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瘟疫发生时，朝廷又是怎样带领民众抗疫的呢？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体制、医疗水平和战乱的影响，朝廷并没有专业的公共医疗监控系统。也就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有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发生重大瘟疫时朝廷一般会派些医官下去救治，采取迁移人口，隔绝疫区等行政手段。这其实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到了唐朝，政府终于意识到“疫”重在防。设置了医生巡疗体系，也就是专业的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领导一些医学生组成医学团队，到全国各地巡视。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到宋代的时候，官方在全国各地又设置了官药局，还有安济坊、养济院等医疗慈善机构。并且在唐宋两朝都比较注重对各类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张榜公布对各种疾病需要的药物名称、剂量和用法。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

特别在宋朝时，统治者已认识到瘟疫一旦爆发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动摇国本，危及到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置了惠及广大百姓的“惠民药房”，并于宋熙宁九年（1076）创办官办药局——买药所。也就是负责制作和出售中成药专业机构。这种药局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每到疫情高发季节或逢旱涝荒灾之年，政府就会派医官送医送药，为百姓诊治。

到元朝和明朝时代惠民药房依然存在的。如《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腐败，惠民药局也渐渐没落。到清朝更没有重新启用这一很好的医疗机构，在清宣统二年（1910）东北鼠疫发生时，政府只是临时设立了医官局，但已没有行政效力可言，这是由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

其实中国古代抗疫最核心的力量来自老百姓和中医的力量。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中有很大的贡献，如宋朝时中医就研究出以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明朝医生就发现水的卫生很重要，就提出：山里清泉可直接饮用，但靠近人多居住的地方就需烧开喝。北宋时“医王”庞安时就曾经历过水源的污染导致开的药影响了治病效果的事件。

据说有一年大旱，湖北浠水县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开的药在别处可治病，在这里却不行。他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村民们吃得水太脏了，他和徒弟又为村民找到干净的水源后，再施药救治，果然药到病除。清代名医吴宣嵩所著的《鼠疫治法》提出环境卫生的重要“庭堂房屋，洒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屋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

古代历代中医都很注重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就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传染病专著《伤寒杂病论》。

三国时方士葛洪写的《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的症状及诊治方法。如天花、恙虫病等。并立“治漳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劈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㢓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自古以来，人类便饱受瘟疫之害，而最惨烈的莫过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和导致玛雅文明突然消失的“天花”；当然，华夏也是深受其害，但是相对于医疗水平落后的欧洲和美洲，华夏古代的医学水平那可是相当高的，对如何预防及治疗瘟疫，有一套相对成熟得多的方法；在清朝时期，还出现了以防治瘟疫见长的四位名医，号称“温病四大家”，现在来看看这四人分别是谁吧。

一位：叶天士

叶天士本名叶桂，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是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间的明医；他出生于中医世家，父亲叶阳生乃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儒医，受父亲的熏陶，叶桂在很小的时候便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在父亲去世后，为了维持生计，叶桂不得不四处行医，但这也为叶桂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行医经验。

而且叶桂勤奋好学，只要比自己高明的医生，他都愿意行弟子礼拜之为师；一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欣然而往，必待学成后始归。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十七人，无怪后人称其“师门深广”。叶桂本来就“神悟绝人”、聪明绝世，加之这样求知如渴、广采众长，且能融会贯通，因此自然在术上突飞猛进，不到三十岁就医名远播。

虽然叶桂所学甚多，但是其最擅长的还是治疗时疫和痧痘等症；清代乾隆以后，江南出现了一批以研究温病著称的学者，他们以叶天士为首，总结前人的经验，突破旧杠杠，开创了治疗温病的新途径。叶桂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

《温热论》开宗明义一句话“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指明温邪的传入是从口鼻而来，首先出现肺经症状，如不及时外解，则可顺传阳明或逆传包，与伤寒之邪按六经传变完全不同。而且还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的从浅至深的认识原则，拟定了“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治疗大法。

