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的注解最早开始为汉代。

注释是指解释字句的文字，也指用文字解释字句。可以是文字符号等多种形式。注释，是对书籍或文章的语汇、内容、背景、引文作介绍、评议的文字。

中国古代分得较细，分别称之为注、释、传、笺、疏、章句等。包含的内容很广。诸凡字词音义、时间地点、人物事迹、典故出处、时代背景都是注释对象。有脚注、篇末注、夹注等形式。

古籍注释列在正文之中，有双行夹注和夹注。现代书籍注释列于正文当页之下，称脚注，亦称本面注；列于文章之后或列于书籍之后者称篇末注。不管采用何种方式，全书注文的编排一般要求统一，以便于读者查考。注释在教科书中应用广泛，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条件。

现代学术作品中的注释一般分内容解释和来源解释两种。前者多指对文章或书籍中某一部分词句作进一步说明，但为了防止冗杂而把它放在段落之外（文末或页边）。

后者一般是为了保障原作者的著作权，注明某此语句、词语、观点的来源，以便读者的查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和劳动。

1、你好，您这个是柳公权书写的玄秘塔碑文，是柳体的代表作，建国以来新华书店出版了很多套这样的东西，为柳体字学习者的法帖。

2、由于这类善本的鉴定的特殊性，除了个别一眼就能识别的情况下，我们一般需要对，纸质、墨色等等上手鉴定。但是你这个说是拓本，鉴定最直接的方法是：局部，用白色宣纸搽，如果有墨色下来，则说明是拓本，否则是印刷品，因为，直接拓本，是用墨色直接蒙在碑文上去拓的，墨色很容易掉下来，印刷品是直接印刷，一般很难掉下来，特别是铅印。

3、单从你这个上看，品相很差，多有破损，装订风格、纸的颜色、设色上看，你这个很可能是印刷品。

以上是道光的原碑拓片，你手上的基本上算是印刷品。供对比

动词的第一个字、介词、助词或连词，对应符号“钩”。

设：动词、介词、副词或结构助词“所”=a，a所搭配的名词性短语或动词性短语=b。

则；a符号“二”b符号“一”。

同理，对于下位概念=语素或词，符号“四”a符号“三”b符号“二”c符号“一”。

对于中位概念=短语，符号“下”a符号“中”b符号“上”。

对于上位概念=小句，符号“丁”a符号“丙”b符号“乙”c符号“甲”。

要是单纯从汉字外形来说，日文中的汉字，和我们的简体字相仿，韩文中的汉字，更像是我们的繁体字。例如医生的“医”，是简体字，这一字在日本，也写作“医”；而繁体字“医”，在韩文中仍在继续使用。

为何韩文中还有不少繁体字？这是成功“脱汉”的结果。清朝晚期，以往的中华帝国日渐没落，而直接导致汉文化圈凝聚力不断下滑。

18世纪末，西方文化强硬进入东方，让那时候的人们出现意外发觉，中国不再是世界唯一的中心。尤其是受汉文化影响极为深刻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最后引发了一场波及范围极广的“脱汉运动”。之后“提倡韩文，废除汉字”的运动越来越盛，导致汉字停留在了繁体字时期。

成功“脱汉”给韩国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由于许多韩国古籍，是汉字写的，“脱汉”后导致韩国人读不明白自个老祖宗留传下来的文化，也没法确切了解自己的历史。

针对日本来说，可以有许多简化汉字使用，是因为“脱汉运动”失败了。从18世纪末，日本就逐渐进行语言改革，建立属于自个的民族文字，也有激进的“脱汉”方案，同样是废除汉字。想不到，汉字用了上千年，想废除也很不易。

在实施取消汉字的全过程当中，日本社会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最后这种完全废除汉字的提议被搁置了，改成“去繁、简化、限制”汉字。

古人写字常出现形近字相混的情况，尤其是在做偏旁的时候一些字形非常接近的字常常混用不相区别，比如土与士，字形上只有笔画长短的区别，但在书写中这种区别很容易被忽略掉，所以常见古籍中土与士都写成一个字形。比如上面所列的社、吉就是如此。

但是字形相混就会出现一些识别的问题，而且没有区别特征就会造成文字的混乱。所以文字在演变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形成了一个区别特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古籍中有些以土作偏旁的字就多了一个点画（如上图的“社”），作为区别特徵。但有些区别特征并没有保留，只存在于手写文字中，在刻本和印刷体字完全找不到。

杨与扬不仅是木、扌相混，这两个字所从的“昜”与形近的“易”也有混用的情况，而且混用例子可以追溯到秦代。“易”字在秦简中就常见写作“昜”的情况。

知道了上面的文字相混现象，如果再见到汉代扬雄写作杨雄就不用在奇怪了。而且依此规律总结一些形近字形，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有趣的用字现象，大家可以尝试探索下去。不过古代以手抄为主，所以容易出现形近字形在手抄过程中出现互相讹混的情况。

《曹全碑》中的“杨”字，可以清楚的看到右侧所从是“易”而非“昜”，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昜、易作偏旁时相混的例子。

而现在，随着电脑越来越普及，字形互相讹混的情况可能会减少，但带来的是“网吧”写成“王八”一类的同音替代别字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古代重视规范字形，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字书，而我们今天应该重视规范字音，这样才能避免产生过多的假借字。

学会文言文就能无障碍的阅读古籍了吗？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都是文言文写作的。我们阅读这些宝贵的古籍，肯定是需要文言文功底的。但是光是学会了文言文，阅读古籍还是有困难的。因为古籍距离我们年代久远，又因为古人在引用，转述别人的观点的时候往往比较随意，并不是依据原文内容来引用的。这与我们现在的学术论文引用有天壤之别。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仅仅认为学会了文言文就能阅读古籍。文言文的精髓在于他的一些特殊句式，重点实词的多种意思。掌握了特殊句式，积累了足够的词义才算是基本掌握了文言文。

要想学会文言文之后无障碍阅读古籍，还需要在基本掌握文言基础知识外，仍然需要借助前人的注释。比如《孟子》一书对《诗经》的引用。孟子在《孟子》中引用《诗经》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忽略了《诗经》原来的意思。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代的阅读习惯，那就是每段话都很懂，但是不知道在表达什么？这需要历代专家学者的解读，比如对于《孟子》我们可以阅读东汉赵歧的《孟子》注，还有南宋朱熹的《孟子章句》，以及近代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而对于其他古籍也是如此。

一些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类文化现象很繁琐，学无止境，我们需要大量的积累。所以即使懂了文言文，也不一定能看懂古籍。如何能看懂这些古籍呢？我们就需要翻阅前人的注解。在前人了解的基础上，多方考证，最终会得到满意的答案。（来自网络，版权属原作者所有）