；而将现实中的人放在第一位，关注人的生命。6%A(3)修养德性，人际协调%A儒家文化是伦理文化，主张“道德至上"，强调以“仁让为贵，以孝悌为尚，以忠敬为美’’的人生理想。在古代思想家们看来，天是道德之天，人是道德之人，甚至一草一木也得道而生，有德之品性。_7在这种道德辐射之下，主张“仁者爱人”、“以和为贵”，讲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人际关系。%A(4)集体本位，天下为公%A西方文化崇尚的是个体本位，而中国传统文化以家庭为中心，以集体为本位，讲究4“贵群”。8在个体、局部与集体、整体发生冲突时，主张牺牲前者而保护后者，这就是所说的“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有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高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主要表现在：(1)复古保守。(2)消极无为。(3)纲常名教。%A(4)重义轻利。%A(5)重道轻器。%A总之，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注意辨证地分析，批判地继承。然而批判的继承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和创新。这就是说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有价值的外来文化，创造传统与现代相统一、民族与世界相统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新型文化。

参考资料：

《清明上河图》画卷，北宋风俗画作品，作者张择端。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这幅长卷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迷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

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春光。疏林薄雾，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令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有间"王家纸马店”，是卖扫墓祭品的。河里船只来往，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紧张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因状若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或用竹篙撑，或用长竹钩住桥梁，或用麻绳挽船，或忙着放下桅杆以顺利通过桥拱。邻船的人也指指点点像在大声吆喝着什么。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紧张议论，期盼大船顺利通过。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屋宇鳞次栉比。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的专门经营，还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整面修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做生意的商贾、看街景的士绅、骑马的官吏、叫卖的小贩、乘轿的大家眷属、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问路的外乡游客、听说书的街巷小儿、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计描绘了五百五十多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

《清明上河图》景物繁多，巨细无遗，却并不显得琐碎繁缛，表现出画家对大场面宏观把握的能力，以及于真放中见精微的绘画境界，令人无法不钦佩其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生动传神的表现力。

这幅是清明上河图的仿本，（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由清宫画院的五位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在乾隆元年（1736年）合作画成，可以说是按照各朝的仿本，集各家所长之作品，再加上明清时代特殊风俗，如踏青、表演等等娱乐活动，因此增加了许多丰富的情节，如戏剧、猴戏、特技、擂台等等，画的事物繁多，虽然失去了宋代古制，却是研究明清之际社会风俗不可缺的材料。同时，由于西洋画风的影响，街道房舍，均以透视原理作画，并有西式建筑列置其中。此卷用色鲜丽明亮，用笔圆熟细致，界画桥梁、屋宇、人物皆细腻严谨，是院画中极精之作。

历尽劫难的《清明上河图》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此画的第一位收藏人是宋徽宗，是他用瘦金体亲笔在画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尘埃历尽———中国珍贵文物蒙难纪实》一书（山东画报出版社），记述了《清明上河图》历尽劫难的遭遇。以下是摘自该书的部分内容。

奸臣严嵩夺画酿冤案

严嵩是明代大奸臣之一。他与其子严世蕃依仗权势，巧取豪夺了大批书画古玩。

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枕中，不离身半步，视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二三个月，看了十余次以后，竟临摹出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当时专横跋扈的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忄予得知后，便花800两纹银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严嵩。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匠汤臣，认出画是假货，便以此要挟王忄予，令其出40两银子贿赂自己，但王忄予对其不予理会。汤臣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忄予害死，临摩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狱中。

明代另一人沈德符所著《野获编补遗》中却是另一种说法：严嵩党羽鄢懋卿总理淮、浙盐政，胡宗宪总督吴、越兵事，他们都为严嵩搜罗名字画。他们得知《清明上河图》在已故内阁首辅王鏊家时，便去索购，但王家富甲一方，不为钱财所动。无奈之中，二人找严嵩府上装裱匠汤臣商议，汤与当时镇防蓟州的王忄予素有来往，对王忄予之子世贞、世懋有仇，因此鼓动王忄予买画，但王忄予亦购不来。汤臣便设计让王忄予把苏州人黄彪临摹本买来献嵩，又在严嵩高兴时将真情告知，严嵩窘怒，遂杀王忄予。

清代人《清夏闲记》上又载：太仓王忄予收藏有《清明上河图》，严嵩子严世蕃知道后强行索要，王忄予便送去摹本，当时汤臣恰好在旁。从前王忄予巡抚两浙时，见汤贫困潦倒，便将他推荐给严世蕃。汤臣不思报恩，反想构陷王忄予以求发达，便对严云：此画他曾在王忄予家中见过，王忄予送来的是赝品，如若不信，只看屋角雀是否一脚踏二瓦便可证实。严世蕃细看，果如其言，心中深恨王忄予。恰好此时俺答部进犯中原，王忄予为蓟、辽总督，严嵩父子乘机将他害死。后人曾据此写过《一捧雪传奇》一戏，只是将《清明上河图》改成了“一捧雪”白玉杯，王忄予改成了莫怀古。

以上几种说法虽然各执一词，但都与事实有些出入。实际上，陆完死后，其儿子急等钱用，便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这之前严嵩确曾托王忄予买过“名画”，王忄予也确曾买苏州人王彪之摹本献给严嵩，后被识破。只是南方人“王”、“黄”不分，黄彪应是王彪而已。

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终于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

度尽劫波终得归宿

《清明上河图》到清朝后先由陆费墀（安徽相乡人）收藏。陆费墀是乾隆时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矜印题跋。后被毕沅购得。毕沅（1730—1797），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毕沅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毕泷（清代收藏鉴赏家）同赏，现今画上有二人印记。

毕沅在关中任职时，对地方上的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些却成了他的“罪行”。毕沅死后不久，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也被抄没入宫。

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入宫以后，便将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