二位：薛雪

薛雪字生白，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虽然薛雪比叶桂年轻十余岁，但成名及早，在当时是与叶桂齐名的医学大家；他早年游于名儒叶燮之门，诗文俱佳，又工书画，善拳技。后因母患湿热之病，乃肆力于医学，技艺日精，尤长于温热病。

所谓“文无第二，武无一”，其实这道理通用于各行各业，叶桂和薛雪是同时期的名医，而且都极为擅长治疗瘟疫，所以这二人难免就有了摩擦，不过两人的交锋更像是“君子之争”，后来因薛雪治好了叶桂母亲的病，两人成了至交好友，经常一同探讨医理。

薛雪一生《湿热条辨》一书，湿热病是外感热病中的—大类型，是由于既感受湿邪，又感受暑热之邪，则成湿温。也有由于湿邪久留伏而化热，成为湿热之邪交织，而为湿温者。薛雪对湿热病的研究，突出了湿邪与热邪相合为病的特点，抓住了湿热二邪轻重不同的要害，并结合脏腑、三焦、表里等辨证方法，使之融为一体，解决了湿热病的证型辨析，有利于临床应用。

在治疗上，虽然有温化、清泻、清热祛湿诸大法，同时又有补阳、益气、养阴、生津诸法的配伍，然其用药时时注意到清热不碍湿，祛湿不助热，扶正不碍祛邪，祛邪当注意扶正等方面。治疗不拘泥于固定成方，体现了湿热病治疗的特点，成为后世治疗湿热病的规矩，影响极其深远。

三位：吴瑭

吴瑭字鞠通，所以又叫吴鞠通，是清朝乾隆至道光时期的名医；原本，出生书香门第的吴瑭，不出意外应该是踏上科举官场一途，但在吴瑭十九岁时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父亲因病去世，这给了吴瑭很大的触动，于是产生了学医的强烈愿望；而让吴瑭踏上医途的是他侄子的去世。

吴瑭天资卓绝，仅仅用了数年的时间，便探索出了一些规律和医治方法，并在之后的岁月里积累了丰富的行医经验，成为世人敬仰的名医；之后在北京检核《四库全书》时，得见其中收载吴又可的《温疫论》，深感其论述宏阔有力，发前人之所未发，极有创见，又合于实情，便仔细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而且他对叶天士更是推崇，但认为叶氏的理论“多南方证，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他在继承了叶天士理论的基础上参古博今，结合临证经验，撰写了《温病条辨》5卷，对温热病学说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温病有9种，吴又可所说的温疫是其中最具传染性的一种，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其他八种温病，可以从季节及疾病表现上加以区分，这是对于温病很完整的一种分类方法。

书中创立了“三焦辨证”的学说，这是继叶天士发展了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之后，在中医理论和辨证方法上的又一创举。叶氏的《温热论》中没有收载足够的方剂，而吴鞠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在《温病条辨》当中，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实用方剂，象银翘散、桑菊饮、藿香正气散、清营汤、清宫汤、犀角地黄汤等等，都是后世医家极为常用的方剂。现在临床上使用的方子，《温病条辨》方占十之八九。

四位：王士雄

王士雄字孟英，号梦隐，又号潜斋，别号半痴山人，是清朝嘉庆至同治时期的名医；没有任何意外，这王士雄也是出自中医世家，他的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名医；但是在王士雄14岁时，父重病不起，临终前曾嘱咐他：“人生天地之间，必期有用于世，汝识斯言，吾无憾矣”。

父亲死后，他遵家训钻研医学，但终因家境贫困，厨无宿舂，无法度日。为了生计，于是去婺州孝顺街佐理盐务。他白天工作，谋食养家，晚上“披览医书，焚膏继晷，乐此不疲”。虽身处逆境，但决不因此而影响学业，反而激起了发愤图强的精神，学医之志愈坚。

王士雄生活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他对当时传入之西方医学持开明态度，不抱门户之见，有分析地吸取，并据理批评了中医界有些人尊经崇古、拒绝接受西说的守旧思想，反映了他善于吸取新知的治学精神。更值得指出的是，王士雄十分重视临床，注意从实践中求得真知。他平时诊务繁忙，广泛接触病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作为“温病四大家”，王士雄在瘟疫一道上的成就当然也是十分突出的，他一生勤于著述，给后人留下了大量富有学术价值的医学文献，其中《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温热经纬》 、《随息居饮食谱》 、《归砚录》、《潜斋医话》和《王氏医案》是他的主要著作。

自人类诞生以来，便一直受到瘟疫的威胁，而且一旦瘟疫爆发，将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比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 鼠疫）”，总计夺走了超过2500万人的性命；再比如让璀璨的玛雅文明毁于一旦的“天花”。总之，各种各样的瘟疫名目有很多，且都让人类蒙受了巨大损失。

而中国，也是没能逃过瘟疫的魔爪，不过聪明勤劳的中国人，从没有屈服过这个“魔鬼”，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人剖析过瘟疫发生的原因和对抗的方法，详细记载于《吕氏春秋·季春纪》、《黄帝内经》、《素问·本能病》等著作中，但当时的记载都比较简略，而在之后的时间里，又有无数的医生学者们不断为研究怎么治疗瘟疫而努力，这里主要盘点其中的六位名医，看看都有谁吧。

TOP、6 吴瑭

吴瑭是清末淮阴人士，天资聪颖的他，本来应该是考科举进官场的，但由于父亲和侄子的先后病逝，让吴瑭转而开始学医，经过数年的努力，他终于探索出一些规律和医治方法，并于1798年著成《温病条辨》一书，他的这部书，是祖国治疗温热病较有系统的一部温病学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

他还著有《吴鞠通医案》等著作，使温病学更加完整和系统化；后世在划分中医“四大经典”的时候，有一种划法，就是将吴氏的《温病条辨》与汉代的《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神农本草经》并列为中医必读的“四大经典”。他所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TOP、5 叶桂

叶桂字天士，所以又叫叶天士，他不仅是清代著名医学家，而且还是古代四大温病学家之一；他出生于医药世家，十二岁时随父亲学医，在父亲去世后，为了生计开始行医应诊，因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叶桂虚心好学，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其中包括周扬俊、王子接等著名医家，无怪后人称其“师门深广”。

叶桂医术高超，尤其以治疗瘟疫见长，这也难怪，因为当时乃至现在，瘟疫都是人类医学史上最难最危险的关卡，如果能从根本上解决瘟疫问题，将是造福全人类的大功德；他所著的《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而且还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

TOP、4 李时珍

李时珍出生于明代的医药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时的名医；李时珍33岁时，因治好了富顺王朱厚焜儿子的病而医名大显，后被推荐到太医院工作，授“太医院判”职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但任职一年后，李时珍便辞职回乡。这段时间对李时珍的成长极为重要，因为他有资格翻阅珍藏宫中的大量医学典籍，极大的开拓了眼界。

但也因此，李时珍发现了古人记载的不少错误，于是毅然辞去了官职，致力于对药物的考察研究，着手开始编写《本草纲目》，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参考了800多部书籍，足迹遍及湖广、江西、直隶许多名山大川，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而瘟疫这个医学界的大难题，自然也在李时珍着重研究的范畴之内，其中有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就不一一列述了。

TOP、3 葛洪

葛洪是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曾受封为关内侯，后隐居罗浮山炼丹。众所周知，古代的方士不是那么好当的，基本是天文地理医药化学物理等等都要精通才行，尤其是化学和医药，这两项最为关键，所以这个葛洪自然也是如此了，他不仅是东晋时期有名的医生，而且还是预防医学的介导者。

著有《肘后方》，书中最早记载一些传染病如天花、恙虫病症侯及诊治，书中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其中“天行发斑疮”是全世界最早有关天花的记载。

TOP、2 华佗

华佗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

虽然华佗在外科方面最为有名，但并不代表华佗其他的方面就很薄弱；东汉末年时，天灾人祸不断，所以瘟疫横行，这种情况下，华佗自然对瘟疫也是极有研究，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TOP、1 张仲景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虽然张仲景与华佗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两人着重研究的方向截然不同，如果说华佗是实战派，那张仲景就是理论派，他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

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只有这六位名医有研究如何治疗瘟疫，其实中医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炎帝、黄帝时期，因为炎帝又被称作“神农氏”；在这数千年间，中医传承一直未曾中断，每朝每代都有天资卓绝的医学天才出现，他们研究的终极课题都是如何从根本上防治瘟疫，而且取得了极大的成果，相信迟早有一天，人类能真正完全战胜瘟疫。

从古至今，瘟疫都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尤其是医疗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死伤都是非常巨大的，且古代瘟疫爆发的频率也远比今天要高得多，纵观我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

而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对当朝者的一次考验，如果朝廷对瘟疫处理不当，会引发统治危机甚至有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面对瘟疫，朝廷往往都会竭尽全力去阻止瘟疫的蔓延。

那么面对瘟疫，古代通常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笔者将以宋朝防治瘟疫为例，来与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古代人对瘟疫的治理。因为宋朝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宋朝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朝最值得研究。

其实，古代的医疗水平虽然不发达，但古人对瘟疫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浅，甚至他们对瘟疫的防治理念也并不落后于今人，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古籍都有对“瘟疫”的详细介绍以及治疗办法，甚至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明朝著名医家吴有性曾长期致力于对瘟疫的研究，并创作了《温疫论》一书，系统介绍了瘟疫的发病，症状与医治方法。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也是取自《温疫论》等古人总结研究而成的医书。

所以，古人防治瘟疫的理念与今天人们防治瘟疫大同小异，具体步骤如下：

一，发现疫情上报朝廷

瘟疫一旦发生，仅凭地方是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的，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集全国之力进行防治，宋朝从立国之初便要求各地官员发现疫情必须及时上报。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瘟疫频发，但各地上报非常少，皇帝对此产生疑惑，因此而下诏令“比日上封言事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而后皇帝下令整顿中央与地方官府机构，保证从地方到中央政令顺达畅通。

二，朝廷得到关于瘟疫的奏报后即派医官前去医治，并动用国库征收各地药材发往疫区

瘟疫发生后，朝廷会立即向疫区派遣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的太医，令他们前去巡诊并与地方医者共同研究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向疫区散发汤药。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开封发生疫情，朝廷即派十位医术最高的太医前去诊治，另外还拨款令太医们随时调用。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阻止进一步的传染。

其实我们现在防治瘟疫扩散的主要措施就是隔离，而“隔离”也是取自古人治理瘟疫的理念。

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吴越一带发生瘟疫，“死者殆半”，非常严重，当时的越州知州赵抃即设立“病坊”，用以收留病患，隔离治疗。

宋哲宗元祐年间，杭州发生瘟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也曾设立“病坊”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事实上，瘟疫发生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并不仅仅是宋朝所专属的，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等历代王朝都有类似的隔离措施。

四，官府出资掩埋尸体。

从一开始的救治病患到后期对尸体的掩埋都是由官府出资的，病人一旦不治而亡，则由官府施赠棺木并集中掩埋死者。而朝廷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在官府的监督下妥善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第二点则是稳定和收买民心，防止百姓趁机作乱。

五，保护水源，改善饮用水的环境。

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非常超前，宋朝意识到水源对疫情发生及扩散所起到的作用始自南宋，很多史籍都有官员治理水源防止疫情发生及扩散的记载。

比如宋孝宗乾道年间，隆兴府知府吴芾看到豫章沟岁久湮塞，他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而后带领地方疏通了豫章沟。

其实，古代面对疫情，朝廷以及地方所能做的大抵也就以上这些了，尽人事，听天命。瘟疫的发生固然有很多客观的自然因素掺杂其中，但更多的是人祸，人类只有爱护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